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征引文献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文献论文,傅云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08)02-0071-06
一
1871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年。这年，李鸿章与日本特使大藏卿伊达宗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6年后的1877年（光绪三年，明治十年），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率团赴日，揭开了近代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从此，一批中国文人志士开始以使馆为据点，身临其境地对日本进行研究，傅云龙就是其中的姣姣者。
傅云龙(1840-1901)，字懋元，一字醒夫，德清县监生。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清政府举行第一次出洋游历考试，时任兵部郎中的傅云龙名列榜首，赴日本、美国、秘鲁、巴西、加拿大、古巴等六国考察。他从上海出发先赴日本六个月，再抵达美州访问，归途中，为在日本出版考察报告《游历日本图经》，复在东京停留五个月，后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10月返京销差。回国后，傅氏历任会典馆绘图处纂修官、北洋机器局（又称天津机器局）会办、总办，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卒于上海[1]3。
傅氏在日期间，热心于文化交流，明治时期权威新闻《朝野新闻》以及岡本迪《黄石斎诗集》、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褧亭文钞》、《褧亭诗钞》、中岛蒿《东游堆字韵诗》等诗文集中留下了他的血泥鸿爪——诗、序和评语。他与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中村敬宇意气相投，互为对方《纂喜庐文集》和《敬宇文集》作序，中村称傅氏“饱学识尤卓，能文才更高”[2]，傅氏赞中村为“学同中君子人者”[3]，并在《游历日本图经》卷二十八《日本文征》中，收中村文达11篇之多。
傅氏著述丰富，既有《字学三种》、《续汇刻书目》、《说文古语考补正》、《光绪顺天府志》等中国传统文化类著作，也有《游历日本图经》、《游历古巴图经》、《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游历巴西国图经》、《游历秘鲁图经》、《游历英属地加纳大图经》、《游历图经余纪》等游历途中写下的考察报告书。游历后转而留心西学，思想为之一变，著有《实学文导》、《绘图比例尺图说》、《考空气砲工记》、《考化白金工记》等。
综观清季的日本研究，以游记开先声，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张斯桂的《使东诗录》、王韬的《扶桑游记》即为耳熟能详者。自光绪十年(1884)起，陆续诞生了一批综合性研究日本的著作，举其荦荦大者，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叶庆颐的《策鳌杂摭》、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下称《图经》）[4]。其中，《图经》卷帙之丰富，内容之详实，除《日本国志》外，无可与之媲美者。《日本国志》虽然成书要早，达四十卷之巨，但其全书的篇幅逊于《图经》，出版晚于《图经》整整7年。因此，在甲午以前，《图经》独领风骚，代表了中国日本研究的最高水准，它与日后问世的《日本国志》一起，堪称晚清日本研究著作的双璧。
