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却无法囊括幸福的全部内涵。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强大刺激和支配下，人们对财富的一味追求，僭越了人的心理、情感、价值等精神生活的自主性，打破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内在平衡，造成了难以摆脱的“幸福悖论”。考察财富伦理观的历史，在传统与现代之辩的伦理文化探析中，揭示财富之于幸福伦理的多重维度，为现代人自我完善的幸福追求和自由选择提供一种可能性路径。
关键词：财富；幸福；伦理；精神
究其本质而言，每个人都会追求幸福，也应该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幸福。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以标榜幸福而著称的现代社会，却普遍存在着“幸福悖论”[注]又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亦有人称其为“幸福——收入之谜”或通常意义上的“幸福悖论”。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指出，现代人的幸福感并没有以与经济增长相同的比率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更多的金钱、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此后，围绕所谓的“幸福悖论”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何为“幸福”、如何获得“幸福”的人生主题和社会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展开了广泛、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的社会生活难题。在这种社会境况中，人们渴望通过财富的最大化来获得幸福，却常常与真实的幸福生活渐行渐远，“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1](p11)其实，“幸福悖论”现象在前现代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只是并不突出和普遍。原因在于前现代社会的伦理文化传统重视那些休戚与共的终极的、最高的道德价值，赋予人们对世俗生活道德约束的价值合理性，因而，对幸福的追求往往并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寡，也就难以形成普遍的“幸福悖论”现象。但在一个经济活动至上的社会中，人们获得幸福的动因基本取决于经济行为，即对财富的追求及其最大化，致使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占有贪得无厌，永不满足。正如卡伦·荷妮所指出：“这种对财富的非理性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因此只有将我们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加以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它不是一般的人类本能……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决定它的焦虑消失了或清除了，这种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2](p116)可见，财富只有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极度现代性的经济主义时代，才会僭越人们的精神生活，囊括幸福生活的全部。
这里L是一个常数，故在W(0,T)上必存在子序列hl，l=1,2,…，(hl→0,l→∞)，使得和在L2(ΩT)上分别收敛于u和另一方面，将式(8)中方程两边同乘以hη(x,kh)，并在ΩT上做积分得到
造成“幸福悖论”的根源存在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的“资本的逻辑”先验地设定了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信条，使现代人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单向度”的幸福伦理。要走出“幸福悖论”，既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要消除加之于现代人的“额外压抑”(马尔库塞语)，重建人的生存的本真向度，不仅需要文明的转型、文化的变革来改变“资本的逻辑”所支撑的意识形态，更仰赖于现代人自身的道德观念的转型，寻求更为真实的幸福。本文试图从人作为自身的主体性视角，结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现代人对待财富的幸福伦理困境及其解决路径，揭示出幸福的真实意蕴。
一、满足：财富之于幸福的伦理价值
从根本上说，幸福就是平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伦理之道。但是，这种对幸福的论断似乎是在超历史的意义上才合理，而在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却常常难以达到这种平衡，无法探寻到真实的幸福。原因不完全归咎于个体的行为不遵守“中道”，也可能存在群体的盲目性。如尼布尔所发现的一个事实，人们在一般情况下把社会公正看作群体道德的最高理想，但实际上，往往个体的人可以成为道德的人，而“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体的道德”，“只表现为一种群体自利的形式”。[3](p4)各个时代都可能存在群体盲目性的倾向，只是传统与现代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从原理上讲，幸福是每个人都渴求的目标，按照道德的生活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实现人生的幸福，但毕竟人存在于现实中，生活在既定的时代，有些问题是人能够处理和支配的，而有些难题却是需要付出许多超常的努力才能克服和解决。因为，不同时代的幸福主题是不一样的，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性质，左右着人们追求幸福的道路，往往使人不自觉地割裂了幸福的平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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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的社会中，人们追求财富的利己心往往被看做是威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万恶之源”，得不到社会伦理的积极认同，而利他心却被无条件地奉为伦理价值上的圭臬，道德上的“善”。