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文学史应注意到读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注意到论文,文学史论文,读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文学史观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待具体文本的态度，强调对文本原义的还原，与此相应的方法便是考据索隐或“述而不作”；另一是阐述文学发展过程，注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文学的制约作用，试图借此对文学发展规律有一个客观认识。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从作者作品的立场出发，企图对文学事实进行客观的把握，读者在此是被忽略不计的。事实上这种认识的客观性无法做到。认识本身就不可能是客观的，而历史文本中的“历史”是否就是历史的原貌？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只有为人所接受的历史，不存在在人的认识之外的历史。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因为文学的意义只能出现在现实主体与历史文本的对话和阐释之中。读者作为接受主体赋予文学发展以历史的连续性，读者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文学作品。单纯强调社会现实对文学的制约作用，并不符合文学接受的真实状况。社会现实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影响是间接的。在接受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了他对文本的接受态度。
引进接受美学或解释学理论，从读者或本文角度审视文学的历史发展，或许对理解历史上纷争不已歧义百出的文学文本不无助益。比如阮籍、李商隐的诗题旨隐晦，真意难辨，后人对此多凭猜测。“一篇锦瑟解人难”，“独恨无人作郑笺”，均道出把握作者本意之困难。若本着对作者作品进行所谓的客观认识，或从社会历史现实方面对文本形式加以解释，显然是颇为棘手的事。而且，这种接受方式实际上已带有主观色彩。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等理论观点必然导向还原文本“原意”的企图，由此出发就有为了维护经典原义，强调“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但是无论对经典文本只作注、疏式转术，还是试图阐释文本原义，都不可能是原样再现，主体的认识必然已渗入其中。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待这些文学文本，有关难题或许能自行消解，而不能不承认各种各样的读者接受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可以把“锦瑟”看作一种象征物，也可以把“锦瑟”理解为一个丫鬟的名字。在所有的文本接受中其实都存在着这种认识差异，“锦瑟”无非给传统的思维方法出了个难题。
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后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这一说法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作家创作必然受制于他个人先天和后天的条件，认识其作品必须对他的为人有所了解。但这种认识方式依然还是从作者作品的立场出发，而非从读者的视角来看待文学接受，属于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学接受。根据这种认识方式写成的只能是文学批评史，不是文学史。由此发展到后来，必然就有了以人品论文品的标准，也就有了诸多困惑。比如一些看上去人品有亏的作家，偏偏写出上好的作品，这时究竟以人为主，还是以文为主来评价文本的价值？如果执其一，如何解释二者的关系？如果兼及二者，往往因人废言，难道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吗？仅仅用作者思想性格矛盾显然不能作出完满解答。这里关系到一个问题，即美国解释学学者赫施所说的文本的“含义”与“意义”之别。赫施在其《解释的有效性》中指出，“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中，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赫施认为本文的含义是确定不变的，而意义乃处于变动不居的历史演变之中。本文含义和意义分别是解释和批评的各自对象，解释是为了揭示含义，批评是为了阐发意义。文学史应不同于文学批评史，批评家可以根据与文本有关的某个人、某个情境对文本“意义”进行考察，但是文学接受（或如赫施所言的“解释”）则在于把握本文的含义。
读者完全把握本文的原意是困难的，在读者接受过程，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乃受读者“期待视野”所制约。读者接受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决定作品的价值。犹如一些歌功颂德道貌岸然之作，虽然借助种种政治手段或舆论鼓吹，若不能为读者所接受，终究泯没不闻。同样，同一作者，他的作品必然也有不同的命运，就像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家喻户晓，而他的一些讽谕之作就未必为人所尽知了。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有接受它的读者，反之亦然。尽管从解释学角度来看，本文含义是确定的，可复制的，唯一能决定本文含义的只有创造该本文的作者。而解释具有广泛性，因为其对象本身是广泛的，解释离不开想象和猜测。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本文作者的原意是不存在的，它在历史长河中已演变成了一系列他者。为此，一个解释者要达到对本文含义的确切理解是不可能的，试图“客观”地揭示作者原意成为徒劳的努力。不过，正如赫施所认为的那样，对本文的理解或接受并非完全不确定的、相对的，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不等于理解的不可能性。这使接受或理解有其一定的规律可寻，文学接受史、效果史写作因此是可能和可行的。
着重于揭示读者接受的文学史，可以有几种写法。一者考察一部文学文本的读者接受状况，如《诗经》自其产生以来，各代读者的接受情况。借此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标准之差异，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像后人与汉儒的接受标准、接受方式就有很大不同。但是历史不是割裂的，第一代读者的阅读接受又未尝不对后代读者发生影响，因此，接受过程有可能存在各种交叉状态。掌握其间的规律，或可清理出文学发展的脉络线索，对民族心理、传统文化特征会有一个宏观的认识。除此之外，以一个时期文学接受为考察对象，了解本时期文学思想的标准特征，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比如汉代辞赋盛行，为汉一代文学之代表。汉武帝读《大人赋》的心态是“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间意”；司马相如以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扬雄晚年却感叹“赋乃童子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班固则认为赋的写作有“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功能。汉赋之盛衰，从汉人的接受心态中实不难得见。这种断代读者接受史应是整个文学史写作的基础。还可以有一种写法，即以某种文体为主，探讨此一文体在历代的接受情况。或以某一文体的某一类别，写成分体文学接受史、分体断代文学接受史，诗文辞赋书奏箴铭碑颂传赞，皆无不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或可从词义的“符号”“类型”入手，探究读者接受活动的一些具体环节及文本在接受过程所起的作用。或从接受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属的阶层来看待不同阶层的读者不同的接受态度，以及带有阶层性特征的审美趣味。再是以作者为单位，探讨其作品为各个历史时期读者所接受的状况，既了解这一作家作品的流传经过，也由此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审美标准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像陶诗价值由最初不被充分认识到被人推崇备至，其间反映了读者思想标准的变化。读者的审美品味也影响到作者创作，从而促进文学思想审美标准的发展变迁。逐一死去的作者无法看到文学历史的延续，是一代代的读者将文学的历史接续下去，一些湮没不闻的作者或作品的不幸正在于一时或永久地失去了读者。与此相反，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作家作品若干年后命运却有极大转机，也是有赖读者接受得以如此。从文学历史的盛衰流变，不难看到一代一代读者的身影，文学的历史也应是读者接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