《图经》共30卷，分天文（1卷）、地理（6卷）、河渠（2卷）、国纪（1卷）、风俗（1卷）、食货（4卷）、考工（1卷）、兵制（1卷）、职官（1卷）、外交（1卷）、政事（1卷）、文学（1卷）、艺文（2卷）、金石（5卷）、文征（2卷）以及叙例（1卷）等内容，对日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尤其在日本外交、日本文学、日本金石以及日本文征等内容上，该书别具一格，不仅在国内，甚至受到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等日本著名学者的好评[5]。
迄今为止，时人前贤对《图经》作了可贵的研究，而鲜有涉足该书的征引文献。本文围绕《图经》中最具特色的日本外交、日本文学、日本金石以及日本文征等4部分内容，对其资料来源作一考察。搞清它的征引文献，从而分清哪些是傅云龙的独创，哪些是转引自其他资料，这对于弄清《图经》的最基本的事实，准确评估该书的学术价值，进一步促进对它的学术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二
傅氏在短短数年中，能撰成煌煌30卷的《图经》等作品，除了他的勤奋与才能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大量参考了日本的文献资料。以下对日本外交、日本文学、日本金石以及日本文征中参考的日本书籍作一考述。
（一）日本外交（卷十八）
傅氏认为：“中国、日本交涉久矣。贡始周，赐印绶始汉，求工於吴人始晋，学儒术国制始唐，互市时亦肇端，嗣是正史使不绝书……前事大氐与时势异，然亦后事鉴也”[1]卷十八303。于是在《图经》专设《日本外交》1卷，分中国交涉前事、往籍交际条目、交际诗目、交际文、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日本使至别国表、流寓表、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互受勋章表等12项进行分述。其中，《往籍交际条目》列举了汉前至明的中日往来史料条目，《交际诗目》开列了唐至明的中日往来诗目，《交际文》搜集了隋至明的中日往来文章。可以认为《往籍交际条目》和《交际诗目》是清以前中日诗文交流的总目，而《交际文》则“或为中国逸文，或为彼国笔札，或中东载籍互有异同，或未入成书，墨迹不绝如线”[1]卷十八312，搜集了许多中国罕见的中日往来文。这些内容在中国具有对历代中日关系史料进行系统爬疏剔抉的开创性意义。
经考，《往籍交际条目》、《交际诗目》和《交际文》参考了下列日本书目：
1.《异称日本传》。3卷，松下见林编，日本元禄六年（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每卷下析数卷，卷上3卷，卷中8卷，卷下4卷，依年代排列。上卷收《山海经》、《史记》、《後汉书》等61种汉籍，中卷收《皇明资治通纪》、《明政统宗》、《皇明实纪》、《两朝平攘录》等50种明代典籍，对古籍中记载的中日关系史料予以全文收录；下卷收《东国通鉴》、《三国史记》、《三韩诗龟鉴》等15种朝鲜史籍中朝日关系史料，系世界上第一部中日朝关系史料专集，具有奠基性意义。《图经》的《往籍交际条目》除《明史》、宋濂《宋文宪护法录》、方孝儒《志斋集》和《九灵山房集》4条外①，其余完全摘自《异称日本传》。
2.《邻交征书》。6卷，伊藤松编，日本天保十一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载汉魏至明清时期中国人撰写的有关中日交流的诗文600余篇。该书为世界上第一部由日本人对中国人撰写的中日关系史料进行系统汇集的史料专集，它以中国古籍为主，间收《日本书纪》、《大日本史》、《参天台五台山记》、《策彦入明记》、《古梅园墨谱》、《善邻国宝记》等日本典籍，共征引典籍165种（除真书、塌本、临本、临书）。所收史料力避与《异称日本传》相重[6]，尤其收录了70多件日本寺庙和个人珍藏的写本、真书、塌本、临本、临书等作品，弥足珍贵。
《图经》的《交际文》共载中日关系文84篇，其中70篇完全录自《邻交征书》，另有14篇引自《善邻国宝记》和《会余录》。傅氏还把《邻交征书》中宋濂《宋文宪护法录》、方孝儒《志斋集》和《九灵山房集》3条移录于《往籍交际条目》文末。
