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依存度论文,税收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时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从封闭型转为开放型。一方面经济对外依存度逐步提高，2000年起超过30%，2003年后升至50%～70%之间，超过美国和日本两大对外贸易国，仅次于德国(70%多)；另一方面，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放大，所办企业成为吸容就业和产业结构转换的推动力量。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的结果是税收对外依存度同步提升。这意味着中国财政安全程度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和外资来源国政策变动的关联度在提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应深入分析税收对外依存度的结构性问题，其中关键问题之一是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在50%～55%之间。2011年为53%。现行政府间收入划分制度规定进口环节税收和进出口关税属中央固定收入，单是这两类税收占中央税收比重已超过30%，如把外资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国内增值税中归属中央部分以及消费税全部计算进来，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超过50%。显然，涉外经济活动税收状况已成为决定中央税收稳定程度的重要因素。中央财政收入预算管理要实现科学化精细化，似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的正负效应，要从开放型经济角度测算中央税收增长可能性边界大小，把主要贸易国经济政策走势研判纳入到收入预算编制因素分析体系中来，这是我们分析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的主要动因。
一、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定义和主要决定因素
分析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首先应厘清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含义和决定因素。目前国内外关于税收对外依存度的研究较少，关于税收对外依存度也没有统一的定义界定。本文给出的定义是作者的见解。
(一)定义。
税收对外依存度是指一国或某一区域的涉外经济活动税收对税收总额的影响程度。涉外经济活动税收主要包括对外贸易税收和外商投资税收两部分内容。对外贸易税收包含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出口两类贸易带来的税收，外商投资税收包含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四类企业税收。有必要说明，涉外经济活动税收不等于涉外税收。主要区别是涉外税收仅只包括外商投资税收和外籍人员在华税收(如个人所得税)，涉外经济活动税收则还包括对外贸易税收。因此，税收对外依存度可表示为涉外经济活动税收与税收总额之比。
分析税收对外依存度可从多个角度进行，如财政层级、产业分布、税种分布、区域分布等。迄今为止，关于税收对外依存度的研究相对薄弱。各方面在分析经济全球化时大都把重点放在国际间经济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效应、消费效应和产业变动效应上，至于国际间经济要素流动对各国税收的影响则未做深入、细致分析。本文是从财政层级角度分析税收对外依存度。由于目前我国已基本打破了内外两套税制格局，涉外经济活动税收几乎覆盖了所有现行税种，各个财政层级的税收对涉外经济活动税收都有依赖性，区别在于程度大小。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具体说是要以现行税收划分格局为基点，分析涉外经济活动税收占中央税收的比重及其成因和走势。我国现行规定是把进出口环节税收全部划归中央，主体税种收入大头归中央(国内增值税75%、企业所得税60%)，因而直观判断可说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比地方高。
(二)税收对外依存度主要决定因素。
税收对外依存度变动主要取决于经济对外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税制和汇率四方面因素。
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主要衡量指标是货物进出口总额/GDP。经济对外依存度对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进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货物进口的数量和金额与进口环节税收额呈同向变动状态，进口货物品种结构如果出现了高价物品比重抬升状况，那么，进口环节税收相应增加，反之，则下降。货物出口环节流转税一般采行零税率政策，同时，为避免国际间重复征税，货物出口时还要采行国内流转税退税政策(一定比例)，因之，出口货物流转税贡献度很低。二是贸易方式。货物进口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和补偿贸易两类方式。世界各国普遍只对一般贸易货物进口征税。因此，一般贸易进口额与进口环节税收额同向变动。
外商直接投资既可产生国内税收又可产生进出口环节税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变动直接连带税收对外依存度变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表明的是外资对该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当一国处于经济结构转换期时，外商投资结构变动会加大税收对外依存度。此外，外商投资和经济对外依存度两者对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影响有一定交叉，主要表现是外资企业也有一定规模的进出口业务，特别是在我国，大量外资企业属于加工贸易企业或外国科技成果转化型企业，这些企业的税收较大程度上来自原材料进口和产成品出口。
