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题的诞生与旅行——古代登高诗境的生命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古代论文,生命论文,旅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8)04-0436-012
临水而歌，登高能赋，古代多少传诵之作诞生于绿水之滨、高山之巅。登高望远之时，最令人情难自禁。诗人步步登高的过程，既是空间位置的升高，又是心灵境界的升华，于是人有出世之想，心有诗思浩荡，超然出世之人，便有非同寻常之思。从泰山之巅到鹳雀楼头，“登高能赋”的母题从最初诞生到经历漫长旅程，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审美意境，传达了处于不同阶段、不同境遇、具有不同经历的人们各种审美心境。概而言之，有孔子式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泰山心境”，有宋玉式的“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高唐心境”，也有王之涣式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心境”；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以“壮语”言之，登高心悲的“高唐心境”以“情语”言之，登高致思的“鹳雀楼心境”以“理语”言之。而仰天出门、风雨旅途和功成回家是人生的三个基本阶段；这三种不同的“登高诗境”正表现了个体生命进程的这三个阶段：泰山心境抒写青春意气、仰天大笑的凌云之志；高唐心境倾吐人到中年、风雨旅途的感伤情怀；鹳雀楼心境则包含了饱经风霜、回家途中的人生智慧。
“泰山心境”：“登泰山而小天下”
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诞生于泰山之巅，“泰山心境”的最初表达者可追溯到先圣孔子。《孟子·尽心》赞孔子之志曰：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迭。
气象雄阔，令人生无限遐想。朱熹《集注》曰：“此言所处益高，则其视下益小；所见既大，则其小者不足观也。”居高临下，鸟瞰大地，先是由居高临下之放眼，继而生越世凌云之旷怀，终而吐大鹏高举之志向，此境此情，不难想象。
登高鸟瞰而赋高远之志的“泰山心境”，可谓登高母题的原始意蕴。此后，这一主题在历代诗文中不断重现。从先秦到汉代，孟子对孔子的一句赞语，被敷衍成孔子率弟子登高言志的一则故事。《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五章曰：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人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
这一情境在后来在《说苑·指武》、《孔子家语·致思》中反复出现。子路、子贡与颜回，被孔子称为“勇士”、“辩士”与“圣士”，他们表达了三种不同志向，也显示了三种不同性格。而颜回的“仁道之志”，实际上就是“孟子化”了的孔子之志。
“泰山心境”起于登高鸟瞰，但登高鸟瞰不一定就登高言志。汉代以后的诗文中，“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泰山心境”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登高而鸟瞰天下，纯写眼中所见；一是登高而胸怀天下，兼而情境双关。
登高而鸟瞰天下之境，写居高临下时眼底景物大小不类的奇异景象，或“视牛若羊”、或“视树若荠”、或“螺着水盘”等等，纯写眼中所见而不作凌云之想。《荀子·解蔽》；“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吕氏春秋·壅塞》：“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高诱注：“‘性’犹体也”）；词意相近，前后相承，旨在借物寓意，解蔽明理。晋宋以降，山水诗蔚成大国，登高鸟瞰之景，常见诸诗人笔端，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梁朝虞骞《登钟山下峰望诗》：“冠者五六人，携手岩之际。散意百仞端，极目千里睇。叠岫乍昏明，浮云时卷闭。遥看野树短，遥望樵人细”；梁朝戴嵩《度关山》：“昔听陇头吟，平居已流涕。今上关山望，长安树如荠”等等，均为写居高临下时眼底景物大小不类的独特景象。
唐宋诗人写此种景象者更多。试举一例，以斑窥豹。刘禹锡《望洞庭》，居高临下，鸟瞰洞庭，诗曰：“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以“银盘青螺”比“湖中君山”，想象奇特而比喻精巧，色调相映成趣，对比相得益彰，对后人诗思产生深远影响。稍后，雍陶《题君山》，写景相同而取喻相合，诗曰：“风波不动影沉沉，翠色全微碧色深。应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曰：“刘尚书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咏《君山》之诗，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如果说雍陶取喻与之暗合，那么黄庭坚诗境则点而化之。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曰：“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诗人从眼前君山联想到湘夫人故事，进而把君山比作湘夫人的发髻，以奇巧比喻写鸟瞰之景，而化用刘诗之迹，则极为明显。刘氏妙喻，独出心裁，不仅影响唐宋诗人，还为小说家文章增添波澜。清人闲斋氏《夜谭随录》卷一二《双髻道人》写道人“俯视下土”所见景象曰：“盖已立五峰绝顶，风定云开，俯视下土，一目千里。诸山撒地如培
；湖广一片，康郎、大姑似螺着水盘，万点风帆若蝇矢集镜；绕山诸郡县尽作碧烟数点，历历可数。”云游道人俯视下土，景色故然非同一般。“点烟”之喻，本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蝇矢”之喻似自出心裁，取鄙物纤故以喻高远明净之境事；“螺着水盘”之喻，即本刘禹锡《望洞庭》“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山高人为峰，云海在脚下。在更多的情境下，登高山而临下方，不免心情激荡而思绪万千，英雄情怀溢于心胸。因此，大多数登高鸟瞰之作，并不纯写眼中所见，而是心眼并用，情景双关，以壮语抒写“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泰山情怀。因抒情主体的不同，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在后人笔下又呈现出多种色彩。