《邻交征书》还载有汉魏至明清中日交涉诗478首。傅氏在《交际诗目》中，详细引载了这些诗目，计唐54首，宋44首，元63首，明89首，凡250首。
3.《善邻国宝记》。3卷，相国寺僧周凤(1391-1473)编，成于日本文明二年（明成化六年，1470），载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外交往来史料，系日本最早的一部外交专著。傅氏在《交际文》中，13篇自注取自《善邻国宝记》，它们是：《成祖书》3篇、《宣宗谕日本使》、《代宗谕日本国王书》，以及日本《源道义表》6篇、《源义政致朝鲜国王书》和《上明宪宗表》各1篇。前5篇失收，后8篇溢出《邻交征书》收书范围。
4.《会余录》。亚细亚协会机关报，日本明治二十一年（清光绪十四年，1888）8月创刊，现存15集[7]。亚细亚协会初名兴亚会，明治十三年(1880)成立于东京，协会汇集日本政界、学界和财界名流，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创立会员）、黎庶昌（永远会员）、徐承祖（终身会员）、驻日外交官姚文栋、庐永铭、徐承礼、陈明远，以及文人王韬、张滋昉等亦先后入会[8]。《会余录》“专用汉文辑录亚细亚各国古今逸事逸文、民情风俗及诗文杂说”，②除在“会余酬唱”栏目上载有大量的中日文人的唱酬之作外，还刊登有丰富的中日关系史料，如《高勾丽古碑文》（第五集）、《跋江亭记》（第七集）、《林则徐墨迹》（第八集）、《入明略记》（第九集）等即是。其中第四集载有落款为“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十六日”的《明使檄秀吉文》（写真版）。傅云龙在《交际文》中，将它易名为《杨镐与平秀吉书》，予以全文收录，并自注“此书日本现已石印入《会余录》”。虽然这是《图经》征引《会余录》的仅有一例，但一叶知秋，《会余录》第四集问世（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光绪十五年，1889）未及数月，傅氏就将它采摭入书，说明掌握了最新的信息。
（二）日本文学上（卷二十）
在卷二十《日本文学上》中，傅氏分设《学派源流》和《日本文表附录日本异字》，其中后者参考了《艺苑日涉》一书。
《艺苑日涉》，12卷，村濑之熙(1746-1818)著，日本文化四年（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该书旁征博引，对日本的人名、官名、文字、风俗、音乐、百戏、民间岁节、饮食、服饰、工艺等内容进行考证辩源，是一部用汉文写成的高水准的学术性著作。傅氏认为：“日本音学无专书，今于源之熙《艺苑日涉》得其五十母字，与夫汉音、吴音及反名之说，辄删冗录之见”[1]卷二十上358。他在《日本文学上》“日本国音五十母字”和“五十母字旧图”中，大量引用此书。此外，卷十风俗、卷十一食货等处亦多次引用了该书。
（三）日本金石志（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七）
《图经》最出类拔萃者当数《日本金石志》。它凡5卷，如此大规模的金石著作，在日本也不多见。金石志一（卷二十三）收五代以前的金石59种、年代不详者3种；金石志二（卷二十四）收宋代34种、元代40种、明代32种、年代不详者9种、杂录（锷口款识、研款识、瓦当文）35种、续以及又续58种，附录金石文17篇；金石志三（卷二十五）为印志和刀剑志；金石志四（卷二十六、二十七）为金石年表。在傅云龙之前，赵之谦、潘祖荫、杨守敬等人虽然在中国对日本的金石作了程度不等的介绍，但如此系统地将它大量引入中国，可谓是空前的壮举。《日本金石志》主要参考了下列日本史料：
1.《古京遗文》[9]。1卷，狩谷棭斋(1775-1835)著，日本文政元年（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自序。狩谷系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汉学家，精考据学，本书收日本古金石30种，被誉为日本金石著作的经典。傅云龙在《图经》卷二十三金石志一中，除《高田里结知识碑》和《石川朝臣年足墓志》外，其余28种皆标明录自《古京遗文》。③
