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燮良[1]2003年在《杭州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发展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杭州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人力资源，完全有条件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上的领先地区之一。如何使杭州的高技术产业取得更快、更有效的发展，是杭州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她直接影响杭州城市竞争力，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因素。本文在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一般规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杭州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国际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成功经验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杭州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总体思路、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总结了培育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为高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特殊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人力资本起决定性作用；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国际化需求的特性；高技术产业发展必须推行并行模式；高技术产业发展要有科学合理的长期规划。 ●从借鉴国际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发展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健全高层次的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导与决策体制；选择确定关键技术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和计划，系统推进区域技术创新；实行系列优惠政策；建立有效的科技投入机制；科学合理地兴办科技工业园；重视培养和吸纳科技人才；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在比较了与北京、上海、深圳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差距基础上， 提出杭州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对策: 发展目标: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使杭州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强市场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群，建成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教园区，基本建成信息港与新药港架构，使杭州成为国内有重要影响的高技术研发中心和成果交易中心，成为高技术成果产业化基地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基本实现“天堂硅谷”的宏伟蓝图。 发展重点:一是要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二是要努力壮大生物医药产业;叁是要重视培育新材料产业;四是要积极扶持环保产业;五是要高度重视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政策措施:(l)加强法制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大力改善投资创业的软硬环境。(2)构建具有杭州特色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3)强化“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的观念，进一步制定、完善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政策，把杭州真正建设成为国内人才高地。(4)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和风险投资机制，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5)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国际国内科技、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服务支持。 (6)搞好高技术产业的区域布局，在城市规划中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7)加强国际高新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王广平[2]2009年在《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医学体系不可或缺的诊疗技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中医药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知识体系,逐渐被世界各地人们所了解或接受。中医药行业由中医服务业和中药产业组成,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相应地拆分为中医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和中药产业发展模式。中药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从“中药现代化”的技术创新到中药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药产业现代化在提高产品质量和规模化发展方面成效显着;但是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推动的效果并不明显,因而需要用新的创新思维和技术经济的方法,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药产业国际化是指利用全球科技和医药学资源,推进中药产业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实现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并进入国际医药保健主流市场。从狭义角度来看,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就是中成药以药品身份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医药主流市场,实现中药产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推进中药产业国际化发展进程,是困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关键性问题。10多年的中药产业现代化理论发展与具体实践,对国际化进程贡献程度仍显不够,因而国内业界和学术界提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和“知识创新”的发展思路,成为近来中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主流思想。基于国内外中药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和中药产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采用创建中国现代管理学派的分析框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借鉴霍尔(A.D.Hall)叁维空间模型结构的思维方法,遵循钱学森院士提出的“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一体化进程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本研究提出中药产业经济系统叁维空间发展模型:学科体系结构/专业维、中药产业发展进程/时间维和产业链/逻辑维,以深入分析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基于大量文献综合研究,对国内外传统医学发展背景和状况进行分析和比较,采用里程碑事件分析法得出:明末清初(1582～1724)第一次“西学东渐”之前,中国传统中医药并不落后于其它世界医学体系,而且很先进。接着,利用调查问卷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反映出当前国内业界对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影响因素的认知程度。再者,基于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逻辑关系,将中药产业国际化定义为现代化过程的国际互动,对中药产业现代化水平分析与评价,显示了中药产业现代化水平在逐步提升;将国际化战略作为中药产业发展目标,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以出口交货值为产出指标,结果显示了中药工业的技术有效性明显低于其它几个高技术产业;基于实证分析和现代化进程评价的基础之上,提出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评价应该兼顾中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中药产业参与国际传统医学交流合作、传统中医药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等方面。随后,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影响因素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不足的现象源自于中药产业学科体系结构中技术科学层次的缺失,建立和完善适合于中药产业发展的技术科学体系,尤其是构建临床应用标准,是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的重中之重。最后,基于文献研究(古为中用)、实证分析、现代化水平评价(近为今用)和学科体系结构(洋为中用)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基于“综合集成”系统思想的中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思路与方法,即“中药产业经济系统叁维空间发展模型”,并探索了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几个重点问题,包括国际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与针灸协同发展和基于知识管理等。在结论和展望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研究的创新之处,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本研究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思路与方法,借鉴钱学森院士提出的系统科学体系的方法,提出了中药产业的技术科学学科体系;将分析与研究过程纳入到中国现代管理学派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行了“中药产业经济系统叁维空间发展模型”的探讨。本研究成果将促进21世纪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并使其获得对外贸易竞争优势,造福于世界各地居民。
