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民[1]2003年在《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小说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唐传奇的产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本论文主要阐述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演变规律。论文分叁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为先秦两汉叁国西晋小说，第二章为东晋十六国小说，第叁章为南北朝隋小说。 先秦两汉叁国西晋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源头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最初的小说概念、最初的小说作品，而且有了最初的官方对小说的记载。其中，两汉小说观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从小说的种类上来说，志怪、志人、史传、杂俎等皆产生于这一时期，后世(两晋南北朝)小说的种类没有超出这些范围。从艺术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大都比较粗糙，但也有少数作品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东晋十六国是魏晋南北朝小说进入繁荣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流在南方的东晋，东晋小说在种类没有什么大发展的情况下，数量开始成倍增长。除地理博物小说有所衰落之外，其它如志人、鬼怪、道教小说一时兴旺，又新出现了佛教小说。它们互相争奇斗艳，共同推动了东晋小说的繁荣。东晋小说的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东晋的小说观也有所发展。而北方的十六国小说则颇为荒芜，除王嘉的《拾遗记》成就略高外，其它皆无可称道。 南北朝隋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兼收并蓄的时期。其中，南朝小说的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南朝志人小说有《世说新语》这样的不朽之作，志怪小说也有《搜神后记》、《幽明录》、《冥祥记》这样体制宏大之作。从种类上来说，志怪小说中的鬼怪、佛教类发展最快，道教类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志人小说以杂记类成就最高。南朝小说的成就超过了此前的东晋，更超过了同期的北朝。北朝小说的数量最少、地位最轻。除《洛阳伽蓝记》外，其它北朝小说无可圈点。隋朝小说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与南朝小说相比，隋朝小说的繁荣程度并不逊色。其成就虽没有南朝高，但其特点也为南朝所未备。隋朝小说为唐传奇的产生做了准备。隋朝小说以颜之推的《冤魂志》和阳松玠的《谈薮》成就最高。 当然，魏晋南北朝小说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如从小说的资料来源上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是“集体创作型”，而非“个人独创型”；从气质上来说，其偏于“柔弱”，也就是缺乏刚健的气质和崇高的理想：从语言上来说，其多为文言，而少白话；从体裁上来说，其多为“丛残小语”似的笔记体，而不是文人独创型的长篇巨制。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不足。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但也是小说史上的一个丰收时期，没有这一时期小说的酝酿积累，后世小说的高度繁荣是不可想象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在小说的观念、内容、形式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唐代小说的繁荣作了充分的准备。
陈忙忙[2]2017年在《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的接受与发展》文中提出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论析唐人传奇小说对六朝志怪小说的接受与发展。全文主体部分凡四章。第一章考察小说观念的嬗变,梳理从“小说”二字的起源一直到唐人传奇小说观念的流变。分析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的发展:六朝志怪小说用审慎的笔触补史之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唐人传奇有意为之,带有明显的娱乐性质。第二章从故事母题这一层面来分析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与发展。旨在从同源的母题中,揭示唐人传奇在主题和思想上对六朝志怪的继承与超越。第叁章从艺术要素的层面,论证唐人传奇对史传、六朝志怪小说、辞赋等资源的借鉴,阐述唐人传奇“文备众体”的特点,揭示唐人传奇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以及男性叙事中心等方面的特点,从而揭橥唐人传奇艺术上的创新之处。第四章从审美风格的层面,分析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人传奇在整体表现风格上的差异。从内容的倾向上来说,六朝志怪小说相对“儒雅”,而唐人传奇相对“风流”;从艺术上来讲,六朝志怪小说相对“简淡”而唐人传奇非常“缛艳”。六朝志怪更能体现浪漫主义特色,而唐人传奇更具现实主义色彩。
张瑞杰[3]2017年在《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的条目甚多,故事情节曲折而又完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能在汲取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点,为鬼小说的发展加入新元素,从而为后来的鬼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可研究的素材。在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中,魏晋南北朝鬼小说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前人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解读,为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对这一时期鬼小说的研究仍有待补充。因此,本文将魏晋南北朝鬼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进行理论分析和文本研读。本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首先论述研究目的,然后对论文中的一些概念加以界定,以确定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围,最后是文献综述。