税制是税收的制度约定。税制要素(税率、纳税人、税基)变动直接连带税收规模和结构相应变动。在体制转变和经济起飞阶段，一个国家很容易形成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对外资采取倾斜性扶持政策，同时鼓励内资企业出口创汇、进口高新技术产品。当经济发展相对成熟时，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则会逐步统一。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历经的路。中国可说是突出典型。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税制属于标准的内外有别，外资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等多税种大力度优惠政策，2005年之后中国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企业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相继并轨，涉外经济活动税收增长主要依靠进口货物规模膨胀和结构调整。换言之，在经济对外依存度和外商投资既定的条件下，税制状况是决定税收对外依存度高低的关键因素。税制变动成为外商投资变动的基本诱因之一。当国内经济活动实现内外资税收待遇平等时，关税和反倾销税就成为一国贸易政策的主要落实工具之一。
汇率本质上是国际经济往来的货币表现形式。一国汇率高低既反映该国汇率政策，也体现该国货币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归根结底是该国币值的集中表现。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市场内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时，该种货币的汇率变动就会对国际汇率体系产生较大冲击，同时直接影响他国货物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一国税收不管来自何种经济活动，都要以本国货币为税款计量货币，因之汇率成为涉外税收变动的非实体经济性约束因素。汇率对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影响有两种形式：一是汇率升降直接决定同等价格和数量的进出口货物的税收额多少。当一国汇率上升时，假定进出口货物规模和价格不变，进口环节税收额相应减少，出口环节税收额相应增加(如果不退税)；汇率下调时，情况相反。二是汇率升降直接影响一国外资进入规模进而连带涉外税收规模变动。本币升值外资进入成本高，本币贬值，外资进入成本低。外资规模与涉外税收成正比，因而币值升降与涉外税收规模相应成正比关系。在实体经济外资进入方面这点尤为突出。高币值国家实体经济外资进入相对少，低币值国家相反，本质上反映的是这个道理。发展中国家招商引资，初期刻意追求低汇率，体现的也是这点。正因此，发展中国家外资企业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相对高一些。进一步说，具有储备功能和结算功能的货币的汇率走势对一国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影响最为明显。当前国际上美元汇率变动的连锁反应是突出例证。就中国而言，尽管贸易伙伴多元化增强，但美元的储备和结算功能依然强劲，使中国在进口规模不断扩张条件下，税收对外依存度与美元汇率变动的联系加深。
上述四类因素可说是税收对外依存度变动的基本因素。事实上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税收对外依存度高低，比如物价。但从分析简便起见，可靠的选择还是围绕这四类因素来阐明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变动过程。
二、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总体变动趋势
(一)全国税收对外依存度。
由于统计资料相对完整，本文仅只分析2000年之后的情况。首先要说明三点：一是虽然从理论上讲涉外税收包含在华外籍人士个人缴纳的税收，但这些税收没有完整的公开资料，故本文所述税收对外依存度数据不含外籍人士个人税收。二是服务贸易进出口税收规模较小，而且服务贸易进出口税收实际上较大部分转化为货物进出口税收，比如来华旅游外籍人士在华购物转化为货物出口，在华食宿转化为国内营业税。因此，本文未把服务贸易进出口税收列为研究对象。三是货物进口和外商投资企业两类税收会形成一些引致税收。比如货物进出口会引致出售后服务税收，再如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链会引致关联企业税收。但这些税收很难相对完整统计，因而也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对中国经济来讲，200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01年起GDP总额突破10万亿元，2011年达到47万亿元，财政收入从1.63万亿元增到10.38万亿元。就基本势态看，2000年后中国税收对外依存度呈上升趋势，涉外经济活动税收总额从4000亿元增至2.5万多亿元。下边我们先从结构角度分析问题。
1.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
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外国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置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图1 四类型企业税收增长率与税收总收入增长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计算整理。
表1给出了外商投资企业和非居民企业(2008年前称为外国企业)税收总体情况(进出口环节税收未包括)。2001年到2010年，四类型企业税收均呈上升趋势(除2009年中外合作企业税收低于2008年)，其间税收总量也呈逐年递增势态。
图2 四类型企业税收总量与税收总收入绝对规模、相对规模比较(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计算整理。
图3 进出口环节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决算表》、《2011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决算表》计算整理。
图1描绘了四类型企业税收各自的增长率及总量的增长率，同时给出了税收总收入①的增长率趋势。考察各自的增长率，四类型企业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各异，折线形状各不相同，例如外国企业税收在2004年增长最快，达到48.8%，而中外合资企业当年增长率为13.8%，基本达到最低点。比较四类型企业税收总量和税收总收入增长率走势，两条折线起伏趋势基本一致，除2007年、2010年之外，四类型企业税收总量的增长速度均快于当年税收总收入的增长速度，速度差距最大出现在2006年，快于税收总收入增长速度8.8个百分点。2007年之后，除外国企业之外，所有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2009年中外合作企业的增长率甚至为负，这是四类型企业增长率200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2010年增长率有所提高。
