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争妍[1]2016年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新工业革命到来各国制造业实施转型升级的新战略、对制造业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和全球竞争,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同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脱胎于农耕社会的快速不平衡发展的制造业产出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高水平的需求,需要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式的增长方式转型,从产业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迎接互联网+经济的到来。结合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和对比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实践,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经济新常态发展中的紧迫问题。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备现实基础也可解发展之困境,且已经呈现良好的转型升级的趋势,当务之急是发挥人力资本的效应,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领军型人才的积累,需要管理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更需要技术技能人力资本积累,形成适应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产业大军。已有的研究更多关注创新科技人才,关注企业家才能,论文选题关注的焦点在于支撑制造大国和强国的广大的制造业技术技能人力资本的积累。论文在运用经济增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本等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内涵、性质、分类,梳理了制造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模式、路径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符合产业演进的规律,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具有溢出效应和边际收益递增效应,不仅可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能解决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这部分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选题的视角和意义。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论文通过大量的数据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对比分析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市场模式,但在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仅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也会引发社会问题。通过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层层递进分析了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中教育培训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性失衡问题、积累模式和运行机制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制造业人力资本技能不足的问题。根据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分析了影响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因素,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和资源导向因素、文化和价值观因素,又有企业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和人力资本管理问题,也有教育的导向和结构问题。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演进中没有形成相匹配的数量庞大、技能结构合理的制造大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又带来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新变化,论文采用规范与实证、对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中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变化,深入分析技能高移的需求,并用灰色关联法进行测算。论文对比分析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式、路径等实践经验和做法,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厘清中国制造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脉络,提出加速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新路径。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通过政策、资源导向形成协同发展的校企双主体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制造业在国家的引导下准确定位,发挥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作用,开展人力资本管理,开展精造和智造；教育的变革既要考虑国家的长远的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工业化的路径,又要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要,探索建立与产业协同的动态调整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积累,新常态下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增长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撑,拉动满足消费新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样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论文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以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的研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和对策,具有深刻丰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王朝梁[2]2000年在《美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研究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之一，它有力的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及社会的发展。本文以教育社会学理论为指导，运用比较教育中区域专项研究方法，对美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历史、现状、影响、借鉴意义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探讨。前言界定了“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内涵，说明了本文研究的目的。正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历史轨迹；第二部分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各个构成要素的现状，包括投资的主体、投资的客体、投资的方式和途径，概括了美国高等教育投资具有的五个特点；第三部分指明了美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第四部分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我国现实，对建构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提出建议。
