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困境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困境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绝对是一个现代故事。根据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一个经济停滞与各国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状态。中国在1978－2009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被称之为“中国奇迹”。正如美国作家詹姆斯·阿雷迪（《华尔街日报》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者之一）所指出：“中国很可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传奇。它的影响无处不在，从大企业、华尔街，到美国的千家万户。”本文拟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前景，及所面临的困境。笔者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熊彼特困境”与“凯恩斯困境”，但是，在城市化、梯度开发效应、基础设施投资等动力的支撑下，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1978－2009
1803年，正在欧洲争雄的拿破仑曾经指着地图上的中国说：“这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如果他醒来，他将会震撼整个世界。”事实上，到182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仍与世界GDP持平，而GDP总量居世界第一。但是，从那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到1978年时，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只有5％。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才又开始了新的增长历程。
1.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描述：历史视角
1978－2009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这几乎是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
从发展过程来看，1978年时，中国的GDP为3645.2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时，已超过3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2009年已相当于1978年的20倍。从国际历史比较来看，据国外学者计算，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11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25年的时间内，年均经济增速达到7％以上。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英国、德国和美国在1870－1913年43年间，GDP总量分别增长2.24倍、3.32倍和5.26倍，日本在1950－1973年23年间，GDP增长了7.7倍。而我国改革开放的31年，实现了年均增速9.8％。从现有的发展趋势看，中国8％的经济增速将维持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打破了日本1950－1973年年均9.3％的高速增长纪录，也打破了日本1955－2005年期间GDP增长11.27倍、年均增长5.0％的纪录。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从1978－2020年，中国用42年的时间GDP总量可能增长42倍，打破世界各国持续高增长的记录。
从较长时段来看，在过去的200多年的工业化史中，全球仅有约10亿人口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如果到2049年实现全面工业化，则在100年里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实现了工业化。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要知道，当年英国经济崛起时，只有2000万人，美国也不过3000万到4000万人，日本只有1亿人，而中国却拥有13亿人。
2.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全球视角
与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不同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道路困难重重。从1980－2010年，世界经济至少发生了四次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灾难：自80年代以来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失去发展的年代”；自80年代末，第二世界（苏联东欧）出现了总体危机及其经济崩溃；自1997以来在中国家门口发生了新兴工业体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自2007年以来，在美国、日本等第一世界国家发生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发展的。
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排名来看，1978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排名第十，到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已达到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从制造业规模来看，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制造业大国。根据美国经济学咨询机构全球通视（Global Insight）做出的估计，2009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将占全球份额的17％，而美国则占16％。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从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来看，198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大约为1％，到2009年时，已超过8％。具体参见表一。
计算数据来源：1980－2005年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2007,CD2ROM），2008年数据由作者估计。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PPP）方法对中国经济规模进行估计，中国经济规模更为可观。根据Maddison的数据（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3，其后迅速下降到1950年的4.6％，到1978年升为4.9％，尔后迅速上升，到2003年约为15.1％。我们按照麦迪森的方法进行推算，到2008年时，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上升到18％－20％。
3.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分析
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中国经济在1978-2008年的增长可以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前10年，主要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小部分行业的进入管制放开，使社会中积累的生产能力得以释放，从而获得了高速增长；第二个10年的增长则来源于外商投资的扩大以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个10年的增长动力是基于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指中国所采取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近似固定汇率战略）运作下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在这样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中国在没有进行足以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激进改革的背景下，将中国经济的潜在优势（如低成本化能力）发挥到极限，获得了快速的增长。
二、中国经济的“熊彼特困境”与“凯恩斯困境”
从中国经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成长模式里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即中国是通过牺牲社会保障、劳动者收入的方式，将低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而获得了“世界制造中心”的称号。然而，这种低成本优势并非不可模仿，随着越南等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模仿，中国面临的边际优势越来越小，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着动力衰竭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只是中国经济困境的“冰山一角”。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其“熊彼特困境”与“凯恩斯困境”。
