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业导向构思的探索性案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思论文,导向论文,案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典的企业理论认为只要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场需求，就能够获取相应的市场回报。因此我们的企业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手段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努力做到比竞争对手更加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以此换取更加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是所有市场都不是无限的，而市场竞争的手段却是有限的，在市场日趋饱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方法往往会超出市场本身，牵涉到大量传统意义上不被视作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主体。这是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企业的影响力由产业市场向社会整体的扩散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已经难以确保企业的生存，更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大量的企业也终于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变革和创新满足社会与市场的双重需求成为企业发展领域新的焦点问题，社会型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出现则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社会型创业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媒体中，主要是指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的创新将社会公众利益与自身商业利益融合在一起，在组织得到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其基本思想与当今世界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一致，也和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发展战略高度统一，近年来逐渐成为新的媒体焦点和学术热点。目前对于社会型创业的研究常见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非营利机构创造性地采用商业运作模式提升其社会服务能力(Ryan,1999; Thompson,2002)，二是企业通过创造性地满足社会需要提升其竞争能力与盈利空间(Smallbone,2001)。尽管我国目前也存在一定数量的非营利组织，但无论是活跃程度还是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都无法与西方的非营利组织相比，它们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企业的社会型创业，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型创业不做过多讨论。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尽管社会型创业出现的年代并不久远，但其表现形态却已经非常多样。那么究竟社会型创业的核心内涵是什么？许多学者尝试从各自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Dees(1998)，Peredo与McLean(2006)都借助前人创建的相关理论给出了相对严格的社会型创业的学术定义；Weerawardena与Mort(2006)则采用扎根研究的方法提出了社会型创业的约束条件和关键特征；Alvord、Brown与Letts(2002)，Mair与Schoen(2005)又都试图从社会型创业的最佳实践中探究其成功基因和本质属性。由于学科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又受到方法和工具的制约，因此上述研究并没能很好地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回答社会型创业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关键并不在于罗列大量的社会型创业形态，也不在于寻找某些标准对其进行类别上的划分，因为这些都是对概念外延的讨论，无法触及本质。只有创建一个能够辨别社会型创业的行为，能够区分社会型创业程度的构思，才能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为此，作者借鉴公司创业领域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的研究思路，提出社会型创业的核心内涵是社会创业导向。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明确社会创业导向构思的维度结构。
由于社会创业导向既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构思，又是一个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学术概念，因此作者决定采用探索性多重案例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尽管案例方法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的研究之中，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组织领域的研究中采用这一方法。部分偏好定量研究的学者往往认为案例研究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不够严谨，这和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随意性过大，不遵守案例研究规范有关。其实西方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广泛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获取了大量的研究成果，Yin(1994)与Berg(2005)系统阐述案例研究方法论的著作进一步提升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合法性。