第一章依照故事情节将魏晋南北朝鬼小说划分为“人鬼相恋型”,“人鬼相报型”,“人鬼相斗相助型”,“人鬼和平共处型”四种。第二章由人鬼沟通的方式对鬼小说中的人鬼关系作进一步地探讨,而人和鬼之间的沟通,亦象征着在乱世之中,人们期待疲于奔波的生命能够另辟蹊径得到洗涤净化,以此更进一步得到生命重新开始的机会。第叁章是对魏晋南北朝鬼小说时空结构的总结和归纳,围绕魏晋南北朝鬼小说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行阐述。时间结构方面,鬼小说中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现实世界时间和阴间鬼域时间的综合使用构成了时间结构的二元性。空间结构方面,现实世界空间和阴间鬼域空间构成了空间结构的二元性,两个空间还出现了混同化现象,同时,鬼小说时空的深层结构中还蕴含着圆形结构。第四章是对魏晋南北朝鬼小说时代蕴含的分析,在创作鬼小说时,作者把自己的期望寄寓其中,鬼小说中的种种可以看作是现实世界的缩影,现实世界中,生命的结束带来了遗憾和不平,人们便透过鬼小说创作加以纾解。
郭丽[4]2010年在《元前小说观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不仅古、今小说名同而实异,在中国古代,文类的小说概念也在不断演变。这一点,我们都比较清楚,所以在论述古代小说时,一般都采取古今兼顾的科学态度。不过,实际情况是,我们往往会更执着于今人的观念,大谈特谈一些文学性较强而其时并未纳入小说范畴的作品,同时又对当时那些很少或完全不具有文学特征的小说只字不提。这样不仅会影响对古人小说观及其演变轨迹的“了解之同情”,还会让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变得复杂含混起来。比如：小说创作发展到宋代,越来越远离文学,似乎宋人不如唐人懂得小说艺术,但小说概念却是在宋代首次明晰化,不仅大量文学小说被接纳进来,其文体特征也得到较深刻地体认；古代小说的史学化,在魏晋南北朝时还不曾作用于与史书泾渭分明的轶事小说,唐前隶属于史部的志怪小说、唐五代作为史补的大小说文类及宋代的子部小说,它们都受到了史学因素的影响,但原因与具体表现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宋代小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通俗倾向,这与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小说的史学化、小说与其他文体间的互动等等都有关,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小说传播中商业与娱乐因素的强势介入及其带动的小说传播的繁荣,是导致宋代小说创作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等根本转变的重要因素。文言小说创作主要发展、兴盛于元代之前,宋代又是其创作的转型期,所以笔者选取元前的文言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小说观嬗变中的文学因素、小说史学特征的具体内涵、宋代小说传播的繁荣与小说观的转型等叁个方面,将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上、中、下叁编：上编分为两章,主要论述元前小说观嬗变中文学因素的逐渐凸显。第一章以史志小说作品及其他时人的小说传播思想为基础,分析两汉经学视野下的“小道”小说观与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的文学特征,并从中透视唐前小说由子部向史部的靠拢。文类小说概念首次出现于《汉书·艺文志》,通过考证其“诸子略·小说家”十五家作品,笔者认为,它们是汉武帝以后大规模制度、文化建设促生的不本经艺或内容无关军国的典籍,不一定都出于方士之手；刘歆、班固等汉代文人只是从学术和儒家功利角度对其进行定位,认为它们价值不高,但又予其一定存在空间。所以《汉志》“小说”内容庞杂,没有文体规范。这也符合其他汉代人对“小说家”的理解。《隋书·经籍志》是对前代目录学成果的总体继承,基本反映魏晋南北朝的文献分类观,其“小说家”隶属子部,主体是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从这些轶事小说文本可知,它们并非为某家理论服务,取得了文体独立品格,初步具有娱乐审美特征；记载人物言行时不加评论,创作态度近于史家,叙事特征开始突出。特别是梁代殷芸,把编《通史》所余的史料纳入按朝代编集的《小说》,在实践上把史部记事的“杂传”和子部偏于记言的“小说”结合起来,使小说从子部向史部靠拢。《小说》主要记载与正史大相径庭的帝王名士的传闻异说及民间故事、笑话,具有虚构性、奇异性、趣味性等文学特征,亦启发了唐代的刘知几把正史之外的史部作品与子部“小说”都划入“偏记小说”。但《隋志》“小说家”多与“说”有关,又着录一些无类可归、与方士联系密切的杂艺术类作品,既符合《汉志》“小说家”“小道杂说”的价值评判,也与《汉志》的归类原则一致。《隋志》“小说家”序持论仍是沿袭《汉志》,不过鉴于当时小说创作的实绩作了部分调整,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其他时人的小说观多承袭《汉志》,但具有明显叙事性、娱乐性的“俳优小说”已经被视为小说,“俳优小说”之外的轶事小说在当时的传播,开始体现出史学标准与文学审美之间的较量。总之,唐前小说基本上属于子书末流,轶事小说记事时不加评论,近似史书,但其创作宗旨与史书相去甚远,也很少像当时的志怪小说那样介绍材料来源以证实录,对“虚”、“实”还几乎没有自觉的体认。不过小说正逐步从以说理为宗的子部走向以叙事为宗的史部,这样既能寻求史的庇护,也可以得到史书叙事艺术的滋养,当然,其娱乐审美也会在史的压制下慢慢萎缩甚至消失,这正是唐代以后轶事小说的走向。第二章从唐五代大小说文类的形成、唐五代轶事小说对文学性的有限追求、宋人对小说文体特征的发掘叁个方面来论述子、史合流中的唐宋小说观。《隋志》、《旧唐书·经籍志》的小说观过于保守,不具有代表性。初唐刘知几的《史通》继承了殷芸的“史余”小说观,抓住记事这一特征,将正史以外的所有史部作品与子部的轶事小说都归入“偏记小说”,使小说从唐前的庞杂文类中凸显出来,靠近了现代小说观念。刘知几以纯正的史学精神,紧扣真实和雅正这两大史学要素批评小说,又把唐前小说中潜在的虚构性、娱乐性等小说因素挖掘了出来。刘知几之后,很快形成了一个包容子部轶事小说和史部志怪小说而又统属于史书之下的大小说文类。志怪题材的加入,给唐代的大小说文类平添不少文学气息。轶事小说成为以补史阙、示劝诫为主要创作目的并如实地记录传闻的史化小说,从而顿失“玄韵”。不过助谈笑等目的,又为其在史学功能外开辟了一方可以发挥作者主体性、发掘作品趣味性的文学空间；强调实录传闻和适量的志怪记异既为小说虚构打开了缺口,又增加了趣味性和奇异色彩,表现出与传奇小说、志怪小说渐趋融合的特色。唐初史书修撰者对《世说》内容的采录及唐代的《世说》仿作亦体现出史学倾向的增强与文学审美的弱化。从《太平广记》等小说选集、宋代的目录文献及时人的言论来看,宋人所谓“小说”,大抵包含我们现在惯称的“笔记”与“小说”两类,小说概念并不完善。但宋人进一步明确了子、史合流的小说观,并首次在理论上发掘出小说的诸多文体特征。他们对小说的虚构本质、结构艺术、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独特审美效果等文学特点的体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艺术审美。中编用叁章的篇幅来描述元前小说创作中史学特征的具体内涵。第一章从志怪小说的实录观与审美观角度解析唐前志怪小说的史学因素。