有英雄登临，赋王霸之志。从曹操的“碣石情怀”到毛泽东的“长城情怀”，无不如此。曹操《观沧海》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一首典型的登高临下、情景双关的写景咏怀之作。诗人“临碣石，观沧海”，见日月之行，看星汉灿烂，视野寥廓，气象万千，抒发了踌躇满志、叱咤风云的王霸之气，被沈德潜称为“有吞吐宇宙气象”。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对曹操的“碣石情怀”，既是深深的认同，又是豪迈的超越；而他的《沁园春·雪》抒发的“长城情怀”，可以说是英雄登临而赋王霸之志的现代经典篇章。
有志士登临，抒豪迈之情。孔子的一生，教育是他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救世是他的理想。孟子所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正是孟子对他所体悟到的孔子理想抱负的诗意表达。秦汉以降，中国文人志士无不以先圣为典范，胸怀济世抱负，一心建功立业。他们在寻求功名的“壮游”途中，“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司马迁语），登高山而临沧海，无不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从阮籍“登广武”叹“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广武之叹”；到李白《大鹏赋》“运逸翰以旁击，鼓奔飇而长驱。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块视三山，杯观五湖”的“大鹏情怀”；再到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岱岳情怀”，都成为历史上和诗史上志士登临以抒豪迈之情的佳话和佳作。杜甫《望岳》显然从《孟子·尽心》 “登泰山而小天下”及扬雄《法言》 “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峛崺也”化出，然而造语挺拔，意气风发，抒发了青年杜甫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望岳》诗对孔子的“泰山情怀”作了最精练、最富诗意的表达，从而取代《孟子·尽心》语成为“泰山心境”最经典的概括，并对激励后代志士仁人救世济民的抱负理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作为激励人心的诗性格言一直流传至今。
从个体生命的发展历程看，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表现的是一种充满自信而生凌云之志的典型的青春心境。“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才，大笑出门，青春意气，不可一世。只有胸怀凌云之志的青春生命，登高山而临下方，才会壮怀激烈而情满于山，才会发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广武之叹”，才会倾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岱岳情怀”。而这种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也最能引起充满自信而又生气蓬勃的青春时代的青春生命的审美共鸣。
“高唐心境”：“登高远望，使人心瘁”
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诞生于“泰山之巅”，“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高唐心境”则起始于云梦泽中的“高唐之台”。宋玉《高唐赋》第二节描写“中阪遥望”的景象及由此引发的“使人心瘁”的悲怀，其曰
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迴肠伤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登高远望，使人心瘁。
不过，作为原型母题的“高唐心境”，由钱锺书论宋玉《招魂》篇中正式拈出。他指出：宋玉《高唐赋》之“登高远望，使人心瘁”与《招魂》之“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二节为吾国词章增辟意境。”[1]875登高望远，人情之常，诗写此境，始见《诗经》。然而恰如钱锺书所说：“《诗·魏风·陟岵》咏登岵之‘瞻’、升冈之‘望’，尚明而未融、混而未画；《秦风·蒹葭》虽叹‘道阻且长’，而有远无高，则犹未及远致。”[1]875直至宋玉《高唐赋》方明道“登高心悲”之境，而前代诗文也将这一诗境追溯至宋玉。如李商隐《楚吟》：“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温庭筠《寄岳州李外郎远》：“天远楼高宋玉悲”；晁补之《照碧堂记》：“斯须为之易意，乐未已也，哀又从之。故景公美齐而随以雪涕；传亦曰：‘登高远望，使人心悴’”云云。
宋玉《高唐赋》中的一节文章，为什么能“为吾国词章增辟意境”，并成为源远流长的原型母题？这需要对登高心悲的心理根源和审美过程以及悲情主题的类型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其一，“登高心悲”的心理根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
“登高心悲”之“高唐心境”，如北宋初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所谓“地迥楼高易断魂”者，南宋敖陶孙《西楼》绝句申发最明：“只有西楼日日登，栏杆东角每深凭；一层已是愁无奈，想见仙人十二层。”在《西楼》看来，“直似登陟愈高，则悲愁愈甚，此中有正比例；一层临眺，已唤奈何，上推蓬宫瑶台十二层中人，其伤高怀远，必肠回心坠矣。”[2]201
“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根源何在？为什么“登陟愈高，则悲愁愈甚”？钱锺书认为在古代诗文中真正对“登高心悲”之境能“曲传心理”者，当首推初唐诗人李峤的《楚望赋》。李峤的《楚望赋》是一篇诗意的“登高美文”，又可视为诗性的“登高美学”。《楚望赋》的“序文”和结尾，对“登高心悲”的心理根源和心理过程作了诗性的哲理阐述。
《楚望赋》的“序文”开宗明义，首先揭示了“登高心悲”的心理根源：