成思危(2001)指出案例研究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必要环节，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有力工具，单纯依靠统计数据进行决策十分危险，案例研究可以弥补统计的不足，近年来大量的管理理论创新也都源于案例研究。Sanders(1982)指出案例方法属于现象研究范畴，其主要作用就是让人们透过事物表象(explicit)看到隐含的深层因素(implicit)。吴金希和于永达(2004)指出如果所研究的问题是一种理论空白，或者处于学科的幼稚期，已有的文献不能够解释所要研究的问题，需要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出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型，这时就往往采取定性的理论建构策略，而案例研究恰恰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途径。Tellis(1997)根据研究目的与研究设计的差异将案例研究分为探索性(exploratory)、解释性(explanatory)和描述性(descriptive)3类。探索性案例研究在案例分析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假设，但是必须事先建立严格的分析框架；解释性案例研究一般在案例分析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若干竞争性的理论假设，比较适合进行因果分析；描述性的案例分析主要为某一理论的成立提供实证支持，通常用于教学而非研究。本研究的问题性质决定了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是较为合适的选择。Yin(1994)提出案例分析的材料可以为单一案例(single case)，也可以是多重案例(multiple cases)，前者在研究中主要用于挑战某一理论，后者则主要用于理论的构建，一般包括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和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两个部分。孙海法与朱莹楚(2004)指出多重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案例研究的结论难以推广，外部效度欠缺的问题。Berg(2005)指出多重案例研究的最佳案例数为3～7个，作者最终决定采用4个案例作为分析素材。
二、理论框架
Covin与Slevin(1989)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中首次提出了创业导向这一构思，当时只包括创新性(innovativeness)、风险承担(risk-taking)和前摄性(proactiveness)3个维度，他们认为这些是小企业在困难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关键要素。Lumpkin与Dess(1996)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两个维度，分别是自主(autonomy)和竞争性侵略(c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并且进一步明确了这5个维度的具体含义，其中自主是指个体或团队自提出商业概念至执行完成都能独立行动不受束缚，创新性是指愿意通过实验或创造引入新颖的内容以发展产品改善流程，前摄性是指具有前瞻的市场意识能够预见未来的需求，竞争性侵略是指非常努力高度投入以期胜过产业内的竞争对手，风险承担是指在对可能的结果不具备足够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由于创业导向构思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又具有多种成熟的测量工具，因此一度成为创业理论的焦点，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管理研究，当前的社会型创业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理论框架。
Dees(1998)将社会型创业定义为创业者扮演社会变革代理(change agents)角色的5种行为，包括确立创造可持续社会价值的使命，不停地追求新的机会来服务该使命，参与持续创新、适应与学习的过程，不受现有资源限制大胆行动，对服务的顾客与创造的结果高度负责。Sullivan(2003)将社会型创业定义为一个包含4个维度的概念，分别是创业者受到创造社会价值的使命驱动，面对道德困境始终保持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探索识别机会以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在关键决策中表现出创新性、前摄性和风险倾向。Peredo和McLean(2006)从5个方面界定了社会型创业行为，包括把创造社会价值作为创业的重要目标，识别并利用机会来创造价值，借助各种创新思维创造价值，在价值的实现过程中接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风险，在上述过程中克服资源限制障碍。如果我们细细品味这些定义，不难发现它们都是“社会”和“创业”两方面内容的机械相加：前者主要强调社会价值和社会使命，重点在理念战略；后者基本是创业导向构思的延伸和变异，重点在行为策略，两者并没能融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
Mair与Martí(2006)指出社会型创业本身的理论基础较为单薄，因此借助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来丰富对其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其中结构行动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被认为是较有潜力的研究框架。Chiasson与Saunders(2005)将结构行动理论用于创业机会的研究，化解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机会认知和机会形成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创业的本质就是创业者对企业脚本(business scripts)实施的有意识的选择、模仿和修订。需要说明的是，脚本一词最早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Barley与Tolbert(1997)则创造性地将这一概念纳入到结构行动理论之中，并且将其视为组织在特定环境中的行动规则而非传统的认知基模(schema)。Sarason,Dean与Dillard(2006)指出从结构行动理论的视角来看，组织脚本变革本质上是一种创业主体和环境共同进化(co-evolve)的过程，脚本变革的目的就是提高脚本的质量，而脚本的质量又可以从3个方面进行衡量，分别是胜任性(signification)、支配性(domination)和合法性(legitimation)，其中胜任性是指脚本能够在特定环境中快速执行，支配性是指脚本在特定环境中能够获取所需资源，合法性是指脚本在特定环境中能够得到伦理或法规的认可。
