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际论文,当代论文,青年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3-03-11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32X2013)02-0060-06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自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多依奇(M.Deutsch)开创了信任的心理学研究以来，信任研究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并引起了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极大关注，不同学者分别就信任的概念类型、信任产生及形成的机制、信任的特点及信任行为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际信任是信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信任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内容。人际信任之所以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兴趣，不仅因为人们对传统中国熟人社会中亲人间相互信任带来的脉脉温情有着怀念，更因为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生人社会中将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各种风险有着“被迫”思考。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熟人信任维系了这一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合作。对于将社会关系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基础上的中国人而言，“放心”或“相信”他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就成为人际信任的标志。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异质性和匿名性增加，也使得关系网对个人的约束力显著下降，传统中国社会以“关系取向”为主要方式而建立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了强烈冲击。特别是对于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们既需要依赖与更多人维持更好的人际交往；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较强异质性和匿名性却不得不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加强戒备。那么，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呈现何种样态？不同类型青年群体人际信任是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何提升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水平？这是本研究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国内已有较多研究关注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状况[1-5]，但有针对性地探讨当代城市青年群体人际信任的文献却为数不多。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现有研究中，仅有两项研究专门针对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特征进行了考察。奚春华通过对10个城市1239位青年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已婚和未婚的城市青年在人际信任上均呈亲疏有序的差序格局[6]；而初浩楠等人则通过情景实验的方法，从信任程度和动态信任两个方面进行比较，探究青年人信任“自己人”和外人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女性比男性更信任“自己人”且信任提升速度更快；男性比女性更信任外人且信任提升速度更快[7]。
梳理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我国城市居民人际信任特征已有较多研究，但专门针对城市青年群体人际信任状况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仅有的两篇文献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更无法进行直接比较，因而很难准确揭示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整体样态。同时，已有研究缺乏对不同类型青年群体人际信任的比较，从而无法获知不同类型青年群体人际信任的具体状况和差异性特点。鉴于此，本文意在整体考察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总体特点的基础上，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青年群体人际信任的差异性，并据此提出提升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水平的意见和建议。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变量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构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次的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分别从南京、天津、深圳、重庆和兰州五城市抽取样本，共获样本5296例。因本研究重点关注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故从数据库中选取符合条件的城市青年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本研究中，城市青年指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年龄在18～40周岁的自然人。按此标准，共得到城市青年样本1827例，其中，男性871人，女性954人，分别占样本总体的47.7％和51.6％(2人缺失)；已婚者1063人，未婚者739人，离异着21人，分别占总样本的58.2％、40.4％和1.1％(4人缺失)；18岁～25岁的青年586人，26岁～30岁的534人，31岁～35岁的342人，36岁～40岁的365人，分别占样本总体的32.1％、29.2％、18.7％和20.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241人，高中学历者431人，大专学历者439人，大学本科学历者569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147人，分别占样本总体的13.2％、23.6％、24.0％、31.1％和8.0％。
(二) 研究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为人际信任。人际信任作为对某种人际关系的信心程度，表现为对交往对象的一种预期和信念[8]。对中国人而言，这种交往对象既可以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人、朋友、老乡、同事等，也可以是置身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之外的外人或陌生人，如生产商、销售商、网友等。鉴于此，本研究考察了城市青年在生活、交往和工作中所有可能接触的对象，并参照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2，3，9]，将人际信任的对象概括为14类：核心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亲密朋友、一般朋友、邻居、一般熟人、老乡、单位领导、单位同事、网友、生产商、销售商、陌生人。每一类对象采用了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不信任、非常不信任5个尺度，并分别赋值5、4、3、2、1。然后运用主成分法对14类接触对象进行因素分析(KMO为0.845)，经过变量最大化旋转，共得到4个人际信任因子。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14类接触对象可归类为4个因子，分别为：亲人关系因子，包括核心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和亲密朋友；熟人关系因子，包括一般朋友、邻居、一般熟人和老乡；工作关系因子，包括单位领导和单位同事；生人关系因子，包括网友、生产商、销售商和陌生人。这一结果与李伟民、胡荣等人的分类(详见参考文献[2]、[3])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单位领导、同事与一般朋友等不再是同一类信任对象，而是独立了出来，成为单独一类因子(本研究命名为工作因子)。