登高能赋，谓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畅。非历览无以寄杼轴之怀，非高远无以开沉郁之绪。是以骚人发兴于临水，柱史诠妙于登台，不其然欤？盖人禀性情，是生哀乐。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千里开年，且悲春目，一叶早落，足动秋襟。坦荡忘情，临大川而永息，忧喜在色，陟崇冈以累叹。故惜逝慜时，思深之怨也；摇情荡虑，望远之伤也。伤则感遥而悼近，怨则恋始而悲终。达节宏人，且又轸念，苦心志士，其能遣怀？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怅之客，白萍之野，斯见不平之人，良有以也。
在李峤看来，人的“杼轴之怀”和“沉郁之绪”，只有在风物流连中才能寄托，只有在登高望远时才能开释。无论“达节宏人”，还是“苦心志士”，只要登高遥望，必生伤感之情；因为登临之时，“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于是，“青山之上，每多惆怅之客，白萍之野，斯见不平之人”，也就是必然的了。
“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确实，“登高远望”的高唐心境完全基于登临之“望”，因“望”生情，悲由“望”生。登临“远望”之时，或故乡遥隔，或亲人不见，或希冀难遂，或前程渺茫；于是愁绪满怀，凄惨抑郁，进而惆怅恍惚，意绪难平，思虑奔驰，心灵震荡，所谓“望远之伤也”。正因为“登高远望”之时常令人悲情满怀，汉语中的“远望”之“望”，常同时含有“期望”、“希望”、“怨望”、“盼望”诸义。钱锺书指出：“徵之吾国文字，远瞻曰‘望’；希冀、期盼、仰慕并曰‘望’，愿不遂、志未足而怨亦曰‘望’；字义之多歧适足示事理之一贯尔。”[1]878一个语词杂糅多种情感，而文字背后积淀的文化，说文解诗，不能不察。
其二，“登高心悲”的心理过程；“惘兮若有求而不致，怅乎若有待而不至”。
在描写了“惆怅之客”于“高山之巅”的远望情境后，李峤在《楚望赋》的结尾又对“登高心悲”的心理过程此作了细致描述：
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凄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震荡心灵。其始也，惘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至也。悠悠扬扬，似出天壤而步云庄；逡逡巡巡，若失其守而忘其真。群感方兴，众念始并，既情招而思引，亦目受而心倾。浩兮漫兮，终逾远兮，肆兮流兮，宕不返兮。然后精回魂乱，神苶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
乃若羊公怆恻于岘山，孔宣悯然于曲阜，王生临远而沮气，颜子登高而白首。惟夫作圣明哲宽和敦厚，亦复怛色愀容丧精亏寿。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
据此，登高心悲的心理过程似可细分为“三部曲”：其始也，“惘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至也”，即登临远望之始，还只是一种怅惘不乐之情，似有所求而不致，若有所待而不至，登临者心中尚无明确的意念指向；其继也，“群感方兴，众念始并，既情招而思引，亦目受而心倾”，亦即所谓百感交集，万念齐聚，人生百味，“浩兮漫兮，终逾远兮，肆兮流兮，宕不返兮”，涌上心来；其后也，终于达到情感的顶点，所谓“精回魂乱，神苶志否，忧愤总集，莫能自止”，即心灵无托，魂魄无萦，精神疲敝，志意恢懒，忧伤悲愤之情，集于心胸而不能自已。无论宽和敦厚的“达节宏人”，抑或愁绪勃郁的“苦心志士”，无论“羊公怆恻”、“孔宣悯然”，抑或“王生沮气”、“颜子白首”，其登高心悲的心理过程无不如此。
台湾学者柯庆明认为，中国“游观诗文”的创作和欣赏，形成这样一种“经验结构”：
“登临”→“观望”→“见”→“不见”→“情境的知觉”→“感伤”
并进而指出：“这种经验的历程，其实正是由外景的‘观望’转向不只是‘观者’；更是‘观者’的生命情境的知觉，因而也是由此觉知所滋生的内在情怀的呈露的过程，也就是所‘观’之‘景’与所‘观’之‘情’的回环引生的过程。”[3]其实，“登高心悲”之境的审美心理过程，同“游观诗文”的“经验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尤其柯庆明所揭示的“所‘观’之‘景’与所‘观’之‘情’的回环引生”的特点、以及此类作品普遍流霹出的生命的哀感和“生命的悲剧意识”，极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登高心悲”心理过程和心理特点。
其三，“登高心悲”的悲情类型：“有愁者添愁，无愁者生愁”。
在诗歌史上，与“一览众山小”的泰山诗境相比，“登高远望，使人心悲”的高唐诗境作者更众、作品更富、表现形态更为多样。自《文选》以降，历代词章总集和诗文选本如《文苑英华》、《唐文粹》、《瀛奎律髓》等多辟有“游览”、“登览”一类，所收作品也大多是登高伤远之作。唐宋以后历代诗话对“登高心悲”之作多有品评论述，诗评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高唐诗境多样的悲情类型。杨载《诗法家数》曰：“登临之诗，不过感今怀古，写景叹时，思国怀乡，潇洒游适，或讥刺归美，有一定之法律也。”然要以钱锺书的概括最为精辟：
囊括古来众作，团词以蔽，不外乎登高望远，每足使有愁者添愁而无愁者生愁。……客羁臣逐，士耽女怀，孤愤单情，伤高望远，厥理易明。若家近“在山下”，少“不识愁味”，而登陟之际，“无愁亦愁”，忧来无向，悲出无名，则何以哉？[1]876
在钱锺书看来，“伤高望远”的悲情类型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两大类：即“有愁者添愁”和“无愁者生愁”，每一大类又因抒情主体的不同而有多样的悲情主题。
以古代“伤高怀远”诗的创作史为基础，参酌前代诗评家和钱锺书的描述与划分，似可把高唐诗境的悲情类型分为四种：羁旅役夫的故乡壅隔之悲，士耽女怀的男女相思之悲，贤士逐臣的有志难伸之悲，“不识愁味”的少年莫名之悲；而乡国之悲、情爱之悲和人生前程之悲，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情感，登高远望之时，此情莫不油然而生。
