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社区党组织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结构论文,化与论文,党组织建设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62(2006)02-0015-04
一、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
城市社区党组织发展变化的背景是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导致城市社会组织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行政主导的单位制解体和市场发育引起的人口流动。研究这些变化是我们研究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首先，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引发了城市社会结构的重组。改革开放之前，单一的公有制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集权政治，几乎把所有的人都锁定在一个由行政权力主导的单位里，整个城市社会完全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组织体系。所以，传统体制下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一种单位人，也是一种政治人，人的社会属性被掩盖在政治属性之中。城市社区第一批社会人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上个世纪80年代，城市社会出现了个体和私营业主，同时也出现了雇用工人。这是突破传统行政组织体系的第一批社会人。随着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国外资本的大量进入，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由行政主导的单位体系的缺口也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传统的单位体制，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企业的富余人员大量下岗分流；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走出传统的单位体制，下海经商办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民办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随之流入城市；一些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逐步摆脱单位的控制，开始选择自由职业。与此相适应，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影响越来越大。城市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逐步瓦解，政府统制的空间日益缩小，超越传统的单位体制而进入城市社区的人口日益膨胀，成份越来越复杂，城市社会需要自主的空间日益扩大。
其次，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超越政府的行政管制成为城市社区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几乎都是政府的摹本，企业与城市社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改变对企业的行政管制方式，全能的政府逐步转变为有限的政府，政府对企业纵向的行政控制日益弱化，企业作为非政府的市场主体与社会的横向联系却日益加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各级政府相继撤销了按行业划分的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原来的企业主管行政部门先后改为集团公司或资产经营公司，成了无上级的经济实体，开始按照市场规则运作，不再对下属企业实施指令性的行政管制，其下属企业也就少了一个实施行政管制的“婆婆”。已经或者正在超越政府行政管制的企业，客观上给以往封闭的行政管制体系打开了又一个缺口，在走向市场的同时，也开始走向社会，一些企业的党组织关系已经归口所在区域的地方党组织管理，成了地方党组织和城市社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进入90年代以来，企业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共驻共建”和谐社区不仅是社区工作者的愿望，同时也成了企业自身的需要；一些新经济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超越了政府的行政管制，一开始就与社区发生着多方面的联系。
再次，商业住宅小区的出现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社区。社会生活的市场化运作必然导致个人之间为争夺城市内部的有利区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与空间区位相联系的全新的生活格局。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个人和社会集团在争夺优势区位过程中的相对竞争实力，其结果是产生地理空间上的居住隔离，形成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近的阶层型社区。正是这种由经济实力和市场规则决定的空间区位的争夺需求，促成了城市商业住宅小区的大量开发，也造就了一批阶层型的城市社区。也许，这些新型的城市社区所容纳的城市居民还不占城市人口的多数(目前还没有人对此做过专门统计)，但从发展趋势看，新型社区作为未来城市社区的主导形态，取代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单位型社区将成为城市社区变迁的必然趋势，我国城市社会不仅具备了这种变迁的机制和条件，而且这种变迁已经令人吃惊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新型社区的出现对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促进社区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及增强社区的内聚力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阶层型社区的形成势必会出现富人区与贫民区的差距，容易形成封闭的阶层等级意识，进而造成社区之间的对立与仇视。
最后，大量人口向街道聚集加速了城市社区的发育。如果说80年代第一批城市社会人的出现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城市社区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行政主导的单位体制逐步瓦解，造成大量人口向社区聚集，客观上加速了城市社区的发育。90年代以后进入社区的人口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回归社区的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第二类是进入社区置业和创业的业主；第三类是进入社区就业的外来人口。这三类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是进入社区就业的外来人口，其中以外来农民工居多。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90年代以来进入社区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原社区居民的数量。正是这些新进入城市社区的人口彻底改变了原有城市居民群体的祖居模式和单位模式，加快了老城区的改造步伐，加速了商业住宅小区的开发，也加速了新型城市社区的生长和发育。随着城市社区的快速生长和市民社会的出现，城市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低水平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带着封建伦理色彩的“公社化”人际关系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市场规则决定的新型人际关系。
二、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面临的困境
与城市社区生长发育同时，社区党组织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最近10多年来，随着城市社会组织结构的快速变化，城市社区的人口急剧膨胀，社区党员的数量也快速增长。社区党员的身份多样化，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复杂。社区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1、社区党员的数量快速膨胀。随着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在大量人口流向社区的同时，在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社区党员数量迅速膨胀。城区居委会党组织现有党员数量一般都在100人以上，多的已经超过200人(还不包括那些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和那些没有接转组织关系的党员)。聚集在社区的党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农村流入城市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党员；二是国有企业转制分流和下岗的党员；三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党员；四是在社区购房、租房和创业的党员。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外来农民工的党员，其次是离退休党员和下岗分流的党员。按照党章的规定，党员人数超过50人就应该成立党总支，超过100人就应该成立党委。可是，目前居委会党组织绝大多数仍然是支部建制。这种超常规的组织状况已经严重不适应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需要。社区人口和党员数量快速膨胀，加剧了社区党建工作的难度。这是社区党组织建设面临的第一大困境，其他难题都直接或者间接与此相关。
