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作家的文學世界——莫言與《靜靜的頓河》之淵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家论文,世界论文,莫言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些年發表的有關莫言小説創作資源的論著中，大多認爲是來自20世紀西方現代派小説；具體地説，是美國作家福克納(W.Faulkner，1897-1962)和哥倫比亚作家馬爾克斯(G.J.C.G.Márquez，1927-2014)的小説。按照莫言自己的説法，人們之所以把他定位在“先鋒小説”上，是根據他在1980年代中期發表的幾篇中短篇小説，例如《爆炸》、《透明的紅蘿蔔》等。本文並不想主觀移動作家的文學史位置，而是想通過鉤沉材料的方式，通過敍述歷史脈絡，重新理解他的文學世界。他與蘇聯作家肖洛霍夫(M.A.Шолоxов，1905-1984)著名長篇小説《靜靜的頓河》的歷史淵源，就是這種考察的重要對象。 一、與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關係的緣起 莫言與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的關係，源於1984年秋在位於北京市西直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招待所召開的有關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對此，他回憶道： 當時座談會不是爲我們開的，但把我們軍藝的幾個比較活躍的學員吸收進去了。會上一批老軍事作家對中國軍事文學創作現狀憂心忡忡，他們拿着蘇聯的戰爭文學作比較，蘇聯的衛國戰爭祇打了四年，可反映衛國戰爭的文學層出不窮，描寫衛國戰爭的作家也是一批一批又一批，說有五代描寫衛國戰爭的蘇聯作家。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戰爭歷史和共產黨的歷史差不多是一樣長，二十八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但是真正反映戰爭的文學，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樣的經典著作一部也沒有。 當時我就憋了一股子氣，我就一定要寫一部戰爭小說，後來就開始寫《紅高粱》，1985年春天寫的還是1984年年底寫的，我記不清了，是1986年3月份的《人民文學》上發表的。① 根據莫言所提供的《紅高粱》的創作時間推算，這次座談會召開的時間大約是在1984年秋。 莫言打算寫戰爭小説還有一個原因。1984年夏，莫言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第一屆學員班時，三十五名學員都是從全軍各大軍區和軍兵種選拔上來的青年作家，其中不乏李存葆這樣的文壇新星；即使錢鋼、朱向前、劉毅然等，也都在軍內外文學界小有名氣。當時，大家還不知道管謨業(莫言的原名)是什麼人，有什麽作品，頗有點瞧不起這位來自農村的青年軍人的意思。莫言心裏感到憤憤不平，但又沒有機會發洩。一次，文學系組織對李存葆小説《山中，那十九座墳塋》的討論會，輪到莫言發言時，他把這篇小説貶得一塌糊塗，使舉座震驚，會場一片沉默。當時，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剛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小説又被改編成話劇、電影，作者名氣大得不得了。見到會場陷入沉默，系主任徐懷中老師委婉但略帶批評地説，莫言的看法太片面了，應該再讀讀這部力作，這是一篇悲劇性作品。這件事使莫言在同學中的處境十分尷尬：“我自己把自己逼到一個懸崖上了。很多人都説，你既然把人家得全國頭獎的小説貶得一文不值，那你寫一部作品出來讓我們看看。”②兩件前後發生的事銜接在一起，使莫言對在西直門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到的肖洛霍夫的名著《靜靜的頓河》有了深刻印象。莫言沒有寫過關於這部小説的讀書札記，所以，他是之前還是座談會後讀過《靜靜的頓河》，需要下一番功夫來考證。但無疑，這部“經典著作”暗暗變成了莫言寫戰爭小説的榜樣和標杆，對他以後的創作產生了持久長遠的影響。 