刘立耘[3]2003年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是21世纪我国大中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论文通过对我国高新区建设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剖析，提出了高新区与城市一体化发展战略和相应的空间发展模式及策略。
陈玮[4]2003年在《杭州滨江科技新城的产业发展与空间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技城在城市科学领域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对其的研究尚不多见，而系统全面、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就更少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而言，将科技城叫做“科技新城”应该更确切。这里所谓的新城就是经过规划和新建的具有城市规模和密度的城市，但由于形成科技城的主导力量——高科技产业的特点，科技城又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新城。 从产业的角度而言，科技城是高新科技产业的集群地，以高科技产业集群载体的形式出现，高科技作为一种文化根植于城市社会之中，与高科技产业相关相匹配的生产、生活和休闲方式都将与科技城的物质建设产生互动作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特征、趋势对科技城的规划建设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科技城的规划建设方式又将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制约或促进新的影响。 本文以科技城的规划为研究点，构建了以高科技产业发展理论和高科技园区发展建设理论、新城规划理论为基石的研究框架，提出科技城的规划设计，首先是对其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构成的规划设计。在产业构成和发展方向明确的基础上，作为指导物质实体建设的规划设计才能起到促进科技城走向成功的保障。 虽然本文的探索缘起于杭州滨江科技城的出现，但是研究过程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对国内、国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比较工作，对高科技产业自身发展规律、高科技园区发展的模式和新城建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对于科技城规划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将理论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滨江科技城的规划中，从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等不同方面对滨江科技城进行规划实践。目前，许多成果已经应用于实际建设中。随着实践检验的信息反馈，理论研究必须不断进行适时超前的研究。作者将继续对本文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思考，并跟踪滨江科技城的规划建设实践，以期在科技城规划研究方面更进一步。
张晔[5]2014年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以基因重组技术为核心,以广泛交叉融合为主要进步路径的生物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生物技术的发展,有望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资源衰竭、人类健康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由于生物技术产业具有非常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其产业化发展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突出的带动效应。生物技术必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生物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的提升,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经济实力。目前,生物技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是个朝阳产业。世界各经济技术强国都在进行主导技术和主导产业的更替,把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战略性、先导性产业重点发展。迄今为止,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从一个新兴的初创产业发展成现今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四个主要的生物技术产业发达地区,包括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生物技术产业处于其生命周期的调整发展阶段,体现在产业规模增长放缓,产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并购活动活跃。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在近十年来,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挥“后发优势”,发展迅速,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产生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然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呈现较多的制约因素。现阶段,中国的生物基础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较小的。然而,生物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却相对滞后,是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迫切要求学术界加强对生物技术产业培育机制的深入研究,以推动生物产业的迅速和可持续发展,抢占“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基于此,本文针对现代生物技术的相关特征和规律,运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叁维度的研究框架,辅以案例分析和国际比较,运用产业创新理论、绩效评价理论和产权理论等理论,采用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体系和政策,其中涉及到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产业特征、产业组织状况、产业集群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并通过上述研究,尝试提出政策调整优化建议,旨在为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成果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与生物技术产业特点相近的其他高新技术产业,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在这部分中,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相关概念与理论体系。在这部分中,对本文研究涉及到的几个概念进行界定,包括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对国内外的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另外,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叁个维度,构建本文理论分析框架。第叁部分,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现状分析。在这部分中,对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包括：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阶段、产业的主要特征、国内外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制约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技术创新研究。通过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历程、生物技术特征的分析,提出了现代生物技术主要的叁种发展路径,以及从技术到产业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生物技术创新现状,指出主要的制约因素。第五部分,制度创新研究。在这部分中,研究生物技术产业主要的组织模式,包括风险共担机制、技术联盟和基于产业链整合的产业集群模式。基于此,提出中国的制度结构应该适应技术创新的特征,并从政府调控制度、要素形成制度和企业制度叁个方面,研究生物技术产业的制度创新。第六部分,管理创新研究。在这部分中,对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发展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绩效现状、主要特征和管理特征,并运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了企业的技术选择管理方式。第七部分,政策建议。在这部分中,首先梳理中国生物技术政策导向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李怡[6]2005年在《中国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信息产业是我国增长最快、利用外资最多的行业之一,并已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据中国信息产业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中国IT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32%。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将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要走新兴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因此,发展信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纵观国内外信息产业发展路程,信息产业都以集群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并参与市场竞争,表现出极大的经济活力。 