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两个金融组织对民族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工商业论文,所起论文,作用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洋的两个金融组织——北洋银元局和北洋天津官银号，都是由北洋既官亦商的实业家周学熙（1865—1947）于1902年在天津创办的。此时，由于帝国主义洋商和国内奸商私毁私铸制钱和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洋机械局造币厂的破坏，官铸制钱绝迹，私铸劣质制钱充斥市肆，致使津埠银根奇紧，物价腾升，“商民交困”。为此，银元局改铸铜元代替制钱，旨在“救助钱荒”；天津官银号承拨铸币，投放铜元，旨在“平抑市价”和“济助商情”。这对同生的双胞胎金融姊妹，在“铸放”铜元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不仅为北洋军事统治提供了大量资金，而且为天津及华北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两个金融组织在“铸放”铜元中，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环境的净化
北洋银元局建在天津河北大悲院故址。为救济钱荒，并照顾民间“腰缠数贯”携带方便的传统习惯，乃承旧习，以制钱一文为货币单位，分铸当二十、当十、 当五大铜元及当一文小铜元。 当年铸出当十铜元1100万枚（注：《北洋银元局申报解送铜元数目公文》，《北洋官报》第18册。）。第二年，该局引进了美国最新式的铸币机，所铸铜元提高20倍。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共铸大银元5711901枚， 二角小银元152091枚，当二十、当十、当五及当一文4 种铜元折合当十铜元68218万枚（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7页。）。
上述铜元先后拨解于天津官银号，由该号会同司道与商务公所，商酌选择殷实可信钱铺40家，“取连环保结”承领。通过他们直投市肆，以“接济市面”。由于当时人们苦于流通制钱缺乏，又见铜元小巧玲珑、式样新颖和携带便利，因而都乐于使用。所以，北洋铜元行销处不仅分布于津、京、保三角地区，而且在山东、辽宁、吉林、山西、内蒙等地，其行销处所也多达32处。由是，北洋铜元作为流通的货币，为北方民族工商业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上，以北洋铜元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我国号称银本位国，虽自古民间制钱与银两并用，但在大件商品的支出中却以银两为主，因此人民常常以制钱到钱铺（摊）兑换银两，蒙受“贴水”之盘剥。如18世纪末，钱与银的比价基本是每10文当银1分，1000文当银1两。钱对银每千文“贴水”率为30～50‰。19世纪中叶后，鸦片大量输入，造成“内地银两短绌，银贵钱贱”，直隶银价暴涨，1600文兑银1两，“贴水”率也增至100‰，甚至200‰， 百姓叫苦不迭，深受其害。就农民而言，完粮纳税历来不收制钱，只收银两，故以钱兑银尚不及六、七；就市商而言，进货支付以银计，而售货进款却是制钱，一出一入，亏折甚大；工人受害更甚，每人日获工资“小钱一千而不能得杂粮一斤”，而衣食、住房、赡老养小之费，皆取于此。再加上当时米珠薪桂，稍一辍业，就面临着“槁饿待毙”的命运。对此，两个金融组织联合颁发告示规定：无论是“完纳钱粮厘税等事”，或是兑银元购买物品，一律按当日市价及铜元所刻之制钱面值计算，“如有因用铜元抬高物价，或折扣铜元者，查出从重罚办”（注：《银元局遵谕试制铜元请发章程告示饬司及保定府县出示晓谕详文》，《北洋公牍类篡》第22卷。）。这样就消除了铜元在“兑银”中的苛扣，因此，人民乐于使用。据民国初年的调查，京师平民使用铜元购买食物率为70%，天津工人家庭支出中使用铜元率为78.3%（注：《中国铜元问题之一考察》，《中央银行月报》1936年第5卷1号。）。
与此同时，两个金融组织为捍卫北洋铜元在天津市场不受侵犯，对来自各方面的金融破坏和干扰实行打击。