我们习惯于用“实录”、“补史”等词语来笼统概括古代小说的史学特征,其实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受到史学的影响,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小说,史学化的原因及具体表现也不尽相同。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多记现实人事,所以被当时的史书采录,但它属于子部“小说家”,其创作基本上没有明显受到史学的影响。而唐前隶属史部、与小说概念无涉的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脱胎而来,又受到世界观的限制,把神怪内容当做实事,自然会在作品取材、创作体例及创作手法等方面显出一些史学特征。不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妖祥卜梦叙事模式直接来源于史书,而且作者常常像史学家一样,希望通过灾祥关注现实政治。但此时的志怪小说还没有刻意模仿史书的叙事原则或追求劝善惩恶的史意。志怪小说在唐前主要被当做史书来传播接受,并开始有接受主体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衡量其价值。不过,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实录”并非史学之“实录”精神,具体叙事也与史传有所不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者喜欢以“怪”、“异”来命名作品,对自己的好奇心理并不讳莫若深,有时还从作品传播的角度照顾到读者的同样心理,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理论中想像、虚构论的逐渐成熟,对志怪小说创作也产生影响。一部分志怪小说已经悄悄的逸出史的规范,萌生娱乐审美思想,并开始关注与反映现实人生,在叙事中融入诗化意蕴,情节设置、形象刻画等方面也较为出色,为唐传奇的出现开了先声。此时的接受主体也开始怀疑部分志怪小说内容的真实性,显露出把志怪小说与史书相区分的意向。不仅如此,萧绮等人已经将文论引入小说领域,试图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品评和认识小说。这对以后小说摆脱史的束缚,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具有重大意义。第二章从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与文学化两个层面来论述唐五代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大批志怪题材的小说集进入唐五代大小说文类中,但史补的价值定位,并未使它们远离史学。由于唐人的世界观和史学观的进步,神怪内容的虚诞本质日益暴露出来,这就需要志怪题材小说为继续存在寻找其他的荫蔽,于是有根有据的史家记事笔法、知识价值及史书的鉴戒目的开始成为其护身之符。此时兴起的传奇文本来就是从史部的单篇散传发展而来,史学化倾向在其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唐五代志怪题材小说作者还借鉴了史书中纪传体写人物的方法,并且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理解“实录”原则,利用小说批判、揭露现实,全方位地展示人世生活,在虚幻中体现艺术的真实；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觉以“宵话征异”的娱乐性来统制史学的“劝善惩恶”,用摇曳多姿的文笔、真挚浓烈的感情、深邃浑厚的历史意识,创造了“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的艺术瑰宝。志怪题材小说数量的猛增及艺术上的飞跃,使文人对小说的兴趣与日俱增。虽然儒家小说观、史家小说观和文家小说观在同时流行,但唐五代小说的读者也与其作者一样,主要是当时擅长诗文的士大夫,同样表现出征奇话异、消遣娱乐的心理需求。柳宗元以“味”设喻,劝人们读读语怪之作；陈翰编《异闻集》,专选唐代传奇文中的佳作；唐五代小说读者还常常表现出参与创作的巨大热情。唐五代的小说读者是一个成熟的阅读接受群体,他们对小说的赏识,代表了社会对小说作品的接受和认同,为小说作者创造了能够充分施展想象力和才情的创作氛围。第叁章从小说的史学化及其对轶事小说的影响、志怪题材小说的史学化两方面探讨宋代小说的史学倾向。到了宋代,小说文体已经脱离史部,但小说观仍然依附于史学。诸多原因如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受到威胁及文人的忧患意识、学术研究中的考据之风与借小说以施污蔑的现象、私史修撰的繁荣与小说以修史或补史为目的等,都推动宋代各体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沿着唐末五代以来的由虚入实倾向继续发展。宋人小说的史学化表现在轶事小说中,是作者的私史修撰及补史意识的强化,轶事小说在唐代史化小说基础上继续向写实性、杂俎性的笔记退化。现实题材的传奇文也排斥创作主体的感情投入,过分地以学问、知识、理念去组合材料,叙事重史才而不重诗笔；但多讲古事,与轶事小说侧重时事有所不同,这也影响到志怪题材的传奇文。已暴露出虚妄本质的志怪题材不再被宋人视为修史的材料来源之一,但唐人还不太较真的劝善惩恶之史意、知识价值以及不断强化的“志异审实”的创作态度、叙事首尾完整的创作手法都在自觉的道德追求、求实求知观念中变得异常切实和真诚,平实化、道学化成为志怪题材小说创作的两大特征。不管何种文体的小说,都被宋代的重理节情、崇尚博学倾轧肢解。宋代小说集注重记载耳目所接的新见新闻,取材范围远比前代广泛,不少作品开始涉足市井题材,审美逐渐世俗化,语言也趋于浅显通俗。小说形式与内容的趋俗,开始吸引着普通市民,一些民间艺人也将其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及提高素质的基础读物,这一接受取向势必影响小说创作的进一步俗化。下编的两章内容主要分析宋代小说传播的繁荣及其对小说观转型的影响。第一章论述宋代在经济基础、必要场所、技术条件、文教政策等方面为小说传播提供的适宜环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两宋,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然经济,但商品经济无疑已经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他们对多种娱乐方式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第叁产业的繁荣发展。除酒楼妓馆较前代增多外,城镇中还首次出现了大量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涌现及其中的演出盛况,促进了戏剧和说唱伎艺的发展。梨园由宫廷走向民间、走向市场,为小说通过表演形式进行传播创造了条件。经济的繁荣,也带来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的提高。雕版印刷成为宋代书籍的主要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图书的复制效率,降低了图书成本。造纸技术的成熟与规模的扩大,使得纸张供应也较为充分。官刻、坊刻、家刻叁大刻印系统渐趋成熟,围绕诸多刻印中心,书坊、书铺大量出现,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图书销售基地。