消极对待财富的道德倾向，尽管不是前现代社会伦理文化的全部，至少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常常灌输和鼓吹的道德论调。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无论其社会形态如何的不同，其共同的无法解决的根本社会难题都是社会的经济生产满足不了社会的消费需要，甚至常常满足不了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生存需要”。[6]到了现代社会，这一根本的人类历史难题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积极认可财富的道德价值及社会意义。因此在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中，首先承认和肯定了追求财富的经济合理性。利己是人的天然本性，人们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不只是获得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且在谋利活动中互相限制，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命题，无须赘述。其次，也是最需要深入探讨的就是财富、幸福与道德的关系。斯密认为，人虽然有利己的本性，却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有其社会性的一面，对他人的“同情”及“合宜性”的道德考量，不仅自爱，满足自己的幸福，而且“仁爱”，尊重他人的利益，以同情去感受他人的幸福。“虽然对他来说，自己的幸福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幸福重要，但对其他任何一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的幸福重要。”[7](p102)斯密所渴望的“幸福社会”远远不是基于完全追求财富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而是包含基本的社会美德作为构建幸福社会的精神支柱。
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知足对于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的伦理生活而言，并不是一种难以养成的美德。这不完全在于个人的自我节制和道德自律，也是伦理文化的约束和政治的外在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社会整体一体化运作模式，力图实现幸福的至善。而对于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发展到消费至上的“金钱社会”，[注]金钱原本只是最基本的物质符号，代表财富，并无神秘可言。金钱满足交换的需要，充当物质交换的媒介或工具，以达到互通有无，互济余缺。然而，在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过程中，金钱的基本功能不断地被放大、被神化、被异化，直至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经济主义时代，演化为衡量一切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指精神财富)价值的标准，似乎被奉为万能的神，成为人们渴望的最高追求。研究货币哲学的社会学家西美尔不只是关心作为商品的货币，更关注和考察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作为货币的俗称，金钱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呈强势，甚至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都由金钱决定。西美尔发现金钱越来越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因此，可以说，“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参见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3页。)，绝非一种比喻，而是现代人生活中的持续的精神状态。一切活动都是服务于经济增长，甚至把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都绝对依赖经济增长的“经济主义”[12](p153)时代，知足不仅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难以做到，而且似乎也无法找到现代社会和伦理文化资源的道德支撑。
随着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分离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受制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如数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使经济学日益成为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独立于伦理学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甚至被称为“第一社会科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贝克尔把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一切行为的研究，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9](p11)此时的经济学避开了对经济现象内在本质的探讨，不再关注财富价值的客观道德基础及其幸福伦理的终极维度，而是转化成财富价值的主观效用及其享受的最大化问题，把价值决定看作是个人的消费过程。这种对财富价值的消费已不局限于人的生物性需求或自然满足，指向物品的“有用性”，而是被赋予了符号价值、社会功能和人生意义，表达或标志着人的社会身份、生活风格、文化特性等等。换言之，人们追求财富的目的已远远脱离物的使用价值，而是注重象征意味，确认身份，彰显地位，表现品位，赢得认同。相应地，伦理文化观念也由奢侈代替了勤俭，时尚的虚荣代替了传统的节约，鼓励人们追求“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不断变迁和上升，富有悖谬意味的是，经济生活的价值目标刺激人们追求财富的主观效用最大化，极大地增进了经济收入的总量，却不仅没有增加幸福指数的提升，反而下降。这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也是令一些经济学家感到意外和困惑不解的“经济学的贫困”。如果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去理解，的确无法完全解释清楚财富与幸福的伦理悖论，但是，放在社会生活抑或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不难探究出其中的缘由。