首先，打击了帝国主义洋商的破坏。19世纪末，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大量铜斤用于军火制造，使我国进口铜锭锐减，造成国内铜价暴涨。如1890年紫铜锭块每担值关平银14两，1902年涨至36.05两。 同时，帝国主义洋商与中国奸商相互勾结，偷运大批官钱出海，将其“熔毁提出金银，所剩净铜，仍以重价售之内地”（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06页。）。在帝国主义洋商坐收渔利的时候，北洋银元局收回官铸制钱，改铸铜元，在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他们的一个打击。
其次，打击了境外劣质铜元的干扰。当时外境“质杂、价贱”之铜元蜂拥至津者：其一为江浙铜元。浙江巡抚聂缉
鼓铸铜元，为广筹销路，以厚利吸引商人持银领兑铜元，并发放护照，经海上和陆路行销天津和别省；其二为韩国铜元。日本侵略朝鲜后，强行以本国镍铜币替代韩国红铜元流通，200个红铜元只能兑换20个镍钱。 韩商为逃避亏损，与沿海华商勾结，以200个红铜元易我一银元。 于是韩铸红铜元经烟台、大连、盐城等地源源潜入津门，与北洋所铸当十红铜元搀杂混用（注：《北洋大臣袁饬津海关道知照税司查韩钱入口札》，《北洋公牍类篡》第22卷，第7 页。）。这两种钱的流入，扰乱了天津市场，使银价腾升， 北洋铜元由80枚兑换一银元涨至107枚兑一银元，使当十铜元不能抵制钱10文用。北洋铜元发生信任危机。加之1905年清政府降旨限制北洋铜元铸数，银元局年盈利降至25.4万余两，直接威胁北洋的军政开支，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札饬各地军警衙门“严禁奸商贩运外省铜元充斥渔利，并请津海关道、厘捐局、铁路局及天津、保定巡警局一体查拿私运，以绝来源”（注：《北洋银元局详请分饬各府州县关局出示禁止私贩外省铜元禀并袁批》，《北洋公牍类篡》第22卷，第5页。）。不久，津埠市面又恢复到每银洋易北洋铜元80枚之数。
另外，也因外境铜元的干扰， 京师和天津市场银钱比价失调。 如1903年，京市每一银元易北洋铜元90余枚，天津则换80余枚。“利之所在，人共争趋，京津火车朝发夕至，率皆运出，故京市绝少铜元”（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 下册，第865—866页。）。为统一京津银元铜元兑价，稳定京师市场价格，北洋银元局开夜工加铸约数十万元，免费运京，增加京市铜元的投放量，以“先疏其源，而活其机”；官银号又在京津设公估局，“按日牌示铜元市价，务使津京划一，以杜流弊”（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65—866页。）。同时，北洋银元局札饬府、县，无论银价涨落，作抵制钱不准参差。并继续在四乡外县推广行使铜元，鼓励私人携银来津购买铜元，等等，扩大北洋铜元销路。
两个金融组织在袁世凯的支持下，采取“尽铸”、“尽销”，以确保铜元的币值和抵制外地铜元入津的作法，主观上虽然是为加强北洋巢穴天津和京师之经济政治的稳固，以保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苟延残喘，但客观上对促进北方民族工商业发展及其市场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
二、北洋银元局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支持
制钱的铸造和使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历代统治者利用铸币发行进行剥削，其手段不外乎是减轻成色和分量，发行“大钱”（面值超过货币的重量，是为“大钱”）。银元局在铸造铜元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最初它以虚立法价的手段，通过收小钱（制钱）铸当二十、当十、当五3种铜元。以当十为例，按铜的纯分算，铸一枚只需制钱三枚七分， 而铜元与制钱较，仅值十之四五，赢利60%。后来，制钱收尽，改用紫铜铸造，其赢利更为惊人。正如《铸铜元本利简明分析表》所示，除去购买铜、白铅、点锡和熔、碾、耗煤外，每铸一个，盈利银二厘四毫三丝一（注：《东方杂志》第2年，第9期，第195—197页。）。至1905年，该局每日铸铜元七、八十万枚，其赢利约计岁可得银七、八十万两（注：《袁世凯奏铜元余利》，《长芦盐运使司》第291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自光绪二十八年七月至三十三年三月（1902年8 月至1907年4 月）4年多时间铸铜元获利银1934631两（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 辑，下册，第907页。）。其中：1287694两被袁世凯建立军警和购置军械所用，余623851两，为周学熙提拨直隶工艺总局及所属工业学堂、考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学务公所等建造费用。