一是羁旅役夫的故乡壅隔之悲。此境当始于《诗·魏风》之《陟岵》，诗共三章，登高伤远，一意三复。乔亿《剑溪说诗又编》曰：“《陟岵》，千古羁旅行役诗之祖也。”甚是。如果说《陟岵》是“伤高怀远”的“羁旅行役诗之祖”，那么王粲的《登楼赋》则是《陟岵》之后抒写“旧乡壅隔之悲”最伟大的经典。《登楼赋》始云：“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兹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继而则云：“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登楼之际，始而舒畅，继则转悲，所谓登楼为解忧，楼头反增悲。此后，望极天涯不见家的故乡壅隔之悲在诗人笔下不绝如缕。如崔颢《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杜甫《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又《登高》：“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柳宗元《登柳州峨山》：“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柳永《八声甘州》：“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李觏《乡思》：“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等等。辽阔的华夏大地，古老的交通工具，常使羁旅行役之人，有家难归而乡情沉郁；原指望登高望乡以解忧，谁知楼头增悲复增愁！
二是士耽女怀的男女相思之悲。此境或始于《诗·秦风》之《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共三章，重章复叠，创造出一种“向”而不能“往”的“企慕情景”。然恰如钱锺书所说，《蒹葭》“虽叹‘道阻且长’，而有远无高，则犹未及远致”。以“伤高怀远”之境写男女相思之悲而较佳者，如沈约《临高台》：“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所思竟何在？洛阳南陌头。可望不可见，何用解人忧？”诗中所说远在“洛阳南陌头”的所思者，是情人还是友人？是实写还是虚写？解者纷纷。从结句“望而不见，反增离愁”的强烈悲情看，不妨视为诗人的“故情人”。古乐府《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足，尽日阑干头”，则已成为典型的写相思之悲“伤高怀远”之作。范仲淹《苏幕遮》：“月明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铁石心肠人作消魂语，情之所锺，虽英雄不免。张先的《江南柳》：“城上楼高重倚望，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偷声木兰花》：“莫更登楼，坐想行思已是愁”等等，无不是其《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母题的延伸和扩充。然而，此中杰作当首推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黄生《唐诗摘抄》评曰：“感时恨别，诗人之作多矣，此却以‘不知愁’三字翻出后二句，语境一新，情思婉折。闺情之作，当推此首为第一。”薛涛《赠远》与《闺怨》同一机杼，然而反其意而用之：“芙蓉新落蜀山秋，锦字开缄到是愁。闺阁不知戎马事，月高还上望夫楼。”寓巧于拙，愈拙愈巧。
三是贤士逐臣的有志难伸之悲。此境当是“高唐诗境”的主旨所在，从《九辩》的“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到《高唐赋》的“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宋玉的“登高心悲”主要是贤士逐臣的有志难伸之悲。后人的“登高能赋”也都以“寄杼轴之怀，开沉郁之绪”为主；就是在乡思之悲和情思之悲中，也往往渗透了有志难伸之悲。如曹植《杂诗》：“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櫺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文选》李善注：“在鄄城思乡而作”，而从“烈士”与“小人”之比、结句“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看，壮士之悲实多于乡关之思；李白《登高望四海》：“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又《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贤士失志之悲，远过乡关亲情之念；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不明言谪宦而谪宦之意自见；杜牧《登池州九峰楼》：“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始休”；入手劈将有感于中“不自由”作起，真有一段登高望远、触景兴怀、情不自已之况；楼曰“夕阳”，声曰“孤起”，则所感寓不堪言矣。再如辛弃疾《摸鱼儿·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又《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等等，尤其《水龙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落落数语，不输王粲《登楼赋》。”辛弃疾常常激烈壮怀“无人会”，一腔忧愤上高台，他的“登高词”成为宋人“伤高望远”词中最动人的作品。
四是“不识愁味”的少年莫名之悲。除“有愁者添愁”的有名之悲，登高远望时还经常会生发一种“无愁者生愁”的莫名之悲。何逊《拟古》：“家在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辛弃疾《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再如王东海登琅琊山叹曰：“我有来不愁，今日直欲愁”以及《世说新语·任诞》记王廞“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看来，不只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就是久经世故的成人，在登高望远之际也往往会生发此种莫名之悲。这是为什么？钱锺书对这种“忧来无向，悲出无名”的“无愁者生愁”的心理根源作了独到的分析：
虽怀抱犹虚，魂梦无萦，然远志遥情已似乳壳中函，孚苞待解，应机枨触，微动几先，极目而望不可即，放眼而望未之见，仗境起心，于是惘惘不甘，忽忽若失。李峤曰：“若有求而不致，若有待而不至”，于浪漫主义之“企慕”(Sehnsucht)，可谓揣称工切矣。情差思役，寤寐以求，或悬理想，或构幻想，或结妄想，佥以道阻且长、欲往莫至为因缘义谛。[1]877-878