从绝对规模来看，企业税收总量和税收总收入都是逐年上升的；从相对规模来看，四类型企业税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除2007年、2010年)，但速度缓慢，从2001年的15%上升到2009年的19.6%，8年共增加了4.6个百分点。
2.货物进出口税收。
进出口环节税收主要是海关代征的进出口关税和船舶吨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进口环节消费税以及出口退税。改革过程中，货物进出口税收规模不断扩张，其中主要是货物进口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保持在9%以上，2000年后稳定在14%以上。详情请见图3。
3.全国税收对外依存度。
在涉外企业税收和货物进出口环节税收规模扩张条件下，税收对外依存度2000年后稳定在30%以上，请见图4。
图4 涉外税收总量及税收对外依存度趋势(单位：亿元、%)
图4中的折线即为税收对外依存度。2004年的依存度最高，达到36.8%，其他年份虽有上下起伏，但总体来看都在30%以上，且大趋势是上升的。特别是2003年之后依存度均在35%以上。
从统计分析角度看，这种格局的直接成因是涉外经济活动税收总额增长率波动幅度低于税收总额增长率波动幅度，间接成因是涉外经济活动税收增长率与国内税收增长率没有拉开距离，部分年份前者低于后者。相比较而言，2000年后中国税收对外依存度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了较大幅度提高，20世纪90年代税收对外依存度在25%以下。反过来说，2000年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税收规模急剧扩张，较大程度上得力于涉外经济活动税收规模的快速膨胀。
从结构角度看，2000年后税收对外依存度抬升，主要支撑因素是货物进口环节税收相比20世纪90年代跨越式增长，1994年货物进口税收总额占税收总额比重为11.6%，2009年升至15.5%，2011年高达18%。2011年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是1994年的41.8倍，但2011年税收总额仅是1994年的17.4倍，两者相差24个数值。
2000年后，外资类企业税收持续增长，2008年突破1万亿元，2009年达到1.16万亿元，比2001年增长4倍，超过税收总额增长数倍(2.6倍)，年均增长率超过20%。
(二)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
测定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首先要界定中央涉外经济活动税收的范围。现行政府间收入划分制度把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把国内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的60%划为中央分享收入。因此，本文所说的中央涉外经济活动税收是指所有货物进出口税收(主要是进口)和涉外企业交纳的消费税、增值税75%部分，企业所得税60%部分几类税收之和，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也即是指这几类税收之和与中央税收总额之比。需要说明：由于资料欠缺，本文主要分析货物进口税收和外资企业税收中归属中央部分之和与中央税收总额之间关系。此外，由于货物进出口税收资料相对完整且为中央涉外经济活动税收的主体，本文将主要用该类税收占比状况说明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变动趋势。
上文所述现行政府间收入划分从制度约束角度锁定了中央税收涉外经济活动税收中的主体地位。请见图5。
图5 涉外税收在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之间的分配(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计算整理。
图5表明在涉外经济活动税收总额中中央占比在80%左右，各年数据波动不大。但从增长率角度看，归属地方部分比归属中央部分增长快，2010年和2001年对比，中央部分是5.78倍，地方部分是6.03倍。
2001-2010年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保持在50%的水平，最低点是2002年的42.7%，最高点是2010年的56.3%。此间，地方税收对外依存度保持在15%的水平。详情请见图6。
从结构角度看，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主要支撑因素是进口税收规模不断放大。从2001-2011年，关税收入在平均税率水平下移和重点商品进口(如原油、煤炭、铁矿石)关税实行零税率背景下依然增长了2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了7.2倍。请见表2。
由表2可见，2010年和2011年为进口税收高增长期，把进口税收推向万亿高位。因此，单就考虑进口税收而言，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2001-2011年就在30%的水平，2011年达到33%，比2010年提高2.2个百分点。
三、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成因分析
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高达50%，在国际上是少见的现象。发达经济体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一般不超过30%。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在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收入结构中，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税占比高达80%。比如欧盟区，2008年税收总额5.57万亿欧元，直接税和间接税各占30%，社会保障缴税占32%。涉外经济活动税收一般主要来自间接税，间接税占比总体为30%，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当然不会超过30%。二是发达经济体的中央税收一般主要来自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税。比如美国，联邦收入结构中个人所得税占比约为43%、社会保险金约为34.8%，这些收入与涉外经济活动关联度很低。三是发达经济体内的外资企业税收贡献度远比中国低。同时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并非全归中央，比如德国，进口环节增值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新兴经济体的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一般也不超过30%。巴西的税收占政府收入比重仅为42%。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自然不会超过30%。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收入结构中，社会保险税占17%，所得税占21.5%，其它比重较高的项目是自然资源使用税费、财产税、国有财产收入。这些收入的涉外成分都不高。
