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作一二三——我的编辑工作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工作经验论文,二三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做编辑工作才15年，和中青年编辑年龄相仿，并没有多少资格谈这个题目。什么叫经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我毕竟干了15年的编辑工作，经验还是有一些可谈的。要说我的工作经验，我把它概括为一二三，也就是一个一、二个二、三个三。
一个思考的大脑
一个一，是说一个思考的大脑。
这是一个编辑工作的思想原则，我把它叫做“新编辑观的追求”。
这个思想原则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我的编辑师傅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我很尊敬他。可是我觉得我不能按那个模式发展，于是我有意识地走了一条相反的路。这是1984年前后的事。我的新编辑观的形成的一个标志，是1986年写的一篇简论第三代出版家的文章。那篇文章有不成熟及至偏见的地方，但却是我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纪录。我是得益于这种新编辑观的追求的。
有同志曾经问过我，你的新编辑观里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今试作如下归纳：
1.主体性的工作原则。
我做编辑工作特别看重思想的输出，编辑思想和学术思想的输出。因此我特别注重编辑工作中的策划。这种策划的作用我把它看作是父亲，是借作者的母腹生自己的儿子。编辑应该是一名父亲。从三个方面可看出我对编辑策划的重视程度。
其一，我最早的两项策划是80年代初中期，一是《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这本书的最初动议是要落实胡乔木同志提出的“爱国主义史话”丛书，这是100种爱国主义读物中的一种。我在组稿过程中发现这个题目很平，经过和作者的几个来回的磋商，都认为不如换一个角度，于是我大胆地改为现在这个题目，成了中国文化热中最早的文化著作之一。另一是“中外关系史丛书”，可惜只出了一本《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影响也很好，出版界第一次转型走向商品经济，这套书受到影响没有能再出，这是我的一个遗憾。
其二，做编辑第16个年头，当编辑室（部）主任以来12年，我编辑的图书以及我主管的部门的图书，80%是自己策划或和同事们一起策划的，我最反对的是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编辑工作方式。
其三，我已先后写作了四篇有关编辑策划这个课题的长文，一篇是《编辑策划意识》，一篇是《编辑策划方法谈》，一篇是《市场经济条件选题建构大思路》，一篇是《选题总策划：总编辑的一个主要职责》，我自认是国内最早而又比较系统地至少是花精力最多对策划这个题目进行研究的人。
2.把读稿和读书结合起来。
编辑并不是天生的读书人，读稿和读书是两码事。在读稿过程中我除了做好编辑工作的审读意见外，还做一种学术性的读书笔记，一可以作为日后学术研究的资料，二为写学术书评做准备。比如我审读陆羽茶经一书，我将其中的有关湖南的资料辑录出来，通过资料的排比写出了《陆羽茶经中的湖南》一文。又比如，我审读《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写了一篇万字书评。有同志问我怎么写了这么长一篇，其原因就在于我把审稿和读书结合了起来，在审稿中做了学术笔记和思考。后来见到老编辑林辰的文章，他把这种治学方法称之为在编辑工作中“雁过拔毛”。他是前辈，比我做得更好。
3.以学助编，编研相长，在为人做嫁衣的同时也为自己缝制新衣。
我是同意“编辑学者化”这个提法的。但我有自己的理解。大概是1988年我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过一篇《编辑与学术》的文章。我的理解是：编辑学者化的目的，是为了编辑工作，并不是要做学者；编辑学者化的内容，是与学者对话的学术空间，也就是诸如哲学、文学各种专业学科。这样做是为了增强自己编辑工作的学术底气。这样的一种编研模式，也就是新一代编辑的人生追求。
4.理性思考。
我很注意对自己的编辑工作实践进行理性的认识，进行从经验到理性的抽象，随时总结经验，来指导实践，修正自己的某些认识的偏差，建立自己的出版理念，做一个有理论认识的实干家，而不是盲目的实干家。我常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形诸文字备查。比如，1992年我写了一篇《我在编辑工作中的若干失误》的文章，压在抽屉里，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自己的警戒。
两只手和两条腿
二个二，是说两只手和两条腿。
编辑工作是要靠人为努力才能有效益的，人为努力要靠手脚勤快。我在编辑工作中很重视两只手打拳，两条腿走路。
先说两只手的运作。这就是一手抓社会效益，一手抓经济效益，一手抓学术著作，一手抓大众精品。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天生的就是要出好书，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编辑更是如此。出版社必须出好书才有地位，编辑也必须出好书才有出息。做一个编辑可以有很多条发展道路。我把自己定位在两手抓上面。我以为上等的好书是有思想文化价值的学术著作。我始终不渝地把出好高品位的学术著作放在自己的首要位置。这些年我编的书得奖率高，就因为我抓了这个工作。但是要做好学术著作的出版，就得有经济实力的保证，这样在社内也才站得住脚。我这些年在社内并没有人攻击我只出学术著作，就在于我走出了一条抓大众精品的路子。我抓畅销书的着眼点，不是为了多拿奖金，而是为了出好学术著作，而结果是我钱也没少赚，学术著作也出了。