在钱锺书看来，“无愁者生愁”的莫名之悲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看，无论无知少年还是沧桑老人，都有一种“远志遥情”蕴藏心中。换言之，人人对自己的未来和明天都抱有一种“理想”、“幻想”、甚至“妄想”。人生有欲，亦有追求，于是这种“远志遥情”、这种“理想”、“幻想”或“妄想”，便成为一种共同人性或集体意识，“似乳壳中函”，蕴藏心中，并不断孕育生长，一遇时机，便会触发，所谓“应机枨触，微动几先”；从客观方面看，登高遥望、放飞想象之时，这种“远志遥情”，并不近在眉睫，唾手可得；相反，“惘兮若有求而不致，怅乎若有待而不至”，望而不见，思而难得，于是“惘惘不甘，忽忽若失”，终于悲从中来，“有愁者添愁，无愁者生愁”，虽有来无愁，也会心生忧愁。换言之，登高心悲的高唐心境，无论是“有愁者添愁”，还是“无愁者生愁”，都是以“道阻且长、欲往莫至”的“企慕情景”为前提的；所谓“情差思役，寤寐以求，或悬理想，或构幻想，或结妄想，佥以道阻且长、欲往莫至为因缘义谛”也。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如果说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表现的是一种青春生命的凌云之志，那么无论羁旅役夫的故乡壅隔之悲，还是士耽女怀的男女相思之悲，抑或贤士逐臣的有志难伸之悲，登高心悲倾吐的无不是人到中年、风雨旅途的感伤情怀。与泰山诗境相比，高唐诗境作者众、作品多、主题表现极为多样，以至令人感到古典诗歌中弥漫着苦闷感伤、叹老嗟卑的消极情调。郑板桥对此也似乎十分不满，曾写道：“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4]然而，一方面，古典诗歌中的苦闷感伤与壮志难酬、叹老嗟卑与忧国忧民常常是融为一体的，大多数登高心悲之作也同样如此；另一方面，“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情到深处方有悲，悲情体验生命的深度；在人性的自觉和心灵的塑造中，悲情是一种极为重要和突出的情感，悲哀之情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
“鹳雀楼境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英雄少年，登高言志；羁客贫士，登高心悲；哲人智士，则登高玄思。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所创造的“鹳雀楼境界”，便是一种登高玄思的哲人之境，也是一种启迪人心的哲理之境。清人李瑛《诗法易简录》论曰：
此诗首二句先切定鹳雀楼境界，后二句再写登楼，格力便高。后二句不言楼之如何高，而楼之高已极尽形容，且于写境之外，更有未写之景在。此种格力，尤臻绝顶。
在李瑛看来，“鹳雀楼境界”的“格力”之所以“尤臻绝顶”，就在于“于写境之外，更有未写之景在”；“格力”者，高妙玄想之格，思理筋骨之力。因而，《登鹳雀楼》于写景之外的“未写之境”，就是诗人的高妙玄想和诗境的思理筋骨。
那么，“鹳雀楼境界”的哲理升华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登览玄思之境又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纯是一首大气磅礴的登览写景之作，还是一首寓理于景的登高玄思之作？“鹳雀楼境界”能否作为一种哲理意境来理解？接受者的看法并不一致。从接受史看，把《登鹳雀楼》视为哲理诗、把“鹳雀楼境界”视为登览玄思之境，认为它能给人向上进取的精神和高瞻远瞩的胸襟并道出了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理，这是历代接受者创造性阐释的结果，也是历代诗评家比较阐释的结果。
首先，“鹳雀楼境界”被视为登高玄思的思理之境是历代接受者创造性阐释的结果。
《登鹳雀楼》的传播始于诗人生前，此后迄今将近1400年接受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代为选家看重，宋代进经典行列，明清两代作哲理升华。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认为：“王之涣‘黄河远上’之外，五言如《送别》及《鹳雀楼》二篇，亦当入旗亭之画。”尽管当年《登鹳雀楼》未入“旗亭之画”，肯定也广传人口，才会被选入《国秀集》。①芮挺章虽将此诗列于朱斌名下，但视其为“诗国之秀”，是无可怀疑的。
自北宋始，《登鹳雀楼》被选家和评家一致推为唐诗经典。首先成为宋人选本的必选之作，如李昉《文苑英华》和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等。其次得到诗评家的一致肯定，如《温公续诗话》、《梦溪笔谈》、《古今诗话》、《唐诗纪事》等等。宋代评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司马光和沈括，只是二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作为科学家的沈括是“因楼及诗”，作为诗评家的司马光则是“就诗评诗”，曰：“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涣、畅诸诗。……二人者，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司马光为二位的诗叫好，又因二位“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而不平，关注的是诗本身，当是《登鹳雀楼》真正的“第一读者”。然而他仅视为一般的登楼诗，未对诗境诗旨作进一步发挥。
明清评家始作哲理升华，但稍有差别。明人对诗旨的阐释大都基于句法赏析或一般审美感受，虽有体认，尚未有意识作哲理发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曰：“对结者须意尽，如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添着一语不得乃可。”这是对《登鹳雀楼》以对偶作结、浑然天成又大豁眼界的赞赏。唐如询《唐诗解》卷二十二曰：“日没河流之景未足称奇，穷目之观更在高处。”虽含登高望远之意，仅是一般的诗意疏解。
清人则从理论上见出《登鹳雀楼》“虚实互见”、理趣洋溢的特点。除李瑛《诗法易简录》，如黄叔灿《唐诗笺注》曰：“通首写其地势之高，分作两层，虚实互见。……上十字大境界已尽，下十字以虚笔托之。”胡本渊《唐诗近体》引王尧衢语曰：“首二句已尽目力所穷矣，下作转语，言若欲穷目力之胜，庶此楼上再上得一层更好。此诗人题外深一层作此虚想也。”所谓“作此虚想”、“虚实互见”云云，都是对绝句境中含理、洋溢理趣的诗学概括。在清人心目中，《登鹳雀楼》已升华为一首实中含虚、境中含理的哲理诗。
其次，“鹳雀楼境界”被视为登高玄思的哲理经典又是历代诗评家比较阐释的结果。
雄踞黄河之畔的鹳雀楼是当年的一处名胜，南北往来客经此，未有不登临而题咏者。中唐李翰曾将其汇编成集，并留下了一篇《河中鹳雀楼集序》。今存唐人“鹳雀楼诗”，除上述三人外，尚有耿湋五律、殷尧璠七律、司马扎七律、吴融七律各一首。自宋代司马光、沈括连类并举后，明清评家无不作比较阐释，尤其是王、畅、李三家，一直成为关注的中心。王之涣《登鹳雀楼》的哲理品格和独特地位，也在比较阐释中得到进一步彰显。明清评家的比较意识最为自觉，三首诗的比较阐释已成为诗话中的经典话题和诗学中的经典事件。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的论析最为深入，观点也最具代表性：