刘岩[3]2008年在《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探究及对我国的启示》文中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有的国家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都或迟或早地选择了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其中,美国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多元化最典型的国家。“多元化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仅是对高等教育投资模式的一种概括,然而,发展到今天,美国的多元化投资体制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同样是“多元化”,但今天的“多元化”不同于以往的“多元化”,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希望对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进行探究,并对其进行思考。然后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一下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启示。本论文的主体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的理论基础,对美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过程进行归纳与深入探讨。第二部分:对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详细论述了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发展趋势。第三部分: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与做法,为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投资体制给出有价值的建议。
刘新林[4]2016年在《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文中提出最近几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推动得较快,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还不是十分理想,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面不全,国家助学贷款的金额满足率不太高,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额度偏小,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在地区和校际之间不平衡。这些问题都说明,金融机构在国家助学贷款中存在“惜贷”现象。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推高了国家助学贷款的拖欠和违约率,导致金融机构对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太高。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40%。如此多的青年在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开展好国家助学贷款,对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推动国家助学贷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1999年开始,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一波三折,经历了探索阶段、展开阶段、发展阶段、停滞阶段、改革阶段、完善阶段六个时期。随着时间的增长,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日益完善。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采取混合供给方式,即由商业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对贫困学生的资助,而贫困学生的偿债能力很低,不要求贫困学生提供担保,具有很大的风险。政府提供的补助仅限于利率优惠、还款期限优惠、贷款减免优惠,没有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保护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金融机构对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太高。为了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保障金融机构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的安全,提高金融机构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顺利地开展,从我国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开始,就让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承担义务。随着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发展,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越来越多,到现在,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了催收义务、告知义务、接受联系义务、代偿义务、曝光附带义务等五项义务。我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完善的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在制度变迁上选择了强行性制度变迁的方式,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一步到位地安排预期制度。由于制度变迁的方向不太明确,导致制度不断地变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对以往的政策予以调整。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频繁地发布命令和规章,相互之间难免不和谐,有的甚至前后矛盾,相互抵触。用人单位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不具有制度的普适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制度实施机制的畅通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性,并且效用递减得特别快。无论从动态方面讲,还是从静态方面讲,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效率都不太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负效率。这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率提高的作用,甚至还起到了与预期相反的推高国家助学贷款违约和拖欠率的作用。为了保证所有需要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学生都能得到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有必要对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用人单位的义务予以检讨,重新设置用人单位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重新设置的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义务,要起的一种重要作用,就是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供给效率。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用人单位像我国一样,也承担义务。不过,在这些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义务,与我国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义务不同,他们承担的是提供就业信息义务、代扣利息义务、代扣代缴义务、出具证明义务。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义务只有一种,少数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义务有两种。而且,这些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履行起来,都比较容易,不太难,费用不高,成本较低,负担不太重。国外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高,与这些都息息相关。这些启示我们,让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义务,应当尽量少加重用人单位的负担,与提高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率紧紧挂钩,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我国国家助学贷款采取的是分期定额还款方式,这种还款方式一出台,就受到了广泛的诟病。分期定额还款方式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正外部性有效内在化,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改善,无法使对国家助学贷款风险的厌恶得到克服,有强烈的变更需求。缓解国家助学贷款价格的上升,需要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全额管理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制度上的障碍已经扫清；个人所得税征收技术的进步,具备了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的条件,我国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方式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的方式具备可行性。