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新的社会—经济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林匹克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 81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783X(2011)06-0481-06
[专家点评]
对广大读者介绍谢尔盖·纳扎洛维奇·布勃卡也许是多余的。众所周知，他曾是国际竞技体坛上屈指可数的超级运动员之一，曾35次超创男子撑竿跳高世界纪录，他创造的室外6.14m和室内6.15m的世界纪录尘封至今，仍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曾被称为撑竿跳高“沙皇”。2000年他成为第一位具有现役运动员身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退役后布勃卡全身心投入国际和本国的奥林匹克运动事业，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一位广受尊敬和欢迎的社会活动家。
在《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新的社会—经济考量》中作者首先回顾了国际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的曲折历史和取得的成效，高度评价了胡安·萨马兰奇在推进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方面所建立的功绩，随后提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应持的态度。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过多视角、多方面的研究，但本文作者列举的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和所持的方法学态度同样使文章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要是透过文章本身，从作者本人曾经是参加奥运会和其他世界性比赛的一位伟大运动员，而现在成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事业发展的一位负责官员出发，就可以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个运动竞技和争夺金牌的场所，也许更重要的是一个培养能使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成为提高竞技运动水平，而且为全人类谋利益的优秀人才的平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需要有一大批不仅懂理论，更重要的是有丰富亲身实践的专家型人才来负责推广和发展，而谢尔盖·布勃卡就是这样的优秀人才之一，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运动员能像他那样成为这样的优秀人才。谢尔盖·布勃卡曾积极推动并帮助我国优秀110m栏运动员刘翔参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国际田联委员。他说：田径领域中的刘翔有可能在中国、亚洲，甚至世界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在我们全力贯彻实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努力提升在国际体坛的话语权，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时候，布勃卡的提示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姚颂平
奥林匹克运动以自信的步伐迈入了新世纪。尽管不断爆发世界性冲突；但是，它不仅成功地在现代社会中保持了积极努力的立场，而且本质性地提升了自己的成就，明显的证据就是第29届北京奥运会。有204个国家的11028名运动员参加了这一届奥运会；有28个项目302个小项产生奖牌(165个男子、127个女子和10个混合小项)，比4年前多1个小项；有47亿电视观众观看了比赛。
出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由于各种有利因素的汇聚而自然形成的。客观分析近30年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可以确信，这一历史时期是强有力地探索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层面上现代化道路的积累，这也成为对由政治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以及在竞技运动领域中积极的市场干预所决定的新的社会召唤的合适回答。
这一过程最初的先驱者们使自己明白这一点还是在上世纪最后几十年，当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日益恶化的经济指标的时候。1970年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领导机构已处于几乎濒临破产的境况。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财产状况在1972年被评估为200万美元，其中包括20万美元的储备基金。对于像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这样的全球性组织，这一数目，毫无疑问实在是太少了[1]。
出现这样的形势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造成的。新的需求标准操纵着蓬勃发展着的世界市场。首要问题是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这样的趋势不可能不触动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为了保障奥林匹克观赏的高质量，必须比以往吸引更多的经济资源。例如，要是举办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1976年)的预算被确定为3.1亿美元的话，那么实际上主办方举办奥运会花费了20亿美元。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下一届奥运会。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的预算为13亿美元(8.61亿卢布)，按非官方资料，实际上花费了90亿美元[2]695。
当时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似乎对时代的召唤没有做好应答的准备。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他们继续依靠效力不高的模式。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理查德·庞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这一点[3]。
转向能应对市场要求的新经济模式，在较大程度上顶住了那时候在学者和实践家们中进行的关于商业化对发展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作用的日益激烈的争论。
上世纪末，专家中在看待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问题上形成了2个对立的态度。第1种态度——对这一问题观点的特点是，考虑到世界竞技运动和部分国家竞技运动中出现的变化。这一观点对评价已出现的情况主要持实用主义态度。这一观点的追随者们把商业化看做是有助于发展竞技运动的“必要灾难”，但认为这一过程应当由竞技运动组织所控制[4]。
第2种态度的追随者们，首先提醒随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走过很长的历史，为此建议，评价竞技运动的商业化过程不仅要从对其经费资助的视角，也要从对竞技运动的本质和它的价值的作用的视角出发。持这一态度的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专家——科阿克利、列昂那德、谢依兹(美国)，利奥尔丹、安东尼(英国)，安东诺夫(保加利亚)，波诺马廖夫(俄罗斯)，霍尔曼(德国)等[4]。