沈存中云：“鹳雀楼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多矣，唯王之涣、畅当、李益、三诗能状其景。”按之涣“白日依山尽”一绝，市井儿童，皆知诵之，而至今斩然如新。畅当诗“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兴之深远，不逮之涣作，而体亦峻拔，可以相亚。若益诗“鹳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乡望，远目非春亦自伤。”较之吴融《鹳雀楼》诗“鸟在林梢脚底看，夕阳无际戍烟残”诸句，稍有格局。然前半平适落套，后半粗率任情，去王、畅二诗，终不可以道里计。存中并举之，过矣！
潘德舆对三首诗的比较阐释至少有三点值得重视：其一，潘氏的比较阐释有感于沈括的连类并举，但对三位诗人作了重新排序。这一重新排序，正反映了他对三首诗价值高下的评价，同时也是清人及后世的一致看法。前者如吴烶的《唐诗选胜直解》，后者如今人余光中等等，看法正与之不谋而合。其二，李益之作与王、畅二位比较，“前半平适落套，后半粗率任情”，故“去王、畅二诗，终不可以道里计”，为之最下。其实评家对李益的诗并非无好评，尤其是颔联和颈联。然而，正是“登高思归”的主题让李诗落入常套，未能写出“登鹳雀楼”的独特意境。其三，王、畅二位相比，高下之分正在“兴之深远”的差别。潘氏认为，虽畅诗“体亦峻拔，可以相亚”，然“兴之深远，不逮之涣作”。这包含两层意思：一从诗体看，两首诗四语皆对。只是王诗上二句实，下二句虚，上二句写雄阔的境界，下二句作深一层虚想；畅诗上二句虚，下二句实，上二句写楼之高，下二句写楼上所见之广；状景写境，工力悉敌，即所谓“体亦峻拔，可以相亚”。二从诗意看，畅诗妙在实，王诗妙在“虚实互见”；畅诗纯然是登览写景，王诗则登览之外作深一层虚想；畅诗纯然写景而缺乏“兴之深远”，缺乏景外之景，味外之旨，王诗则作深一层虚想的而“寄兴深远”，给人以内在的兴发感动和深远的哲理启迪。故从“兴之深远”看，畅诗又不及之涣之作。
吴烶《唐诗选胜直解》曰：“身愈高则视愈远，‘千里’，极言其远，有海阔天空之怀，方能道此旷达之句，李益、畅当皆不及。”换言之，李益登高思归而落入常套；畅诗善于状景而止于写景；唯王诗眼界雄阔而“寄兴深远”，故当为三篇之冠，也为唐人鹳雀楼诗之冠，甚至被认为唐人“五言绝，允推此为第一首”（朱之荆《增订唐诗摘抄》）。总之，经过一番比较阐释，王诗的艺术地位得到进一步彰显，哲理品格也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那么登览玄思之境有哪些类型？尽管“鹳雀楼境界”的哲理品格至明清才得到理性阐释和高度评价，但登高玄思和望远玄想却是诗人的本性，诗歌创作中的登高玄思之境也早已有之。只是登览望远之时，玄览方式因人而异，所遇之景因地而异，所得之趣又因景而别，因此登高玄思的“鹳雀楼意境”，又形成丰富多样的审美类型。从诗歌史看，登览玄思之境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审美类型：一是汉魏赋家登览四望，作由地入史的沉思；二是玄言诗人览景玄思，见山水与理趣之相通；三是咏史诗人登临怀古，搅碎古今而入其兴会。
其一，登临四望：融史入地的沉思。
《楚辞·九歌·河伯》：“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登临四望进而写四方景象，则是汉赋常见的运思方式。枚乘《七发》：“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这曾被后世称为辞赋之“登临四望之祖”。钱锺书认为若追溯渊源，登临四望实始于《国策》，而就意境而言，则又经历了“纯为地图”、到“纯写风景”、再到“融史入地”的发展过程。
《战国策》中苏秦施合纵联横之计而游说诸国，无不以巧舌美他国四方形势开始。《秦策一》苏秦始将联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楚策一》说楚惠王、《赵策二》说赵王等均仿此。然而这里的“登临四望”，一是非身临其境，纯然出于想象，二是有地无人更无情，“犹地理图也”[1]905。
如果说《战国策》中的“四方”作为说辞犹如“地理图”；那么辞赋中写“四至”，铺陈词采则意在作“风景画”。辞赋写“四至”始于枚乘，其后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描写云梦之景：“其东则有蕙圃，蘅兰芷若，
菖蒲，江离蘪芜，诸柘巴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夫容蔆华，内隐巨石白沙。……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桔柚芬芳。”敷陈词采，侈于《七发》。后汉以还，张衡《西京赋》、冯衍《显志赋》、刘劭《赵都赋》、左思《蜀都赋》等等，相沿成习。此种写法又影响其他体裁，如张衡《四愁诗》、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苏轼《李氏园》及《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等等。《战国策》之“地理书”，有地无人，汉辞赋之“风景画”，则有景无情。
真正登临四望而作融史入地的沉思，并展示出富于理趣的意境，实始于三国吴质。钱锺书指出：“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因地及史，环顾四方，缅怀百世，能破窠臼；习凿臼《与恒秘书书》诗法之。苏轼《超然台记》中‘南望马耳常山’一节、又《赤壁赋》中‘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一节，皆脍炙人口，实即吴、习两书机杼也。”[1]906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周览而发幽情”，为“融史入地”之祖，曰：“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浅。然观地形，察土宜。西带恒山，连冈平代；北邻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汦水，渐渍疆宇，喟然叹息：思淮阴之奇谲，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郸，想廉蔺之风；东接钜鹿，存李齐之流。都人士女，服习礼教，皆怀慷慨之节，包左车之计。”从此类作品看，融史入地所内含的意趣是多样的，或总结治国策略，或缅怀道德人格，或感慨历史兴亡，更多的是多种思绪糅为一体。宋代以后仿构不厌，往往列四方而有小变者②。
其二，览景玄思：由景入理的领悟。