我国税务机关的征收组织早就已经覆盖了所有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区域,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税务机关基本上能够控制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风险,税务机关参与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的成本低,税务机关不仅应当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而且应当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身份的方式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税务机关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的身份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机构不必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只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大大降低了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机构的管理成本。税务机关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身份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用人单位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代扣代缴毕业生应当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为了保障到国家鼓励的地区和岗位工作的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毕业生由国家代替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在毕业生申请国家代替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时,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和出具证明义务,原来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催收义务、告知义务、接受联系义务、代偿义务、曝光附带义务可以废止。
吕旭峰[5]2011年在《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教育捐赠已成为具有多重价值和意蕴的、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教育捐赠问题跨越多个学科领域。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教育的社会资本是教育的社会关系和网络结构资源,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为教育捐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从文化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捐赠制度演进的初始条件与逻辑起点;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教育捐赠为教育筹集资金,并进一步促进教育更加注重自身内涵发展,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人才和服务社会,从而有利于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教育作为制度性的准公共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教育捐赠的可行性。教育捐赠作为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形式,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调节贫富分化程度、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整体和谐;从伦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的意蕴已经超出经济学领域,逐渐延伸向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层面,教育捐赠行为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的统一。教育捐赠宣扬了尊师重教、爱国主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客观上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促进了公民道德的培育。同时,教育捐赠作为一种伦理行为,捐赠的当事人在捐赠过程中又应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教育捐赠使捐赠者获得内心的满足和自我崇高感,给他们带来最高层次的心理满足。在人生价值实现、回馈与报答的心理驱动下,人们会更多地将捐赠投向教育事业上来。在中外教育的发展中,教育捐赠行为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今中外的教育捐赠发展历史证明,教育捐赠与地域文化、社会政治等关系密切。由于文化传统以及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的不同,教育捐赠的内核和形式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与特点。但是,教育经费的来源逐渐趋向多元化是目前各国教育经费来源的历史走向与共同趋势。从教育捐赠的动力机制来审视,强烈的宗亲意识和乡土情结是我国教育捐赠的主要动因;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教育捐赠的社会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关于完善人性与理想人格追求的激励作用引导人们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进行教育捐赠。从跨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美国传统的宗教文明以及深厚的慈善捐赠文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基本动因;对教育捐赠减免税收的相关优惠制度和配套政策是美国教育捐赠的直接动因;美国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大学校友捐赠文化,校友情结是校友为母校捐赠的内在动因;社会文化强调不遗留过多的物质财富也是美国教育捐赠的动因之一;教育捐赠行为背后的本根动机是利他主义。国外教育捐赠体制和机制已经相对成熟。从国家层面来讲,许多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鼓励和引导个人和企业进行教育捐赠,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为教育捐赠提供了高位强有力的政策性支撑。从学校本身募集教育捐赠的相关行为来看,学校高度重视教育捐赠,并有很多积极有效的做法:校长率先士卒参与募捐工作,提高了学校对教育捐赠的重视程度;建立了专业化的捐赠管理机构和较为完善的筹资与运作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捐赠管理制度;制定战略性的筹款目标与详尽的筹款计划;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教育捐赠基金运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激发捐资者的积极性;密切与(潜在)捐赠者的联系,巩固与捐赠者的忠诚友好关系,等等。其中的有益经验可资借鉴。近年来,我国新时期的慈善捐赠环境开始逐步形成,捐赠事业发展迅速,教育捐赠已经起步。国家积极鼓励社会集资、捐资助学,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法规逐步引导教育捐赠的开展,中央财政对中央级高校设立了捐赠配比资金,教育行政部门开始重视教育捐赠。国内很多学校也逐步认识到教育捐赠的重要性,重视教育捐赠在学校多元化经费来源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争取社会各界的最大支持视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校友工作和筹资工作提升到学校发展的战略高度。总体而言,教育筹资工作逐渐从许多高校的战略边缘向中心工作转移,成为高校深入改革、重点加强、积极推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些学校逐步建立了进行教育募捐的社团组织和筹资机构,对教育捐赠管理也作了许多实践上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一些教育基金开始独立进行捐赠基金的管理与运作。然而,由于我国教育捐赠起步较晚,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资金筹措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虚像背后的单一化格局。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教育捐赠要在规模和范围上有所发展,应由国家单一拨款向多渠道筹集经费的形式转变。