结构行动理论在公司创业领域中的脚本分析思路为我们研究社会创业导向提供了十分恰当的理论框架，脚本的合法性反映的正是社会型创业强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使命，而脚本的胜任性和支配性反映的正是经典的创业导向概念。其中自主与创新性主要是为了使企业能够更加迅速和便捷地开展自身的活动，侧重于脚本的胜任性；前摄性和竞争性侵略主要是为了使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掌控更多的资源，侧重于脚本的支配性；而风险承担则是一个更加综合的维度，在脚本的胜任性和支配性上均会有所体现。因此，作者在社会创业导向的构思研究中将遵循企业脚本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案例材料中所表现的合法性、胜任性和支配性，以期实现理论意义上的突破。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单元
吴金希和于永达(2004)认为分析单元是研究要聚焦的主要对象，也就是数据搜集的边界。孙海法与朱莹楚(2004)提出案例研究的分析单元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组织或社区，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选择恰当的分析单元可以使案例研究的针对性和分析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社会创业导向是一个组织水平的构思，因此本研究的分析单元为企业，社会创业者个体水平的因素不纳入案例材料。
(二)研究样本
在联系样本企业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部分的企业家从未听说过什么“社会型创业”，它们更愿意将自身对社会的贡献称为企业社会责任，因此即便是样本选择过程中最为基础的辨别是否是社会型创业也成为一个问题。为了避免直观判断可能产生的误差，作者采用施瓦布(Schwab)基金会2007年提出的社会型创业判断标准(组织行为具备创新性，直接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并且能够自我持续)，邀请3位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人员对企业的事迹进行初步审核，只有获得一致认可的企业才能成为下一步的候选样本。这3位研究人员都在2007年参与了一个社会型创业的学术论坛，并与施瓦布基金会的发言人就社会型创业的评判标准进行过探讨。
为了提升研究的外部效度，作者尽可能确保案例样本的多样化，主要考虑以下4个因素：企业规模、性质、地域、所属产业。由于不可避免地存在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样本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企业联系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最终确定的4个样本企业是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杭州三替集团有限公司和临安东客食品有限公司，它们在上述4个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为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提供了保障。
(三)数据搜集
刘丽华和杨乃定(2005)指出较为常用的案例数据搜集方法包括访谈、观察和文档搜集，综合运用各种数据搜集方法可以使案例资料相互印证，形成强大的证据链，将研究问题和结果逻辑地联系起来。作者首先通过网络公开资料的搜集获取样本企业社会型创业的基本信息，进而请样本企业寄发与此相关的内部资料或宣传材料，在此基础上确定每家样本企业的访谈对象和访谈计划，然后通过一对一的半结构化访谈获取希望了解的信息。临安东客食品有限公司还派人陪同作者参观了企业社会型创业的现场，作者因此得以获取更加直观具体的案例信息。作者最后将各家样本企业的案例材料进行整理，发回相应的访谈对象征求意见以确保材料能够真切地反映现实情况，四位访谈对象都通过电话提出了他们的补充或修改建议。
四、案例分析
(一)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信息
1894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伯恩市，药剂师Caleb Bradham在配制有助于消化的药剂时，意外地发现其中的一种口味深受顾客喜爱。他由此得到启发，进而试制了一种碳酸饮料，取名为“布莱德(Brad)”。1898年，Caleb Bradham将其易名为“百事可乐(Pepsi-Cola)”。1902年，百事可乐公司成立。历经一个多世纪激烈的市场竞争，百事公司经历了从扩张到收缩，从专业化到多元化再到专业化，以及多次业务重组的发展过程。如今，百事公司在碳酸饮料、非碳酸饮料、休闲食品等领域发展均衡，呈现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目前，百事公司业务遍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数达15.7万人，跻身全球卓越跨国公司之列。
1981年，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百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约在深圳兴建百事可乐灌瓶厂，宣告了投资中国历程的开始，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商业合作伙伴之一。1995年，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近年来，百事在中国的碳酸饮料业务和非碳酸饮料业务持续稳定增长，百事公司的休闲食品业务在中国也取得了不俗业绩。在饮料方面，百事已在中国20个城市设立20家灌装厂，以及1家独资浓缩液厂，旗舰品牌包括百事可乐、七喜、美年达、轻怡、清柠和激浪等碳酸饮料系列、都乐果汁系列、立顿即饮茶、运动饮料佳得乐等；在休闲食品方面，截至2005年10月，百事在华共有4家食品生产厂，5个农场，总投资约1.2亿美元，拥有1200多名员工，旗舰产品包括乐事薯片、奇多玉米片、立体脆、乐事无限等菲多利食品系列和早餐麦片食品桂格等。时至今日，百事公司已在中国成立了40余家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和项目，在华直接雇员近1万人，提供的间接就业机会达15万个以上。