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霍布斯从全人类共有的普遍人性出发，看到了人对财富欲等幸福的渴求永无止境。“幸福就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人类欲望的目的不是在一顷间享受一次就完了，而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因此，所有的人的自愿行为和倾向便不但是要求得满意的生活，而且要保证这种生活。”[4](p72)契约伦理、法律和国家等公民社会的本质要素都是在人对财富欲等幸福追求的理性选择基础上产生、发展、建构与完善。斯宾诺莎继承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论，认为人追求财富，保存自己，追求于己有利的东西是人的自然权利。尽管他也不完全同意霍布斯对幸福的理解，而是提出了更高的幸福目标，即“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但也没有否认追求财富等物质利益之于幸福的伦理价值。“德性的基础即在于自我保存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存在。”[5](p183)他认为，如果对于财富等追求为手段而非目的，不仅没有什么妨害，而且对于要把它们作为手段去追求的那个幸福目的的实现，也有很大的帮助。
关于财富的伦理价值及其对幸福的满足，经济伦理学思想先驱亚当·斯密对这一思想主题分析得更为清晰与合理，不仅说明了财富的来源、分配、管理以及对国家和个人的作用等经济学内涵，而且着重探讨了财富、道德与幸福的伦理关系。斯密因《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上的《圣经》而闻名于世，但其本人更看重《道德情操论》，首版后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修订和完善这部作品，前后进行了五次精心修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最终版本直到去世前几个月才出版。可见，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只是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并不是鼓励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地追求财富，而是以道德的方式对待财富，探寻财富与美德的平衡点，实现人的幸福生活。
前现代社会中，人们更注重精神生活。在西方伦理文化中，无论是古希腊的“至善”即幸福，还是中世纪“幸福就是拥有上帝”，抑或中国伦理文化“舍生取义”的“孔颜之乐”，无不揭示了德性之于幸福具有核心意义，体现出超世俗所建构的精神生活的幸福大厦。虽然传统社会的伦理文化强调精神生活的幸福诚然可贵，并且对于过分注重物质生活的现代人——不断追逐向外索求的幸福而缺乏自制具有某种理论的启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化，缺少人的自由意识，前现代社会使人对精神生活的幸福追求存在着社会规范的外在强制而非个人行为的自愿选择现象。因而，在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中，现代人对待传统伦理文化的幸福观，需要社会境遇的转换、辩证的思考及“幸福能力”[注]“幸福能力”，依照生命存在之理，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用内源性发展需要自觉调节、控制、转化外在性发展需要，以更新生命活动方式、改变生命存在的多重世界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为着眼点，不断实现内源性发展需要的满足，获得生命存在的某种完满体验并将其延续、拓展，不断地将生命存在推向整体完满的本领。关于“幸福能力”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中，如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积极心理学等，但随着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也扩展到文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中，如周国平、赵汀阳、刘次林、檀传宝、易凌云、肖冬梅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深入的探讨。的提升，使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更为合理、完善和全面。
二、知足：财富之于幸福的伦理限度
相对于依赖外在条件的物质生活而言，精神生活更具有内在超越的独立性，是对人自身存在本质与价值在精神层面上有意识地自觉创造、表征、确证并享受的生命活动。“精神的自我超越的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正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特质和旨趣。精神生活不完全与物质实践同一，而具有异质的向上的超越性，从中展现自身向上的力量和对现实的牵引。”[14]更切近内心指引的幸福，精神生活对人生意义的追寻、社会和谐的渴望，以及文化理想的认同等等，为人的存在提供伦理的价值支撑、真实的情感寄托和终极的心灵归属。
这意味着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并没有造成“斯密问题”，相反，恰恰是斯密发现了社会发展动力的经济杠杆，明晰了经济行为运行满足幸福生活的合道德性的伦理依据。即是说，个体追求财富，不仅有利于自己，也兼顾他人的利益，保持其行为的“合宜性”，最终导向人类社会的共同善，“为人类寻求合乎人性的幸福生活，探明正确的道路或方式”。[8]按道理说，现代社会沿着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应该能够找到财富与幸福的生活伦理之道，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常常以否定的方式向前演进，将人性中的利己冲动不断突破既定的道德阈限，无限扩大到群体的利己主义，使道德的力量削弱，追求幸福的动力受到抑制。