从宏观层面来说,要转变政府职能,由政府的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建立健全关于教育捐赠的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教育捐赠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做好执法监督、行政管理、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要发挥政府政策的杠杆作用,促使政府政策导向化,提高政府资金效益,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向教育领域。同时,要制定鼓励社会各界向教育事业捐赠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促进教育捐赠的相关税收政策,为教育捐赠提供税收激励机制。从学校层面来讲,学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立专门的筹资管理部门,加强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具有专业水准、有文化素养、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团队,形成专职、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的各类人才汇集、优势互补的教育筹资、教育基金管理与运作的强有力队伍。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做好发展联络工作,拓宽学校的筹资渠道。加强我国教育捐赠文化建设,构建适合我国教育捐赠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氛围,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已是应当提上日程的问题。我们要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有益的捐赠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诚信、透明、高效的筹措高等教育社会捐赠的有机体系。
邓理[6]2013年在《民办（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国际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高等教育需求日趋旺盛,而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供不应求,使得高等教育走上私立化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这样的趋势推动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产权模糊、经费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等诸多问题。为了扫除民办高等教育投资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本文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机制与国外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了国外五国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共性与差异,结合对我国的适用性分别提出了共性与差异对我国的启示。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对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内容及本文的创新点进行了概述,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二章介绍了民办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机制与体制等概念,并总结了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相关理论。第三章梳理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投资产权机制、财政资助机制、多渠道筹措机制和法人治理机制的现状,并提出了目前各个部分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从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构成的四个部分分别研究了美、日、韩、印、菲五个国家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现状。第五章通过比较研究法总结出美、日、韩、印、菲五个国家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共性和异性,并根据使用性原则分别提出了共性与差异对我国的启示。第六章在总结民办(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国际比较的基础上,从产权机制、财政资助机制、多渠道筹措机制和法人治理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完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对策。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有：从主体投入机制,内在动力机制,吸纳机制,和保障机制四个方面构建了一个系统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理论体系。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以产权明晰为基本前提,法人治理机制健全为根本保证,政府财政资助推动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机制。在财政资助中又引入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视角探讨政府资助民办高等教育的创新型模式。
王玉风[7]2017年在《教育券制度参照下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的审视》文中提出高增长的财政性拨款是我国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自2012年来教育财政性拨款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增长,超额提前完成了“4%目标”,但是制约高等教育财政性拨款的体制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府--高校”的拨款机制下办学成本无法体现,高校竞争动力不足、服务理念差、高教资源配置排斥市场以及教育经费分配不均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教育券作为西方国家对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它是以消费者(家长或学生)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学生--高校”的三元拨款机制,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是在分析国外教育券制度以及我国财政拨款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将教育券制度作为公立高校财政拨款机制的制度性补充,解决二元拨款机制下所产生的教育资源均等化问题、教育机会公平问题、教育管理效率问题以及教育教学质量问题,从而补充完善现有高等教育拨款机制,以促进高校协调发展,满足学生教育选择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从而更好地体现财政拨款的公平和效率。
黄教珍[8]2014年在《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及解决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两个主要层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培养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的新生代农民、提高农民劳动技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保障。发展农村中职教育,解决“生源”问题是关键。论文在总结农村中职教育招生相关概念、概括相关理论、综述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中职生源结构变化历程和现实特征、中职生源困境表现和成因、中职教育的成本收益和投资回报,以及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招生模式与经验借鉴,最后提出了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尤其是中职教育)生源困境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在总结论文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并界定了农村中职教育的相关理论和基本概念。第二章是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生源困境进行分析。在总结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农村职业教育生源结构进行了基本分析,并对农村职业教育生源结构现状进行了调查,从农村职业教育生源数量减少、生源质量下降、在读学生流失率高、校际生源争夺激烈等四个方面,总结了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具体表现。第三章是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经济学分析。