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济变革与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难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的经济变革，是近代中国带有历史性转折特征的大事。既属于变革，相应地也就必然出现极难解决的问题。在这场变革当中，哪些难题对深化变革具有阻碍作用，这是本文想要来探讨的。
一、经济变革中以五行业为导向的近代化趋势
晚清的经济变革，以工业、金融信用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农业为导向，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近代化趋势。
工业的近代化，以民用企业为例，从制造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808家；从采掘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145家。这953家工矿企业，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和中外合办五类，创办资本总额达2亿多元〔1〕。这些新式企业分布在纺织、粮食加工、机器、化工、水电、造纸、印刷、制材、制药、制革、玻璃、水泥，以及煤炭、金属采掘等各行业中。
金融信用业的近代化，从银行来着，共设立31家；从保险公司看，共设立14家。银行的经营形式，出现了官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四类，企业数量比是10：3：17：1，可见商办的占多数。保险公司的经营形式，出现了官督商办、商办两类，企业数量比是3：11，也以商办的居多，就可知创办资本的26家银行和11家保险公司统计，两者的创办资本总额是3238余万元〔2〕。
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从铁路看，自清政府开办铁路到1911年，中国出资及借外资建筑的铁路总计5858.4公里，占晚清时期中国铁路总长度的60.9%〔3〕。晚清共成立铁路公司19家，其中1886年1家，1904——1907年间18家，经营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类。20世纪初的15省商办铁路公司占的比重最大，筹集的资本总额达9000多万元。从航运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共设立211家，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中外合办五类，企业数量比为4∶1∶5∶20∶1，商办的占了绝大部分。据104家可知创办资本的企业统计，创业资本总额约1719万元〔4〕。
商业的近代化，从商业企业看，迟至20世纪初才出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公司，最早的两家是华侨在香港创设的，它们是先施总公司（1900年）和永安百货公司（1907年）。1909年，全国向农工商部注册的商业公司有15家〔5〕。从新式商人组织看，到1912年，全国出现的商会（包括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公所），共有2000个左右〔6〕。开设商会，借用时人的评价，“为中国商业史上之第一纪元”〔7〕。
农业的近代化，从近代农业企业看，以东北的奉、吉两省为例，到1912年，奉天创办农牧垦殖公司12家，吉林创办8家，这20家企业共缴资本95万元〔8〕。再以1902年在锦州大凌河一带出现的天一垦务公司为例，所集股款就达60万两，承领的牧场地有10多万亩〔9〕。从科技兴农看。已引进农业机械，如1906年前后，山东省有个农场由美国购进新式农具20多种，由日本购进数十种，同时农场为了增产，发展农田灌溉面积，还购进凿井机器。试验新法凿井，开发井灌工程〔10〕。又如1906年奉天设立的一个有1300多亩土地的农业试验场，也购进了多种新式农具〔11〕。改良农业的措施，还有如1904年和1906年，山东省的农工商务局曾先后两次从美国购进棉花良种，分发棉区试种。穆藕初是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是留美回国的农学硕士，1915年后，他在自己的德大纺织厂附近，创办了一个“从事于改良棉质之研究”的植棉试验场，对此还在《藕初五十自述》中提到，“中国之移植美棉”，“不自余所设立之棉场始”〔12〕。这指的就是。清末，地方政府已经从美国引人棉花良种，示范栽培，试验农作新法，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推广了。
工业、金融信用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农业的近代化，从总体上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五行业的近代化，又各以不同程度，增强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了晚清的经济近代化程度，虽然相对于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仍是相当落后的。但毕竟在缓慢之中还是向前发展着。政府想要通过以经济近代化方式的“富强”，最终实现“自强”，那么，晚清的经济变革也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最直接、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面临的四大难题
政府城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一些特定的经济领域和经济行为，必须由政府参与才能正常运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行为，主要是规划制定经济活动秩序，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调解、裁处经济矛盾和纠纷，直接或间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计划和规划经济发展与增长，充当某些特殊经济活动的主体等。但是，当政府履行它的主要经济职能时，总要在现实中碰到一些难题。晚清时期，政府直接主持“数千年来未有”〔13〕的经济变革活动，自然就有出现的难题在困扰着它。
难题一：财政收支不平衡。