我国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高达50%，有特定的制度成因，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主要可归纳为如下几方面因素：
(一)政府间收入划分倾向使然。
财政体制改革始终是财政改革的重头戏。从“分灶吃饭”到包干制再到分税制，政府间收入格局历经三次“质变”，每次“质变”后，又会出现多次“量变”。但无论收入划分格局怎样变，货物进口税收都是中央税收，同时，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也负主要责任。这表明在制度设计上，我国一贯坚持对外贸易税收归属中央原则。这种做法的深层次原因是货物进口港口(海港、空港)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使相关税收不可能按属地征收原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分配，只有全部归中央才不至引发港口所在地与货物进口企业属地之间的矛盾。
1994年采行分税制体制，动因之一是通过提高中央税收集中率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实行分税制后，确保中央税收稳步增长始终是一个难点，所谓难是指如何使中央税收集中率与税源结构变动相适应。因此，在前瞻税源结构变动基础上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制度成为确保中央税收正常增长的重要制度保障措施。2002年我国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内容是把按企业产权归属划分中央与地方改为按比例(中央60%、地方40%)分享收入，打破了按所有制分享收入的思维逻辑，使中央收入增长机制与企业所有制多元化和个人所得增长挂起钩来。从涉外经济活动税收角度看，重大突破是把外资企业所得税纳入了中央收入范围。其后的实践表明，这项改革确实起到了收入划分调整与税源结构变动特征动态对接的作用。2010年外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已高达4089亿元，占企业所得税收入比重近40%，对中央税收的贡献是2400亿元(按60%比例)，已超过央企企业所得税收入。
综合看，在收入划分制度上，我国是把涉外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流转税收入和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60%划给了中央。进而从制度层面锁定了涉外经济活动税收增量的归属流向。
(二)一般贸易进口规模急剧膨胀。
改革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快速提升，1978年为10%，1990年达到28.7%，2011年高达50%。经济对外依存度逐步抬升的结果是税收对外依存度上升。进一步分析，经济对外依存度对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的最直接影响是一般贸易进口规模急剧膨胀。因为一般贸易进口额是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的税基。
2000年后我国一般贸易进口额快速增长，2010年一般贸易进口额占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已达55%。一般贸易进口额占货物进口总额比重2005年至2010年从44%升至55%，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速超过了货物进口总额增速，2009年，货物进口总额增长率为-11.2%，但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长率为-9%，2010年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长43.9%，超出货物进口总额增长率5个百分点。2012年上半年，一般贸易进口额占进口总额比重已达58%。这说明货物进口总额的增长是以一般贸易进口总额空前增长为基础的。
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长主要由货物进口量和价格两个因素决定，进口环节税收为货物进口量×价格×税率。因此，假定税率不变，货物进口税收额就是前两个因素的因变量。我国货物进口税收额快速膨胀，主要因素之一是进口货物量价齐升。比如石油，1999-2010年，成品油进口量从2000万吨增至3700万吨，价格从每吨120美元涨至790美元，原油进口量从4000万吨增至2.3亿吨。进口均价从每吨110美元涨至564美元。再如铁矿砂，1999-2010年间，进口量从5000万吨增至6.1亿吨，进口均价从每吨20美元增至110美元。2005-2010年间，这两类商品进口量价增长倍数均远超过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长数倍。详情请见图7。
事实上其它大宗商品和机械设备进口也呈量价齐升状态。比如2010年大豆进口量增长28.8%，价格上涨33.5%。再如机电产品进口额2010年增长25.6%。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2001-2011年货物进口税收实现了年均30%的增速。需要指出：这段时间，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能源战略，国家还在不断降低大宗商品和技术设备进口税负。目前原油、铁矿石进口关税税率为零，成品油进口关税税率为1%，部分高新技术设备进口免征增值税。这说明如果我国不采取轻税政策，货物进口税收增幅会更大。
总体看，一般贸易进口规模急剧膨胀，事实上就是货物进口税基的膨胀，在征管和税率稳定的条件下，进口税收相应高增长。这使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与经济对外依存度的相关系数高达0.71。
图7 原油及铁矿砂进口数量及进口均价(单位：万吨，美元/吨)