从个体和社会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村职业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基于个体视角和社会视角,计算了教育投资回报率,并对职业教育投资与其它教育投资的回报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佐证了农村职业教育个人(家庭)成本过高,职业教育投资风险较大,影响了农村职业教育的招生,直接导致了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产生。第四章是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困境成因进行分析。分别从家庭收入因素、学生自身因素、职业学校因素、用工单位因素等微观方面,从文化观念、市场环境、政府因素等宏观方面,分析了造成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原因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形成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交织在一起形成的。第五章是分析了国外职业教育招生的模式,以及发达国家经验的启示。分别对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基本概况、典型特征、招生模式等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共同特征及其招生模式和经验：其共同点是思想观念上认可和重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有效的财政资金支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多样化的办学模式、有效的教育衔接、良好的教育教学质量,认为这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及其招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宝。第六章提出缓解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对策。从强化舆论宣传、形成职教共识；找准政府定位、强化市场导向；加强教育立法、完善办学机制,增加资金投入、满足职教需要,改进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就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缓解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具体对策和建议。第七章对研究提出了展望,对论文研究内容的下阶段研究趋势和展望进行了讨论。探讨了转移农村劳动力、发展社区教育事业、构建学习型社会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拓展问题。论文综合运用了制度经济学、数理经济分析、博弈论、市场调研、计量分析等理论和方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的具体对策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然而,解决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囿于作者自身学识的限制,论文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后续研究有待在日后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深入展开。
陈新忠[9]2010年在《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分流是指高等教育分流主体根据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分流对象的意愿和条件,由分流机构实施操作的对分流对象有目的、有计划、有差别地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活动；社会分层流动是指处于一定社会结构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种地位移向另一种地位,从一个阶层移向另一个阶层的状况。在社会结构日趋开放和高等教育功能日益彰显的现代社会,深入开展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研究既是时代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和高教研究的主观诉求,有助于推动实现高等教育合理分流影响社会合理分层流动,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体系。本研究以新世纪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为背景,以已有的高等教育分流和社会分层流动相关理论为依据,从高等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流动的内在联系入手,紧紧围绕“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这一主题,沿着“理论探讨——现状分析——经验借鉴——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展开。除导论外,本研究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相关理论探讨,由第二章构成。在界定“高等教育分流”、“社会分层流动”等基本概念,理清“高等教育分流理论”、“社会分层流动理论”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本章重点对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取向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流动相互作用,二者关系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主体性和客观性、先赋性和获致性、自然性和社会性、对立性和统一性等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根据活动进程及其结构,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包括资质影响、过程影响、效果影响和前景影响四方面内涵；根据主要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高等教育合理分流具有分流目标统筹兼顾、分流依据主客结合、分流结构比例协调、分流时机适度把握、分流实施形式多样等五大特征,社会合理分层流动具有社会个体全面发展、社会阶层流转有序、社会组织吐庸纳英、社会规则健全有效、社会系统稳定进步等五大特征；根据进程演变和作用方向,“历史——渐进”规律、“个体——群体”规律、“显著——常态”规律是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三大活动规律；开展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研究要以高教、社会与人三重主体为逻辑起点,以高等教育分流的八种形式(即流源、流量、流层、流型、流域、流向、流质和流速)为分析维度,以高等教育与社会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第二部分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现状分析,由第三章构成。本章以H省为例,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取得了巨大成效——流源上,来自村镇、低等收入家庭、低阶层父母职业、较低父母学历的社会成员获得了更多的向上流动职位,享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流量上,高学历人数逐年增多,在职人员正在被大批高校毕业生取代或充实；流层上,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高校和不同层次教育为社会领域培养了各自需要的人才；流型上,全日制普通高校教育成为社会成员获得职业岗位并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流域上,高等院校毕业生立足大学属地就业,并依据大学属地差别形成了有区别的社会流动基本秩序；流向上,管理学、理学、工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高校毕业生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并在社会分层流动中根据需要形成了优劣差异；流质上,学业成绩优秀和良好的毕业者成为各个地区各种职业、职位和收入等级群体中的主要成员；流速上,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修业年限对社会分层流动发挥了积极影响,形成了以本科学历者为主体的职工队伍。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流源上,来源于中等及以下等级收入家庭的社会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在逐渐减少,高等教育分流促进中下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作用趋于减弱；流量上,我国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在同龄人口中的比重仍然较小,高等教育文化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依然很低；流层上,高校在校学生在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和不同层次高等院校之间进行流转存在困难,毕业之后的进一步学习流转也有诸多限制；流型上,过分看重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忽视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各种教育形式之间流转不畅；流域上,地域分据比较严重,地域层级较为分明,自由流动受到阻滞；流向上,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人才错位和专业浪费现象较为普遍；流质上,高校学生存在“重理轻文”、“重分轻能”、“重学轻用”、高分低能等弊端,影响了社会分层流动的效果；流速上,修业年限过长、过死,弹性学制应用不广、伸缩不强,延缓了社会分层流动的步伐。