2.案例描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百事公司决定以零食应对海外碳酸饮料销量不佳的境况。休闲食品逐渐成为两大主导产品之一，百事公司的土豆战略开始形成。由于受中国政府对农作物进口检疫的限制，土豆不能从国外进口，百事公司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加工好的乐事薯片来满足中国市场的供应，但是以高昂的成本从国外进口薯片并非长久之计。
百事公司打算在中国开发薯片类产品之前，也调查过中国本土的土豆质量状况，但却发现其物理化学特性根本无法满足高质量薯片的加工要求。经过考察研究，百事将最适合于中国种植的土豆品种“大西洋”引入中国，同时引进了世界先进的种子培育技术和种植技术。此后，百事投资2000万美元与中国农业部合作开展提高土豆种植水平的研究，在中国推广现代化的种子培育技术和种植技术，而且此类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向西部地区倾斜，带动当地农民增收。采用先进品种和技术后的国内土豆种植，由原来平均亩产1吨左右跃升至2吨，少数地区的产量甚至高达2.5吨。2004年，百事60％的土豆供应源于中国市场，而2006年这一比例更是上升到了70％，这都有赖于百事的订单农业体系。根据种植面积，百事安排相应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农民的种植技术培训和指导，同时制定规范的操作规程，由此确保土豆的安全和质量。而且百事完全按照合同价格足量收购，农民生产多少，百事就收购多少，也绝不因为增产而降低收购价格。即便是遇到土豆的收购量超过国内加工需要的情况，百事仍然会通过其全球供应链的适当调配消化中国市场多余的部分，以保证向农民的收购。
百事在寻求市场供应的同时，还积极在国内建设自有原材料基地。百事在内蒙古、广西、广东和河北建立了5个农场，并在农场应用最新的灌溉、冷藏和散装运输技术，使之成为世界一流的标准化农场，有力地促进了土豆的规模化生产和相关食品产业的发展。1999年百事相中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农场的一片荒置的沙漠。尽管土地沙化，但这里的气候有利于种植土豆，百事公司决定将这片沙漠作为土豆供应的重要示范区。占地1万余亩的达拉特旗农场，原来全部是沙丘地，没有达到土豆种植的基本要求。百事从改良土壤入手，采用平整沙丘、种树植草、防风固沙、科学轮作等一系列手段，使荒沙变成了土豆种植的沃土。如今的达拉特旗农场，土豆亩产达2.73吨，超过了国际水平，昔日荒无人烟的荒漠，现已成为生机盎然的绿洲。而且由于达拉特农场处于沙漠最前沿，相当于为农民的耕地建了一座绿色的保护墙，显著减少沙尘暴对当地的影响，这同样吸引了国内许多治沙机构的眼光。在沙漠上改造良田，确实需要一笔庞大的治理费用，百事在达拉特旗农场的前期投入就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但更为重要的是百事同时教会了当地农民怎样在沙丘上搞种植。达拉特旗农场附近还有30多万亩沙漠，如果国内的企业能参照百事的做法，这些沙漠都可以变成良田，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治理了沙漠的蔓延。目前，百事治沙种土豆所获得的原料成本比市场收购价还要低，这使百事公司在原料的有效供应上跑在了竞争对手的前头，而这恰恰是建立在与环境、与农民、与供应商多赢的基础之上。
3.案例解释
尽管直接进口是最简单的做法，但百事并没有试图突破中国政府的农产品检疫制度，而是在既有的法规框架下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农业部的大规模合作说明其行为得到了中国最高农业主管部门的支持。高品质土豆种植项目向西部地区倾斜的做法更是与中国政府的西部发展扶持政策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其合法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建立自有原材料基地的同时，也为当地提供了绿色的保护屏障，减少了沙尘暴肆虐的影响，有效地治理了沙漠，这些都直接体现了百事公司社会创业导向的合法性。
百事没有持续地以高昂的成本从国外进口薯片，因为它们意识到这样的做法会使他们无法和国内的竞争对手长期对抗，只有采用更为有效的策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从大量的土豆品种中寻找出最适合中国种植的品种，研究提高中国土豆品质的农业技术，直接向农民提供栽培技术培训和指导，制定规范的土豆种植操作程序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土豆种植能力，这些做法同时使得百事土豆战略的全面推进成为可能。建立先进的自有原材料基地促进了土豆的规模化生产，而沙漠基地所产土豆的成本又低于市场收购的成本，这既为原材料的持续稳定供给提供了战略保障，又缓解了与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还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些都体现了社会创业导向的胜任性。
与大多数来华发展的企业不同，百事并没有只将目光聚焦在经济相对发达、市场相对成熟的东部地区，因为它们知道东部地区的资源竞争非常激烈，而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不仅进入门槛低而且发展潜力大。巨大的土豆需求必须有大量的耕地作为保证，而中国的耕地资源又是如此的紧张，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利用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荒地才可能满足自身的原材料供应，沙漠开发成为百事的必然选择。农民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的做法不仅保证了其他国家百事公司的原材料供应，更是直接截断了竞争对手获取土豆资源的渠道，确立了百事的关键资源掌控地位，这些都是社会创业导向支配性的体现。
(二)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信息