2.《好古小录》。2卷，附录一卷，藤原贞干(1732-1797)著，日本宽政七年（清嘉庆元年，1796）刻。分金石、书画和杂考，凡182条，系著者的好古随笔集，末尾附有图30多幅。《图经》在卷二十三金石志一（如《伊豫道後碑》、《二天王造像记》、《伊福吉部臣德足比卖墓志》、《元明御陵碑》）和卷二十四金石志二（如《文安瓦研》、《八陵驿铃字、六陵驿铃字》）等处引用、参考了本书。
3.《好古日录》。卷次、著者、出版年悉同《好古小录》。始于“秦玺”，终至“相感”，凡119条，为藤原的好古随笔集。《图经》卷二十四金石志二（如《八幡宫钟铭》）和卷二十五金石志三（如《亲魏倭王》）等参考了本书。
4.《集古十种》。85卷，松平定信(1758-1829)编，日本宽政十二年（清嘉庆五年，1800）刻。收有肖像、扁额、文房、名物古画、碑铭、钟铭、铜器、甲胄、弓矢、旌旗、刀剑、马具、乐器、印章等类图片，内容极为丰富。《图经》卷二十四金石志二中，除《建保磁铃款识》一条征引自驻日使馆随员顾沄之藏品外，其余自《大重院碑》至《永手墓志》，共110条全部参考了《集古十种》。与征引《古京遗文》时不同，傅氏对资料来源多数语焉未详。此外，卷二十五上印志部分资料源自本书。
5.《金石年表》。不分卷，西田直养(1793-1864)辑，日本天保九年（清道光十八年，1838）刻。上起推古元年(593)，下至庆长十九年(1614)，开日本金石年表之先河。本书曾收入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中，在清末中国也有一定影响。《图经》在金石志中多次言及本书，或赞同（《誉田八幡宫钟款识》、《西念寺钟铭》），或正之（《法华堂铜瓶款识》）。傅氏在《金石志》四和《金石志》五中，自称在《金石年表》所录的523种的基础上，扩充至“有年可纪者得八百九十有余种，无年可纪者今亦得数十种”[1]卷二十六537。
6.《博爱堂集古印谱》。13卷增补2卷，长谷川延年编，日本安政四年（清咸丰七年，1857）序刊。《图经》误作“博古堂集古印谱”。本书集日本古印之大成，傅氏在卷二十五上印志自注源自本书。
7.《埋麝发香》。不分卷，穗井田忠友辑，日本天保十一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跋刊。书名全称应为“埋麝发香印部”，收民部省印、山城国印、大和国印，凡70枚，每印附有解说。傅氏在卷二十五上印志中自注源自本书。
8.《菅家文草》。12卷，菅原道真(845-903)著，日本元禄十三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图经》作“菅家文章”，疑误。本书为被誉为“学问之神”菅原个人的诗文集，它对日本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卷二十四《附录金石文》收录17篇金石文章，其中前3篇《吉祥院钟铭》、《元庆寺钟铭》和《右大臣剑铭》引自本书。
（四）日本文征（卷二十八、二十九）
傅氏认为“同文既见源流，变本辄关时务，药石之言，未尝不可对观也”[1]卷二十八547，遂在《图经》辟《日本文征》二卷，设《中国人纪日本事之文》、《日本人文》和《别国人述日本事之文》分述。前者收朱之瑜、梅曾亮、黎庶昌、孙点和陈矩之文12篇，后者载姜沅、佚名氏文2篇，而《日本人文》占据主要篇幅。它上自平安时代空海，下迄明治时期健在文人，为文241篇，为人122名，其中又以明治为主，内容包含木户孝允的《万法精理序》、大久保利通的《英国院章程》等新学文章。如果说，陈鸿诰的《日本同人诗选》（四卷，1883）、俞樾的《东瀛诗选》（四十四卷，1883）系中国人选编的最大规模的日人汉诗集，那么，《日本文征》则在汇集日人汉文方面，享有最富之誉。虽然在此之前，《日本图纂》（郑若曾著）、《日本考》（李言恭，郝杰著）、《吾妻镜补》（翁广平著）等著作也收有不少日本的诗文，但是，受时代的限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与《日本文征》相提并论。可以认为，《图经》是民国之前中国引进日本汉文最多的一部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文》所收的下列13篇文章被《小房壶斋舆地丛钞》（皆第十帙，一卷）转载，借助《丛钞》在19世纪末的有力影响，在清末社会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④
