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历史地位与跨世纪中国改革的主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线论文,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深入总结过去20年改革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历史地位和跨世纪中国改革的主线，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依靠改革的力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
改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恩格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3页。 ）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多次强调：“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并且指出“这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第355页。）。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从总体上说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这种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制度的改革，与技术革新一样，是必然要发生的。
尽管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在理论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政党所确认，但是改革被赋予真正科学的内涵并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成功实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仅从根本上逐步改变了我国人民贫穷落后的状况，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逐步拓展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实践和长久发展获得了历史性保证。
邓小平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集人民群众的智慧，逐步创立了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思想包括以下丰富内容：（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 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种革命性变革。因此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进行这种革命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就会在僵化体制的束缚下失去生机和活力，甚至有可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2）社会主义所以面临着从根本上改革旧体制的历史性任务， 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提出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要通过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完全，社会主义还面临着通过自身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性任务。（3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面临新科学技术革命和各种思想文化严峻挑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坚持改革，就没有出路。（4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种全面性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还有相应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各方面改革必须相互配合，协调发展。（5 ）改革必然引起开放，促进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上述这些着眼于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改革思想，深刻揭示、反映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拓展，对于中华民族在新的基点上的伟大复兴，具有历史性的指导意义。
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丰富内涵中，显然最重要之点是关于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不仅是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定位改革，把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和根本动力；而且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定位改革，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形式，从而把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途有机联系在一起。我国20年改革的成功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需要通过改革方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以需要通过改革方能振兴和前进，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自身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有效解决，从而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能否在合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脱离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企图靠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和路线，由此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实践，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日益加剧了矛盾，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找到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道路，这就是改革之路。改革之路的鲜明特色是始终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本依据，作为通过改革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中心环节。（1 ）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密切适应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这一基本点出发，建立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变革的总原则、总方向。（2 ）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始终把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放在首位。通过各种有力手段和有效途径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出发点。（3 ）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解决我们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定改革政策、判断改革是非的根本标准。（4 ）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根本目的，而且也是上层建筑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根本目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创造积极的政治动力和有利的政治条件。（5 ）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上层建筑的领导和保证，这就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又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心”，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余年的改革历程雄辩地证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正是在坚持这种正确方向的改革中不断得以解决的；社会矛盾在改革中化解，结果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次，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真正突破，从而使社会主义在新的实践中获得生机和活力。
由于教条主义的顽固影响和缺乏成功的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从“本本”出发，脱离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照搬到现实生活中来，把若干并不适合落后国家实际情况的理想化的理论原则当成在短期内可以实行的方案，再按照这些方案去指导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产生了理论原则与实践效果的尖锐矛盾，产生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期待与实际性体验的强烈反差。这种在“本本”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极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向反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实质性教训正在这里。我国新时期改革成功的根本奥秘和历史性意义也正在于：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应用，着眼于对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理论思考，着眼于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如磐石、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真谛。可以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波澜壮阔、逐步深化的改革实践，我国就很难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羁绊，社会主义也就很难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发展。
第三，现实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全面吸纳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适应新科技革命的潮流，从而更加具有时代性品格。
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着诸多外部因素的严峻考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乃至对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提出了以往所没有遇到的新的课题。二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创造了一些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同时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许多新特点。这两方面的外部因素，都迫切地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吸纳新科技革命成果，大胆吸收发达资本主义文明方式的重大课题。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思维定势和抽象界限，把社会主义与外部世界孤立起来，甚至对立起来，那就很难使社会主义适应时代，甚至有可能陷入迷惘和困境。马克思指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乃至一切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社会主义要适应新的时代， 吸纳新的生产力，就必须改革一切与新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改革是带动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走向更广阔世界的“火车头”。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思想，对于跨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现在起到下世纪前10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的关键时期。一是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迫切要求我们以更加创新的精神，在以往20年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能够积极吸纳新生产力的新体制、新制度。二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适应21世纪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某些制度和机制上进行调整，构成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为严峻的考验，迫切要求我们在以往20年改革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三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深层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某些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在以往20年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改革，在新的发展层面上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总之，改革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决策，“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下世纪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二、经济市场化与跨世纪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既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关键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精辟的论述，仅《邓小平文选》中直接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码有10次之多。尤其是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作出了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系统性表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基本要点包括：（1）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而绝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2 ）能否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以至命运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很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3）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4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市场经营方式和方法，包括证券、股市等等。（5）特别重要的是，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是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计划和市场，作为方法和手段，都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述的精髓在于：把在经济落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加以严格区别，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与社会直接占有产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加以严格区别，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这一现代社会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效形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我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精辟思想，深刻揭示了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