从现代理念的立场评价对商业化的争论，应当强调它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意义。在商业化的进程中诞生、证实并广泛普及了在现代全球社会—经济环境中确定发展奥林匹克竞技运动途径的新态度。奥林匹克理想作为社会—文化现象，诞生于19世纪，极大地扩展了自己支配亿万民众智慧的可能性，获得了依赖国际社会极大经济潜力的可能性。
但是，可以十分自信地证实，对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命运争论的作用远不止这一些。极为重要的是，在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参与者，首先包括它的领导者的观念中完成了世界观革命。
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领导在商业化问题上的立场是重要的，而且在一定的含义上，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这涉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立场。今天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把实业世界的可能性用于发展奥林匹克竞技运动视为自己当然的立场。可是，不能忘却，达到目前这样一种状况的道路曾经是十分不平坦的。
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者们在形成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现代社会—经济政策方面胡安·萨马兰奇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要是暂且不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前主席在面临的国际商业活动中所采取的具体步骤(许多作者对此进行了研究)的分析，应当指出他在捍卫和实现自己观点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勇气。
这尤其重要，要是考虑到胡安·萨马兰奇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继任者——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极高的声望和威信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工作者——而其他前主席们或是竭力反对奥运会运动员获得来自于商业活动经济资助的可能性，或是以极大的困难在这一问题上带着某些妥协向前进的话。
正如加拿大研究者巴尔尼指出的那样，胡安·萨马兰奇的前任之一——奥林匹克委员会第5任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1952-1972年)本人就属于商业世界，但却不仅全力为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纯业余性做斗争，致力于使奥运会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免受各种政治力量的不良影响，而且千方百计努力保护奥林匹克肖像远离商业化的“病原体”[2]736。
艾弗里·布伦戴奇这样的立场在当时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使他有机会领导奥林匹克运动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世界观赏市场从经济含义上还没有像其他方面那样，对竞技观赏提出迫切的需要。在观赏中大多数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世界观视角、美学—情感视角(爱国主义、诚实竞争等)作出评价。建立这样的观赏也要求有相应的表演者，而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业余运动员就成为这样的表演者。
研究者指出，艾弗里·布伦戴奇以实用主义观点看待皮埃尔·德·顾拜旦理想的“业余性”问题(虽然它们已明显过时)，狂热地为保持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业余性”而斗争，强行推广自己的奥运会运动员——不获得任何物质资助的“纯业余爱好者”的理想理念[5]。
众所周知，艾弗里·布伦戴奇对高山滑雪运动采取过强硬的立场，当时这一项目已处于世界企业的视野内。在世界各国参加很多比赛，并在千百万观众面前为各个滑雪器材企业做广告的高山滑雪运动员对此十分不满意。
在与国际滑雪联合会发生多次矛盾以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甚至建议把高山滑雪运动比赛从第11届日本札幌冬季奥运会(1972年)的比赛项目中剔除出去。虽然这一决定未被采纳，但是艾弗里·布伦戴奇依据奥林匹克宪章规则第26章关于参加奥运会资格，对违反者采取了制裁。包括奥地利滑雪运动员施兰茨遭到取消资格的制裁，因为他在回转障碍滑雪比赛中使用了带制造商广告的滑雪鞋[5]。
虽然在奥运会运动员与商业企业之间的各种协同作用经常导致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其中一个问题上艾弗里·布伦戴奇作出了妥协——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电视转播。在向电视商出售播放采访奥运会比赛的权利中，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不是没有依据地看到了充实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预算的丰厚来源。
在1960年第8届冬季奥运会和第17届夏季奥运会前夕，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扩展了自己的章程(第49条)，在其中增加了电视转播权的条款，这项新措施的总建筑师就是艾弗里·布伦戴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在斯阔谷举行的第8届冬季奥运会和在罗马举行的第17届夏季奥运会(1960)组委会合作，谈判关于出售这2届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然后CBS电视公司支付5万美元和39.5万美元分别获得这2届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艾弗里·布伦戴奇采取对他来说似乎一点也不特别的“廉价婚姻”是为了保障对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必要的大量资金。
随后，为获得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而支付的费用出现了很大增长。例如，ABC电视公司为第9届冬季奥运会(因斯布鲁特)的电视转播权已经支付59.7万美元，而N60电视公司为获得第18届夏季奥运会(东京)的电视转播权支付了150万美元。
在此之后，这项指标加快增长的情况是：1968年第10届冬季奥运会(格勒诺布尔)，ABC电视公司——250万美元，第19届夏季奥运会(墨西哥城)，ABC电视公司——455万美元；1972年第11届冬季奥运会(札幌)，NBC电视公司——640万美元，第20届夏季奥运会(慕尼黑)，ABC电视公司——1 350万美元[5]。
尽管对世界商业活动作出所有让步，但艾弗里·布伦戴奇直至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岗位上结束自己的活动之前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此，他被称为“最后一位业余爱好者”。
与自己的前任不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新的主席基拉宁勋爵(1972-1980年)对评价商业化对奥林匹克运动命运的作用方面持更灵活的态度。他认识到，在世界出现变化的条件下，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它的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也要求现代化，所以，他对艾弗里·布伦戴奇作出应有评价后指出，“过去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去讨论次要的细节和哲学理论，而完全不足以解释奥林匹克运动对20世纪末之前时期的社会进步将作出怎样的贡献”[6]。