坊刻本作为商品,大量流入市场；书坊为迎合文人及普通市民的需要,喜欢刻印类书、小说及话本、剧本等各种民间伎艺的底本,使小说的大众传播成为可能。因为书籍刻印、买卖的兴盛,宋代的馆阁藏书与私家藏书均十分丰富,而私家藏书者多向外开放借阅,推动了图书及文化的传播。统治者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培植出了一个阵容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为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基本保证。宋代统治者还非常重视的文献整理与刊行,鼓励民间刻印收藏小说,改善了小说的生存环境。第二章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与小说传播的商业化、娱乐化两个方面论述小说传播的繁荣与小说观的通俗化。在传播活动的整体结构中,除传播环境外,其他层面的变化往往是由传播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播方式不仅决定着小说的普及程度,还制约着对小说文本的阐释,影响着小说文体的发展。宋代的适宜环境使小说传播方式顿时丰富起来。小说传播的文本形态如选辑、笺注、改编、着录、引录、仿作等,借助发达的刻印技术和庞大的销售网络,使得小说传播空前繁荣。不少小说选本(特别是类书体小说选本)问世之后即付诸刊印。宋人还常搜集前代小说善本整理后印刷推广,一些散佚的小说集也得到重编并刊印。书坊刻印小说是把小说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来传播,必须考虑尽量满足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消费心理,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于是乐于选择内容通俗者；而部分小说作者、编选者为了其作品得以出版,也开始受此影响,小说观自然发生了转型。与雅文学相比,小说在分享书面传播资源上受到较大限制。唐、宋人通过改编、笺注等把小说引入诗词等韵文,通过歌妓的演唱,将小说引渡到多维度空间。宋代小说口头传播的亮点在于将小说改编为诸宫调、说话等说唱伎艺或杂剧、南戏等综合艺术。说唱伎艺到了宋代才开始大规模的商业演出,其中说话在宋代盛极一时,其足迹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出现了不少职业说话艺人。杂剧是在唐代参军戏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历代歌舞艺术和杂戏组合而成的,两宋时也比较盛行。两者同在瓦舍勾栏中生存、发展,在其他场合也常常相伴演出。通过民间艺人的表演,小说进入商业演出领域,既突破了文化层次的限制,又具有“强烈的观赏性、审美的即时性和感染的普遍性”,小说从此走进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在这一接受过程中,市民文艺追求耳目刺激的审美取向又影响了文人阶层,使其小说创作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都向世俗化、通俗化靠近。
侯立兵[5]2005年在《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一篇以汉魏六朝赋为基本文本的赋学论文。在材料梳理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论文分别从文学源流、文学生产学、哲学、接受学、民俗学、文体学、题材学和意象学等视野对这一时期的赋体文学进行了多维考察。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全文共分9章,25万余字,随文插入各类统计表格14幅。 绪论部分除了陈述本文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相关学术背景之外,着重阐述了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基本方法。文化阐释、人本立场、文学本位和多维透视是本文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也是所有论述的四条基本原则。 第一章从源流论的角度来探究汉魏六朝赋体文学,着眼于文化精神之变迁,历时态地考察赋在汉魏六朝期间嬗变的主要规律。首先分别从诗骚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等视角对赋的文化精神之源予以探析,认为《诗经》的讽谏传统、楚辞的骚怨精神、纵横家的雄伟气度以及地域、民间、史官、巫觋等文化因子共同融汇成了赋的文化精神之源。接着,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两方面考察赋在汉魏六朝八百年期间演进的基本轨迹及其文化成因,认为抒情因素日趋强化、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和批判精神日益显露是这一时期赋的文化精神嬗变的主要特征。 第二章从文化生产学的视野来考察汉魏六朝赋。本章在探究赋的生产机制时,着重将那些带有制度性意味的问题作为讨论重点,集中论述了献赋、试赋、酬赋、和赋的留存状况、表现形态和文化生成等相关问题。 第叁章从接受学视野来考察汉魏六朝赋。文学接受学涉及范围甚广,本章主要选取了在赋体文学发展进程中较为突出的模拟与批评问题作为讨论重点。在探讨模拟问题时,本章对赋作群、同题赋等现象予以了分析,并从社会环境和心理动因等方面分析了模拟之风盛行的原因。在论及批评时,本章着重阐述了赋学批评的诗学视阈、功利与审美的矛盾、事类与情义的关系叁个主要问题。 第四章从哲学和宗教视野来分析儒释道玄入赋的问题。为了突出重点,文章以时间段分别论述儒道与两汉赋、玄学与魏晋赋、佛教与南朝赋的关系。在探讨完儒道分别给汉代体物、言志两类赋带来的影响之后,本章还描述了玄学给魏晋赋所带来的老庄的哲理命题、逍遥的人生境界和浓郁的思辨色彩。随后,从题材引入、艺术浸染等方面讨论了佛教对南北朝赋的影响。 第五章则主要从民俗学和俗文化的视野来观照。在这一章中,汉魏六朝赋中所蕴藏的节日、婚育、信仰、礼仪和游艺等民俗文化内涵得以发掘;作为雅文化
金官布[6]2016年在《唐前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起,掀起了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一次高峰,而鬼话在其中占很大比重,这成为本选题研究的缘起和重点。本选题以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探究二者的结合理路和意义。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许多相关问题也逐次展现开来,因此,本文在第一章主要厘清鬼文化与志怪小说各自发展演变的轨迹,在揭开鬼文化神秘面纱的基础上探寻二者结合的原因。首先论述灵魂观念的产生,它是人类最早的、最重要的精神活动,源自人类对死亡本身的长期探索。其次论述从灵魂观念到鬼魂信仰的演变。鬼魂信仰和自然崇拜都是在灵魂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鬼魂观念包含着复杂的巫术思想。最后梳理鬼文化的发展演变轨迹。从鬼神一体到鬼神分流再到鬼文化沉入民间的漫长历史时期,鬼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演变,其结论是鬼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找到最佳的发展机遇和文化载体,保持着顽强的发展活力和韧性。