数据来源：1999-2009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2010年数据根据海关2010年12月主要进口量值表计算整理，进口均价为进口货物金额/进口数量。
(三)人民币升值刺激进口增长。
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贬值和升值两大阶段。人民币从2006年起进入升值状态，美元与人民币比值从1∶8.3贬到1∶6.3，其它币种如欧元也呈同样趋势，如欧元、澳元。就单位商品税额而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税收。但从整体角度看，汇率变动直接导致进口商品成本变动进而影响企业采购决策。人民币升值相应减少了企业货物进口成本，自然会刺激货物进口增长。具体分析有三种情况：
首先，进口货物刚性需求。我国虽然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供给系统正常运转的对外依存度偏高，突出表现之一是供给扩张必须靠货物进口来支撑，如重大机械设备2010年进口额达5495亿美元，位列各种产品进口额第一。再如集成电路进口额2010年达1199亿美元，数量为1462亿。这些产品的进口纯属支撑国内供给扩张，而且其中较大部分是国内产出不足或不能生产的产品。人民币升值，使刚性需求商品的成本大幅降低。
其次，资源利用战略约束性进口需求。我国是全球第一大产出国。而且大部分产品投入产出率比发达经济体低一倍以上。我国年度产出耗费的煤炭、石油、钢材等占全世界的耗费量比重都在40%以上。支撑高产出单靠国内资源是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毁灭性打击，必须依靠国际资源来平衡国内能源需求。人民币升值为中国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创造了条件，主要表现是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比如石油，2010年原油进口量突破2.3亿吨，价格比2000年初翻了数倍，如果汇率仍保持1美元兑8.3人民币的水平，成本将同等程度上升；当然也会连带下游产品成本上升。换言之，人民币升值起到了缓冲国际通货膨胀压力进而促使能源进口稳步增长战略得以有效落实的作用。
再次，结构调整性需求。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结构调整需要借助外力，扩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规模是一种必然选择。人民币升值使我国以相对低的成本进口高新技术产品。近年来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2010年进口额达412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3%。人民币升值在其中起到了对冲高新技术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成本压力的作用，使我国企业有能力运用外汇贷款进口有关产品来落实产品结构调整战略。
(四)外商投资稳步增长。
改革过程中我国吸引外资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同时内需急剧膨胀，这对外资进入中国形成了强劲吸引力，因而外商投资规模持续扩张。近年来虽然国际经济低位盘整，内外资企业税制走向统一，外商投资增势并未减弱。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仍达10%，金额为1160亿美元，合同项目数为27712个，是1990年的3.75倍。改革进程中2005年是外商投资的高峰，当年合同数达到44001个。
外商投资在中国形成了巨额资产并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截至2010年底在华外资企业已达445244个，投资总额为27059亿美元。同时，外商投资也促进了就业，2010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为1823万人，相当于国企的28%、内资私企的30%。从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角度看，外资企业属于“优质资源”。比如货物进口税收，外资企业货物进口额占货物进口总额比重高达50%，2009年经济下滑时，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高达54%，进口额超过国有企业。由此可见，外资企业货物进口税收在货物进口税收总额中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再如企业所得税，虽然外资企业资产规模远低于内资企业，但税收额却相当于前者的40%多，2010年高达4089亿元，在第二产业领域为2277.8亿元(相当于内资企业的63.7%)，其中制造业领域达1922.3亿元(超出内资企业189亿元)。2007-2010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增长31倍，内资企业增长了0.81倍，这说明外资企业所得税增长冲力超过内资企业。
四、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式开放经济有其特殊性。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具有高增长和制度变迁逐步深化条件下的渐进式开放特点，与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则具有制度变革剧烈和经济体系完整条件下的稳步开放特点。这种经济开放使中国税收对外依存度在国际上处于高水平状态，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偏高有经济发展结构特征连带上的必然性，同时也有体制特征的连带性。但是税收对外依存度水平必须要有度，过高将使中国税收增长随国际经济波动呈现出脆弱性。对此，有必要认真总结，并基于此寻求优化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的思路。综合前文分析似可得出如下三个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必须高度重视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我国中央税收对外依存度的影响。
尽管国际经济增长率结构发生转变但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依然占全球总量的70%，并控制着技术制高点和金融主导地位。因此，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取向是决定中国涉外经济活动税收规模和结构的重要因素。欧、美、日一贯坚持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取向促使中国进口规模不断膨胀进而连带进口税收增长。美元的强势地位人为强化了本国居民消费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出口。