先来看国际收支。在中外正常贸易中，1864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然而必须注意到，这时的出超，是指在正常贸易范围内。而在当时的中外全部贸易中，鸦片贸易是占有很大比重的。如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5619箱，1856年达58606箱〔14〕。另据王先谦在光绪五年的一条资料披露：“洋药进口，每年约七万余箱。洋人每箱售银五百两，总计三千五百万。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一二十万。洋药厘捐，各省多寡不同，总计只二百数十万。中国所得，皆民输官用，并非获自洋人，而外洋以此毒物收中国之银，岁至三千数百万之多，中国如之何而不穷也。”〔15〕所以，清政府虽然在正常贸易中居于出超地位，但国际收入并非真能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16〕。1865年，清政府第一次出现入超。以后，入超年份增多，出超年份减少。到70年代后期，就连年入超，再也没有出现过出超，直到1911年清政府覆灭。长期入超，造成了国家储备资产减少和外流，反映的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收支是国内总收支的一部分，国际收支有赤字必然要靠国内收支来抵补。而长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必然给国内各项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
再来看政府收支。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为田赋、关税、盐税三大项。由于“雍正三十年以后，国家岁出岁入，无从参考”〔17〕，所以我们只能从个别资料中间接获得大概情况。有件光绪五年的奏折说：“旧入之款，为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新入之款，洋税得—千二百万，盐厘三百万，货厘一千五百万，共得五千七八百万。”〔18〕据此可知，在岁入总额“五千七八百万”中，“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约占48%，“洋税”约占21%，“盐厘”约占5%，“货厘”约占26%。如果按岁入“田赋银二千六百五十万两，为最低之数目”〔19〕计算，田赋大概是占46%，而盐税则约占7%（2%盐务杂款加上5%盐厘）。“盐厘”收入“向不编入厘金项内，而合于盐课中”，所以盐税中有盐课，也有盐厘。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众所周知，是出大于入的，如仅是中外战争的大量赔款就已经确定了这种格局。因此弥补缺口的措施，便有了举借外债，发行公债。确切些说，政府负内外债基本上都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这样，甲午战前，主要靠加重税收，约占岁入26%的厘金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甲午战后，就主要靠寅吃卯粮了。很明显，晚清的政府收支是不平衡的。也正是因为政府的收支没有保持大体平衡，于是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寅吃卯粮，最终也就导致经济不能稳定持久发展。
难题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最突出的经济现象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如1898年北京的通货膨胀，显现出的就是，“银价跌减，而百物腾踊”〔20〕。导致晚清物价上涨的因素有：（一）税收的影响。以政府推行厘金制显例，因“百货厘金”，如1874年前的江苏省，出现了“百物昂贵”〔21〕，“物用无不翔贵”〔22〕严重情况。当时彭玉麟从总体上评论说，“抽厘助饷，出于万不得已，各省苦累极矣。而百物昂贵，其受困终归于民”〔23〕。税收是现实经济中的重要现象，征税增加，税额负担使销售者必然以提高售价来补偿，因此最终是要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二）“通货膨胀税收”。政府滥发纸币、铸制钱的经济措施，实质等于向社会变相征税，因而也可以叫“通货膨胀税收”。如1853年，政府开始发行官票、宝钞，以后又铸造了大钱、铅钱和铁钱。1860年银票贬值，京城里银票20多两才能兑换白银1两〔24〕。政府这样做。实际上是以物价水平上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生活混乱及经济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代价的。（三）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和战争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非常明显的。如光绪初年的“丁戊荒”造成了京畿一带粮食“市肆价值俞增，〔25〕。（四）私铸。未经官府许可而铸造货币就属于私铸。当时铸造的主要是铜制钱，被叫做“私钱”。如1878年有条消息说。“近来京师私钱充斥，以致物价腾贵，于闾阎生计殊有妨碍。”〔26〕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的必然是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和破坏。晚清的币值不稳定，应该说，既有中央政府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客观方面的原因。
难题三：调节经济的措施有一部分不能见效。
在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出现后。政府对某些经济过程的调节，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就政府参与调节过程来说，在微观经济活动或者宏观经济活动中，必然都有着政府在出面调节的一些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晚清经济内部的嫁接，竞争行为也相应地出现了。正是由于这种模仿以致迅速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自由竞争的对立面——垄断，作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个别现象，也出现了。“十年专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方案在1878年提出，奏准后着手实施。这家“老洋布局”，是晚清最早的官督商办的机器棉纺织企业。当时，郑观应代表该局全体出资商人，对机器局享有专利权提出申请，经“官督”大老板李鸿章同意并奏，1882年得到政府的批准。具有法律效力的“十年专利”的出台。主要是针对本国资本独立设厂，完全是为了保证在自由竞争中保护本企业的利益，它所规定的十年内只准本国人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是结成一体的“官督”者和个别“商办”者试图垄断新兴机器棉纺织业的产物。“十年专利”这种扶助官督商办企业、抑制商办企业的行为，反映出政府直接参与了经济活动的调节。在法律上先期肯定某种垄断行为，而不是出台鼓励并保护自由竞争的法律法规，这也许是清政府调节经济出现的失误之一。政府直接调节经济，重点扶持官督商办企业，发布具有垄断性的经济法规，结果怎样呢？政府垫借款的数额越积越多，减免税厘又使政府财政收入失掉了不少，实际上的这一出多入少，说明政府主观上是要把官督商办经营形式在新式企业领域里推广下去，可它的财力却已经不能承受了。这是清政府调节经济难以见效的一个方面。