可能的原因是，在当前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际关系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得到了加强，契约、物以及其他物化了的设置中介了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10]，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开始冲击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11]。而青年期是个体人际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包括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对城市青年而言是一门必修的学问，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职业人际关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如冯伯麟通过对北京市中学教师的研究发现，年龄与同事关系的满意度成正比，年龄越低，与同事关系的满意度越低[12]；吴鲁平、谈杰对IT行业白领青年的研究也发现，白领青年与领导和同事之间的工具性人际关系总体上处于负面状态。这种负面状态极大地消解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13]。可见工作关系对于城市青年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将其单独归类，应能提升本研究对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结构分类和测量的有效性。这也表明，对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结构的研究，不仅应考虑关系亲疏和情感特征，也应该关注人际交往的时空特征。
三、结果及分析
(一)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总体特点
由表2可见，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具有明显亲疏有别的差序特点：与个体关系最亲密和最稳定的亲人关系的人际信任度最高，较亲密和较稳定的工作关系和熟人关系次之，最不亲密和交往最不稳定的生人关系人际信任度最低。这一总体趋势与以前的相关研究有很高的一致性。这表明，虽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强烈影响着城市青年人际交往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但总体来看，这种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传统人际交往的结构和特征，城市青年在人际信任上仍表现出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高度一致的差序格局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青年对工作关系的信任度高于熟人关系。其可能的原因是，对大多数城市青年而言，稳定的工作以及由此建立的工作关系是他们立足于城市的根本保证，特别是很多城市青年从事的职业需要与其他人的良好合作；同时，生活在大城市的城市青年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他们的交往圈子相对较小，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频率最高和交往最稳定的人际关系。因此，他们对工作关系的信任高于对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的信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不同类型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特点及比较
1.不同性别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特点及比较
为比较不同性别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特点，我们进行了独立样本的t检验，具体结果见表3。
表3显示了不同性别城市青年在人际信任各因子上的得分及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对于亲人关系、熟人关系、工作关系还是生人关系，男性的人际信任度都高于女性，这与田可新等人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状况调查的结论较为一致[14]。除了工作关系外，男女性在其他3个因子上的得分都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与不同性别城市青年生活和工作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客观外界因素有关。首先，从亲人关系来说，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男女对家人和亲人应该都具有高度的信任，女性的信任度可能还会高于男性，但对于当代城市女青年而言，她们是家庭矛盾特别是夫妻冲突的更大受害者，因而可能出现较低的亲人信任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对所有亲人都表现出低度信任，可能仅仅表现出对某些特定对象如对丈夫不信任而对父母依然高度信任，但本研究无法提供具体的分析)；其次，从对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的信任来看，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他们都是具有不确定性并带有一定风险性的交往对象，依据社会角色理论，由于男女性不同的生理差异和长期以来所接受的不同性别角色的社会教化，在同样的环境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规避社会风险，这将降低女性对来自陌生人回报的预期[15]。因此，女性在与不太熟悉的人或陌生人交往时有更多的自我保护意识，从而表现出比男性更低的人际信任度，城市女青年可能更是如此。
2.不同年龄段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特点及比较
为比较不同年龄段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特点，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表4数据显示，不同年龄段城市青年对亲人关系和生人关系的信任无显著差异，都表现出了对亲人关系的高度信任和对生人关系的低度信任，而对熟人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信任则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就熟人关系而言，各年龄段信任得分由高到低顺序为：18～25岁→31～35岁→36～40岁→26～30岁。就工作关系而言，各年龄段信任得分由高到低顺序为：31～35岁→18～25岁→36～40岁→26～30岁。由此可见，与其他年龄段青年相比，18～25岁青年更信任熟人关系，31～35岁青年更信任工作关系，而无论是熟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26～30岁的青年信任度都最低(其实，在亲人关系和生人关系中，该群体人际信任得分也是最低的，只是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水平)。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青年早期个体自我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所关注的重心指向于外部[16]，他们更愿意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特别是对于正在上大学和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人而言，与更多的人建立密切联系是他们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这种对广泛建立人际关系的期待会促使他们发展更广泛的朋友关系、老乡关系或邻居关系，而这种交往实践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对这类熟人关系的信任。对于31～35岁的城市青年而言，他们大多数已有5～10年的工龄，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特别在大城市，该年龄段青年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未婚，这使得他们不像36～40岁组的青年要在家庭生活中花更多的时间。在他们的日常交往圈中，同事关系是更显重要的部分，因此，他们对工作关系的信任要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青年。而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26～30岁青年的人际信任度最低？这可能主要与该年龄段青年的入职适应有关[17-18]。整体而言，这一年龄段的青年大部分已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校园生活的单纯、浪漫与现实社会的复杂、功利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其中许多人产生了对周围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3.不同婚姻状况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特点及比较