目前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低谷，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欧、美、日普遍被高负债率和高失业率困扰。为此，都把刺激经济增长视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从制度变革和政策手段看，这些国家全都处于两难境地。突出表现有两点：一是增税减支型财政政策与总需求扩张的总体政策目标相矛盾；二是政策手段与市场内生性需求增长互动效应微弱。以欧洲为例，高福利制度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但谁都不敢碰。政策手段上采行紧财政、松货币搭配模式，但两者力度都轻，因为财政过紧既会引起公众抗议又会减少总需求，货币过松又会引起物价上涨反而阻碍经济增长。这使欧洲政府保增长的政策目标根本没有措施保障，因之可说欧洲经济低位徘徊仍是趋势性现象。事实上美、日也走上了“紧财政，松货币”道路，只是力度低于欧洲，对中国来讲，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这种政策走势利多弊少。其利有三点：一是发达经济体内需处于饱和状态，只能靠扩大出口来促增长，这有利于中国低价进口货物；二是松货币有利于人民币币值稳定，从而降低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度；三是紧财政型的增税政策有利于稳定中国的外商投资。其弊端主要在于如果欧、美加大力度释放货币将大幅推高物价，货物进口税收会相应增长，但企业成本加大又会推高物价，反而抑制销售量增长，最终减少国内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税。也就是说进口环节税收与国内税收存有内在平衡关系。目前欧洲已出现被迫加大货币发行力度情况，2012年7月5日欧洲央行宣布再次下调基准利率，欧元利率已至历史最低点。事实上在刺激经济增长政策选择方面，欧洲也只剩下释放货币这一项选择了。欧洲人已失去了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两方面历史上曾拥有过的霸主地位，不可能靠发动新一轮产业革命来提振经济，释放货币推高了物价，欧元区消费物价上涨率已近3%。中国从欧洲进口货物的价格居高不下，虽然稳定了进口税收，但不利于国内企业投资扩张。
为此，我们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中国必须把保持物价稳定放在首位。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采行宽松货币政策，初衷是刺激经济增长，结果是物价上涨效应更突出。这对中国来讲是潜在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当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处下行态势，但今后掌握定价权的团体还会伺机调高价格，其目的是控制新兴经济体经济走势。当前我国物价同样处下行势态，但实际通胀压力很强。具体表现有三点：一是货币供应量占GDP比重高达180%多，存款占GDP比重近170%，贷款占GDP比重100%多。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物价上涨具有强劲潜势，一旦储蓄资金再转化出20%的贷款增量，就足以把物价上涨率推到两位数；二是收入分配改革预期急剧升温极大地推高了工资上涨预期，现实中工资成本也在爬坡，但同时企业所有者仍要稳定利润率，这会促成工资和利润双高助推物价上涨格局；三是消费升级预期强烈构成物价上涨压力。中国的消费总量是世界第一，但人均消费量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社会各阶层正试图填平这种差距，具有强烈的消费赶超欲望。从货币持有量角度看，中、高收入阶层已经在推高高端消费品价格和销量，各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也把食品价格推上了快车道。对一个国家来讲，最可怕的是高物价，因为高物价是社会公众特别是低收入者财富存量和消费水平的最强杀手，因而也是社会动荡的最强推动力。显然，我国必须把控物价放在首位，不能把刺激增长的政策重心放在释放货币上，要保持利率稳定、维持较高存款准备金率，更不能放松物价调控，要认识到当前物价下行最终会推高经济。
第二，慎重实施走出去战略。历经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成为外汇储备高达3.5万多亿美元的国家，中国成长性较好的企业也积累了较多资金，形成了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但是，企业走出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目的是逐利，政府能做的是政策诱导，绝非政策主导。进一步说，政府关于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是要规范企业行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绝不是包揽企业盈亏，同时也要立足中国全局和长远利益，规避风险，提高中国经济安全度、财政安全度和金融安全度。从财政角度看，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似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财政利益平衡。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把税收贡献给了企业所在地国家。如果企业盈利转回国内，还可给国内带来一定财政利益，假如企业亏损，流转税给了所在地国家，国内得不到任何财政利益。进一步说，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越大，中国税收增长的基础受到的侵蚀就越大。发达经济体税收增长率一般不超过5%，重要因素之一是资本外流，企业为追求利润，把资金投向新兴经济体，结果是税收留给了新兴经济体，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的不断增长足以证明这点。目前欧美日等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试图利用政策手段诱导本国资本回流，比如欧元区国家正在谋划建立经济特区，但成效不明显，因为私人资本市场利益至上，本国政策利益如果低于投资目的地政策利益，私人资本是不会撤资回国的。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希腊。