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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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在他60岁生日前不久，将他的处世哲学，也就是如他自己所讲的，“积一个甲子之经验”，公之于众（见《我的处世哲学》，载《东方》1994年第6期）。
王蒙在他的文章里，把他60年的生活经验条分缕析地洋洋洒洒讲了十一点。例如什么“不要相信简单化”呀；“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呀；“不要被大话”、“被胡说八道”、“被旗号吓唬住”呀；“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为异端”呀；“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呀；“承认特例”（按：即特殊），更“重视常态”呀；“重视学习语言”“哲学”和“逻辑”呀；“重视结论，也重视方法”呀，“喜欢乐生”呀；“主张每个人（按：指知识分子）做好自己的事”呀，以及在“做人”方面，主张“大道无术”、“大德无名”、“大智无谋”、“大勇无功”呀，等等，等等。在这里，人生观、宇宙观和价值观，以及操作方法，应有尽有，十分齐全。
王蒙还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将他60年来积下的这十一条人生经验，概括为三条原则，即什么“中道原则”、“常态原则”、“健康原则”等。
我们知道，王蒙是一个中共党员，一个有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当过中央委员和部长的党员，是党员高级干部。从王蒙的身份（尤其是他的政治身份）来看，他所宣扬的那套处世哲学就不那么合身了。
既然王蒙不是或者说不愿从自己是一个党员，一个老党员，一个党员高级干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来总结自己的处世哲学，而宁愿从自诩为“并不随波逐流”者的角度来向世人宣讲他的长达60年的人生经验。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联系他在一些关键时刻或者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言行，即他的生活实践来同他的处世哲学相对照，并以此来判断他的那些“人生经验”是否真有什么价值，或者不过是一堆人生“垃圾”。
王蒙大言不惭地宣称，他“认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认同国家、民族、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生活与政治努力的合理性。”这番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
1989年“北京风波”的平息，就符合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最大利益，就充分体现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生活与政治努力的合理性。那场“北京风波”如果不能得到平息，不光中国，甚至世界也很难得到安宁。“北京风波”不是别的，而是美国最高当局的反动势力直接插手、资助，直接和我们国内的反动分子相勾结，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场暴乱。对于这场暴乱的性质，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每一个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人，是有真正共识的。而王蒙呢？他却不想也不曾同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人们想必还记得，在“北京风波”平息了三年之后，一个日本记者采访王蒙，一再要他谈谈对平息“北京风波”的看法，而王蒙对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正如左迁的文章所说，王蒙在同日本记者的谈话里，没有忘记申明他是“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文艺界的一个重要作家”，当过文化部长，而且当时仍是“中共中央委员”。可是，这位“大人物”王蒙对于平息“北京风波”的问题，总是避而不谈，讳莫如深。态度极其暖昧。
在同日本记者谈话之后，又过了一阵，在1994年元旦期间，王蒙应台湾方面一家传媒的邀请，前往参加讨论大陆文学的一个什么会议。一些曾参与过北京动乱的所谓“精英”人物，如刘再复、高行健之流，也涌至台北。王蒙同他们称兄道弟，谈笑风生，不仅频频举觥相互勉励打气，还一起照相留念，而且还同刘再复一道肩并肩地徜徉在台北街头。王蒙同这批“动乱精英”如此情同手足，态度如此热烈、鲜明，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待平息“北京风波”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们具有与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完全相反的共识。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王蒙的言行相验，的确分毫不谬。因此，他的所谓“不随波逐流”，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即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他不是同党同人民站在一起和保持一致的。
再看第二个例子。王蒙宣称：“理性原则是健康的。气急败坏，大吹大擂，咋咋呼呼，一厢情愿是不健康的，病态的。”什么是病态的呢？王蒙具体地指出，“动不动扬言要吊死在电线杆上则是病态的”。
王蒙这句话就是针对林默涵同志而发的。