关于《日本文征》的资料来源，傅氏仅言“采自集者较多”[1]卷二十八547，或称“（光绪十五年）秋7月，始蒐古今文集百数十种”[3]，语焉未详。捡视《日本文征》，241篇文章标明资料来源者止于70篇，未足三分之一，它们依次是：《弘法大师正传》（空海，书未见）、《三代实录》（藤原时平等）、《菅家文章（草）》（菅原道真）、《（本朝）文粹》（藤原明衡）、《惺窝文集》（藤原气）、《南郭（先生文）集》（服部元乔）、《古学先生文集》（伊藤仁斋）、《绍述（先生）文集》（伊藤东涯）、《栗山文集》（柴野栗山）、《复堂遗稿》（芳野长毅）、《息轩遗稿》（安井息轩）、《埙灤小集》（青山延寿）、《南山外集》（古梁绍岷）、《淡窗小品》（广流濑建）、《鹤梁文抄续编》（林长孺）、《幽室文稿》（吉田松阴）、《如不及斋文抄》（藤森大雅）、《采访册》（川田刚，书未见）、《（艮謄）文略》（安积艮斋）、《宕阴存稿》（盐谷宕阴）、《诗山文草》（小畑行简）、《竹堂文钞》（斋藤竹堂）、《自得（堂）文钞》（生野克长），凡23种。这些诗文集为傅氏转引自他书，抑或如他所言，直接采自日人文集，或者两者兼有，待考。
三
以上就《图经》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日本外交、日本文学、日本金石以及日本文征，对它们的资料来源作了考察⑤，通过考察，我们搞清了以下一些问题：
问题一：参考书目。首先，《日本外交》征引了《异称日本传》、《邻交征书》、《善邻国宝记》和《会余录》等书，其中，《日本外交》中的《往籍交际条目》几乎全部引自《异称日本传》；《交际诗目》和《交际文》大致有赖于《邻交征书》而成。可以认为，《异称日本传》和《邻交征书》这两部江户时代的著作，对《日本外交》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次，《日本文学》参考了《艺苑日涉》；再次，《日本金石志》参考了《古京遗文》、《好古小录》、《好古日录》、《集古十种》、《金石年表》、《博爱堂集古印谱》、《埋麝发香》、《菅家文草》，其中《古京遗文》、《集古十种》和《金石年表》对《日本金石志》影响尤大；最后，《日本文征》傅氏语焉未详，仅列70种征引文献，关于它的资料来源，待考。
问题二：征引书目之特点。以上征引书目皆为水准较高的学术性著作。《善邻国宝记》、《异称日本传》和《邻交征书》为日本最具权威的对外关系史文献；《艺苑日涉》为江户时代中期古学派学者村濑之熙之代表作。该书于日本文化四年(1807)出版后，文政二年(1819)、文政八年(1825)和安政四年(1857)等又累次再版，可见当时就深受学人的青睐。至于《日本金石志》中参考的《古京遗文》、《好古小录》、《好古日录》、《集古十种》、《金石年表》等资料，更是清一色的日本金石学著作。在东瀛浩瀚的文献中，傅氏能钟情于这些书籍，这说明他具有良好的鉴别资料的眼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驻日外交使节、日本友人提供了可贵的帮助。
问题三：征引方法。清代研究域外的著述，在资料来源的问题上通行两种方法：或一一明示，或隐而不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属于后者，傅氏的《图经》以前者居多，但也有语焉不详之处。如，傅氏在《往籍交际条目》绪言中称：“中国文献足为日本征者，录不胜录，籍非提其条目，奚以究其纲领耶。行箧书妙，挂漏之讥非所敢避，然亦得十之七八矣。因目稽文不无小补，拾遗订坠，请俟暇日”[1]卷十八305。这段文字给人以旅途中自撰《往籍交际条目》的印象。又如傅氏在《交际文》绪言中写道：“凡文见中国书与夫杂出之诗，已具往籍交际条目矣。隋前交际文鲜，厥后或为中国逸文，或为彼国笔札，或中东载籍互有异同，或未入成书，墨迹不绝如线。若此之类，好古者片羽珍之，识时者直龟鉴借之矣。猎之，萃之，不其重欤。伪为者不录，已引者不录”[1]卷十八312。