本文确立以中国信息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这涉及到两个概念:信息产业和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产业集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主要代表理论有: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钻石理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借鉴了东方管理学派的某些思想,深刻分析了我国独特社会经济制度背景,使西方的产业集群理论本土化。发展信息产业是全球性的趋势。但对于信息产业尚未有一个权威的和统一的定义。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需要,我们认为信息产业包括信息产品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信息产品制造业是指与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通信技术等相关的信息设备和器件制造行业,其它电子通信制造业如雷达制造业、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日用电子器具制造业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实际上,信息产品制造业也可认为是为信息服务业提供硬件的部门。信息服务业是指软件服务业、计算机信息处理业、数据库业、网络服务业、咨询业等,不包括邮电通信业、金融业、保险业、教育业、广播电视业、图书馆、专利、博物馆、国家机关等信息服务部门。那么信息产业集群是指大量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企业及相关支撑企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聚和集中。 理论分析上,本文根据信息产业的经济技术特性,构建了影响信息产业形成因素的模型,详细分析了利润驱动、技术创新与商业意识、创业精神、以信息企业为主的创新网络、风险投资等资金的可获得性、社会资本与信任机制、路径依赖与历史偶然、劳动力素质等八大要素。并且,阐述了信息产业集群的动态平衡过程,划分信息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还分析了信息产业集群的网络机构。 定量分析上,我们采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艾利森和格莱赛(Ellison and Glaeser)的地理集中指数来测定中国信息产业集群集聚程度。并且根据我国发布的统计资料,对此方法作了适应性的调整和修正,同时还借用市场集中度CR指标的计算
王小波[7]2016年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日益呈现出服务经济主导的发展趋势,高收入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向服务经济为主转型的结构性变革。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取得了巨大发展,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5%,根据经济服务化判断标准并结合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经验,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服务业加速发展、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即经济服务化转型初期阶段。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和产业融合关系都会发生规律性变化:在叁次产业关系中,第叁产业比重持续增长;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第叁产业生产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和第叁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越发达。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关系中,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存在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融合向生产性服务业驱动型融合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包含四种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融合的原生动力,市场驱动是产业融合的直接动力,政策驱动是产业融合的间接动力,创新驱动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产业融合的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价值链融合和空间聚集融合。价值链融合又可以分为价值链的分解与重构、价值链渗透与延伸两个层面。价值链的分解和重构在具体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服务外包和纵向一体化,价值链的渗透与延伸在具体实践中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和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空间聚集融合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的协同定位效应,具体表现为集聚的趋同分布和聚集空间的临近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产业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从制造业服务化的统计分析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某些时段由于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出现一种逆服务化趋势;产出服务化尽管水平不断在提高,整体水平仍然很低,而且主要是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方面的服务化。从产业融合的投入产出分析来看,制造业对生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具有非常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特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在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在下降,两大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整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从空间聚集融合分析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向中心城区聚集趋势,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向周边城区扩散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行政区划相对独立的大都市(如南京)比在跨行政区域的较大地区(如长叁角)更加明显,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互动存在相互吸引的协同定位效应。为了进一步了解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和水平,进行了产业融合的区域、行业和国际比较。从区域比较来看,产业融合程度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产业融合程度越高;从行业比较来看,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比较大,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比较低,中国目前的产业融合是一种结构性失衡的低水平融合;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制造业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依赖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远小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均值,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产业融合的制造业驱动型特征明显。通过对产业互动融合和空间聚集融合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0.064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增长0.867个百分点,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确存在空间聚集协同定位效应,且该协同定位效应受交易成本、要素成本、学习与创新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影响路径和程度存在显着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受到内外部条件的制约。内部制约条件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制造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关系不平衡。外部制约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影响;规制失当和行政垄断的影响;创新驱动体制机制的不健全的影响。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一是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制度创新保障产业融合的发展;二是鼓励比较优势突出的制造业企业实行服务外包,推进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实现服务化转型;叁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发展,搭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互动平台;四是改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