希腊是造船强国，但大小船王都把资金投在国外，尽管本国财政危机深重，但其仍不回国建企业，对这些现象，我国要从财政安全角度认真审视，制定企业走出去政策，决不能盲目追求激励效应，而应有重点地优化企业走出去的制度环境，以避免资金盲目外流，造成我国财政利益大幅度流失。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尽可能减少因政策和改革预期不好引起的资金外流。为此，必须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来留住资金。目前社会上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认识有失偏颇，突出表现是夸大差距程度、错判收入分配机制、过度渲染仇富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刺激了资金外流的决心。特别是杀富济贫和富人不纳税观点四处流行。要知道杀富济贫是恐怖的观点，是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保护私人产权和私人财产的法律精神的，富人不纳税是对事实的曲解。目前当务之急是要树立客观、公正、包容的社会发展意识，要用科学的理论净化舆论环境，形成公平的社会发展氛围，最终留住资金。
必须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相互结合。企业走出去绝不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国家，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国际资源流动促进本国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反过来，引进外资同样有利于我国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也是政府实施的另一重大战略。概言之，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战略不可偏废。引进来必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建立公平、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其次才是合理的税制和融资政策。
(二)结构性减税将减少中央涉外经济活动税收。
采行分税制的初衷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集中率。分税制运行结果表明这一初衷基本实现。1992年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28.1%，1995年为52.3%，2011年为49.4%。但值得注意的是采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收入增长率低于地方收入增长率，1995-2011年，中央收入增长14.8倍，地方收入增长16.5倍。2011年地方税收总量已略高于中央税收总量。这些情况究竟原因何在值得深思。首先要指出：在中央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不足8%。这实际上说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只能靠税收增长来支撑。一旦税收下滑，中央财政将被迫走向扩张举债度日。因此，必须高度关注今后中央税收增长趋势。
中央税收增长是否稳定，税制变动是关键制约因素之一。从框架看，结构性减税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央税收增长。具体表现有三点：
首先，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不会增加中央税收。目前既定的税改思路是推进资源税和房产税两项改革。前者是把现行的计税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后者是把征收范围从商用房扩展到居民住房保有环节。这两项改革目前正处于试点阶段，都是增收性税制改革，但按现行政府间收入划分规定，这两项税收均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除外)。进一步说，今后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后，即便外资在资源开采领域份额加大，中央税收也不会直接得益，然而更需关注的是，资源税从价计征后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额会相应增加，这等于是减少了资源开采类外资企业所得税收入，进而又直接减少中央税收。
其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属力度大的减税性税制改革。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涉及的产业主要有交通运输、建筑业、邮电通讯、不动产转让、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文化产业等。目前改革正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减税效应可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改革行业进项抵扣税额增加；二是原征收增值税行业进项税额抵扣增加造成税收减少；三是改革行业出口服务退税。目前外商投资的盈利点主要聚集在制造业、商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三大领域。这三个行业都属于产业链长且与征收营业税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同时也是产业成长性稳定的产业。一旦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覆盖到这些产业，那么，改革行业与关联产业之间的交互进项税额抵扣规模将连锁扩张，这将使中央税收中来自外资企业的增值税相应减少并负担新增服务贸易出口退税。
再次，区域和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少一定数量中央涉外经济活动税收，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今后仍将给予一些区域和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覆盖涉外经济活动。就区域而言，税收优惠政策涉及西部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些空间内聚集大量外资企业。就产业而言，进口环节税收优惠政策着力点是高新技术产品，其中很多产品属高价货物，低税或免税政策丢掉的税收远大于低价货物。
为此，我们建议推进结构性减税时似应坚持有增有减、优化税制与加强征管相结合，相机调整政策与深化税制改革相结合三条原则。具体讲有两点：
