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早在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提出了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应用的问题。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与远见卓识，为哲学应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邓小平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304页。）这里所说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就是哲学的应用问题。
众所周知，邓小平不是一位长期在书斋里从事研究、构造体系的专业理论家，而是一位面向实际、紧密结合社会实践、注重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家、理论家。也就是说，邓小平虽然不是以专门的哲学理论家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深邃。的哲学思考。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在阐述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报告、谈话中，处处表现出独特的哲学智慧。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回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是邓小平得以成为当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奥秘之所在。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既是政治学著作、经济学著作、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他们既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也是哲学家。恩格斯说：“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3页。）。马克思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按照传统观念所理解的那种哲学教科书，然而他的每部著作都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教材。正如列宁所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57页。）如果说《资本论》的逻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则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
哲学虽然不是经验性学科，没有必要完全像实证科学那样必须用经验事实来说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无论哲学抽象到何种程度，它也要开始于某种经验事实。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哲学家也总是要居身于经验过程之中，经验活动中的感受体验一定会浸入哲学家的理论观念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事实是生产实践，人与自然或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是生产实践的本质。马克思从生产实践这个经验基础出发，阐发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原则——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个基本观点的逻辑推论是人们所熟知的：在人类的全部经验生活中，生产实践既是前提条件，也是中心任务。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必须以生产力为基础才能抓住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各种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这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
邓小平理论既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邓小平的整个思想观点都是务实的。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114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邓小平理论的特质，要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为依据，强调邓小平理论赖以产生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基础。
就哲学思维方式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实践理性的民族，缺乏对纯粹知识的兴趣，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体系，科学技术缺乏纯粹独立的理论形态，都与此种精神气质相关。从儒家文化看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以贯之的，“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并维持“道德政治”的一体化秩序。在道家那里，情况也有相似之处。《老子》一书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是因为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治国之道被提出来的。该书最明显的论证方法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所谓“道”既是宇宙自然的最高原则，也是涵盖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庄子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不以治国为宗旨，但还是把“道”作为规律，只不过人掌握规律的目的是要维持个体生命自由，达到“逍遥”的境界而已。
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虽然不是专门系统的哲学论著，但我们历来把它们作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来读。这种情况也反映在邓小平的著作中。邓小平的著作甚至没有一篇是专门讲哲学问题的，然而没有一篇不是从哲学智慧的高度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例如，他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等等，篇篇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真正现实哲学的本质，指明了哲学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强调了哲学的本质特征。与以往哲学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喜欢冷静地自我审视，爱好宁静孤寂，追求完美体系，而是面对当代世界，并作为世界的“一般”，进入现实世界的各个领域，广泛发挥其“活的灵魂”的作用。真正现实的哲学，指的就是这种既反映现实世界，又融入现实世界，并关注现实世界变革和哲学世界创新，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活的灵魂作用的哲学。
二
在邓小平的著作和谈话中，虽然很少有纯粹的哲学术语，但却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一种与实践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活的哲学，它与民族精神的搏动融合在一起。这种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渗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是当代中国真正现实的哲学。
从内容上说，真正现实的哲学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既是人们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观点，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0页。）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我们衡量一种哲学思想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标准是看其能否敏锐地把握时代精神，能否发现并解决这个时代提出的中心问题。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这种特性是由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在他进行哲学理论活动之初就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这一思想内在地规定着马克思从事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即创立以实际地改造世界、促使现实世界革命化为己任的革命理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心，始终在于考察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回答人类社会“往何处去”这个根本性的历史观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真正现实的哲学存在，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实的哲学有其内在规定性，即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个特征决定了构成其发展的每一种理论形态，不仅需要概括、反映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而且必须建构与具体实践相适应的民族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确保其强大生命力的必要条件。如果不具有时代性，理论就意味着僵化与停滞；如果不具有民族性，理论就难以同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邓小平理论形成于和平与发展作为主题的新科技革命时代。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邓小平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善于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从而使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达到了理想与现实、理性与价值、历史与逻辑、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具有开拓创新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就时代特征而言，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在这里，邓小平提出一个富于时代精神的新判断，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提出来。这两大“战略问题”，是对当今世界诸多矛盾现象的科学概括，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争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力图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加以把握的世界主题，是他们正在通过艰苦努力加以解决的历史任务。因此，争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从理论上正确反映并概括这个本质特征，就是抓住了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邓小平哲学思想还与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富于民族精神。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态势，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坚定不移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为此，必须深刻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认识归结到一点，就是邓小平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和深入研究的根本问题，即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发出的强烈呼声；研究这个问题，是把握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客观要求。这就是要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提到新的历史时代的高度加以思考，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为确保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开辟新的道路。而邓小平正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形态是真正现实的哲学，是最切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哲学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与社会主义事业共命运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现实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唤发出新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三
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确立，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凸现出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其理论主题和风格而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再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的历史性思考。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如何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从反思“文化大革命”开始，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崩溃解体的深刻教训，这使邓小平意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首要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则是逐渐搞清楚这一问题的过程。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路线的端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规划，“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定，都是为了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并幅射到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邓小平深知这一问题的极其重要性和艰巨性，认为用“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实际上，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以“新道路的开辟”为标志的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第一步。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探索，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党的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恢复与继承。因此，邓小平理论既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确实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四大，是以“新体系的产生”为标志的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第二阶段。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就是在事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讲了一些经典作家过去没有讲过，而又符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的“新话”。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以求真务实著称的邓小平，不仅重视实践创新，而且重视理论创新。他多次向全党郑重提出：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邓小平理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的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由于邓小平深谙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同时又由于他与中国当代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并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以“总设计师”的身份，在无比广阔的实践领域中展开其独具特色的理论创造活动。我们从中既可以透视到全体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奋起的宏大场面，又能领悟到一个古老的中华民族何以会走向全面振兴的秘密。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现实情况，不断解决新矛盾和新问题，力求从理论上“深刻阐述”、“讲清楚”、“搞懂”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