魏晋玄学大盛，文人学士登山临水之时，每好作超然玄远之思，孙绰《庾亮碑文》所谓“以玄对山水”。孙绰《答许询诗》便是览景玄思的“玄对山水”之作：“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佛。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最经典的当数王羲之《兰亭诗》：“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诗人登山临水仰望俯察之际，把万物一体、天人相适之理阐释得淋漓尽致。
诗人登山临水作超然玄远之思，有或寓哲理于山水、或因山水而悟理趣之别。这便是王昌龄《诗格》“十七势”所谓的“理入景势格”和“景入理势格”；与之相联系，“览景玄思”的玄言诗或哲理诗也有两种形态，即或“理入景势”，或“景入理势”。
所谓“理入景势”，即理在前而景在后，虽有景有理，然景语与理语未能融为一体，理语往往缀于全诗之后。东晋玄言诗人的诗作往往如此。谢灵运览景玄思的山水诗也并不例外。文学史家把谢灵运山水诗的结构概括为“叙事—写景—说理”三部曲，确乎如此。谢诗名篇《飞登池上楼》：“衾枕昧节侯，骞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先举目眺景，后言理抒情。王夫之《古诗评选》评此诗曰：“始终五转折，融成一片。天与造之，神与运之。呜呼，不可知已！”《薑斋诗话》论谢诗又曰：“谢灵运一意回旋往复，以尽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论谢诗意趣极为精当，然而谢客山水诗毕竟景语与理语未能融为一体而难臻佳境。
所谓“景入理势”，即意在览景而忽然有悟，山水与理趣相融惬，景语与理语为一体的，即景即理，意趣盎然。此类作品富于言外之意，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鲍照《瓜步山揭文》曰：
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为高，据绝作雄，而临清瞰远，擅奇含秀，是以居势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仰望穹垂，俯视地域，涕洟江河，疣赘丘岳。
这是登览玄思之典型一例。钱锺书论曰：“因地形而触发愤世之感，其旨如《孟子·告子》：‘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而尤似《韩非子·功名》：‘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后三句乃居高临下之放眼，而亦越世凌云之旷怀，情景双关。”[5]1316是情景双关，更是“景入理势”，景语与理语相融惬的佳制。唐诗中的登高鸟瞰览景玄思之作，即景即理，理寓景中，少了枯燥的玄言，多了深邃的意趣。韩愈《杂诗》：“长风飘襟裾，遂起飞高圆。下视禹九州，一尘集豪端。遨嬉未云集，下已亿万年”；李贺《梦天》：“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杨敬之《华山赋》：“见若咫尺，天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醢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窝连连，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恰如钱锺书所说：“韩愈、李贺、杨敬之不仅见世界如一尘，且觉世代随而促如一瞬，又徵人之心识中时与空、宇与宙相当相对。”[5]1317-1318苏轼名篇《题西林壁》当为宋代诗人览景玄思最著名的作品。陈善《扪虱新语》“因登山而感所见”评此诗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所见愈大，天下之理固自如此。……苏轼尝用其意作《庐山》诗……。知此则知孔子登山之意矣。”陈善把苏诗的原型母题追溯到孔子的泰山心境不谓无见，苏轼确实与孔子一样都是“因登山而感所见”；但又不尽然，陈善没有看到原型母题在旅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苏诗已由少年意气的泰山心境变成了思虑深沉的玄思之境，即只有跳出庐山、超越自我，才能见到庐山全貌和事物全体，“景入理势”的理趣之境并不等同于“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迈之情。
其三，登临怀古：搅碎古今，入其兴会。
登临四望而“融史入地”，与登临怀古而“以史为咏”，近似而稍异：前者览四方之地，而融地入史，后者以史迹为主而借古喻今；前者多见于辞赋文章，后者在诗中自成一体。
咏史怀古诗始于汉而大盛于唐。在唐代出现了一大批擅长咏史怀古的诗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以及胡曾、周昙、汪遵等以咏史诗名家的诗人。中华民族是最富于历史感的民族，善于从历史中总结治世之道和人生智慧。诗人在游览古迹、登高望远之际，感怀古人，“以史为咏”，搅碎古今而入其兴会，写出了大量富于哲理意味的咏史怀古诗。
清人张玉穀《古诗赏析》评左思《咏史》曾把咏史诗分为四种类型：“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含；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以史为咏”的登临怀古之作，同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杜牧的《隋宫》属第一类；李白的《登广武古战场怀古》、杜牧的《赤壁》属第二类；刘禹锡的《石头城》属第三类；杜甫《武侯庙》、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刘禹锡的《乌衣巷》等等属第四类。古典诗学有“咏史以不著议论为工”之说，诗评家也以“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为最高境界。然而，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因此，咏史怀古之作无不包含“史事”和“己意”两个要素；换言之，既要“搅碎古今巨细入其兴会”，又要“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诗人在登览凭吊之时必然会流露和表达对史事的识见和人生的思考。
从诗人运思角度和关注焦点看，登临怀古之作的诗思旨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或直面历史本身，以史家身份议论朝政得失、评价人物功过、总结兴衰的经验教训；或由世事变迁或历史人物的沉浮，反观个体生命和现代人生，阐述生命真谛，总结人生智慧。