整个第一章的梳理为下一章论述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结合作必要的说明和铺垫。第二章重点研究志怪小说与鬼文化结合的理路。首先探讨鬼文化在汉魏时期的进一步世俗化发展轨迹。随着鬼神分流和巫觋职能的分化,春秋以来,鬼文化与一部分巫师一起逐渐沉入民间,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汉魏之际,在上流社会浓厚的求仙悟道氛围中,鬼文化在社会上层"失语",却在民间扎下根来。与大量"仙话"相对,民巫"自神其术"的"鬼话"在民间也大量出现,暗潮涌动,为魏晋时进入志怪小说做准备。其次探讨汉魏时期志怪小说的发展状况。处于萌芽时期的志怪小说体制不备,内容荒诞不经,故受到儒家主流文学观和史学观的影响,地位尴尬,发展举步维艰,步履蹒跚。谈鬼说怪的志怪小说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向重实录的史着积极靠拢,这使志怪小说偏离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最后探究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的结合理路。魏晋乱世,社会剧烈变化,一方面儒学式微,思想解放,为志怪小说摆脱儒学的束缚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民生痛苦,各种宗教思想传播,为鬼文化和鬼故事的兴起也提供了机遇。还有,文人参与鬼故事的辑录、创作,使大量的民间鬼故事走进志怪小说,逐渐实现从故事到小说的演变。第叁章分类解析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丰富多彩的鬼话。首先追溯魏晋前鬼话的源流。其次解析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塑造的鬼世界,介绍故事中鬼的形貌、秉性、禁忌等,了解文学作品对鬼文化的"文学化"。最后分类解析志怪小说中丰富多彩的鬼话,按鬼恩仇录、冥界游历、人鬼相斗进行故事分类,简析每一个鬼故事的内涵,争取从总体上把握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完整的鬼世界和丰富的鬼话,了解故事背后的人文蕴含。第四章深入分析、挖掘典型鬼话中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鬼话,系统梳理,深入进行文化阐释。一是"人鬼婚恋"故事,这是在整个志怪小说史中都具有典型性的鬼故事类型,它代表了当时文人参与鬼话创作的最高成就。本文在前人母题研究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一个故事类型来研究,深挖故事情节,剥出艳遇、求子、攀附、复生、爱情五个故事母题,并对每一个母题进行深入解析,挖掘故事情节背后复杂的文化蕴意。二是研究"冥界治鬼"故事,探讨我国传统冥界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冥界在佛教渗透前后呈现出不同的故事形态,泰山地府是社会人情的真实写照,而佛教地狱说对冥界观念的渗透和改造,极大地促进了志怪小说对鬼世界的虚构能力。第五章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鬼话繁荣的原因。从社会时代背景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探讨魏晋乱世背景下死亡恐惧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世人对求仙长生的绝望、对生命无常的深刻忧患、对死亡和死后异度空间的浪漫想象和美好而无奈的期望,玄学的兴起、清谈风气的引领,佛教道教"自神其道"的需要、民间鬼信仰的渗透及推波助澜等共同合力促成了魏晋南北朝鬼话的繁荣,同时从鬼话的视角,展现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生态图景和宗教文化的传播情况。第六章研究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结合的意义及影响。研究志怪小说和鬼文化的结合在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探讨鬼话对志怪小说文体独立的促进,对小说叙事水平的提升,对小说虚构能力的推进,加快了小说的演进。探讨志怪小说对鬼文化的文学塑造,使信仰文化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意象。另外卜,探讨鬼文化中赏善罚恶的朴素观念对社会道德规范做出的积极贡献。总之,鬼文化与志怪小说的结合既是各自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多种文化共同发力的结果,正是这种结合,促成了鬼话向小说的转变,推进了志怪小说的演进,成就了志怪小说终成一代之文学,奠定了志怪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许晓颖[7]2012年在《魏晋南北朝诗歌与志怪小说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各种文体样式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也开始出现彼此影响、融合的现象。抒情诗歌与早期小说在先秦时期便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尚博求异的时代风气激发了文人参与志怪创作的风潮,从而加速了志怪小说的文体成熟及其与诗歌相互渗透的进程。本文涉及诗歌史与志怪小说史两个维度,不仅分析了此一时期志怪小说中用诗的类型及功能,同时也对诗歌中的志怪叙事、志怪母题及志怪典故进行了梳理和解读,从文体样式、母题嬗变及艺术技巧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了诗歌与志怪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试图为此一时期的诗歌研究及志怪小说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王兴芬[8]2010年在《唐前传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汉魏六朝文献典籍中保存与记录的唐前传说为研究对象,共分为七章。前四章分析解读了唐前传说的几种类型,后叁章分别从叙事、传播以及价值等方面对唐前传说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究。参照学术界对传说传统的分类方法,结合唐前传说的总体特点,论文把唐前传说分为英雄与杰出人物传说、神话与宗教人物传说、世俗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四类。在讨论各类传说时,也把整体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在对每一类传说从总体上进行分析论述之后,从中找出最有代表性的传说个案,对它的发展演变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做了详细的解读。论文就分别讨论了介子推传说、老子传说、泰山传说、虹传说等。英雄与杰出人物传说讨论了帝王、将相名臣、文人、巧匠、名医、后妃、名媛、刺客等历史人物的传说。