2、社区党员的素质普遍偏低。目前社区党员主要包括：农民工党员、下岗失业党员、离退休党员和在社区购房创业的党员。前二部分党员普遍文化素质偏低，最后一部分党员则归属感不强，而且由于事业的拖累，很难顾及到党组织的工作。从总体上看，可以把社区党员概括为“四个不”：一是文化不高，二是收入不丰，三是年龄不小，四是参加活动的热情不高。而离退休党员还有一个身体不好的问题。正因为社区党员素质普遍偏低，所以，有学者认为社区党员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在这样一个群体中开展工作，其困难显而易见。何况社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又身兼数职，而且本身文化素质就不高(据广州市一些街道的同志反映，居委会党组织负责人的文化程度普遍是大专以下，具有本科和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极少)，工作能力也有限。由于党员素质普遍偏低，党组织自身建设必然受影响。
3、社区党组织活力明显不足。社区党组织活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员的组织归属感不强。过去党员都把党组织看成是自己的“娘家”，现在社区的党员尤其是那些下岗失业的党员并没有这种“回娘家”的感觉；相反，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在党内被遗弃的部分，对党组织的感情日渐疏远。另一方面，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党组织开展活动本来就不多，偶尔搞一次活动，总有一部分人不是因为工作忙，就是因为没有热情和兴趣不参加。造成党组织活力不足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党组织缺乏共同的利益纽带。社区党员在城市社会中普遍处于弱势，多数党员经济收入都不高。社区党组织缺乏凝聚党员的利益纽带，不能提升党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就没有组织党员的行政权威。二是党务工作人才严重缺乏。社区居委会原有的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妇女，虽然责任心很强，但工作能力却普遍有限。最近几年，居委会从社会上招聘了一些社区工作者，但能够适应目前社区工作的高素质人才仍然十分有限，能够做党务工作的干部就更加缺乏。三是社区党务干部的待遇普遍偏低。目前，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社区党务干部)工资待遇偏低。广州市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平均收入水平大概是1500元左右(不同的城区还有差异)，仅仅是略高于广州市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而且缺乏正常的晋升机制。工资待遇偏低，必然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党组织传统活动方式缺乏有效性。党的传统活动方式主要是指“三会一课”。街道党组织还很难超越这些活动方式，不仅因为创新活动方式缺乏经费的支持，也因为缺乏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因而效果也就不理想。
4、社区居委会工作任务严重超负荷。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普遍过重，严重影响了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正常开展。目前广州市居委会承担的工作任务多达100多项。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任务，都推给了社区居委会。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拆除违章建筑等工作都交给了社区居委会。同时，还要没完没了地应付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的各种检查、评比。从目前广州市的情况来看，居委会的党支部委员95％以上是由居委会干部兼任(笔者走访过20多位居委会主任，只有一个没有兼任党支部书记)。居委会干部整天忙于应付繁重的行政事务，服务社区、服务群众的本职工作反而成了从属地位，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党务方面的工作，使居委会党组织自身建设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此外，条块分割也增加了社区党组织建设的难度。一些坐落在社区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对社区党建工作的支持和配合还不到位，有的同志甚至视自己单位的级别高而不太愿意与社区的同志打交道，使社区内各单位的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很难理顺，工作难以开展起来。
三、走出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困境的出路
城市社区党组织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如何适应城市社会和党组织自身多方面的变化，走出目前的困境，是社区党组织建设研究的新问题。
1、充分调动社区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社区党组织建设要走出目前的困境，理顺社区党员干部的情绪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就是如何增强社区党务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唤醒社区党员的党性是首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要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的素质。社区干部使命感和责任心不强，社区党员缺乏党性自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素质不高。因此必须加强对社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引导他们从战略上去认识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除了抓好对现有党员尤其是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外，还要引进一些高素质的社区干部。其次，要理顺社区党员干部的情绪。社区干部使命感不强，社区党员缺乏党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员干部的情绪不顺。理顺社区党员干部的情绪，不仅要改善他们的待遇，同时要调整党内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目前，社区党员实际上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社区干部工资待遇偏低，已经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导致他们对党的感情日益淡化，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善社区党员干部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同时要通过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完善国家的分配和福利政策来调整党内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尤其要注意改变目前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党内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而另一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状况。这是理顺社区党员干部思想情绪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必要前提。
2、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这些改革举措的提出，无疑有利于加强社区党组织的民主建设。社区党组织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全面落实《决定》提出的各项制度和要求。只有这样，党才能够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集中民众的智慧、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社区党的建设才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
3、积极创新组织管理模式。目前，以单位为基础建立的组织结构体系已经被打破，党员流动频率加快、数量扩张，组织管理纵向不到底、横向不到边，局部呈现出非组织和无序状态。过去长期形成的行政化组织管理模式已经适应不了社区党组织变化的新情况。因此，必须改革组织管理行政化的传统模式，实现管理观念和管理手段的全面创新，尤其要注意着手解决一些突出的现实问题。首先，管理观念要创新。要树立开放性和非行政化的组织管理观念，要理性地认识到行政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已经过时，不要拘泥于那些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组织管理规定(有些规定实际上已经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要尊重实践、尊重党员的意志，以积极进取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去创新组织管理观念。其次，管理手段要创新。要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党员实施网上身份管理，在逐步消除组织管理行政化倾向的同时，简化组织关系认定和转移手续，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组织审批程序。再次，要把住“进口”，疏通“出口”。把好“进口”的总体要求是把入党的门槛垫高，确保进入党内的同志都是优秀人才。要坚决杜绝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请人入党和“批发”党员的现象。疏通“出口”，要彻底改变目前存在的入党容易、退党难的不正常现象，逐步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让那些想退党的同志能够轻松、简便地退出去。退党本来是党组织的一种正常的新陈代谢行为，对这种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不利于党组织自身的肌体健康。总之，组织管理的目标是要确保党员的质量，组织管理的手段和措施必须围绕这一目标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