在邓小平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几乎都涉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随着实践的逐步发展作出了一次比一次更加科学完备的结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三次三中全会，两次代表大会。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法进行认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变经济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精简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大胆下放权力，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问题。这些重大决策，实际上提出了发挥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问题。迄今为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正是以此为开端的。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明确肯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这个崭新的理论认识为基础和依据，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任务，把我国的改革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点、运行原则作出了理论概括，同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十四大确立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战略，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依据，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设计了一幅继续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局性整体推进新阶段。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着眼于我国跨世纪经济、 社会发展趋势和宏伟目标，不仅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在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体制和机制、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了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十五大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跨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
三次三中全会，两次代表大会，特别是两次代表大会，集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非凡才智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它表明：经济市场化，是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
跨世纪中国，进一步推进以经济市场化为主线的改革，必须继续回答和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其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能不能结合？其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进程，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探索和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将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继续进行下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体：社会主义是基本制度，保证市场经济运作的方向，调节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抑制市场的某些弱点和负面效应，从而使广大人民在市场经济中共同受益，通过市场经济逐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市场运作机制，起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合理地调节和分配社会资源，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形态，它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式问题，而且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无法结合，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搞私有化。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和宗旨，而且违背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诚然，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空前繁荣，但这绝不等于说，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专利品，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就只能是私有制社会。现代经济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由此构成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市场交换的所有制结构，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如果市场上只有公有制经济，只有国有经济，而无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多元的利益主体，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以多种经济利益为纽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反之，如果市场上占绝对优势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占据不了主体地位，甚至实际所起的作用不断地被削弱，那么这种市场经济一定是低层次、低水平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带来经济、社会在高水平上的文明进步，最终还会形成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阻碍力量。
党的十五大报告通过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上作出了重大理论突破，这就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深化所有制改革。其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二，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其三，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其四，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其五，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机制，是继续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指南。
有人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这在理论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从实践中看，国有企业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又很难操作的问题，它不啻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种说法，既忽视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性质所有制形式相结合的特点，又忽视了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功能。首先，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前者不能完全代替后者。就其终极所有权而言，国有企业资产无疑属于全民所共有，但如果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角度看，它又具有排斥企业之外所有社会成员、实现企业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属性。这也就是说，不同的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各个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这正是国有企业可以而且必须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国有经济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内在原因。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从根源上说，体现的是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联系。正是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和对立，决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因此，不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私有还是公有，只要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个别劳动不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只要存在着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差别与矛盾，市场经济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再次，国有企业与现代市场经济，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这是两者可以结合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市场机制，都必须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有了充分发展，才能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都表明，公有制比私有制更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更能容纳现代化生产力，因而更能与现代市场机制相结合。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更加呈现出日新月异加速发展的趋势。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使得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国家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作为特殊的经济实体，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调节社会供求总量的平衡，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国有经济更有利于集中资金，采用先进技术，投资一些风险大和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如高新技术、航天工业、核电工业等。总之，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现代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更能发挥优越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在充分认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对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的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竞争乏力、后劲不足等严重问题和困难，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时候，必须明确：近些年来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坚持公有制而造成的，也不是由于搞市场经济而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企业的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以及生产经营方式中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某些弊端所造成的。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重影响和束缚，不少国有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它们生产的产品虽然早已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但企业自身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行为方式上却未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未能建立起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必不可少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激励和约束的机制。同时，技术陈旧，经营方式落后，仍然停留在粗放型生产经营水平上，也是造成不少国有企业活力匮乏，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根本途径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同时依托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国有企业真正溶入经济市场化大趋势之中。