帝王传说就是有关帝王的出生和形貌,反映帝王的逸闻逸事,表现帝王求仙学道等方面的传说；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勋的名臣将相传说,既表现了他们勇武的一面,也表现了平定天下后他们的悲凉结局以及广大民众对他们的缅怀和敬仰；文人传说主要讲历代着名文人的生活轶事,并通过这些传说刻画出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思想、好恶以及政治立场,反映了广大民众心目中理想文人的形象；巧匠名医传说则主要展现他们精湛的技艺；后妃和名媛虽然都是女性,但民间流传的后妃传说和名媛传说内容完全不同,前者主要反映后妃的不幸遭遇以及她们的后宫生活,后者则更多的表现了名媛的才能和德行；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唐前的刺客传说主要表现他们实现自己诺言的忠信和诚意以及他们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神话与宗教人物传说讨论了神话人物传说、道教人物传说、佛教人物传说叁个方面。神话人物如黄帝、伏羲、西王母等,有关他们的传说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神话人物的历史化和神话人物的仙化、道教化。道教人物除被仙化的神话人物外,主要包括被仙化的历史人物和道士,因此道教人物传说主要包括道教典籍中的道教人物传说和道士的传说。佛教人物传说主要反映了叁方面的内容,即佛教高僧神异的出生、高深的幻化之术以及对佛教教义的宣传。世俗人物传说讨论了婚恋类人物传说、孝义类人物传说以及其他世俗人物传说。唐前的婚恋类人物传说,除世间男女的婚恋传说之外,更多的发生在凡男与女仙、女鬼、女妖之间。这些传说中与凡男相恋的仙女、鬼女、妖女都具有女性的共同特点但又各具个性,在她们的身上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广大民众的共同感受,也承载了特定历史时期世俗男女的美好愿望。两汉魏晋时期全社会对孝行的重视是这一时期孝子传说盛行的主要原因,而孝子传说主要以表现孝子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孝行感天的“天人感应”思想。除此之外,论文也对那些聪慧果敢的世俗人物如李冰、李寄等的传说作了简要的论述,也对民间流传的许多人变异物传说进行了讨论。地方风物传说讨论了地方传说、动植物产传说、民俗传说以及自然现象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反映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夏各族人民对他们周围的河流山川、动植物产、自然现象以及他们生活中一些民间风俗的想象和解释,并在这些丰富的想像和解释中寄托了他们的思想观点、情感倾向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可以说一个个神奇美丽的唐前地方风物传说,就是一幕幕这一历史时期各族人民真实生活画面的投影,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蕴。唐前传说在汉魏六朝的文献中,主要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被记录和保存,而笔记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最初的叙事文本,对后代叙事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也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特殊的传播方式；除此之外,传说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论文主要从叙事、传播以及价值等方面对唐前传说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唐前传说的叙事研究讨论了唐前传说的叙事模式、叙事立场以及叙事的情节类型叁个方面。论文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等方面探讨了唐前传说的叙事模式。唐前传说的叙事时间纷繁复杂,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不同的形态,即连贯的叙事时间、错乱的叙事时间、虚幻的叙事时间、夸张的叙事时间和淡化的叙事时间等；对唐前传说叙事角度的探索,主要从全知叙事、限知叙事和纯客观叙事叁方面入手；唐前传说的叙事结构主要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方面。唐前传说叙事的深层结构就是要通过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虚构以表达一定历史时期广大民众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倾向。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传说叙事的浅层结构：即将广大民众虚构的故事广泛传播并被文人史官记录成文,因而偏重于记事。唐前传说的叙事立场,主要有叁个方面,即民间话语立场、官方话语立场和宗教话语立场；对唐前传说叙事情节类型的研究,主要从神话型、宗教型、传奇型和世俗型等方面入手。唐前传说的传播、接受与嬗变讨论了唐前传说的传播方式、接受、嬗变叁个方面。作为口头文学,传说的最初传播主要靠人们的口传心授,播布民间。后来由于文人的染指,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被收集起来,用文字写定,以文本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传说以图画的形式画或刻在岩石墙壁上流传了下来。由此可见,传说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一个由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图画保存的发展历程。而对传说的接受,主要在民间和文人两个层面进行,其途径主要有正史记载、歌谣传唱、文人的搜集整理与题咏等方面；任何传说的传播和接受都是在传说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就不能不涉及到传说的流传与演变也即嬗变的问题。任何传说的流变都具有地域上从局部地区到全国范围,情节内容上从简单到复杂的特点,而造成传说流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广大民众的加工改造、外来文化的影响、时代的变迁、当政者的意志等。唐前传说的价值讨论了唐前传说的史料、民俗、思想、文学等方面的价值。唐前传说的史料价值具有以下方面：首先,唐前传说为这一时期某些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其次,也为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重要的书面印证材料；最后,唐前传说也从多方面再现了汉魏六朝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唐前传说的民俗价值表现在民俗传说不仅为民间习俗的传播起了推动的作用,而且这一时期的民俗传说还向世人全面的展现了民间的民风民俗。在唐前传说的思想价值方面,主要讨论了儒家思想对传说内容的影响,其次是佛道思想的影响；唐前传说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它丰富的内容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它独特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它所具有的原始生命观也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审美取向。