周学熙认为“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而发展工业，必须决定于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为此，他藉助银元局盈利之款为鸡，下发展民族工业“三个条件”的蛋，以迎接民族工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如一，资助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从1903至1906年，该学堂收银元局常年经费银79665 两（注：《高等工业学堂经费统计表》，《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上卷，第10页。）。工业愈发展，愈需要有掌握精深技能的高层次的劳动者——教习、工程师、专家，所以学堂以数、理、化、外语为教育重点，设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以上为正科，学制三年）和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科（以上三科为速成科，学制二年）等6科。自1904年10月至1907年11月，3年中共培养各科毕业生153 人，其中化学、机器等科大专毕业生73人，有46人被派到日本、美国学习化学、机器及农、工、商等（注：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0页。）。除一部分代培生毕业后回原籍外，其余均录用于津门四方，这就为当时天津及直隶新兴近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
如二，捐款协助建立实习工场。从1904年至1906年，实习工场收银元局开办费及常年经费银44395 两（注：《实习工场经费统计表》，《直隶工艺志初编》志表类上卷，第29页。）。每年招选生徒200 名，设机织、提花、织巾、刺绣、染白、木工、图绘、窑业、制皂、制燧（火柴）和造纸等11科。因该场被指令为高等工业学堂的实习场所，故工业学堂各科教习，也为工场工徒讲课之师。至1907年10月，这个场不仅为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生产制造出大批轻纺、日化工业用品，同时也为发展纺织、化工工业培养了2000多名技师和匠目。因是，成效斐然。前来学习的，除直隶本省外，还有辽宁、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等省，计600余人，另有200多名自费生。
如三，对北洋劝业铁工厂的支持。经袁世凯批准，周学熙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从银元局划出机器厂房9间、木样厂房2间、制铁厂房3间、翻沙厂房4间、电镀厂房1间，另建铆锅披厦2间，供劝业铁工厂设机器科、木样科、翻沙科、制铁科、电镀科、铆锅科所用。同时，周又从银元局之机修、翻沙、铸铁等车间，抽调娴熟匠目4名、 工匠66名、高等学徒30名，援助该厂建设。其建厂经费是，周以年息5厘， 借得官银号开办银20万两；加之该厂员司附存6000两的红股，使劝业铁工厂具有股份公司性质。
劝业铁工厂开办以后，又附设图算学堂，招收工徒120名。 为培养训练中等技术人才，厂办中等技术学校，其“主要效用与实习工场性质相同，不重在本身之发达，而重在间接之提倡”（注：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7 页。）。它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要求“每匠一名带艺徒若干名”，包教包学。如学不用心专一，久无进步，将对该匠、徒分别惩儆；对专意用功，技艺精进，能与工匠同工之徒，提升为工匠，酌加工食；其特别者，可递升为匠目、员司（注：周学熙：《北洋劝业铁工厂试办章程》，《北洋公牍类篡》第18卷。）。