我们知道，在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反革命暴乱之后不久，文艺界的老领导、老前辈林默涵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很有感触地说，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坚持马列主义、忠诚于工人阶级伟大事业的共产党人，被反革命暴徒吊死在电线杆上。接着他联系“北京风波”说，如果这场反革命暴乱不加以平息，而是让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制造这次政治动乱的人们得逞，那就会千万人头落地，许许多多忠贞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也会被吊死在电线杆上。林默涵同志的这番话（这里记述的是他的大意），决非是什么“气急败坏”，“咋咋呼呼”的危言耸听，而是由衷之言。在北京街头火光冲天的那些日子，我们的一些最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不是被暴徒活活打死、烧死，被点了“天灯”吗？他的话表明了他的心迹。作为一个老党员，在党的事业、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命运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决不贪生怕死，更不会为虎作伥，而是准备慷慨捐躯，以身殉党。林老的这番话，是掷地有声的，是大义懔然的，也是令人敬佩的。
前几年，就有人把林默涵同志的这番话，讥讽、挖苦为什么“电线杆情结”。现在，王蒙也以他的人生哲学为标尺，将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这种崇高精神，定格为“不健康的”和“病态的”。
王蒙口口声声说，要理解人，要爱人，“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为异端”。可是，在这里，他实实在在地把林默涵同志当成“他”排掉了，并且视他为“异端”了。
日本记者很想弄清楚在1989年北京十万火急的那段日子，王蒙的内心活动。所以一再追问王蒙，而他却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我当时生病，请的是病假”；“……有病就按有病的情况来考虑”。那一阵，他确乎心安理得地躺在医院的病室里，不仅没有“大吹大擂”，也不曾“咋咋呼呼”，而是一厢情愿地保持着他那“健康的”“良好的”心态，完全不受大街上的那种紧张气氛的干扰。没有相当的“内功”，做到这般地步，确实也是不易的。
这里再举第三个例子。1994年7月4日，王蒙在《中华老年报》上发表了《坚持适度的超脱》一文。他的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离退下来的老干部们看的。他告诫离退下来的“老前辈”、“老同志”们说，不要“老是怀旧，回忆过去（自己）的光荣，然后把现在蒙头盖脸地骂一顿”。他进而又说，“人老了就是老了，退下来就是退下来了”，不要“太执著”、“太投入”、“火气太大”，那样“对国家不利”，对“个人也不利”。因此，他要老干部们“保持心态上的健康”（按：也就是照他“处世哲学”的“健康原则”办），与现实“保持适度的超脱”，潇洒地走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总之，千万不要去“议政”，不要去“参与决策”。王蒙生怕“老前辈”们不了解他这个“大人物”，还特地亮出了他那颇为显赫的“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的身份。
王蒙的文章见诸报端后，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离岗下来的老干部们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他们纷纷投书《中流》杂志加以驳斥。他们认为他们人老了，从岗位上退下来，这是自然的事。但是作为共产党员，老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因此同样退休。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和组织纪律是决不能“退休”和“离休”的。作为共产主义者，退下来之后，仍然肩负着为人民服务、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政治责任。而且党中央也是这样寄希望于离退的老干部们的。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所以，有的老干部写诗回敬王蒙说：“教忘却的全记着，教记着的全忘却。倒穿草鞋赶鬼火，背手撒尿不理雀。告别不唱阳关叠，至死还要擂三挝。上帝赐我龙光剑，不怕青林鬼吟哦。”
上述三个例子，就很可说明王蒙的那套“处世哲学”，是同中国共产党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党章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党章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王蒙“处世哲学”的中心思想是一个“我”字。一切从“我”出发。万物皆备于“我”。顺我者就是同道的家门弟兄，就可以实行“费厄泼赖”。而逆我者就是“抱残守缺”，“耍丑售陋”，就是“画地为牢，搞个小圈子称王称霸”，因此他就将其视若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只要于“我”有利，于“我”有实用价值，哪怕就是干系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也以暧昧态度对之；只要能损人利己，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只要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可以把自己的一套说成是“健康的”良知，而把别人的高尚的心灵污蔑为病态的痼疾。
“五四”期间，胡适曾把美国人杜威搬请到中国来推销他的以“我”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哲学，目的是力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是，无论是杜威，还是胡适，他们所宣扬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国就是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因为凡是对反动统治者有用的，对人民大众就有害。反之，对人民大众有利的，就不利于反动统治阶级。在这里，没有给“折中”，给所谓的“中道原则”留下一丝一毫的余地。所以，它在中国到处碰壁，并终于彻底破产。现在，王蒙又把这套实用主义哲学从历史垃圾堆里翻检出来，并将其重新加以包装，拿来向现代的中国人推销，要大家跟着他走，也实在太不高明了。这里，不妨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未免“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销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了。
让这样的“处世哲学”见上帝去吧，——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