徐继宁[8]2011年在《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建立是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与职能创新的必然趋势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一种客观要求,也是现代工业化进程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对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从宏观的视角理解和阐释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与变迁过程中的内容与特征、变迁路径及发展动力,从微观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入手,探究影响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进程的各种内外动因及其相互作用,展示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因素、时代背景乃至民族文化特质;以及它们与高等教育职能转换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论述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并由此而显示出的独特性和代表性;探索英国高等教育变革与大学-工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挖掘并寻求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合作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及经验教训;以期借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产学研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所以选择英国的大学,尤其是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发展作为研究目标,是由于它们在与工业的联系与合作上走过了一条比任何其它国家的大学更为漫长、艰难和曲折的道路,更能深刻地反映出英国大学职能演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显示出英国传统大学特有的本质特征,折射出英国独有的民族特质和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正如朱镜人所说:“战后英国高等教育与产业界的联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英国人固守重学轻术和重文轻理传统的‘顽固性’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中不多见。”1英国传统大学最初由服务于教会的职业教育转向崇尚人文化自由化的绅士教育,这种转变是英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是其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所决定的,它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非常之大,人们对于大学的功能,对于大学应培养绅士的观点追捧持续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造就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才仍被视为是牛津、剑桥等几所英国传统大学的一个最为与众不同的特色。通过对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纵向探索与横向描述,我们认为:100多年来的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的关系的发展相对于英国大学800多年的发展历程算不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一个缓慢、曲折而渐进的过程,是由最初的疏离、冷漠的状态逐渐转变为今天积极主动寻求合作的状态。这一转变过程揭示了英国传统大学虽然饱受其自身文化传统的侵淫和熏陶,但每一次面对时代与社会发展需求,在自身生存、利益和发展的压力的驱使之下,在各种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之下,它们最终能够克服、冲破从而超越传统的约束和阻碍,走上与工业及社会合作的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传统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与工业合作的成功实践和进程中,英国传统大学实现了对自身古老传统的突破与超越,同时也说明了大学传统,伴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也会在一定条件和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或转化、产生突破与创新;大学传统的阻碍或促进作用也会随之相互转化和作用的。但是,大学传统的转化与突破不是随意、偶然和轻易发生的,它们是在必要的和适当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刺激下才能发挥其促进的、阻碍的、继承的、创新的、超越的等等作用与功能的。对比英国的非传统大学,英国传统大学在与工业合作的道路上速度不算太快,步伐也不算太大,但它们却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在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同时,又始终坚守住了自己的大学传统和象牙塔精神。这种保守与开放、继承与创新的平衡正是每一所现代大学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境界。本文试图从历史视野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入手,运用历史文献法、因素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解析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过程和动因,对比分析了英国传统大学(英格兰大学和苏格兰大学)的各自独特的办学传统及其在与工业关系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迥异特征。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分析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2、探究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内外部动因;3、展示剑桥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成功案例;4、对比英格兰、苏格兰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的不同特征与历史根源,阐述大学传统的影响、意义及其局限作用;5、揭示高等教育职能的转变与大学-工业关系发展的内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楼杏丹[9]2005年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创新组织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研究目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新组织模式。在分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演变趋势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机理,并构建了多维系统模型,为更好的研究发展组织模式提供理论基础。基于已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提出了创新组织模式的内涵。创新组织模式的内涵必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产学研模式不可丢弃;2.高新技术产业集成化国际化的趋势,要求组织有弹性,打破地域界限;3.整合科技资源,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4.立足于区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创新网络。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组织模式中,由科技型企业、技术源(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组成了主要结点,并在微观层面上采用技术资源共享型组织结构、中观层面上采用“官产学研”型虚拟研发创新联盟结构、宏观层面上采用中心一周边式的组织结构。然而要保证创新组织模式的有效运行,必须确保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和创新网络作为支撑。本课题选取长叁角高新技术产业群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在理论结合实际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李清娟[10]2002年在《产业发展与城市化》文中提出城市化是中国近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论题,我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且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还走了不少弯路,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城市化的老路,需要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途径。 本书的作者从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入手,共设“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分析”、“信息产业发展与城市化”、“产业开发区、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城市化”、“政府战略管理与城市化”、“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选样”等六章,讨论了我国城市化中如何消除制度性障碍因素,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杭州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研究[D]. 谭燮良. 浙江工业大学. 2003
[2]. 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发展研究[D]. 王广平. 暨南大学. 2009
[3].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研究[D]. 刘立耘. 浙江大学. 2003
[4]. 杭州滨江科技新城的产业发展与空间规划研究[D]. 陈玮. 浙江大学. 2003
[5]. 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研究[D]. 张晔. 武汉大学. 2014
[6]. 中国信息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 李怡. 复旦大学. 2005
[7].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D]. 王小波. 湘潭大学. 2016
[8]. 英国传统大学与工业关系发展研究[D]. 徐继宁. 苏州大学. 2011
[9].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创新组织模式研究[D]. 楼杏丹. 浙江工业大学. 2005
[10]. 产业发展与城市化[D]. 李清娟. 上海财经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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