这里傅氏只字未提《邻交征书》，并在文中每一条目下，几乎全注资料来源，或为《续文章正宗》、《献征录》等汉籍；或为《日本书纪》、《天台霞标》、《弘法大师正传》、《参天台五台山记》等日籍；或注为日藏真迹和写本，如《严修睦与圆珍上人印记》（三井唐院藏真迹本）、《道联送缮上人序》（平安崇兰馆藏真迹本）、《若楫寄日本东福山叟云公书》（禅居庵写本）；或引日藏拓本和真书，如《了惠日本国承相藤原公舍经之记》（东福寺藏碑拓本）、《与日本二使书》（相国寺藏真书）等等，不一而足。《交际文》所载文章给人以系傅氏亲自“猎之，萃之”而成的错觉。但是在文末注释处，《交际诗目》有15处，《交际文》有21处提及《邻交征书》，标明资料所自。如《交际文》有：“《邻交征书》：明全，号了然斋，建仁寺僧，千光法嗣，贞应中游宋”（《虞樗日本国千光法师祠堂记》）；“按，《邻交征书》云：文博，峨眉山居士”（《文博日本国赞》）；“《邻交征书》：先帝，后冷泉天皇也；皇太后宫，藤太后宽子”（《省岳等大日本国皇帝经记》）；“《邻交征书》：右丞相，藤师实也。师信见《水无濑家谱》，任内藏头”（《日本国藤原公施物记》）；“《邻交征书》：椿庭，名海寿，一号大杯，南禅寺僧，竺仙法嗣，贞和中游元，留二十一年，源公尊氏之季子云”（《克新送寿上人还日本序》）；“《邻交征书》：德见，号龙山，谥真源大照，足院开祖，贞和中游元，嗣法东岩，留彼数年，历年名刹”（《悟逸住豊之蒋山山门疏》）等等。
其余用例亦大致类此。这些用例有一共同点，全系征引《邻交征书》的观点。由此我们可对傅氏的征引作出这样的解释：对于《异称日本传》、《邻交征书》中的史料部分，傅氏作为“公共”的史料，可以不加注明来源予以引用，而对于《异称日本传》、《邻交征书》中著者的考证部分、表明观点的部分，则力求标明资料所自。在近代学术规范制度尚未建立之时，古人著书使用别人的材料，不像今人那样指为剽窃，《资治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皆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编而来，但它们都自成一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价值。因此，对傅氏的这种征引方法，我们不能以今律古，横加指责。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促进了以书籍为媒体的文化交流。傅氏征引的日籍，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大都系首次引进中国，其筚路蓝褛，以开荒荆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注释：
①《明史》因内容过多，《异称日本传》未录，后3条傅氏引自《邻交征书》。
②见明治二十二年(1889)2月《会余录》第四集编辑部启事。
③这28种是：《如意轮观音大士造像记》、《金堂药师造像记》、《释迦佛造像记》、《宇治桥断碑》、《小野朝臣毛人墓志》、《那直韦提碑》、《采女墓所碑》、《药师寺东塔檫铭》、《妙心寺钟款识》、《威奈大村墓志》、《文忌寸祢麻吕墓版》、《伊福吉部臣德足比卖墓志》、《建多胡郡辩官苻碑》、《栗原寺塔鈩铭》、《兴福寺观禅堂钟铭》、《杨贵氏墓志》、《山名村碑》、《佛足石图记》、《东大寺圣武铜版敕书》、《又铜版敕书》、《修造多贺城碑》、《高屋连枚人墓志》、《涅槃经摩崖》、《记广纯女吉继墓志》、《南圆堂铜灯台铭》、《神护寺钟铭》、《道澄寺钟铭》、《佛足石和歌》。
④这13篇文章是：《岂止快录》1卷（林长孺）；《登富
纪》1卷（太宰纯）；《登富士山记》1卷（泽元忆）；《鹿门宕诸游记》1卷（释绍岷）；《游岚峡记》1卷（源之熙）；《游石山记》一卷（释大典）；《登金华山记》1卷（泽元忆）；《游松连高雄二山记》1卷（安积信）；《雾岛山记》1卷（橘南溪）；《游天王山记》1卷（市村水香）；《泷溪记游》1卷（铃木恭）；《游绵溪记》1卷（广濑谦）；《游保津川记》1卷（山田敬直）。除此以外，《图经》以下内容也被收入《小房壶斋舆地丛钞》：《丛钞》第十帙收《日本沿革》（卷二地理志二）、《日本疆域险要》（卷二地理志二）、《日本山表说》（卷五地理志五）、《日本河渠志》（卷七河渠志）、《丛钞》再补编第十帙载《日本风俗》（卷十风俗）。
⑤傅氏在《图经》中还参考了《倭汉三才图会》、《兵要日本地理小志》等其他日本书籍，限于篇幅，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