清政府间接调节经济，偏重使用货币和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手段。用货币调节有1853年创发票钞，1889年铸造发行银元，1894年发行“息借商款”公债.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公债。1905年铸造发行铜元，1909年大清银行统一发行纸币等。用收入分配调节，主要是沿袭实行低官俸政策。比如刘光弟1889年书信里提到，“京师书，比外省昂贵一倍有余”，他只能“于小部头者，即在京中减衣缩食而挪数买之”。感叹“京官出路有几。何堪受此贵价”。刘光弟当时任职刑部主事，为正六品官，岁俸仅60两。以前每月“尚有印结可分”，买书远要“减衣缩食”，但是当“停捐”使“印结均坏”以后，就“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元停趾”，而且“室中大小人口”都“打粗”，“时买包谷小米面（京师谓之杂黄面）及番薯贴米而食”〔27〕。京官因收入少，都很穷，所以才有了连不是京官的“公车”们都在上书中的呼吁：“体群臣”、“多廉吏”就不能“俸禄太薄”，而“达官”能“任事”，“小吏”能“守廉”，就要得到必需的“舆马傔从之费”、“仰事俯畜之用”〔28〕。仅以刘光弟谈到的情况看，“到署车钱不贱，如上衙门时，每次坐车，一年至少亦须八、九十两之谱”〔29〕。就是说，岁俸连支付“上衙门”的一年车钱都不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显然是太艰难了。1862年取消票钞发行，1895年停止“息借商款”，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不过数月就下诏停办。1908年停铸铜元，以及银元、大清银行纸币也引起的币值不稳定，再就是低官俸导致的贪污经济现象无法根除，反映了清政府调节经济难以见效的另一方面。
难题四：经济政策常因中央与地方不协调而走样。
国家干部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四种。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又主要是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不协调。财政政策方面，仅以公债为例来看，户部拟定的“息借商款”章程，严格规定“一切事宜，不假吏胥之手，收交项款，并无丝毫规费，不致扰累商人”，同时强调要“派出司员随时查察.如有吏役在外招摇，立即饬拿严究，并使知该商，遇有前项情事，准其赴部控呈，以凭惩办”〔30〕。从8个月后户部《地方官藉机苛派勒索折》的出现要以了解到当时各地官吏普遍“藉捐勒索”，根本就不把部定章程、甚至上谕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政府算是承认，“息借商款”失败，“非由立法之未周，实因奉行之不善”〔31〕。产业政策方面，仅以官督商办章程，就是李鸿章提出来的那个“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32〕。但实际当中，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督”就走样成了“官权”把持一切，“商办则走样成了商民仅仅是群出资者”，“自立条议，悦服众商”不过空话而已。
上述四大难题，成为限制晚清经济近代化的重要因素。晚清的经济近代化之所以发展缓慢，应该说是与四大难题有直接关系的。
三、社会意识也给出了难题
晚清经济朝“西化”起步来的突然，长期生活在“与外界完全隔绝”国度中的人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魏源等人一样，思想转变的那么快。由于机器生产抢了手工生产的活路。1881年广东南海出现缫丝工人纠合数千人拆毁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的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问题是，旧意识的存在，毕竟给经济近代化制造了一定的障碍。继昌隆厂就是迫于压力，迁到澳门去寻求发展了。
交通运输系统是近代经济机体的动脉，特别是铁路的修建，成为晚清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个国家经济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甲午战争前，主张中国自己修筑铁路的言论，总要遭到强烈的反对。1880年铭传的《请开铁路以图自强疏》—出现，立刻受到朝中部分官员围攻，如刘锡鸿就说，“仿造火车势不可行，无利而多害”〔33〕。这样，刘铭传的提议也就被否决。几年后，因又出现关于修筑津通路意见，又对修铁路再次聚成一股声浪，如丁立钧说，“未有病国殃民，如近日之议欲开行津铁路一事者”，“开一省之铁路则一省百姓受累，开各省之铁路则天下百姓受累”，要求“特降渝旨，将中国开行铁路一节，永远禁止”〔34〕。客观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修建铁路不可能被“永远禁止”，但当时开津通路计划确实是被迫改变了，只筑了从唐山到山海关的一段铁路。主张修建铁路，被反对者斥为“邪议”。所谓“自同治初年蓄此邪议，浸淫酝酿以至于今，垂三十年而不得一逞者，皆以我皇太后主持坚定，抑而不行”〔35〕，从侧面反映出旧意识对经济近代化的制约。而中国真正放开手脚兴办铁路，不得不推后进程，成了下个世纪初的事。
思想观念上接受不了“师夷长技”办洋务的士大夫，大有人在。明明看见“入犯”的“外洋船炮”是“船坚炮利，锋不可当”的，可还是要强辩：“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36〕于是，也就有“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37〕。还有象韩弼元的同治十年致李鸿章书信那样，请求否决在江苏“开煤矿”的提案，“俯赐一言之重，永杜开采之害”〔38〕。“訾笑”、文字贬斥还算是比较文明的反对举动。不文明的，也时有发生。如有个叫何至华的人，在同治七年“买山开凿，设矿用新法采煤，这引起“乡民愤怒，传单聚众，变几不测，何至华惧而中止，幸得无事”〔39〕。