首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如果逐步全面推开，流转税大量减收势所必然，但减收的流转税有一部分会转化为企业所得税税源。欧洲20世纪70年代完成增值税全覆盖后，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相应稳定小幅增长应可说明这一点。因此，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过程中，有必要相应梳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减收幅度大的行业，可考虑取消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或减轻力度。
其次，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应是具有特定目的和特殊着力点的政策。但现在我国一些区域性政策实际上已成为区域内产业普惠式政策。这在较大程度上背离了通过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把产业优惠和区域优惠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简并税收优惠政策来重点刺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继续实施扩大进口战略。
2011年我国货物进口总额已达17434亿美元，是1990年货物进口总额的32.7倍。21年的时间进口膨胀速度之快确属世界奇迹。进口高速扩张对中央税收增长起到了支柱作用。今后进口增长势态可说对中央税收状况有重要影响。扩大进口目前已成为我国的战略性举措，这对中央税收的稳步增长来说是一种制度保障。然而现在需要探讨的是如何继续实施好这一战略。从国内外经济运行状况和我国体制角度看，今后扩大进口似应着力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摆正政府与市场关系。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货物进口规模和结构状况是国家之间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相互利用，也是国家之间资金和技术优势的相互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金和技术优势的相互利用更为突出。发达经济体逐步走上用资金和技术换取初级产品和轻工产品道路，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并承担环境污染来换取资金和税收。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市场力量促成，进一步说，是各类经济行为主体逐利的结果。政府只是国际贸易的调节者，所采用的政策手段可能起到的作用是诱导和限制。这恰恰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时政府难以扭转本国经济地位的主要原因。当前欧洲经济低迷，各国政府都采用各种手段(包括贸易保护)力挺本国经济，但本国资本仍未大规模回国，国外商品依然冲击他们的市场。这可说是市场力量主导地位的体现。可见，我国政府制定促进进口政策时，理应遵循国内外市场运行规律。具体说制定政策，要把握企业和个人的需求，要摸清企业和个人的资金条件，基于此，选择具有顺应效应和激励效应的着力点明确的政策。
其次，调整货物进口结构改善消费。目前我国货物进口结构为能源和机械主导型，最终消费品占比不足20%。发达经济体的货物进口结构中最终消费品比重普遍超过40%，呈现出经济规模与最终消费品进口规模同向放大格局。我国GDP总额已达8万亿美元，2012年人均GDP将超过6000美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水平达3000美元、农村居民达1600美元。如果考虑到个人收入集中率，那么将有5000万人平均消费支出要达到6000美元。同时，中国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2011年底已达到4100美元。这说明中国具有扩大最终消费品进口规模的潜在空间。从需求角度看，中国消费者对国外消费品存有较强偏好。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水平与13亿人消费升级的要求不可能对称，需要进口商品来平衡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偏好。因此，有必要形成贸易政策、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三者联动格局来激励国外资源比较优势强的最终消费品的进口。
再次，维持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势态。汇率水平是决定一国进口量的重要因素。高汇率是摊低进口成本的手段。二战后，欧、美等国始终维持高汇率，动机和结果是扩大进口，最终实现了以低成本用资金和技术换取初级产品(如石油)和最终消费品的目标。巴西在经历了高通胀之后，也采取了高汇率政策，以承受高成本出口为代价换取低成本进口，从而稳定本国物价。这种做法减少了单位货物进口税收，但货物进口量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抵消了高汇率的减收效应。近年来我国货物进口量快速增长，背景因素之一是人民币汇率水平小幅抬升。今后我国要实施扩大进口战略，特别是如果要扩大最终消费品进口，汇率水平是否稳定至为关键。要看到，发达经济体的基本战略还是要利用商品定价权和巩固高汇率水平来赚取超额利润和通货膨胀收益乃至居民消费超额利益。对中国来讲，在人民币不属于国际通用货币和各国贸易保护不断强化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过低得不偿失，有必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势态。当然，人民币快速升值也不可取，实际上货币市场供求关系也不能促成这种格局。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会小幅升值主要取决于经济运行势态和国际货币市场内的供求关系，从政策角度所能做的有两点：一是要把控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长期目标；二是运用各种政策手段稳增长、调结构。
注释：
①税收总收入包括税务部门征收的国内税收收入和海关征收的关税、船舶吨税、代征的进口货物增值税与消费税，以及财政或地税部门征收的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并扣除了出口退税，为税收净收入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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