基拉宁勋爵相信，奥林匹克理想对现代世界的未来面貌将产生强烈的影响。可是，现实似乎是这样，当今的现实对奥林匹克主义理想的影响远远超过这些理想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确认，重商主义已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问题之一。这样一来可以说，是基拉宁开拓了奥林匹克运动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现的变化和改变的道路[11]。
基拉宁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政结束前，大众传媒，首先是美国的传媒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允许职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作出肯定性决定的问题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不能不对其作出反应。
这就是基拉宁勋爵在第22届奥运会以前写道：“职业化的危险性在于，它把竞技运动转变为‘表演商业’。运动员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成为商业中介或经理手中的工具，由他们确定他或她应当在哪里出场比赛，对手是谁……在各个运动项目中问题的规模依据它们的普及性、观众和赞助商的兴趣而变动……我个人不会反对职业竞技运动，但要是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那么奥林匹克运动就会落入经理们之手。我不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成为‘开放式的’。”[7]
可是问题转向完全不是基拉宁所预料的那个方向。对“规则26”的说明作了修改，在其中增加了涉及允许国际运动联合会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第3部分，从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为职业运动员未来参加奥运会打开了大门。基拉宁也没有预见到，继任他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岗位的、善于把奥林匹克的方向盘抓在自己手里的胡安·萨马兰奇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总经理。
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由胡安·萨马兰奇领导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活动明显地表现出全新的趋势，其特点是继续发展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紧密地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商业化和职业化联系在一起。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胡安·萨马兰奇不止一次地指出，商业化给予竞技运动很大的帮助，它需要商业化，但它应当领导商业化。在回答美国《奥林匹亚》杂志的问题“商业化的规模是否威胁到奥林匹克运动会”时，胡安·萨马兰奇说：“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多余的钱。重要的是要把取之于竞技运动的钱，用于它的利益。我们认为，奥林匹克运动应当从出售电视转播权中获得更大的份额……”[8]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胡安·萨马兰奇领导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进程，开始了探索财政资源问题。曾经提出并随后实际解决了建立奥林匹克广告赞助体系，以及通过其他商业活动——实施钱币、出版活动等。国际奥林匹克广告赞助计划，称之为“TOP”计划，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仅协调了各家公司与运动员、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举办奥运会的组委会之间的行动，而且通过改善这项事业的组织关系使它们增加了收入。
瑞士《体育报》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7任主席活动的重要方面之一作出了，按我们的看法，是客观的评价。他们称胡安·萨马兰奇是奥林匹克运动第一位职业经理人。这家报纸写道：萨马兰奇懂得最必要的东西——奥林匹克运动不应当受政治，而应当受经济机制控制。不相信硬通货，难道要相信那些带摇晃不定多数的各政治派别吗？他将会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象征物和标志物都“卖干净”。萨马兰奇的座右铭是：不沿着政治波浪的意志向前游，而从财政力量的立场出发加以控制。
胡安·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期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奥运会组委会从出售奥运会比赛电视转播权中获得了丰厚的收入。要是1984年这项收入仅为2.87亿美元(第23届夏季奥运会，洛杉矶)和1.03亿美元(第14届冬季奥运会，萨拉热窝)的话，那么随后这一数目不断增长，在1992年已达到9.36亿美元(第25届夏季奥运会，巴塞罗那)和2.92亿美元(第16届冬季奥运会，阿尔贝维尔)。1998年长野第18届冬季奥运会出售电视转播权获得了5.09亿美元。2000年从悉尼第27届夏季奥运会出售比赛电视转播权中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奥运会组委会获得的收入达到10.01亿美元。
不仅在国际层面，也在国家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体系层面上蓬勃发展的奥林匹克市场、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各个奥林匹克竞技项目增强商业化都证明了在胡安·萨马兰奇领导下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商业计划的有效性。
依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奥林匹克团结”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也使得上述列举的款项得到增长。由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获得了重要的杠杆，不仅对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在各国的发展，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对某些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执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需要的政策方面施加压力。
1988年在首尔和1992年在巴塞罗那举办的奥运会可信地表现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胡安·萨马兰奇立场的生命力，这一立场建立在保持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人文价值和道德-美学价值的情况下依据对它的广泛商业化。
这2届奥运会对此所有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过程、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极大地增加收入用于竞技运动的利益，为了改善举办奥运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的体育设施、为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创造良好的条件、提高裁判员素质、完善信息体系等。
可是，除了这样的正面例子以外，很遗憾，也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例子。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996年)就是对竞技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失控的商业化政策产生消极后果的具体反映之一，而这一政策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及其主席胡安·萨马兰奇所信奉的。在那里占优势的首先是致力于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并与这一届奥运会的组织者经常表现得过分自信和责任感缺失，以及损害参赛运动员的利益交织在一起。选择城市本身看来也是不成功的。在举办奥运会期间炎热和高湿度空气的不良气候条件、亚特兰大复杂的易引发犯罪的形势，再加上不令人满意的参赛运动员的住宿和饮食条件、很差的交通等。