四
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是以哲学思想为内核和基石的。邓小平哲学作为现实的哲学，是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这同样是邓小平理论的内核和基石。邓小平理论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不断变化的生活和实践。他用实践的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决定了这种理论的科学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邓小平理论的内容特质是当今时代科学的世界观。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能够成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华文明建设中发挥活的灵魂的作用。只有深入研究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才能真正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和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彻底的、注重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他多次提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34页。）所谓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辩证性与历史性。
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这是科学世界观的既有前提。邓小平将这个前提归结为一句话，即“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7页。）不承认这个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种种失误实际上都与此相关。具体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此作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并一再强调：“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
马克思曾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认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实践”的核心意义。邓小平哲学思想同样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践与实效的统一，指出“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只有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才能如实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里最重要的是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处理好矛盾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强调：“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页。）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矛盾原理，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使认识论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入手，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基础上，强调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进一步将真理的客观性与价值性统一起来，也就是把坚持真理的客观性与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体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同根本宗旨的一致性。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标志性内容。邓小平重树历史唯物主义权威，从各种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准确地捕捉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依据的。邓小平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他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理论，并始终以此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的一个坚实生长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了系统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纠正了离开唯物史观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特征的种种陈旧说法，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本质，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是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从根本上剔除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矛盾学说，提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的总体改革思路。
历史经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交织在一起，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日趋中国化和传统中国文化日趋现代化。邓小平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达到一个新高度。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应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哲学方式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当代特点及其在科学实践中的表现形式，从中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是建构其当代形态的内在根据。邓小平哲学思想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反思和回答当代世界所遇到的新问题，如全球性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知识经济问题、人类生存与价值问题等，具有理论观念上的指导意义。
五
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发挥着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的巨大作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朴实的风格，达到了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邓小平文选》的文风短小精悍，简练实用，朴实无华，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内容。
邓小平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朴实，就是理论符合客观实际，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朴实，就是理论的管用性，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地用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朴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一致，因而人们相信它，拥护它。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解，邓小平阐释哲学概念通俗易懂，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简洁明白，运用哲学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得心应手。许多深刻新颖的思想内容、理论观点，通过邓小平一系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易懂好记，容易照着去做，丝毫没有八股味。例如，像“四项基本原则”，“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四有新人”等，无不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充满着哲理与情趣，已经成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遍流传的格言、警句，体现了浓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其次，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实践的品格，达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就理论性而言，邓小平哲学思想主要是关于社会的辩证法，具体地说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和发展的辩证法。与自然界不同，社会是由人的活动和关系构成的，社会规律实际上是人的活动规律，社会辩证法也可以说就是人的活动的辩证法、实践辩证法。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具有鲜明实践特性与务实精神的宝贵的理论财富。
就实践性而言，邓小平哲学思想把辩证法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将坚持辩证法与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主张从实际中提出问题，在亿万群众的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他把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活动中的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例如，“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先富共富”的政策、“台阶式”的发展方式、“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法，等等。在他看来，辩证法一旦脱离实践、背离群众，就可能成为不切实际的大话、空话、套话，就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为形而上学，甚至演变为诡辩论。
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所谓“要精”，决不意味着单纯的“少”，更不是越“少”越“精”；同样，“要管用”，也决不是要搞“实用主义”那一套。关键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不讲实际效果的表面文章，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要管用”，首先要善于“运用”。“管用”的原则，即实践的原则、务实的原则。在邓小平理论中，唯物辩证法既具有高度的原则精神，又考虑到各种现实情况，使提出的观点方法合乎实际，合情合理，是应当做到而且切实可行的。当然，是否“管用”，最终还要“看效果，看实践”。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达到了求实、务实与实效的统一。
再次，邓小平哲学思想具有创新的精神，达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决不意味着只要照搬照抄或将其通俗化就行了。“结合”与“运用”，也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邓小平讲得很明确，“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创新精神渗透于邓小平哲学理论的探索活动之中。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原则继承基础上，赋予某些观点以新的时代内容，如实事求是观点、实践观点、人民群众观点、独立自主观点等；（二）有些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提出过，邓小平进一步发展形成系统化理论，如“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某些正确观点，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强调，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等；（四）有些正确观点一度被人们严重忽视，甚至遭到批判，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其权威和地位，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五）邓小平提出的一些哲学观点，本身就是崭新的东西，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用改革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
邓小平理论作为解决当代中国最重大、最根本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其中，邓小平哲学思想对于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为重要。针对新的实际情况，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求我们提高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本领。江泽民同志说：“邓小平同志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注：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求是》1998年第4期，第3页。）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是以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鲜明品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就要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将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应用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统一起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和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对邓小平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说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形势和国内外环境的诸多变化，对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地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和西方先进文化的新成果，从而在理论创新上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路更加清晰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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