1982年10月，莫言的大哥管謨賢在致莫言的信中，因擔心弟弟不是科班出身，特別嘱咐弟弟“應該在文史方面狠狠地下點功夫補補課”，古典文學擬通覽《左傳》、《楚辭》、明清小説，尤其是《史記》和魯迅的小説。③兄弟倆在未公開的兩百多封家信裏，是否曾經講過閲讀《靜靜的頓河》的心得，還無法查證。但顯然，目前缺失的材料可能會使人們增進對莫言與這部小説關係的瞭解，彌補研究的缺憾。 二、有關《靜靜的頓河》的敘述 1984-1991年之間，莫言大概不止一遍地讀過這部小説。我在讀莫言這一階段創作的戰爭小説《紅高粱家族》時發現，其中有些段落隱含着《靜靜的頓河》的痕跡。比如，在家鄉附近田野、河邊驚天動地的殘酷廝殺，縱馬奔躍的勇敢的戰士，熱烘烘的泥土氣息，瘋長的野草，膨脹的情欲，英雄豪傑視死如歸的旺盛生命力。土匪余占鼇形象裏是否有葛利高里的影子？豪氣沖天的“我奶奶”是不是婀克西妮亞的托生轉世？都頗令人生疑，也激起查勘的興趣。一個有用的材料，在幫助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推理。 拜莫言爲師寫小説的李大偉，在文章《與莫言先生二三事》第二節“頓河情結”中提到過這樣的細節： 莫言的作品，出現的多是東北鄉、高粱地、墨水河，怎麼就頓河了？想想，自己也納悶。但許多年來，我總是感覺莫言要寫一大場面全景式反映平原地域的史詩性巨著，這並非我想當然，先生幾次談藝中都留下過話頭，衹是因爲他計劃博大，我又不足以成爲與之討論的對象，他就目光迷離恍若隔世地眯了眼，打住話題，往遠處凝望。我竊想，趁着記憶還沒有完全被酒精奪光，趁着那年月的日記還在，應該盡力把往昔的記憶碎片穿綴起來，讓我輩或後來人更全面地暸解莫言。 李大偉接着把莫言家鄉的地理環境描繪了一番，由此推測説： 墨水河並不寬廣，也不奔流激蕩，在它短短百多平方公里流域中發生的歷史事件也遠不是那麼波瀾壯闊，激動人心。但生於斯長於斯的莫言眼光是超越墨水河的，從人性和民族的角度上講，他人在東北鄉，心中有頓河。 他還進一步用自己1991年初的日記來證實這種猜測： 1991年初春的一個下午，莫言先生對我說起《靜靜的頓河》的時候，一下子勾起我對這部巨著的回憶。先生似是自警自策，又似惋惜和不甘。他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成爲世界性的作家不容易也容易……如今要寫出《靜靜的頓河》和《戰爭與和平》這樣巨著的機會不多了。環境、機遇、經歷，一個作家把握作品的能力，是一種複雜的情緒，連寫《紅高粱》時的感覺，目前也找不到了。說完，先生迷離的目光就繞過我，轉向窗外，凝望春日午後的遠天，半晌不語。④ 如果説李大偉所説的衹是一個孤證，還不足爲信，那麼，莫言後來的一篇文章，對這個材料可能有一點點支持的意味。在這份材料的一前一後，是兩部戰爭題材長篇小説《紅高粱家族》和《豐乳肥臀》的問世。當然，應該有待更多翔實可信的材料文獻把它們做實。不過，因考證而延伸出的假設，實際上也可以成立。 1994年初，莫言的母親去世。1995年，“莫言在縣城南關的家中寫《豐乳肥臀》。右手中指磨起了厚厚的老繭，莫言的手稿字體工整清秀，一絲不苟，一遍成功。這都是勤奮的見證”⑤。一年後，北京城內外出現了對這部長篇小説的“批判風波”。莫言多年來想寫一部《靜靜的頓河》這種非凡巨著的願望，突遭襲來的風暴。人們從他對自己小説的辯護文章中，讀出了與這部作品的聯繫： 爲什麼張煒《古船》遲遲得不到茅盾文學獎，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寫了歷史真實。什麼叫歷史真實，難道他們寫的歷史就是真實的嗎？你可以說我是歷史唯心主義，衹見樹木，不見森林，衹看到革命過程中一個片面、局部的現象，沒看到整體性的東西。我覺得一個小說家他不應該去考慮整體與片面的關係，哪個地方最讓他痛苦，就應該寫哪個地方。肖洛霍夫寫《靜靜的頓河》，頓河哥薩克爲什麼叛亂？是因爲布爾什維克對他們的鎮壓過分了，波及了中農，殺了不該殺的人，當然他們要叛亂了，很多無罪的人都槍斃了，活着的人人自危，一有機會，當然要叛亂。《靜靜的頓河》第二部在雜誌上一發表，也是罵聲一片，討伐聲一片，說肖洛霍夫是爲白匪寫作，是白匪的幫兇。⑥ 他沒直接説《靜靜的頓河》，而是説《豐乳肥臀》大規模戰爭場面的描寫受到了《戰爭與和平》等俄國和蘇聯戰爭題材小説的影響： 在這部小說中，關於戰爭的撤退場面的描寫堪稱經典。這個撤退場面，我覺得我是放在一場宏大的戰爭之中寫的。我是把淮海戰役挪到了高密東北鄉來打，這也是我提出的用小說拓展故鄉的一次實踐。