胡安·萨马兰奇积极支持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思想。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岗位就任开始时，1980年11月他就声明：“我们应该作出决定，最大程度地限制在这一领域目前存在的歧视。首先应当指出，在奥林匹克宪章中没有提到‘业余爱好者’一词，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准确界定‘职业运动员’概念。有人认为，我们冒险地在直道上走向‘开放式’奥运会。可是这不符合事情的实际情况。我们希望奥运会是开放的，这是正确的，但是应当跨越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和当前的职业运动员之间的界线，即那些与商业机构有合同的人。”[2]736
1985年2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出被胡安·萨马兰奇称之为实验的建议：允许23岁以下的职业运动员参加1988年奥运会的足球、网球和冰球比赛。1985年10月，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代表共同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运动员法典”，建议替代已知的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则26”。
“运动员法典”支持者们实际上洗刷了业余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之间的界线，他们的理由建立在：在我们的时代里实际上他们之间已没有区别，必须为东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提高奥运会的运动水平和它的可观赏性。
也存在着与以萨马兰奇为首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行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政策有关的理由。许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的代表反对“运动员法典”和“开放式”奥运会的思想，而在1986年4月在首尔举行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全体大会上，大多数与会者发言反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提出的修正奥林匹克宪章的建议。
可是同样在1986年10月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91次会议上作出决议，经相应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同意，职业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足球(带某些年龄限制)、冰球、马术和田径比赛。1987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92次会议上允许职业网球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而1989年在圣胡安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95次会议上决定允许职业篮球运动员参加奥运会[9]。
一开始，胡安·萨马兰奇领导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活动甚至使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许多带激进情绪的活动家感到难堪有失体面。扩展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的多方面过程，使奥林匹克竞技运动接近职业竞技运动，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一系列其他原则性的变化使得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就像是萨马兰奇时代和奥林匹克革命时代。
米勒尔撰写的关于胡安·萨马兰奇传记的书名用的就是《奥林匹克革命》，书中依据文件、各个国家的活动家、国际竞技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的意见，不仅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7任主席鲜明而不同寻常的形象，而且全面阐述了他在这一岗位上多层次的活动。米勒尔这样来评价胡安·萨马兰奇的主要个人素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工作风格特点、对竞技运动的观点及其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由于大量的前期工作，通过大量的谈话、了解情况的出行、分析在竞技运动中出现的形势、探索进一步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性方向，萨马兰奇在实施中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坚定性和工作能力。在萨马兰奇活动的开始阶段许多人都很惊奇，他是怎样来编织自己的网——到处，几乎每个人都这么认为。”[15]
当评价在形成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现代经济政策中萨马兰奇的巨大功绩的时候，应当注意另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各国单项运动联合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其他参与者们在20多年来积累的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资料为激活科学研究建立了良好的土壤。
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恢复了关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的讨论，但是，它已经在完全不同的议题上进行。科学论据的重点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关于是否需要商业化的问题已不再是科学争论的对象，研究者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深入分析商业化的社会—经济本质，它在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中的表现形式、控制商业化过程的方法、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和消除它的办法等。
例如，在弗拉基米尔·普拉托诺夫的《胡安·萨马兰奇奥林匹克革命的蔷薇和刺》这一的著作中对胡安·萨马兰奇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岗位上将近20年的活动成果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分析，指出萨马兰奇无可争议的功绩在于，在他的领导下奥林匹克运动由于有效的革命和动作鲜明地适应现代生活变化着的条件，获得了在国际社会发展中发挥非同寻常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同时作者也指出了由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带来的一系列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问题[10]。