总之,唐前传说全面的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最直接、最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人民思想情感的活化石。因此,不论是文献梳理还是理论阐释,都会对唐前传说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培芬[9]2012年在《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研究》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匈奴、羌、羯、氐、敕勒、高句丽、柔然、寅、山越、蛮夷、獠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十分活跃。各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使汉民族吸收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同时也加快了各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改革进程。作为少数民族改革中的重要部分,各民族的丧葬习俗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丧葬属于社会风俗的一部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各个民族的丧葬习俗不仅对于民族学的研究,而且对于促进丧葬改革、移风易俗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例如棺椁制度、葬法、随葬品以及封树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突厥、鲜卑等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丧俗鲜有涉及。因此对活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的葬俗进行全面考察尤为必要。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葬俗,尤其是在多民族的早期,这种表现更为明显,这种差异也是研究民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弄清当时各民族的丧葬习俗的特点对于探讨这些民族的源流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可以借此确定古墓葬的族属问题。魏晋南北朝又是各个民族交流、融合的时期,各个民族在发展自己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吸收汉民族的文化,使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丧葬文化增添了新的特点,同时各民族的葬俗在各个时期不断发展变化,并且更加地系统化、完整化。各个民族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区环境的不同,再加上原始的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独具特色的民族丧葬文化。对当时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的丧俗进行较为全面的考证,找出这一时期各个民族丧俗的嬗变和新的特点,不仅对于研究少数民族族属、族源有重要意义,而且也能一窥少数民族葬俗与当时经济、政治发展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改变陈旧落后的风俗,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本文着重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结合的方法,对活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进行系统论述。本文共分为六部分。首先概括这一时期主要少数民族及其丧葬习俗概况,通过运用考古发掘总结少数民族墓葬制度进而分析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宗教渗透对民族葬俗嬗变的影响并进一步总结这一时期北朝葬俗对后世特别是隋唐丧葬制度的深远影响。
张艳[10]2014年在《中国叁大神话母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还有,绪论的第一句话应该是报告选题,告知本论文的题目,拟研究神话中的叁大母题。母题是叙事文学中最小的情节结构,这一架构可以在文本中独立存在,也能在各种文体或文化产品中重新组合以再现。母题的流传有其内在的规律,母题的传承和积淀亦会受到经济、宗教、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母题进行系统的挖掘和研究,按照文学史的线索对这些母题的结构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变形置换进行归纳整理,可以见出母题作为一个简单却恒定的结构,其本质体现的是民族共同文化心理,而其形态在不同时代出现的移位与置换,背后所表现的则是时代的特色和文学发展的趋向。对母题的追溯可以上至神话。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意识结晶,此后更扩展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因此,神话母题不仅对后世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且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许多神话母题都具有原型意义和分析价值,故而本文选择中国神话母题作为研究的对象。论文的绪论部分首先对母题的定义等基本问题作出论述,以期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单个母题的分别研究进行归类分析；其次通过对母题与原型、主题、意象等相近概念的辨异,进一步对母题概念加以规范；此外,在对定义进行界定和辨析的同时,并有着理论上的简述,如阐释神话母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分析母题的客观性、组合性等基本特征,这些表述不仅使得文章更加具备层次,且使研究显得更为全面系统。本文的每一章节即是对一个母题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中国神话中人神遇合、异类幻化、死而复生叁个母题为研究对象,力求在对材料的占有基础上认识这些母题的形态特征、推衍变化及其文化成因,希望能够因此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便我们能够以更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每一章的内容而言,先是按照先秦、汉魏、唐宋等时间的顺序分为若干节。