为比较不同婚姻状况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特点，我们做了独立样本的t检验(因样本中离异人数过少，本研究未作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表5结果显示，在人际信任的任一因子上，未婚青年的得分都高于已婚青年，且在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两个因子上，未婚青年的信任度更显著高于已婚青年。这可能主要与两类群体不同的交往圈有关。相对而言，未婚者(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已参加工作者)的社交圈要比已婚者更广，他们的交往对象既包括同学、老乡和同事，也可能与陌生人建立更多的联系(如网友)；而已婚者的交往圈则更多限定在家庭和单位之间，与同学、老乡等熟人关系以及其他生人关系的交往相对减少，“久别而情疏”。此外，年龄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未婚者大多数年龄偏小，很大一部分是在读或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他们对社会和他人有较高的期待，再加之指向外部世界的自我意识，使得他们的人际信任度高于已婚者。
4.不同教育程度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特点
为更直观、简洁地比较不同教育程度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差异，我们根据青年样本的学历将教育程度分为低、中、高三类，初中及以下为低教育程度，高中及大专为中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为高教育程度。具体比较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对于人际信任的任一因子而言，教育程度越高，人际信任的得分也越高。多重比较结果显示，除了中低教育程度的青年对熟人关系的信任度没有显著差别外，不同教育程度城市青年在其他所有因子上的信任度得分都有显著性差异。这就表明，教育程度与人际信任成正比关系。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结论有所不同[2，9]。相对于教育程度较高者，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更可能认同自己为较低的社会阶层[19]，他们拥有资源更少，失信承受力也更弱，在与他人交往时更可能因处于劣势而缺乏自信。同时，较低的教育程度也增加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遭遇信任陷阱的可能，这都会降低他们的人际信任度。当然，不同教育程度青年在职业、收入、家庭背景等方面有很大的异质性，教育程度与人际信任之间也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具体原因还需具体分析。
5.不同收入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特点比较
为比较不同收入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差异，我们将研究对象报告的年平均收入取自然对数，然后根据结果的高低从所有样本中选取前27％和后27％分别作为高、低两个收入群体，并进行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7。
表7的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城市青年中高收入群体的人际信任高于低收入群体，尤其在亲人关系、工作关系和生人关系方面差别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与以往对其他群体的研究结论非常一致。人际交往不仅是一种情感投资，也是一种物质和金钱的付出，无论是与亲人还是与同事或不太熟悉的人交往，低收入者由于经济上的劣势而缺乏自信，从而产生较低的人际信任，而高收入者则相反。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处于转型期的现阶段，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水平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20]，而幸福感的降低会增加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消极认同，从而产生较低的人际信任。此外，低收入者较之高收入者更易感知来自家庭、社会和他人的不公正待遇，这种心理预期会泛化为他们对某一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愤怒和仇视，从而产生对他人高度的不信任，这一点在贫困大学生身上已得到验证[21]。
四、结论及意义
本研究利用全国五城市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总体特点，并分析比较了不同类型青年群体在人际信任各维度上的具体特点。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也为新时期如何认识和提升当代城市青年人际信任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本研究发现，当代城市青年的人际信任既具有与其他群体相同的结构，也具有自身的结构特点，除了具备传统意义上的以关系和感情远近亲疏为基础而形成的亲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的人际信任结构外，工作关系也是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表明，工作关系在当代城市青年群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城市青年人际信任结构及其相关内容的理论研究，不仅要考虑传统人际信任研究中的关系和情感特征，也应该关注人际交往的时空特征。
第二，虽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的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强力触动城市青年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但从总体来看，这种触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市青年传统人际交往的结构和特征，他们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高度一致的差序格局特点，即对亲人关系的信任程度最高，对较亲密和较稳定的工作关系和熟人关系的信任度次之，而对生人关系的信任度最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青年对工作关系的信任程度高于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这一结论提示我们，一方面，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以关系和情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根基并未因为当代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而发生断裂，特别是对于身处都市化和现代化生存环境的城市青年而言，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依然是他们最可信赖的对象和心灵依靠的港湾；另一方面，工作关系在城市青年人际交往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构建积极健康的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充分发挥工作关系对城市青年的心理预期功能，对于提高城市青年的心理归属感和认同感，提升他们的信任行为和合作水平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人际信任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男性、未婚、高教育程度和高收入青年人际信任度更高，但在不同的人际信任内容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这些发现进一步启示我们，对包括城市青年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信任特点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次而忽视很多更为重要的隐藏在概括性结论背后的社会事实，恰恰是这些事实才构成了多元而丰富的现实世界。对不同类型青年人际信任的比较研究，将提醒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人际信任度较低的城市青年群体，如女性、已婚者、低教育程度和低收入者。从理性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些较少拥有各类资源(如身体、财富和教育)的城市青年群体而言，如何重建他们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并进而提升其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水平，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是科学工作者需要加以研究的内容，也是各企事业单位领导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必须思考的课题，当然也是城市青年自身需要加以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