为此，该厂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仅一年半的时间，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就有：锅炉、汽机、汽剪、汽锤、汽碾、车床、刨床、钻床、铣床、起重机、抽水机、石印机、铅印机、压力机、织布机、火柴机、造胰机、榨油机、磨面机、棉花榨机、喷道洒水车及美式天平等等（注：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第9卷。）。因制造技术娴熟， 产品质量较高，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在武汉召开的奖进会上，该厂制造的美式天平获特许超等第二金奖；剪刀机、六匹马力引擎机、造火柴机、制胰机等，共获一等银牌33 枚，一等铜牌305枚（注：《调查实业界与奖励各表》，《直隶出品类篡合编》， 第3册，第19页。）。此后，北洋劝业铁工厂的产品声誉雀起，在宣统元年京师农工商部劝工展览会上，该厂产品被争购一空。
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8页。）劝业铁工厂生产、销售的机器，促进了天津民族工业的发展。根据天津劝工陈列所1912年9 月的报告：天津市从1902——1911年，开办民立工场45家，其中使用该厂机器生产的23家，占一半以上，即纺织工业14家（用木机3家、铁轮机3家、铁木混合8家，共用木机71架、 铁轮机94架、提花及织毛巾机10架），化学工业4家，铁工、五金工业3家，食品、面粉工业2家，使用了12马力汽机、车床、旋床、磨面机等（注：天津陈列所报告：《天津工厂现在情形一览表》，《实业杂志》1912年9月15日。）。
同时，在生产制造过程中，该厂培养机匠为数甚多。我国旧机匠以区域分大致有三帮：华南为广州帮；华中为宁波帮；华北一为唐山帮，一为津沽帮。唐山帮由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和北宁路而来；津沽帮则来自劝业铁工厂及其分厂大沽船坞，因此该厂被誉为“华北机匠的摇篮”。但“两帮机匠之展转传习，衣钵相承，风声广被，揆其渊源所自”（注：周叔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7 页。），多与北洋银元局投资支持有关。
三、天津官银号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支持
天津官银号的金融活动，是承拨北洋银元局铜元，会同司道及商务公所在津设立银市，开立钱盘，规定：铜元无论兑换银和银元，或购买物品，一律按当日市价及铜元所刻抵制钱面值作算。照当时之市价，银一两易当十铜元220枚，一银元易铜元80枚。以此维护铜元币值， 既接济了市面，又照市价易回现银，除为银元局“周转铜本”外，周学熙“每年扣除库平银四十万两以充官银号”（注：《袁世凯奏铜元余利》，《长芦盐运使司》第291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官银号销售北洋铸币而易银，虽赢利浩巨，但由于投放在商市的铜元供过于求，加之南洋、江、浙的劣质铜元流入津门，造成津市市面铜元“壅积塞滞”，致使铜元与银元的兑换率下降。对此，官方多次发表“保护铜元币值”的律令，甚至动用天津和保定的巡警局进行干预，但银价狂涨不仅不能遏止，而且因当时工商落后，市场工业品寥若晨星，致使物价也随之腾升。因此，周学熙认为：“解决钱贱，得以物丰”，“以为振兴工艺根本”，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经袁世凯札委前往日本考察“工商币制”。
周学熙在日本两个月，先后考察了神户、京都、大阪工业区和奈良、横滨、东京的文化区与商业区，拜访了日本的大藏大臣，同日本、正金、三井三大银行的总裁、协理及董事等，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从中深得体会，感悟道：日本“区区小国能自立于列强商战之世”（注：周学熙：《东游日记》，第19页。），多赖日本银行业之发达。因此他说：“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营运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开发生计以致富强，固非甚难之事也。”（注：《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第31页。）