淮海戰役當然是發生在蘇北的，但我在寫的時候，那淮海戰役的戰場就在我們高密東北鄉的荒原上。母親推着車子，帶着孩子，跟隨着人群逃亡的那段艱難歷程，實際上也是他們人生旅途的一個縮影。她們不知道前途在哪裏，走了一段以後母親下決心不走了。母親決定回去，回故鄉，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故土上。艱難的逃亡轉變成生死未卜的回鄉之路。⑦ 我們知道，小説創作原來的設想，最後是要落實到紙上的，因爲長篇小説需要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行爲動作和語言，需要有非常逼真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描寫。《淮海戰役實錄》、《淮海戰役紀實》等等關於戰爭的紀實性史料，是無法變成小説作品的。莫言説道： 這種戰爭場面，我沒有經歷過，我根本沒見過坦克怎麼衝鋒，飛機怎樣轟炸，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怎樣冒着硝煙、彈雨向前進，部隊像走馬燈一樣你來我往，車水馬龍，車輪滾滾，滿地都是屍首。寫這個的時候也讓我想起了《戰爭與和平》裏的巨大戰爭場面。那是經典，我確實還差得太遠。現在回頭來想，這個地方應該更加從容地展開。⑧ 他進一步交代説，自己離開部隊後，“產生了一種回頭來寫一篇戰爭小説的願望，切入點就是過去的歷史生活”。⑨但是，光有這種願望也不行，它需要借用以前戰爭題材長篇小説的某些資源，心裏有某種有形無形的藝術範本。我以爲，《戰爭與和平》和《靜靜的頓河》就是這樣與莫言的創作發生神秘的交集的。它們觸發了他對中國的“過去的歷史生活”的想象。 三、“肅反”與小説 莫言的創作與《靜靜的頓河》除了外在的聯繫外，還有一種歷史的聯繫，這就是20世紀上半葉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的“肅反運動”。“肅反運動”起源於俄国“十月革命”後鞏固革命政權的歲月。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在一本書中寫道：“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對布爾什維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惱羞成怒”，當局贊成“逮捕乘坐頭等車和二等包廂旅行的百萬富翁陰謀分子……判處他們在礦井裏強制勞動半年”。⑩1930年代，斯大林爲強制建立集體農莊，對地主、富農採取了消滅和驅趕的政策。受其深刻影響，中國的各根據地對革命異己分子和地主、富農的鎮壓持續不斷。1940年代末有緩和跡象，但個別新解放區仍執行極左政策，在土改工作中效仿蘇聯和中國根據地的激進做法。 莫言的大哥管謨賢説：“土改時，我們家鄉那一片屬於膠高縣。據黨史縣誌記載，當時執行了華東局(康生)的極左政策，搞了擴大化，亂鬥亂殺，地富掃地出門，還侵犯了中農的利益，時間長達四十多天。事後雖然糾偏，但人頭不像韭菜，割掉的長不出了，掃出去的人也回不來了。我們那兒解放軍和國民黨搞拉鋸戰，小小高密城就解放了三次，可見鬥爭之殘酷。所以還鄉團這一特別產物衹在山東、蘇北一帶出現。解放軍撤走了，還鄉團回來後就反攻倒算，殺害了跟着共產黨走的農會幹部和貧下中農，共產黨隊伍回來後就鎮壓了還鄉團。由於戰爭，我們那兒的一切古舊建築毀壞殆盡。”(11) 莫言對人説：“生活遠比書本複雜。我們還有一個鄰居，姓王，家裏六個兒子，也是很傳奇的。他後來被劃爲富農，老太太活了九十多歲。大兒子是1947年被共產黨槍斃的，他也不過是個鬧將，喜歡熱鬧，其實並沒有什麼階級立場。國民黨回來了，他就跟着回來了，説是組織還鄉團，他那個樣子就像‘文化大革命’成立紅衛兵一樣，組織一個隊伍，要殺羊，包羊肉包子，有一把手槍，不知是哪裏買的還是撿的，把村裏一個村幹部的娘抓起來，吊着打。這邊殺了羊，包了包子，還在鍋上蒸着呢，那邊共產黨的武工隊已經圍上來了，他被活捉了。第二天早上，拉到河頭上，就槍斃了。他自己覺得沒有死罪啊，就在河堤上往橋頭拉過去槍斃的時候，大聲喊我爺爺的名字：‘二叔，快找人來保我呀！’當時槍斃一個人是很簡單的，拉到橋頭上，‘嘣’一槍就斃了。”(12) 考證要查證一個事實，它其實還在組織一條綫索。這條綫索就牽涉到莫言爲什麼寫長篇小説《豐乳肥臀》的主綫。再往前推，它又與1980年代中期，他在西直門參加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聽老作家、評論家們提起《戰爭與和平》和《靜靜的頓河》這個“前因”接在了一塊。