1.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个经济体为什么能在很长的时间内维持经济的增长？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供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需求才是稀缺的。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就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导致经济衰退。为了与经济衰退进行斗争，政府必须起到需求的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而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扩大供给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创新”及挖掘创新价值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是，增长是一个社会过程，一个胜者与负者交互更替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不是将现有的生产规模进行简单的复制的线性过程。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谓的波动完全是由供给波动所驱动的，而这些波动过程来源于一个竞争性的过程，即所谓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通俗地说，熊彼特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制度，尽可能多地生产出产品与服务。凯恩斯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
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在60－80年代，宏观经济学致力于寻找其微观基础，在动态上变得越来越超短期化。自80年代以来，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或者称之为“新增长理论”）的崛起，熊彼特问题已经在宏观经济学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在中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里，增长问题已经能够占据1/4到1/3的位置。
2.中国的“熊彼特困境”
从增加供给的观点来看，要更多地生产产品与服务，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需要积累资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及更快的技术进步。中国经济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通过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创建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制度基础；第二，以超高的投资率快速积累资本；第三，促使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四，通过引进与模仿使技术快速提升。熊彼特指出，真正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在于“创新”，然而我们所缺少的正是“创新”。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生产方法或者生产要素结合过程上的变革，或者通俗地说，就是经济生活领域内的新事情和新做法。熊彼特还举了五方面的例子：（1）生产新商品，（2）应用新技术或新生产方法，（3）开辟新销路，（4）发现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行新的如百货商店、超级市场等企业组织方式和泰罗制之类的职工管理制度等等，生产、销售和企业组织管理上凡是另辟蹊径、独出心裁的新生意经。在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将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因为创新所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将淘汰原来的旧事物。
熊彼特理论的要点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日益频繁，而企业家也就是创新的执行者是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角色。而中国正是缺乏企业家生成的基础性制度环境，这是因为，在中国只要能够敢于破坏基本的规则，就能赚到快钱。这种赚快钱主要是赚政府的钱，赚资本市场投机的钱。中国政府部门可能是全球政府中握有经济资源最多的部门，而中国现有的制度还不足以保证政府能够合理地使用这些经济资源，这样便可以向政府部门寻租，寻租是最快的赚钱方式。在能够赚到快钱的情况下，大部分具备企业家潜质的人都会将心思用于如何去赚快钱，至于如何通过创新去开拓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因为缺乏企业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经济规模增长20倍，但没有一家企业是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领导的、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企业。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熊彼特困境”。
3.中国的“凯恩斯困境”
凯恩斯认为，如果要经济短期内增长，首要的是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至于生产能力问题，市场会自动解决。而增长的三大动力是：消费、投资与净出口。这三大动力都是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寻找出路。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恰好是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国内消费性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净需求严重依赖于投资与净出口，而非消费需求。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凯恩斯困境”，这个困境在本质上就是生产过剩，而且是系统性的生产过剩，是全面性与普遍性的过剩。
出现“凯恩斯困境”的原因是经济分配机制有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增长成果在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分配不均衡。居民收入增长比GDP慢，197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343元，2006年提高到11 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 587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平均年增长6.7％。同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约为10.2％。此时，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最高点，是62.5％，到2006年这个比重下降到44.8％，在20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下降了0.77％。与此同时，国家在GDP中所占份额到1990年代降至最低点，然后急剧上升。中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1992年仅有19％，2006年上升到22％。扣除政府的非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土地出让金）以及预算外收入（罚没款项等），大概上升了3－4个百分点，加上税收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我们估计，2009年，政府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上升到30％左右。政府收入比重的上升固然说明了国家能力的上升，但是，这种国富民穷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经济的低效率。
第二个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情况：买得起商品的人已不再需要购买商品，想要消费的人没有钱消费。据估计，高、中、低三组人群的收入差别比例大约已经从1981年的4∶2∶1变化到2001年的9∶3∶1。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国家之一。
有理由相信，现有的基尼系数低估了中国收入分配的状况。据有关统计，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过少、收入过低。2005年我国仅有13％的家庭步入中产阶层，预计到2020年才能达到25％。而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占全部人口比重大约是70％。而且，我国的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也过低，据估计，其户均全部财产只相当于大中城市一套经济适用房的价值，也就是说，购买一套经济适用房，将耗尽城市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全部财富。