基于金融为实业之先、实业之本的思想，周学熙对天津官银号进行了改组。在修订该号《总章程》中，他明确提出其宗旨为“维持市面，振兴实业”（注：《天津官银号改照商办章程》，天津历史博物馆藏。）；并在其东侧附设门面，开办“博济储蓄银号”，兼营存款业务。一方面，经营官民存款业务，聚集资本；另一方面，经营贷款、贴现、汇兑及发行银钱票，为促进直隶与天津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
因是，天津官银号在每年扣除销售铜元赢利库平银40万两的基础上，又从盐斤加价6文的多增收入中，由藩司、 长芦运库及永七盐局每年分别摊拨库平银30、35、15万两，济助官银号。不仅如此，就是“长芦盐课每年收入数百万”，亦向与该号往来。大量公帑拨入天津官银号，使其财力膨胀，资本剧增。1904年，该号为接济京、津，印发了纸钞30万两、在社会上流通。继之，又发行银两票38.45万两、银元票73.2 万元、铜钱票64794千文（注：《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10页。），开展金融活动。天津官银号为广泛招揽社会存款，吸收社会游资，扩充资本，特制订了四类存储方式，即：整存整付、整存零付、零存零付、零存整付。为争取更多的存款，把最低利息提高到4厘， 并规定凡存期在半年以上者，按周年5厘行息，以鼓励定期、 长期之存款。不仅如此，为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该号还开设了求学、婚嫁、养老等专门存款。如修学、游学储备用金，规定：无论男女，自生之一月起，每月存洋一元七角一分，满16岁可付还银洋500 元，作为学费；婚嫁储备用金，规定：无论男女，自生之本月起，每月存洋一元四角七分，满20岁可支付银洋600元，作为婚嫁用费； 养老储备用金，规定：男女在少壮之时，每月存洋二元四角五分，20年后可得银洋1000元，作为养老之资。为此，还在《北洋官报》上大登广告，欢迎小额储蓄，“专为平民集资，可以维持风俗，保全良善”，并且保证对此“必须永久护持，将来无论官家如何更动，此项存款务须妥为安置，必不可失信于人，致伤民气。”（注：《试办天津博济储蓄银号宗旨》，《北洋公牍类纂》第20卷。）
大量岁入公帑之划拨和各类储蓄活动之开办，使天津官银号的财力日丰。至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该号改组为直隶省银行之时，除拥有1024442元资本外，还拥有1855000余元之存款，3125300 余元之放款，230000余元之现金，83300余元之财产，706400 余元之有价证券（注：周葆銮：《中华银行史》第2 章，《直隶省银行》。）。因其资本雄厚，又系官办，津埠之重要票号与钱庄无不受其控制。
周学熙为支持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北洋天津官银号添设商务柜——经营贷款业务，由其向工商企事业拨借资本。为了说明天津官银号是直隶及天津民族工商业发展早期主要资本的支持者，笔者曾查阅到12项工商史料，现按时间顺序开列于下：
贷款时间受贷名称 创办人 资本额（两） 利息
1903 天津初等工业学堂
2000
无偿
1903.10 借与天津各钱商 700000
5 厘
1904 天津织染缝纫公司 宁世福
15000
无偿
1905 天津造胰有限公司 宋寿恒1000
无偿
1906
天津牙粉公司王嵩岭2000
无偿
1906.4 北洋劝业铁工厂 周学熙 200000
5 厘
1906.7 启新洋灰公司（注：
周学熙 760000
5 厘
初由官银号贷拨行
本银（流动资本）
36万两，由淮军银
钱所借贷坐本银（
固定资本）
40万两
，后为“以归划一
”，均由该号承借。）
1906.12 北洋滦州矿务公司 周学熙 500000
5 厘
1907 天津玻璃厂赵尔萃5000
无偿
1908.3 京师自来水公司 周学熙 500000
5 厘
1909.7 直隶赴南洋赛会
72000
无偿
直隶馆建筑费 7000
无偿
1909.11 长芦投资津浦铁路 350000
7 厘
从中可以看出：该号为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除少量无息、无偿赞助拨款和津浦铁路一笔贷款为7厘行息外，绝大多数均为有偿5厘薄息贷款，大大低于当时社会上一般借款利息8厘至1分2厘。这12笔中有8笔是贷于私人工商资本业的。
综上所述，由于北洋银元局和天津官银号为支持天津和直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培养了人才、生产制造了先进的机器设备，使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