再说说两条腿。一条腿是编辑工作，一条腿是学术研究，而后者是我的起跳脚。我的学术研究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编辑出版研究，一个是纯学术研究。我的编辑出版研究带有这样的两个特点：一是从工作经验到理性的抽象，也就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一是我的研究既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总结，写出来也是给自己看的，是为自己的，我并不企图拿它去指导别人，而是为了指导自己，因此它能体现一个真我。
我这样两条腿走路的好处是：
（一）两条腿支撑起我的事业和我这个人，使我不是一个跛子，使我在编辑生涯的起跑线和跑道上具有相当实力与潜能；
（二）编辑出版的研究使我能参与出版界的对话，使我能够一下子就冲出来；
（三）纯学术研究使我能有学术策划的一种保证，有学术判断的眼光，站在学术水平线上。我能够策划好的学术著作，来自于我能够坚持传统学科的学术研究，我提选题，不纯粹是从编辑角度看问题的，立足点在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的结合上，在学术上我有把握是前沿的，在编辑工作的把握上是可操作的有效益的。因此，策划不仅仅是一种编辑向度的，而且也是一种学术策划，要两个结合，这一点很重要。
在编辑工作和编辑治学中，要会使用两只手和两条腿，要大脑和四肢并用。这是我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个变化、三个要素和三个得益于三个三，是说三个变化，三个要素，三个得益于。
第一个三，是三个变化。
在我的治学经历中，我经过了三次大的变化。大学毕业后，我还坚持了5年的历史专业的传统研究，有了40万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周谷城、张舜徽、吴于廑等先生的看重和善待，也打下了我的学术根基。可是后来不能进行这种学术研究了，因为编辑工作之故。于是自1987年起，我转向了与书与编辑出版有些关联的书评。这第一变，便有了《书评散论》这本书，据说它已成为好几篇硕士博士论文的参考书。
第二变则是更自觉的编辑出版研究，约在1992年前后，那时我从事编辑工作10年了。我的《新编辑观的追求》里的文章大多写于这个时期，得之于这个转变。
第三变起于1995年至1996年，带有一定的回归的意义，即向传统的学术研究皈依，也就是把编辑出版的课题用传统的学院方式来做研究。
我研究的主要课题是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兼及近现代出版史。
我之所以要变，一则是因为我的学术兴趣较为广泛，二则是根据工作环境的适时应势而变，三则是我知道就学术而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四则是为了由博返约。
我很得意这个三变，因为这三变，我做了广泛的学术积累，写出了200多万字的作品，目前工作之余我正在写作个人的第10本书。
第二个三，是三个要素，即我的学术研究的三个内在核心：思辨、实证、情采，也就是古人说的义理、考据、词章，也就是俗说的文史哲。
我之所以兼取三者，是由我的知识结构与秉性决定的。当年胡适说哲学是他的专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爱好。这句话对我是有些影响的。我套用过来说，历史是我的本业，哲学是我的追求，文学是我的爱好。有一次与人闲谈，说到我的这三个要素，我说我之所以敢在文章中发议论，追求思辨与文采，是因为我在骨子里是实证的，不至于虚妄和游谈无根。如果我是学中文的，我便不敢这样做了。这三者的结合使我的研究和著述，既有一定的可读性，也不失根底。
第三个三，则是三个得益于。
第一个得益于，是对于编辑工作的热爱，得益于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就对编辑工作的热爱言，我说过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的话。就读书言，我前面说过，编辑并不理所当然地是一个读书人，是不是读书人要看你现在是否有进行时态的读书行为。编辑的高下之分，在于你是否一个读书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编家五忌》，其中第一忌就是编辑不是一个读书人。做编辑不在乎你是什么文凭，而在于你应当是一个读书人。我想对于为书籍的一生来说，爱书、读书、用书、编书，是生命的四个主要的环节，是生命的四重奏。
第二个得益于，是这样的座右铭：“多读书、勤写作、广结交。”这是我参加工作不久读到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后来成了我的忘年交的戴文葆。而戴的这句话，可能脱自丰子恺的“多读书、少说话、广交游”。作为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的表达，则是我的三不主义：“不打牌，不扯谈，不虚度。”所以我在办公室有一个牌子，上书“闲谈勿久”。这除了节省时间之外，也练就了自己的定力和定心。
第三个得益于，是走自己的思想路线。一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编研结合的模式。二是在编辑工作中按既定的方向发展，在文化读物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在学术著作方面贯通一线。比如，从最初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到中期的《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到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通俗读物方面则四枝开花，有“文化知识精华”等几个系列。三是在治学上坚持走通家的发展道路，不因别人说我杂乱而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