一般而言，精神生活的幸福仰赖于物质条件的必要满足。没有物质生活的保障，过于强求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幸福也可能会滋生出许多伪善，无法确立起普遍公正的社会道德体系，找不到追求幸福生活的确定的道德准绳。相对而论，与传统伦理文化追求精神生活的幸福相比，现代社会更注重物质生活的保障，激励人们去追求财富，维护自然权利，满足自己的幸福欲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嬗变中，打破社会等级制度，从神义论走向人义论，为现代人追求财富，获得自己的利益，满足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奠定了政治伦理的文化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体系，如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等是围绕着人追求财富并实现自己的幸福这一核心主题而展开和设计的。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一定意义的道德合理性。
表面上看，随着经济生活的纵深发展，人们追求财富，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生存的自然需要，而是拓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在符号消费体系中展示个人的自我价值、自由选择和人生意义，而实则却走向永不满足的欲求，[注]关于自然的“需要”与“欲望”或“欲求”的区分，一些思想家曾做出详细的说明和论证。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对此做出明确的界定。伊壁鸠鲁提醒人们追求财富要冷静理智，因为有些财富是自然的和必要的，是有限度的和容易获得的，而有些财富是不必要的，虚幻的；虚幻的意见所看重的财富却永无止境，永远无法把握。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对现代文化给予了总体性的批判。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反复提到人的需求和欲求(或欲望)之间的古典区分，也肯定了自然需要有其固定限度，而欲求或欲望是无限的。“欲望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且其本性就是无所限制。”(引自〔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页。)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也使人在“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思语)的物质满足和消费中遭遇到了个体自我的心灵空虚和精神贫乏。人的生活几乎被压缩成赚钱消费的一种单一模式，尽管这种生活也常常给予人“心灵鸡汤”的滋润，涂抹着“幸福蜜语”的甜美，却总令人感到“一场被裹挟的人生追逐”(卢风语)，品尝着无法自制的痛苦和孤独无助的绝望滋味。正如艾伦·杜宁所指出：“这样在消费者社会中的许多人感觉到我们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虚——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10](p6)约翰·内尔什也质疑人们在今天这个技术和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为什么总是不满足？”他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社会调查，不仅看到了经济主义发展至上的社会弊端，也揭示出人的心灵内在空间的深层危机。究竟是社会群体自利盲目追逐的结果，还是个体行为的不自制？抑或说，是相互推卸责任造成的？的确，社会理应承担必要的责任，但在现代“人是目的”的个体化时代，社会群体的盲目自利也是个体主动放弃了一些基本道德责任的结果。如果个体的道德生活不断自我完善，主动关注他者，关心他人，敬畏自然，社会也就减少盲目性，趋于自觉，形成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良性循环。因而，肯定地说，作为类存在物，对待财富，现代伦理文化的建构需要个人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伦理生活的文化自觉，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密切配合中，打破一味寻求财富来追求幸福的恶性循环，揭示出财富满足幸福的伦理限度，增强伦理超越的幸福能力。约翰·内尔什认为，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甄别什么对我们是“足够”的，学会在满足、健全和持续性的追求中平衡我们的个人生态与社会和谐。然而，“我们现在到达了足够那一点，但却为了追求幸福而准备越过它”。结果是越追求越得不到幸福的满足。因而，我们需要知足的智慧，探寻真实的幸福。“我们可以试着寻找平衡，方法是只寻求那些我们真正渴望的东西，而不是去追逐人造彩虹。如果我们将注意的焦点从追求更多转向知足，将为我们的星球带来积极的连锁反应。”[11](p6)知足不仅要求我们摆脱对持续增长的痴迷，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也使自身学会自制，由对财富的追逐转向心灵的满足，达致身心和谐与幸福。
三、自足：财富之于幸福的伦理超越
3) 保证齿轮的设计强度，由于铁钻工的回转次数较少，使用频率不是很高，可以将减速器的输出轴与驱动轮设计成为一体，保证输出转矩准确地传递，减少因减速器输出轴与驱动轮之间的损耗[4]。
先进行钢护筒施打是较传统施工方法的主要差异，施工成败的关键便是钢护筒的施工过程，钢护筒露出泥面的长度为18米，如何在护筒施打完毕后保证护筒的稳定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应该承认，现代社会的伦理文化肯定了人追求财富之于幸福的伦理价值，有其人文主义的道德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然而，社会发展也常常存在群体利己主义的盲目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泰勒的“现代性之隐忧”、德波顿的“现代性焦虑”等等无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社会伦理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人性的“额外压抑”。在现代社会伦理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人对财富的追求已远远超出了自我保存或自利的道德阈限，僭越了精神生活的自主建构能力，压抑了人的超越性幸福的总体渴望。尽管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但依然有某种基本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共识。“从伦理学角度把‘幸福’作为一个重要道德范畴，反映的是人对自己全部生活的总的感受和评价”，“既是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两方面的满足，又是享受和创造的统一”。[13]从这一视角来看，现代伦理文化对财富之于幸福的伦理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为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保障，为精神生活的享受提供了可能，却无法囊括和替代精神生活的存在意义和内在超越的幸福路径。