晚清的商办、官商合办新式企业，有很多是股份制的。当时股民的投资行为还跟得上形势，但投资风险意识却极弱。“一公司出，不问好歹，不察底蕴”，即便借“资”，也要争抢“购股”〔40〕，而企业一时出现经营危机，就立刻蜂拥而上，“讨还股本银”〔41〕。这种情况下，只赚不亏的旧意识必然抑制了投资风险意识的萌生。结果，晚清的企业投资不得不推行官利制度，也就是不论盈亏、固定股息的一种制度。这里，股民的股份意识，是把购股理解成向企业放债了，投资持有股票，自认为拿的是借贷字据，可以到时取息、随意索本。视股票为企业债券，人为地排斥了投资的风险成份，这是晚清制约着股份制企业不能正常发展因素之一。“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42〕。晚清时期，本国资本的银行是甲午战后才出现的。甲午战前人们之所以带着旧意识去向企业投资，这与当时没有一个新式的金融机构从总体上引导人们转变固有的金融意识，是有一定关系的。
社会意识给出的难题，是多方面的，以上只是就比较明显、又很重要的几点来谈了谈。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不断认识，思想更新，这又会对经济近代化产生促进作用。20世纪初，自办铁路运动的兴起，公司制企业的大量建立，都说明经济领域当中的旧意识难题，已在清末自然得到了部分解决。
四、不摆脱半殖民地状况，关键性难题无法解决，经济也不会彻底变革
半殖民地形态是套在近代中国身上的枷锁，晚清经济变革遇到的关键性难题，都是由它造成的。比如，从国际收支不平衡这个难题看，半殖民地是鸦片走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凭借不平等条约、靠低关税大量倾销商品的最基本条件，因此，一天不消除这个最基本条件，国际收支平衡就决不会实现。
就政府收支不平衡来说，撇去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因素不谈，大量的战争赔款明显直接与半殖民地有关。被入侵国使用暴力索赔的这批数额巨大的资金，如果不是战争，而是中国自已用在国内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上，必定使晚清的经济有很大程度的增长。《马关条约》的赔款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政府收支能够达到平衡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摆脱半殖地状况。
受半殖地化的控制，晚清的经济变革是不彻底的。这主要表现在，工业的近代化局限在轻工业，矿冶又局限在采掘，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冶炼业；近代化的金融业没有与近代化的工业同步出现；工业近代化与商业近代化，工业近代化与农业近代化，二者之间都没有出现一种促成的关系。实际上，即使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后，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民国国度里，半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变革效果显著，但仍然不能说经济就彻底变革了。原因就是，半殖民地仍旧在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晚清社会决不可能出现经济的发展。所以，晚清社会决不可能出现经济彻底变革。
注释：
〔1〕〔2〕〔4〕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第285—528页“附录”中资料统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3〕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5〕阮湘等《中国年鉴》。转引自张一农《中国商业简史》，第40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6〕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论商务赖政府》；第3卷第12期，实业，第230—232页。
〔8〕〔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7页；第216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1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0，《东三省政略·纪奉天农业试验》。
〔12〕〔42〕《藕初五十自述》，第134页；第1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论海防折》。
〔14〕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卷1，第626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15〕〔21〕〔22〕〔23〕〔25〕〔26〕《光绪朝东华录》，总819页；总62页；总178页；总491页；总603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16〕《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
〔17〕〔18〕〔19〕朱契《中国财政问题》，第1编，第11页；第14页；第14页。国立编译馆民国二十三年版。
〔20〕〔27〕〔29〕《刘光弟集》，《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吴晗《读史答记》，第88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28〕《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0〕〔31〕《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2页；第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3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论试办轮船招商》。
〔33〕〔34〕〔35〕〔36〕〔37〕〔38〕〔39〕《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第419页；第4329页；第444页；第440页；第435页；第43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40〕《申报》1884年1月12日。
〔41〕《字林沪报》188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