导致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出现上述问题,既有政府体制政策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外部影响,也有高教分流行为和学生职业追求的内部作用,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反应的结果。第三部分是对国外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考察,由第四章构成。本章选取美、英、德三个国家,分别分析了其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成功经验。研究认为,在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中,美国联邦政府法律政策推动,高等教育“质”“量”兼顾分流,社会团体自觉协同推进,高校学生积极主动就业；英国联邦政府法律政策调节,高等教育内外并重分流,社会组织适时渐次参与,高校学生借助外力择业;德国联邦政府法律政策引导,高等教育两段相承分流,社会各界密切合作促进,高校学生“自我负责”竞争,三个国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学习借鉴美、英、德三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做法,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应从国家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高等教育实施合理分流、社会各界助推良性流动、高校学生提高流升意识四个方面进行改进。第四部分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路径研究,由第五章构成。在理论探讨、现状分析和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本章从社会阶层优化视角、社会和谐发展视角及高教、社会与人的关系视角出发,依据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内涵和实际,以高等教育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方向,以高等教育合理分流促进社会合理分层流动为目标,从政府改革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优化分流行为、社会各界营造良好风尚、高校学生积极建业创业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改善路径。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是一项利在高教、功垂国家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教、社会和学生共同完成。本论文期望通过对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研究,引起各级政府组织和更多社会人士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为高等教育合理分流促进社会合理分层流动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迟永慧[10]2016年在《我国高等学校投融资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对高等教育的拨款也由财政全部负担。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办学理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我国教育经费持续增长,占GDP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呈几何增长。我国教育的投资进入了多渠道融资阶段,投融资的渠道主要来源于政府投入、社会个人投入、学校自筹等三个大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投融资的问题: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仍显不足;财政拨款成为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但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和社会捐赠经费占比很低;高校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额度很大等问题。面对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有限的财力资源,在学费收入没有多少上升空间的前提下,迫切需要形成一套完善的教育投融资体系,来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2002年开始实行沿用至今的“基本支出预算+项目支出预算”拨款模式,存在着体制老旧、模式过于单一等问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美国高校采取分级管理制度,经费的大部分投入和管理权都在州政府,并且重视绩效拨款模式。英国的拨款模式采取集权制,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基金会进行资金的管理。明确的拨款目标、灵活的机构设置和考核指标设计都值得学习和借鉴。高校扩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少则数千万元多则数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量,使高校贷款规模急剧扩大,并呈现出贷款期限长,还款能力有限,规划建设指标不合理等问题。可以考虑将PPP模式引入到高校领域,发展专业技术院校、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完善法律保障等方式保障建设资金。民办高校举办者投入在我国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明晰民办教育产权,明确归属权和分配问题是民办教育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分类管理将有助于理顺民办高校的产权关系,确立产权清晰、权责明晰的的产权制度安排。在目前财政资金不能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引入社会资本进入民营教育领域将成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发达国家,高校捐赠资金是高校成本分担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是高校经费来源的重要渠道。美国高校对捐赠资金进行专业的运作,投资于国内股市、国际股市、固定收益产品、非传统投资产品以及短期的债券等,实现了15%左右的收益。哈佛大学的捐赠资金更是支持了高校三分之一的运营支出。这启示我国高校在捐赠方面更应该积极主动,成立专门的捐赠机构,加强校友联系,开展专业的捐赠资金管理运作模式。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高等学校聚集了一批科技资源和科研成果,是我国科技成果的水源地之一。但是,很多高校的科研成果停留在发表的环节,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只有百分之十。借鉴美国在《拜杜法案》出台后取得的科技成果转移的繁荣局面,我国高校应完善法律建设,加强高校与企业联系,创新管理体制,加快中介市场发展,建设大学科技城,完善投融资体制等多举措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
参考文献：
[1].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D]. 窦争妍.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2]. 美国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研究及启示[D]. 王朝梁. 河北大学. 2000
[3]. 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探究及对我国的启示[D]. 刘岩.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4]. 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D]. 刘新林. 武汉大学. 2016
[5]. 我国教育捐赠问题研究[D]. 吕旭峰. 河南大学. 2011
[6]. 民办（私立）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国际比较研究[D]. 邓理.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7]. 教育券制度参照下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的审视[D]. 王玉风. 山东财经大学. 2017
[8]. 农村职业教育生源困境及解决对策研究[D]. 黄教珍. 武汉大学. 2014
[9]. 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研究[D]. 陈新忠.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10]. 我国高等学校投融资改革研究[D]. 迟永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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