虽然斯密对财富、幸福与道德关系的分析和解释并不完善，存在追求财富的“经济人”与同情利他的“道德人”之间的矛盾，史称“斯密问题”，但这只是社会文明发展中复杂人性论前提的内在使然，尤其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伦理学对人类行为之不同方面的知识考量，表征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异质性，暗示着人类经济生活与伦理文化生活的内在紧张。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两种价值模式、生活系统的割裂。至少，在斯密的时代，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并没有与伦理学截然分裂到难以沟通的程度，而仍然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不仅具有社会实证科学的知识特性，也内在地包含人文道德的价值内涵及规范特性。
从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在追求金钱即财富的现代社会中，要想获得真实的幸福，不仅需要对待财富知足，更亟须精神生活的自足，幸福才能得以真正充分的满足。毕竟幸福能力的培育既需要外在生存能力的提升，又需要内源性发展的实现，来控制、调节和平衡外在性发展需要。因为这种内源性发展需要的满足更多地是依靠自己的品质和能力，而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力量(如财富、荣誉或感官快乐)的支撑。在现代伦理的一般观念中，只有追求财富的伦理价值及其利益的最大化，才能获得幸福。这种财富观念对于摆脱贫穷的社会境遇，具有实际的意义，也是幸福的前提。但是，在不仅满足人们生存的需求而且满足不断增长欲望的“丰裕社会”里，一味致力于财富及其利益的最大化，只会使精神更为空虚与无聊，反过来会更为加重对金钱的渴望。财富的增加、消费主义的刺激，越加难以摆脱精神的空虚，陷入无法摆脱的囚徒困境。现代社会的公正伦理体系和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人们道德心理的平衡、精神生活的完善与社会和谐的可能，却无法彻底阻止资本力量的殖民扩张，抑制不了对金钱财富的内心渴望与执着。因为这种幸福路径依然是外在的，能够缓解经济上的匮乏，却无法治疗心理上的无聊和精神上的贫困。鉴于此，从内在超越的幸福伦理路径出发，寻求精神生活的自足，反而能够节制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贪欲，寻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之道和幸福伦理意蕴。正是在“金钱至上”的现代历史境遇和精神困境中，传统伦理文化才能生发出智慧的光芒，从内在超越的幸福路径，寻求精神生活的自足，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幸福悖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终极实在为旨归的传统伦理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美德伦理和信念伦理资源，对财富欲望的幸福最大化给予内在的限制，探寻精神生活自足的至善幸福。相对于现代人本主义集中关注人的利益、权利、价值和尊严的伦理体系，传统伦理文化更重视人的存在价值和终极关切，信仰和敬畏无法言说的、包蕴万有的“终极实在”(ultimately real)，[15](p12)用于维持和继承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并以此体认人类的局限性或有限性，给人们提供真实生活的意义和心灵宁静的幸福指向。
高中数学高效解题，即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数学题，并保持较高的准确率。要想在数学考试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做题速度和准确度缺一不可。而在速度和准确率都有基本保证的情况下，如何让自己在简单题上花费更少的时间，并在难题上取得更多的分值，便成为了我们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古希腊美德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从理性与经验的双向考察，论证了人的价值和实践本性在于对感性事物的道德超越和对“终极实在”的幸福追求。对待财富保持中道的伦理态度，既肯定财富的客观存在和现实作用，承认和赞同财富之于幸福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合法性，也看到财富之于幸福的从属目的，将财富定位于工具意义上的和基础层次上的“外在善”。亚里士多德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在寻求的善，因为，它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16](p13)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灵魂的善”，自足的至善，不可与其他事物并列的东西。“我们所说的自足是指一事物自身便使得生活值得欲求且无所缺乏，我们认为幸福就是这样的事物……所以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16](p19)作为对“终极实在”的一种具体体现，正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幸福凸显出灵魂善(精神生活)的自足价值，使财富等外在善之于幸福目的的内在限度及其道德超越的精神动力成为必要和可能。