前因後果經管謨賢和莫言聽老人講述家鄉殘酷肅反運動的故事的發酵，就建立起來了歷史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就是作家創作《豐乳肥臀》這部長篇小説的立足點。在解釋這部小説與《靜靜的頓河》之間，爲什麼會在一種新的歷史時空中發生碰撞和對接的現象時，莫言是這樣回答的： 我們歷史上的還鄉團現象與頓河哥薩克的叛亂有幾分相似。他們批判我時，我本來也可以這樣辯解，也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來，譬如我們大欄村的張姓地主就是個善人，樂善好施，走路都怕踩死螞蟻，他沒有罪，但貧農團把他打死了。高平莊我四叔的表弟是雇農，一直給人佃工夫，扛長工，日本人要選維持會長，誰也不願當，沒辦法，祇好抓鬮，不巧讓他給抓到了。當了兩年，經常挨日本人的槍托子，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但共產黨還是把他槍斃了。這個現象不是個別的。這些東西我寫了，還鄉團的殘酷報復我也寫了，我已經很明確地點清了產生還鄉團的前因後果，這是一種真正的歷史，是比教科書上更加真實的、更加讓人痛苦的歷史。(13) 在這裏，莫言這段話不僅僅是爲自己辯解，而是有一種歷史長度的考量在裏面。他不是在孤立地看中國革命的成敗得失，而是通過與蘇聯相似的歷史事件相比較，通過這種綜合性的視野深入地的觀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東方國家發展的崎嶇和複雜的狀況。這樣，他纔把蘇聯的肅反納入了進來：“肖洛霍夫寫《靜靜的頓河》，頓河哥薩克爲什麼叛亂？是因爲布爾什維克對他們的鎮壓過分了，波及了中農，殺了不該殺的人，當然他們要叛亂了，很多無罪的人都槍斃了，活着的人人自危，一有機會，當然要叛亂。” 事實上，我在另外場合也試圖擺脱考證技術手段的限制，指出了將莫言創作與《靜靜的頓河》建立聯繫的更大範圍的問題：“從考證角度看，這段話披露了兩個材料信息：一是莫言當時是軍藝作家，部隊作家寫革命軍事題材小説本來是他們的創作傳統，加上這次‘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的啓發、刺激和推動，就使他的創作發生了轉向；二是這種題材有《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種現成的模本，莫言雖然受福克納、马爾克斯等20世紀西方現代派作家的影響，但《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種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其實也正在參與莫言文學世界的艱苦建設。從他1990年代後創作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和《蛙》等長篇小説來看，這種將20世紀現代派文學技巧和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思想相結合的二重結構或叫混搭結構，已經自覺地成爲莫言長篇小説的主要方向。但是，這種重要跡象過去是被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材料證實，他對《靜靜的頓河》早就喜愛有加並多次談論，他要把這種史詩性的小説舞臺移植到高密東北鄉來的企圖，已不再是什麼秘密。他敏銳地感覺到高密東北鄉更接近《靜靜的頓河》那種渾樸蒼茫的鄉土氣質，而不是《戰爭與和平》那種知識者的文學氣質。然而，很長一段時間裹，由於考證方法和視野的欠缺，人們一直沒有機會和可能看出作者的這種文學野心。”(14) 四、《靜靜的頓河》與《豐乳肥臀》 肖洛霍夫1905年5月出生於俄國頓河軍屯州維約申斯克鎮魯日林村。母親出嫁前給地主家當女僕，生父是哥薩克下級軍官，繼父是外鄉的平民知識分子。肖洛霍夫在沃龍涅日省一個縣城中學讀書，沒畢業。“十月革命”後，當過鎮革命委員會辦事員，參加過武裝徵糧隊，做過機槍手。他在草原上生活將近二十年，熟悉頓河哥薩克的生活和風俗，對那裏的一切充滿了感情。1922年，他來到莫斯科，六年間，幹過統計員、小學教師、裝卸工、食品監督員、石匠、會計、辦事員和記者等差事，有時幾個月沒工作，就靠幹苦力活來維持生計。他業餘時間閲讀普希金(A.C.Пyшкин，1799-1837)、列夫·托爾斯泰(Л.