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富裕人士的富裕程度已远远超出了统计局的估计。美林和凯捷集团联合发布的2008年度《亚太区财富报告》显示，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个富裕家庭（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不包括自住的房地产），较2006年增加20.3％。这些家庭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仅为千分之一，但其拥有的财富总值达2.12万亿美元，估计占据了全国居民金融资产的40％以上。这些家庭户均所拥有的财富量高达510万美元，为最底层居民的1 000倍以上。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在2008年时，美国（其人口为全球的5％）占据了全球消费额的1/4，而中国（其人口为全球的20％）仅占据了全球消费额的2％。这是中国经济出现“凯恩斯困境”的真正根源。
三、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与前景：全球化视角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前景，有很多世界性的机构曾经做过研究。表2给出了一些主要研究机构的成果。
1.长期经济增长：从世界经济史的视角
从世界经济史的视角来看，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极少。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年间，包括中国（1978－2008）、日本（1959－1989）等一共有6个经济体实现了前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然而到了第4个10年就有5个国家不约而同地陷于长期经济衰退之中。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能否走出经济增长的第4个10年魔咒，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阻碍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兴发展中的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 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9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据此，很多经济学家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风险。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经济学家克拉斯穆尔·佩佐夫在其具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经济的萧条风险》中指出，根据《美国大萧条》一书作者罗斯巴德的解释，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繁荣建立在信贷扩张的基础上，“整个繁荣期内，货币供应增加了280亿美元，8年间（1921－1929年）增加了61.8％。这等于每年平均7.7％的增长，通货膨胀幅度非常显著”，“整个货币扩张以信贷制造的产品——货币替代品的形式出现……20年代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全部银行储备的增加。”换言之，2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这种繁荣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表现特别明显，而消费价格通常保持平衡，甚至在这一时期略微下降，使得大部分专业经济人士并未意识到，经济本质上并不健康。现在，萧条的种子以一种类似的形式在中国种下了。经济学者欢呼中国的增长，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一次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inflationary credit boom），其规模让美国喧嚣的20年代相形见绌。佩佐夫指出，“过去美国所犯下的每一个重大错误，今天中国都在重复”，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
2.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化、梯度开发效应与价值链提升
我们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风险不足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未来5－10年里，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城市化、区域间梯度开发效应、基础设施投资与提升价值链。
第一个动力是城市化。从现有的发展模式来看，中国为了保持其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一直实行最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这种城乡隔离制度使中国在薄薄的城市化外壳下，包含着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5％－30％）的农民工群体。这些劳动力大多都具有候鸟式迁徙特征，即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单身、短期迁移，大量农业人口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却无法获得当地户口和相应的福利，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这些人口在城市的居住都具有明显的短期性与临时性。未来，如果政府提供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候鸟式迁徙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长动力。我们此前的一项研究（李勇坚，2009）表明，这种城市化大约能够使中国每年新增10000亿元以上的GDP。
第二个动力是区域梯度开发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产业结构日益“模块化”。这一趋势降低了我国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也对我国产业实现梯度转移具有重要意义。“模块化”（modularization）是基于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的，是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把设计、生产、销售等生产环节细化为多个更小的模块，通过分包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由于我国经济区域之间差异极大，产业可以从沿海向内地渐次梯度转移，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提升的持续动力。
第三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人指责中国的高投资率，这些投资将会导致未来的产能过剩。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投资是否会导致产能过剩，而在于投资决策是谁作出的，以及投资不当的后果由谁承担。如果投资决策是由企业家作出的，其后果亦由企业家承担，则再高的投资率也不存在问题；如果投资决策是由不承担投资失误后果的人作出，那么，投资率就变得重要了，因为投资完全可能成为无效的生产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其实远远不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78年时，中国人均拥有的铁路长度大约为6厘米，经过30年的建设，中国人均拥有的铁路长度仍然只有6厘米。今后通过对铁路建设投融资体制的深入改革，将使铁路建设投资持续增长，为经济发展带来动力。
第四是中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中国的出口导向产生了一种极端现象，即中国将产品生产成本压到了极低。这种低生产优势一方面树立了中国在一段时间里的战略优势；另一方面，将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禁锢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全球价值链呈“V”型曲线分布，处于两端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服务各占利润20％－25％，中间加工环节利润只有5％。目前，中国主要处于中间加工环节，获得了5％的利润。从未来发展来看，随着中国制造技术水平的提升，将给中国带来持续的动力。
四、结论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福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增大，随着中国经济中所存在问题日益暴露，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熊彼特困境”与“凯恩斯困境”，但在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区域梯度开发效应、价值链提升等动力的推动下，在未来的5－10年里，中国经济仍会保持持续增长。正如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所指出的：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模糊地指出经济发展不平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以原来的速度前进，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发展不是“轮子嘎嘎响车子唧唧叫”那种级别的小问题就能摧毁的，这需要一场绝对意义上能把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这场危机还要快点儿来，最好就在5到10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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