又如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待财富重节制轻功利，强调修身养性，特别是道家尊重自然的“贵生”思想，更值得对待财富永不知足的现代人合理地借鉴。如果说西方伦理传统沿着美德与信念伦理的幸福之道，把至善至福归之于理性的思辨活动或神圣信仰，最终把人的幸福引向神的生活，那么，中国伦理文化传统中的道家思想却清晰地表达出“道法自然”的宇宙本体与物我合一的人生哲学，体现出做真实自己的道德力量和存在勇气。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具有本根之义的“玄牝之门”，万事万物的统摄与源泉。老子的“道”并不是主观逻辑推演的绝对精神，而是进入“道境”的实践成果。“《老子》一书写成的必要条件是老子必须对终极实在本身有体验。事实上，《老子》正是老子体验终极实在，即悟道之后的产物。”[17]正是在“道”的终极视域中，人能够找到自身的限度，“贵生”才彰显出道德的价值和幸福的意蕴。因而，对于人们最为关注的财富，老子给出的建议是，“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对待财富，以生命为限度，依靠损耗身体的健康、身心俱疲，甚至以死亡的代价换来超出能力之外获得的财富，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不幸。正如老子所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由知足，不过于索求，能够自觉地享受已得到的财富，就能达到恒足，即自足。抑或说，老子“自足”的幸福并不是西方伦理传统中的精神的自足与财富等外在善制衡的幸福，而是在自然本体的视域下，寻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源始的存在之境，表征了中国伦理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活寓意和精神特质。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的观察组患者的骨折愈合时间显著短于实施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关节功能恢复情况也显著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该研究结果与相关文献[5]报道相符。综上所述,应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对骨折患者进行护理干预,促进骨折愈合,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骨折恢复优良率,值得临床上广泛应用。
由上可见，无论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幸福，还是中国先秦时期老子“尊道贵德”的简单幸福，对待财富，或采取道德超越的“加法治疗”，完善灵魂，或自然无为的“减法治疗”，见素抱朴，路径不同，目的却是相同的，体现中西伦理文化传统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平衡的幸福之道。当然，在生产力不足、物质匮乏的前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神权政治或政治伦理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下，这种幸福之道更多的是通过政治强制和意识形态的灌输得以实现，缺少个人价值的自由选择。然而，到了现代社会的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处于当前物质极大丰富的历史境遇中，传统伦理文化对待财富的幸福伦理之道，更具有对现时代的理论反思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然进入到具有更多自由选择空间的“个体化社会”(鲍曼语)，为了自己的幸福，我们既属于现时代的人，也必须是历史的继承人或文化的传承者，在传统与现代的思想张力之间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因而，对待财富，我们在创造和享受“现代性”成果的同时，也要借鉴和吸收传统伦理文化财富观的现代意义，自觉拓展心灵的内在空间，超越自我中心的幸福幻象，探寻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者之间平衡的终极视域和幸福伦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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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thical Reflection of Happiness From Satisfaction and Contentment to Self-sufficiency——An Answer to the “Paradox of Happiness”
ZHANG Pengsong
(School of Philosophy，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Wealth is the foundation of happiness，but it cannot encompass the full meaning of happiness.However，under the strong stimulation and domination of the “capital logic” in modern society，people blindly pursue for wealth.And the practice has arrogated the autonomy of people’s spiritual life，such as psychology，emotion，value，etc.，broken the internal balance between the material life and the spiritual living，and created a “happiness paradox” that is hard to get rid of.Through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ethics of wealth，and an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culture of the debat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this paper reveals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wealth to happiness ethics，so as to provide a possiblepath for modern people to pursue self-perfection and freedom of choice.
Key words：wealth；happiness；ethics；spirit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1-0058-07
收稿日期：2018-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与马克思实践哲学重建研究”(编号：14AZX003)
作者简介：张彭松(1974-)，男，黑龙江同江市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应用伦理与中西伦理比较。
(责任编辑：余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