Н.Tолстой，1828-1910)和契訶夫(A.П.Чexов，1860-1904)的作品，並嘗試從事創作。1923年，在《少年真理報》發表小品文。1924年，發表第一篇小説《胎記》，加入“拉普”(PAПП)。1926年，第一部短篇小説集《頓河的故事》問世，同年返回頓河流域，專心從事創作。“1933年4月，肖洛霍夫致信斯大林，講到了黨的幹部在糧食收購中對集體農莊莊員進行‘折磨、毆打和凌辱’。雖然布爾什維克的總書記在覆信中責備作家犯了評價上的‘片面性’，説他庇護怠工分子，那些人與‘蘇維埃政權在進行悄悄的戰爭’，但是中央還是派委員會來到頓河流域。許多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的人獲得釋放，載着種子和糧食的車隊也開到了頓河流域。”(15)儘管對集體農莊莊員抵制糧食徵購的鎮壓依然採取“肅反”手法，但是斯大林原諒了作家。1920年代後半期至1940年代，肖洛霍夫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説《靜靜的頓河》(1928、1929、1933、1940)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1932)，這使他進入20世紀世界傑出作家的行列。1965年10月，肖洛霍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肖洛霍夫小説始終與人民的意識相聯繫，與此同時發展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敍事傳統。《靜靜的頓河》共四部八卷，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品。這部史詩性的巨著，以1912-1922年十年間的兩次革命和兩次戰爭(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內戰爭)爲背景，敍述了頓河流域五百萬哥薩克人在特殊時期的巨大動盪。“哥薩克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遠從15世紀開始，大批不堪忍受農奴制壓迫的農奴、僕役、流犯和市民，紛紛從俄國內地逃亡到邊遠的頓河、庫班河大草原成爲‘自由民’，逐步建立起具有自治性質的哥薩克組織。哥薩克酷愛自由，英勇善戰，性格粗獷強悍。後來沙皇對哥薩克採取懷柔和鎮壓相結合的政策，授予一定‘特權’、‘榮譽’，灌輸‘忠君愛國’的毒素，使之效忠沙皇。哥薩克一面務農，一面習武，過着一種傳統的近乎中世紀宗法制的生活方式。”(16)“肖洛霍夫認爲，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悲劇性的。文學專家們統計過，在頓河系列的20個短篇中，10篇中的主人公死去，有5篇中受到折磨或負傷，有4篇中不得不殺死親人。”(17)但作家仍然堅信生活的不朽與勝利。這種矛盾，最大程度地體現在對主人公葛利高里形象的刻畫上。從小説第一頁起，他就被放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來塑造，如捕魚、飲馬和他的愛情，“他的兩條腿信心十足地踏在土地上”。革命讓葛利高里回到故鄉，回到愛人和孩子身邊。他全身心地站到新制度一邊。但革命對哥薩克的殘酷鎮壓，對戰俘的不公正，最後促使他重新走上戰爭之路。這是背叛者的悲劇。然而在此之後，他又逐漸意識到，自己走得太遠了，遠離了爲之而生和爲之而戰的東西。 莫言1955年2月出生於山東省高密縣平安莊，爺爺、奶奶、父親和母親都在家務農。他在大欄小學讀到五年級時輟學，成爲生產隊中年齡最小的社員，種麥、種棉，幹過農村所有的農活。1973年到1976年初，在高密縣第五棉油加工廠當臨時工，做過司磅員、門衛，兼在廠區宣傳欄編稿抄寫。1976年1月入伍，先後在山東省黃縣、河北省易縣、北京市延慶縣，當過總參某通訊團警衛班戰士，總參三部五局訓練大隊新兵班班長、保密員、圖書管理員、政治教員、宣傳科理論幹事，總參政治部文化部專業創作員；1997年，轉業到中國檢察報社工作。當兵期間開始小説創作，1984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後，創作纔真正走上正軌。1984、1985、1986這三年，他因中篇小説《透明的紅蘿蔔》、《白狗秋千架》、《枯河》、《紅高粱》等，奠定了在文壇的地位。