每一节的内容大致又包括叁部分：首先是就文本的内容进行梳理,把握这一古老的情节结构在每个阶段里所涵盖、表述的内容；其次是在对文本的内容和情节的衍化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情节的呈现特征和变化特点；最后我们就这些材料分析和特征总结展开深入的探索,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成因。本文的第一章节就人神遇合这一母题展开探讨,人神遇合母题源于原始生殖、祭祀仪式,然而这这一母题所具有的原始宗教和信仰的意义很快被精神性的追求所掩盖,人神遇合的情节开始成为人类表达主体意识和宗教理想的载体。而随着人神遇合的故事里原始意义的隐退,人神遇合的情节框架里,人仙遇合、人鬼遇合的情节开始占据更多的比例,而情节内容也更具现实性。在纵向的梳理外,文章还尝试从横向上来分析这一母题的呈现方式,将人神遇合情节分为人神遇合、人仙遇合、人鬼遇合等叁种情况。这叁种情况的划分并非是绝对的,而是既有平行的展开又有交叉的倾向,如随着时代的演进,神、仙的角色逐渐淡出,而鬼的形象则日渐突出。人鬼故事在明清的盛行更加体现出神秘意识的减少,几乎全部都体现为社会意识的表达,且是男权社会的意识表达。考察人神遇合故事情节模式的发展,可以窥见这一模式背后的文化深层心理内涵,即这一情节架构的改变体现的是宗教色彩的淡化和世俗化社会的全面确立。本文的第二章节就异类幻化这一母题展开分析,首先对神话中精卫、瑶姬这些异类幻化的现象进行考证,得出生命形式之间可以互相幻化这一思维方式是原始初民所持的“万物有灵论”的产物,生命形式之间的幻化强调的是生命形式和生命能量的存在。但后世对这一母题的演绎过程中,母题的呈现方式却出现了阶段性的不同,如魏晋和宋明时期,幻化所展现的生命形态逐渐成为情节背景,而幻化这一情节的主要内容则重在表现异类幻化以眩惑人目,并以此来架构社会关系和现实内容。情节架构的重心一旦发生改变必将深刻地影响情节架构的呈现方式以及情节发展的走向,故而幻化这一行为的发生以及发生幻化的角色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而在盛唐、明清文人那里,这一母题的原始意义则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并将之与时代思想相结合,给原始的生命意义填充了更丰厚的内涵,而文化资源的丰富同时也推动了文学手法的进步,因此母题的呈现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如《西游记》中从石头幻化成猴到猴子的七十二变,以及《红楼梦》中设定石头、仙草这一双重幻化情节来互为映衬,既是对文学传统的集成也是古老母题的推陈出新。文学是人的创造,异类幻化这一母题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下,明显地呈现出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不同的精神气质。前者强调异类幻化是生命形式的另一种实现；后者侧重写成人形进入人类社会,与人类合演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当然,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有赖于大、小两种传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明清文人小说为例,即可以看出大传统(精英文化)和小传统(通俗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各自实现着自身的变化和革新的同时又与对方互补互渗、融合贯通,这种衔接对实现文化的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幻化这一情节原本始于原始人类的自然想像,而后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这一叙述情结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文学作品中更加盛行,这应该归因于人们的自然想象和集体意识的参与、主观审美创造、道德的强化等各种因素的合力,从而才衍生出这丰富的意义空间。论文的第叁章是对死而复生这一母题的梳理,复生的情节体现的是初民基于自然循环的认识而产生的生命意识。这一母题在后世的演绎大致呈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用这一情节来承载宗教思想和伦理教化；一是以复生的情节为框架来构建艺术情境,借助复生的情节来演绎社会百态、主体情感等。对于前一种情况而言,由于过多地强调理念,故而情节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制约,情节的模式化、因袭性都十分突出；而对于后一种情况而言,由于复生的情节多半只是作为框架而出现,故而人们注重的往往是如何进行内容填充,这对于情节框架本身的发展而言并不能有太多的助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就这叁个母题而言,复生这一母题的生长是最缓慢也是最不健全的。论文的最后部分从母题的形态和内涵两个方面进行总结,总结神话母题的特征,如母题的存在既有着世界的也有着民族的背景；母题的呈现是稳定性的,但也有无序的一面；母题的生长是规律性的,但就中国的叙事文学整体情况而言,母题的成长并不十分完善。在分析母题的呈现及其文化成因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这叁个母题所体现出的文化上的本质特征：浓厚的道教色彩。道教教义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有格外深重的影响在于其教义的独特性,如过分地强调“生”之一端,并以此为基点来观察宇宙和人生,故而我们的文学中,对待神、仙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以人为中心,而人神关系则多半是对立、相争的；对于女性——无论是神女还是异类幻化的女性,都常持摒弃与拒绝的态度,体现出在生理和心理上对世俗社会的全面迎合；对现实欲求的追求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这一命题时采取“复生”这一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的方式。而复活这一设想看起来是对生命的乐观,但在这一乐观的表层之下我们也不能忽略其骨子里带有的悲观和虚无。此外,文章还简要论述了阴阳结构等文化内核中的问题,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历史演进并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所应有的态度,对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做出新的展望。总之,本文是以对神话母题的形态特征作为研究的基础,以文本分析为桥梁,指向的是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这叁个层次是依次推进且又密切一体的。我们既借此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古典文学的母题呈现,也为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展开了新的视角,为今后的文学研究和文化考察作出有意义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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