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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是世界科学研究领域里最崇高的荣誉，它是许多科学家一生的梦想和追求。迄今为止，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等五位美籍华人已获此殊荣，然而还没有一位中国人问鼎诺贝尔奖，这的确是令人遗憾却又发人深省的一个事实。
杨振宁教授曾经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导师、“氢弹之父”泰勒博士讨论过世界各国科技发展成功的问题。泰勒认为资金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最为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该国的教育体制应该使她的人民都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此相关，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破解“李约瑟之谜”时指出，如果一国的人口不具备从事现代研究所必须的“获得性人力资本”，仅由人口规模引起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速度，远不足以打破“均衡陷阱”。因此，“现代”课程教育体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世纪美国农业的飞速发展可以佐证这一结论。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莫里尔赠予学院土地法》，该法规定，联邦政府给每位议员拨给3万英亩土地开办农业和工艺学院。学院必须讲授农业和机械工艺知识，给予学生以农业和实用工艺的知识教育。此举使美国逐步形成了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赠地学院”教育体制，它很快就为美国培养出了大批农业现代化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应用和发展，改变了美国农业落后面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教育体制对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科学冲击诺贝尔奖，改进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当务之急，也是培养一流科研人才，提升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促进开发、应用研究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策和根本大计。回顾新中国近半个世纪来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那种片面强调知识的吸收与传承，偏重演绎的学习方法，忽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标准的传统教育体制已经阻遏了我们对那些富有怀疑、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开拓性人才的培养。问鼎诺贝尔奖需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完备的知识结构、广阔的科学视野、敏锐的创新思维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与科研政策等内部和外部因素，而上述综合性因素则是传统教育体制不能或不完全能够提供的。在这方面，美国二战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科研方针的调整对于科学人才的培养和科研事业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由于科技迅猛发展和边缘学科大量涌现，二战后的美国更加重视对研究生的培养，同时强调科研向基础理论研究的转向。它改革高校课程设置，重视基础知识以及文理科知识之间的相互渗透，重视反映新的科研成果与跨学科性质的课程，全面推行通才教育。受惠于此，美国在空间科学，生物和遗传工程等诸多尖端科学研究领域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1921—1940年期间，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美国12人，英国15人，法国5人，德国18人。然而1945—1982年，美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数迅猛上升，计有获物理学奖37人，化学奖22人，生理医学奖50人，经济学奖11人，共120人，是同一时期英法德三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总和的2倍。
由于涉及到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整个社会风气的革新和转变，改进传统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以培养出可以冲击诺贝尔奖的高素质科技人才的举措无疑是一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制度性变革，或者正如杨振宁教授所说，它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诺贝尔奖永远青睐那些有创新思维，有独立见解，有做开拓性工作能力的人才，而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成功恰恰在于注意个人的兴趣和才能，使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和创造性都得到充分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