1989年後，他轉入長篇小説的創作，《酒國》、《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生死疲勞》、《檀香刑》、《蛙》等作品的問世，使他獲得了世界性的文學聲譽，2012年10月因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是中國當代文學中作品被譯成外語最多的作家。 迄今爲止，軍事題材和農村題材是莫言創作涉足最多的領域。他在這些領域創作了衆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徐懷中説：“莫言對農村是比較熟悉的。他有一篇《民間音樂》，你們看過嗎？那篇東西很精彩。莫言對農村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寫農村題材是他的優勢。”(18)王炳銀認爲，莫言的《紅高粱》、《高粱酒》、《高粱殯》等一批軍事題材小説，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描寫四五十年前發生的戰事的作品，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由於審視的對象是農民的父輩，由於審視的農民的父輩的靈魂是由雙向的精神因素構成，如果我們認同這一批作品所進行的審視，如果我們贊成把武裝的農民作爲中國革命戰爭文學的描寫對象，那麼，這就導致了中國革命戰爭文學新的格局的出現，即既是英雄主義同時又是農民意識的中國戰爭文學，或者叫農民英雄主義的中國戰爭文學。”(19)張清華雖然沒明確指出，但是暗示了莫言的《豐乳肥臀》是在向19世紀文學史詩性結構的靠攏：“《豐乳肥臀》的非同尋常之處在於，它在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時也擔負起了它的龐大宏偉結構，這也是使它能夠躋身於‘偉大漢語小説’的極重要的因素。它的主題、人物和敍事結構完整地融合在了一起，這是一個樸素的奇跡。就這一點來講，很少有哪一部作品能夠與它相比。一個世紀的風雲際會和歷史巨變，似乎這樣自如舒放地貫穿在母親的一生之中，她和她的衆多的兒女們，宛如一個龐大的星座，搭建起了一個豐富的民間和政治相交織的歷史空間，歷史導演着他們的命運，也推進着頭緒繁多又清晰可見的敍事綫索。”(20)莫言説：“我在《豐乳肥臀》中描述了高密東北鄉從一片沒有人煙的荒原變成繁華市鎮的歷史，描寫了這塊土地的百年變遷。”他描寫這塊土地，是要它顯得“最美麗、最神聖、最莊嚴”。(21) 從以上材料敍述中，讀者得以看到莫言與肖洛霍夫文學世界的某些相似點，他們都是農民出身，都做過軍人，都是在東方革命的大環境中寫土地史詩的小説家。他們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有某種“農民英雄主義”的歷史痕跡，因此作家對他們的愛顯然是那種充滿了內心矛盾和掙扎的愛；但是，他們都能站在土地和農民之上，站在一般的鄉土感情之上，用人類的視野和悲憫眼光去看待這些農民的生與死的問題。這是19世紀結束之後，在東方國家繼續步19世紀文學後塵的兩位傑出的作家。莫言對《靜靜的頓河》主題、題材和境界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就來自對這種相似點的欣賞和認可。 但是，如果沒有1984年秋天在西直門召開的“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莫言與這部蘇聯小説的歷史機緣是否就能夠發生？他的小説創作是否會發生這種小小的轉向？這一切誰都很難逆料。一份西直門開會的材料，一個李大偉的回憶，能否構成一個可研究的問題，也都是存在爭議和值得仔細探討的。不過，我能夠認識到的是，《靜靜的頓河》與《豐乳肥臀》是關於蘇聯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小説，這是兩部作品的思想聯繫點；一個共同的歷史境遇，讓莫言把目光投向了這位蘇聯作家，他克制不了要敍述自己家鄉歷史生活的衝動。肖洛霍夫筆下是葛利高里，而莫言筆下是自己的母親。這是20世紀人類生活中不多見的兩場著名的革命所造就出的人物形象。 綜上所述，作家莫言的文學世界是豐富多彩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觀念的變化，相信研究者將不會再簡單地按照莫言與魔幻現實主義文學這個文學批評結論來理解他的創作；另外，隨着更多史料文獻的披露，更爲豐富地解讀莫言小説的工作也將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當然，這種研究角度的變化，大多發生在經典作家的身上，我這篇文章衹能算作重讀莫言文學世界的開始而已。 ①《莫言王堯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第119—120頁。關於這次軍事題材小說座談會，“對話”敘述得非常簡單。我覺得應該去查找一下這次座談會的綜述、報道，以及是否有人就此寫過回憶文章。另外，與此相關，莫言是否因此開始閱讀《靜靜的頓河》，或者他此前已讀過這部長篇小說，還都有待於進一步走訪、考證。 ②莫言：“我在部隊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9(2013)。 ③“莫言家書”(1982年10月24日大哥致莫言的一封信)，《莫言研究》4(2008)。 ④李大偉：“與莫言先生二三事”，《莫言研究》2(2007)。由於這份材料采自這家當地非公開出版的雜誌，編輯部顯然還沒有文學經典的意識。他們在組織這方面的稿件時，衹是發表這種感想式的文章，而沒有進一步深究，組織更多莫言的知情人去寫同類文章。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該論文的展開。 ⑤管謨賢：“莫言小說創作背後的故事”，《大哥說莫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90頁。 ⑥⑦⑧⑨莫言：“我在部隊工作二十二年”，《莫言研究》9(2013)。 ⑩[美]安妮·阿普爾鮑姆：《古拉格：一部歷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戴大洪譯，第5頁。 (11)管謨賢：“莫言小說創作背後的故事”，《大哥說莫言》，第94頁。 (12)(13)《莫言王堯對話錄》，第44頁。 (14)程光煒：“創作——莫言家世考證之六”，待刊。 (15)[俄]符·維·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凌建侯等譯，白春仁校，第434頁。可能是由於肖洛霍夫敢於直言集體農莊真相的緣故，《靜靜的頓河》第二部雖然遭到很多人圍攻，但卻得到了斯大林的寬容。莫言在《我在部隊工作二十二年》說：“《靜靜的頓河》第二部在雜誌上一發表，也是一片罵聲，討伐聲一片，說肖洛霍夫是爲白匪寫作，是白匪的幫兇。斯大林是有胸懷的，懂文學的。不管斯大林是什麼樣的暴君，但他對待肖洛霍夫的態度，對待《靜靜的頓河》的態度，還是寬容的，他說，我們出版第二部。當時肖洛霍夫搜集了幾麻袋的資料，研究頓河哥薩克爲什麼叛亂，他自認爲證據在手，鐵證如山。但如果不是斯大林保護，這些都沒有用處。”[《莫言研究》9(2013)]。 (16)朱維之、趙澧、黃晉凱：《外國文學簡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第290頁。 (17)[俄]符·維·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第435頁。 (18)徐懷中、莫言、金輝、李本深等：“有追求纔有特色——開於《透明的紅蘿蔔》的對話”，《中國作家》2(1985)。 (19)王炳銀：“審視：農民英雄主義”，《文藝爭鳴》4(1987)。王文對莫言小說的評論，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注意，因爲很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作家與魔幻現實主義影響這方面去了，忽視了作品內容的本土性，尤其是忽視了莫言自己二十年的農村生活經驗。如果這樣再去重讀《紅高粱》等一批作品，筆者認爲會對這一問題有所推進。 (20)張清華：“敘述的極限——論莫言”，《當代作家評論》2(2003)。值得注意的是，張清華當時就注意到莫言長篇小說對19世紀文學史詩性主題的追求和嚮往，發現作品所努力揭示的“中國鄉村百年史”，是要建立在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史詩性結構這個系統中。對這個發現，應該作進一步延伸性的討論和研究。 (21)莫言：“《豐乳肥臀》解”，《光明日報》1995-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