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可作为前者的代表：“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诗律精严，诗思雄深，见解既高，格局开宕，五六两句尤将六朝人物变迁、世代废兴俱收其中，给人丰富的历史启示和哲理遐思。薛雪《一瓢诗话》曰：“刘宾客《西塞山怀古》，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杰作，自然压倒元白。”因此这首诗不仅被推为“金陵怀古之冠”，还被称为“此真唐人怀古之绝唱”。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作为后者的代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感今怀古，此意多矣。从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到东方朔《七谏》“往者不可及兮，来者不可待”、再到严忌《哀时命》“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等等，古今同慨，不绝如缕。《登幽州台歌》的字面酷似《远游》，以至梁宗岱认为：“陈子昂读过《远游》是不成问题的，说他有意抄袭屈原恐怕也一样不成问题。”然而钱锺书指出：“感今怀古，此意多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抒写此情最佳。”清人黄周星《唐诗快》评价更高：“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道及此者。此二十字，真可泣鬼。”所谓“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这是黄周星对《登幽州台歌》在登览怀古诗中地位的评价，也是对其在历代登高诗中地位的高度评价。
《登幽州台歌》为什么具有这样的魅力？细加体会，这一“感今怀古”的时空之叹并非简单地“抄袭屈原”，而是一个由二元结构、多重诗意构成的审美意境。首先，全诗四句包含三重意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穿越古今的历史意识；“念天地之悠悠”，进而是俯仰天地的宇宙意识；“独怆然而涕下”，最后诗人返视自我，由时间之永恒见生命之短暂，由天地之辽阔见个体之渺小，在一声浩叹中表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其次，“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叹，虽有深深的“孤独”之感，但既不是悲叹，也不是哀叹，而是一种“浩叹”，是一种“以无限性观点观察有限性人生”[6]的浩然之叹。宋育仁《三唐诗品》的“《幽州》豪唱，述为名言”，即此之谓。在诗人的这一声“浩叹”中，既有雄才报国的豪壮之情，又有怀才不遇的感伤之情，更能体会到超越个体的玄远之思。因此，《登幽州台歌》虽篇幅短小却内蕴丰厚，杂糅了“泰山心境”、“高唐心境”和“鹳雀楼心境”，融合了“壮语”、“情语”和“理语”，创造出了一种令人遐想无边的“登幽州台诗境”。黄周星所谓“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道及此者”的深层根源，即在于此。王夫之《唐诗评选》“以神行而不以机牵，摇荡古今，岂但其大言之赫赫哉”；沈德潜《唐诗别裁》 “余于登高时，每有古今茫茫之感，古人先已言之”云云，都是对《登幽州台歌》的雄豪之唱、茫茫之感和玄远之思的赞叹。
黑格尔有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换言之，“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7]法的哲学是如此，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同样如此。如果说览景玄思的玄言诗的广泛流行，是魏晋时期个体生命高度自觉的产物；那么登临怀古的咏史诗在唐代的大量出现，则是从秦始皇开始的集权王朝经过近千年的分分合合之后文人学士为寻求长治久安而反思历史的结晶。因此尽管诗的作者并非都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他们无不都是富于玄感，深于历史，既洞察人生奥秘，又谙于兴亡规律的智者。
从母题学角度看，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原型母题的演变史。高友工、梅祖麟说得好：“历史的进程是由那些不断重复的原型组成，不管是人物原型还是事件原型。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人们都可以根据某种熟悉的模式去考虑它们。”[8]当然，诗歌史上原型母题的演变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必然会随着时间、情境、创作个性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诗歌史上“登高能赋”的原型母题，从登高言志的“泰山心境”、到登高心瘁的“高唐心境”、再到登高玄思的“鹳雀楼心境”，就遵循个体生命的进程经历了诸阶段的发展演变。同时，母题史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宏观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同样可以用于微观诗人个体创作史的研究。从孔子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到孔子东上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再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再到“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等，从哲人到诗人，“登高能赋”的母题无不经历了“出门”壮语、“旅途”情语、“归家”理语的生命旅程。
收稿日期：2008-05-30
注释：
①关于《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唐芮挺章《国秀集》、明赵宦光《万首唐人绝句》及锺惺《唐诗归》作朱斌诗，宋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沈括《梦溪笔谈》、李昉《文苑英华》、计有功《唐诗纪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以及明高棅《唐诗品汇》作王之涣诗，《全唐诗》互见朱斌、王之涣诗。宋代自司马光之后多数人认定此诗为王之涣所作，原因待考。
②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王楙《野客丛书》卷一四举宋人诸《记》，无不登临四望而融史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