三、全面把握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辩证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深入的改革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性，包括多层面意义：从改革的广度来说，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并且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从改革的深度来说，不仅要进行具体体制和运作机制的改革，而且改革的逐步深化必然要求对某些具体制度甚至根本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从改革的影响度来说，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抑或是其他领域的改革，都必然内在地要求实行相关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吸纳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以作为国内体制改革的重要借鉴，使各项体制、制度建设更加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社会主义改革所以是全面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部分矛盾关系既各自成为一种矛盾系统，又相互作用构成更高一级的矛盾系统。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相应地进行某种调整和改革，而生产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革，又一定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要求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以为生产关系变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积极的政治动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改革的根本依据，又是改革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这种全面性和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性，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矛盾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将愈益突出地表现出来。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内在提出推进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精简党政机构、加强权力监督、完善民主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发展的必然规律。80年代中期，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进一步明晰的时候，邓小平就及时而深刻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当前，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攻坚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实现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的同时，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无可回避地提到我们的面前。党的十五大积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跨世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归根到底是经济市场化历史进程的内在要求。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使一系列深层社会矛盾凸现出来。假如我们不能审时度势，通过积极而又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那末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所遇到的深层障碍因素就很难排除，改革也就很难有新的突破，甚至以往的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
当前我们面临的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1 ）市场机制与某些政府行为的矛盾。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市场运作机制不可遏制地渗透于我国的经济主体乃至社会各个层面，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职能和机制建设却相对滞后。有的政府部门仍然囿于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这就不能不与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尖锐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改革深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乃至引发各种社会问题。（2）政治权力公共性与少数权力腐败的矛盾。 由于权力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薄弱，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和体制转型中的缝隙，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渗透，导致相当程度的权力商品化行为，造成某些经济领域的严重不等价交换，既对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成严重威胁，又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产生着极其严重的销蚀作用。（3 ）利益分化与共同富裕的矛盾。社会利益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在当前转型性社会发展时期，某些层面利益分化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同和参与，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乃至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4 ）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矛盾。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就业制度，要求按照经济市场化规律配置劳动力资源，实行“双向选择”，优化组合，从而导致了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转岗的社会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如何得到新的确认？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5 ）政治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想的矛盾。转型性社会发展时期，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认同和参与，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建构产生严峻的挑战。
上述种种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而带有浓重的政治矛盾色彩。这些社会矛盾，仅仅靠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显然是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的，只有通过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有效地解决。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当然也是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这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郑重选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批判地继承以往民主政治某些合理形式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由无产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群众共同创立的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充分的管理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利。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它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本质，又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是国体；国家的民主性质是通过民主的政治体制得以体现和保障的，作为政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在全体人民范围内，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政府，管理国家。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无产阶级和各阶层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历史的正确选择，它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
第二，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其他进步党派、人民团体共同参与国家管理的统一。共产党执政，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和优越性。在我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注：党的十五大报告。）。当然，共产党执政，绝不是取代其他进步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是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巩固执政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共产党执政，也不是以党代政，而是对国家工作实行总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其他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利的实现，保证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它是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统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并不意味着全体人民都直接地参与国家管理，而是通过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构，来代表人民决定国家事务，行使民主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因此，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同时“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注：党的十五大报告。）。这是实行社会主义间接民主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措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发展，逐步拓展直接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趋势。这一总趋势要求，不仅要切实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健全和完善各种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和形式，而且要大力加强直接民主建设，尤其是要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注：党的十五大报告。）。
第四，它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无产阶级和各界人民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种目标不是虚无飘渺，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是一种逐步实现的过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实现高度民主政治的基本手段。只有把现实的手段和长远的目标统一起来，才能实际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五，它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民主和法制，从其本质意义上，都是一种国家形态，都是一种政治制度，都受同一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制度化政治，它在本质上要求把民主和法制统一起来，以完善的法律促进和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并不断向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目标迈进。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是在改革中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脚踏实地地逐步实现的过程。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全面把握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的统一，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又时刻不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基础，并且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进程注入活力与动力，这既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进程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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