研究者们对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中利用市场的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1996年奥林匹克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作者古斯科夫的书，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阐述奥林匹克市场。作者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和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商业计划，以及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的市场计划进行全面分析。同样对探索有效地与所谓伏击式市场(ambush marketing)作斗争途径的必要性给予了关注，这一方式的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十分广泛扩展，对损害胡安·萨马兰奇坚持并实施的利用商业化有利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原则的威信具有极大的威胁。
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性的著作，研究了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商业化的重要观点，包括形成和发展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世界服务市场、对伏击式市场的反作用、奥林匹克市场的发展趋势[11-14]等。
这样一来，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作为社会—经济现象，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经济状况的基本指标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上世纪最后20年期间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实施商业计划中所获得的收入稳定地增长，与1980年的3.50亿美元相比，达到40亿美元(如图1所示)[15]。
图1 1980-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从实施商业计划中获得的奥林匹克运动收入
注：来自于传统来源——出售电视转播权的收入以高节奏稳定增长[15]。
图2 从出售奥运会电视转播权中获得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总收入的动态
同样，TOP广告—赞助计划的经济效益显著(见表1)[15]。
在利用商业化的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成为奥林匹克社会怡然自得的理由。新世纪第1个10年对他们提出了新的十分严峻的召唤。世界经济危机威胁着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稳定性。除此之外，由商业化产生的老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包括还没有成功地彻底根除伏击式市场。同样没有克服存在于运动员中为了追求比赛胜利和高额奖金而致力于违反奥林匹克主义原则，表现在漠视诚实竞争原则和使用违禁手段。对于从实施商业计划中获得的收入在奥林匹克运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体系，同样要求现代化。
今天存在的这些或那些问题都处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层和罗格主席的视野内。他预见到，由于复杂的世界经济状况，不排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财政来源会被缩减。为了避免不希望出现的后果和减少它的消极影响，罗格建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压缩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管理层的开支和举办奥运会的开支。可是按照他的意见，要做到这一点，但又不能在财政方面使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和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受到损害，因为这些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预算而存在。
罗格认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制定更透明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以便能清晰地看到，哪些钱被用于那些需要的地方，看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管理层、它的委员会和小组的开支，以及用于支持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用于其他目的的开支。所有开支项目都应当被规定和受限制。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建议，奥运会计划不应超过300个比赛小项，因为按照他的意见，奥运会犯巨人症将导致降低它的质量，同时导致巨大的交通开支和其他开支。其中就出现了极为大量人群的食宿问题。所有这些首先导致了奥运会举办城市对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开支。今天，正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8任主席的建议，奥运会在自己的规模方面已达到临界值，超过这一边界是危险的。
罗格同样建议在下列情况下要对奥运会提供保险，要是由于不取决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不取决于整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因，奥运会被中断的话，例如，由于恐怖行动的原因。按照他的意见，那样的预见性将可以保证奥林匹克运动继续发展，并服务于竞技运动和整个人类的利益。
这样一来，可以证明，在新世纪开始时完成的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对新的社会—经济现实和世界市场要求的适应过程。由于胡安·萨马兰奇领导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针对性努力，上世纪90年代在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中建立了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控制商业化活动的有效体系。实施市场计划保障了财政的稳定性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独立性，为支持各大洲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并为培养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建立了良好的条件。
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出现了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人和广泛社会阶层观念的进步。曾经走过了一段十分不容易的路程，从建立在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理想——“纯粹”的、不受商业影响的奥林匹克主义作为学识渊博的少数人理想基础上的空想观念开始，直到理解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作为大多数人的财富，是在带硬性规则和有条件的现实环境中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环境。
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正在探索对由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趋势所引发的召唤做出回答。在近几十年里在积极商业化条件下发展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领导现实的立场使得有依据可以确信，对所有提出的问题将给予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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