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阿化肥)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部工业区，注册成立于1985年6月。一期装置投产于1991年1月，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高浓度氮磷钾复合肥48万吨，由中国、突尼斯、科威特三国共同投资5800万美元合资兴建，为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当时我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经济合作项目，系全国520家重点企业、中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及中国化工百强企业之一。邓小平生前曾多次提出要把中阿化肥建成“南南合作典范”。2002年1月，二期扩建工程投产，中阿化肥的复合肥总产能达到了140万吨，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复合肥企业、亚洲最大的复合肥生产基地。2002年11月，按照国务院有关领导及原国家计委和经贸委指示精神，中阿化肥又承担起了总投资30多亿元的湖北大峪口矿肥结合工程的重新启动工作，改造形成了年产80万吨化肥的南方生产基地。2003年6月，中阿化肥的新疆复合肥工程首期破土动工，目前已经形成面向西北市场年产100万吨复合肥的生产能力。
中阿化肥始终推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制订了远高于国家质量标准的企业标准。公司的“撒可富”系列复合肥填补了国产高浓度复合肥生产零的空白，被国家列为以产顶进产品，投产至今，累计产销总量已达1200多万吨，建立了遍布20多个省份的市场营销和农化服务网络，开发了适用于不同土壤和作物的系列专用复合肥50多个品种，创立了卓越的品牌优势。1994年以来，中阿化肥持续稳健增长，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47亿元，实现净利润1.7亿元。
2.案例描述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阿化肥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目前的肥料养分平均利用率不足30％，而且普遍存在施肥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而且由于无法被作物吸收的化学物质残留在土壤之中，使得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甚至对地下水造成了污染。针对这一情况，中阿化肥1998年在同行业中率先推出不同氮磷钾配比的专用复合肥产品，适应了不同土壤和作物需要，带动了专用复合肥的推广发展，使专用复合肥在中国市场得到大范围推广使用，引领了中国平衡施肥的发展。截至2007年，中阿化肥建立了遍布中国20多个省份的田间肥效试验及农化服务网络，还在我国的主要农业产区建成了9个土壤分析中心和200多个长期肥效试验点，每年可分析10万个土壤样品、培养了近万个平衡施肥示范户，由此提高化肥养分利用率约10％，增加农作物产量8％，累计推广370万吨各类专用肥，使农民增收约21亿元。在市场竞争的拉动下，主要的化肥生产企业纷纷学习效仿中阿化肥的做法，这些直接促成了国内专用复合肥市场的迅猛发展。中阿化肥引领了国内复合肥业界平衡施肥技术的发展，也为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环境改善和资源节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0年之后，我国肥料工业进入了由传统的单一肥料向复合肥和配方肥过渡的阶段，国内的化肥市场也随之出现了无序竞争的状态。中阿化肥在2001年末从市场抽取了153个较为知名的化肥样品，检验结果合格率仅为11％；有的生产厂家在包装标识上大做文章，肆意夸大宣称有效养分的比例；很多所谓的新型肥料根本无效甚至会造成负面效果；这些恶性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为规范行业标准和产品标识，杜绝假冒伪劣化肥的蔓延和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中阿化肥积极倡导并作为唯一的企业代表参加了国家复合肥标准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并且不惜因自身因执行新标准而带来的损失，率先推行新的复合肥检测标准，推动了全行业管理的规范化工作，保护了农民消费者的利益。
湖北大峪口矿肥结合工程是“八五”期间经国家批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总投资35.9亿元，1997年6月底建成投产，但是1999年之后就因为生产成本过高，没有市场需求而一直停产，造成了国有资产被闲置浪费，上万名职工下岗待业，群中集会、示威游行等大型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形势非常严峻。对于大峪口问题，中央十分重视，朱镕基、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做出批示，要求尽快解决。湖北省委政府领导为此多方联系，希望有实力的企业能够入主大峪口项目，但当时很多国内外的大型化工企业在认真考察之后都认为整合风险过大，不愿介入。中阿化肥偶然获得这一消息，主要高层立即赴大峪口实地考察，从战略角度对重新启动该工程的可行性及总体思路进行了分析和谋划，并向国家经贸委提出了借助中阿化肥的管理经验、企业文化和市场网络优势来协助大峪口工程走出困境的方案，得到了当时国务院分管领导的高度认可。2002年底，中阿化肥向大峪口工程派出了精干的管理和技术团队，开始落实各项接管工作。在随后两年多紧张艰苦的修复改造过程中，工作组加班加点，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将中阿化肥的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带到了大峪口，使大峪口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2005年4月改造项目全面完成，目前大峪口工程已经形成了年产50万吨复合肥、30万吨磷肥、56万吨硫酸和20万吨磷酸的生产能力，产品也已经全面投放市场，并且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新启动的大峪口工程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损失。
3.案例解释
中阿化肥推出新型产品——专用复合肥不仅是一种基本的企业市场行为，更是向我国化肥的低利用率和滥用现象宣战，其目标除了经济效益之外还包括节约矿产资源、改善农村环境、提升土壤品质、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的社会效益。面对恶性无序的市场竞争和频频发生的坑农害农事件，中阿化肥不仅积极倡导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还参与到国家的复合肥标准的研究过程之中，同类企业即便持有类似主张却没有一家能够如此具体深入其中。重建大峪口工程更是帮助当地政府解决了大量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从根本上避免了集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也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损失。这些无不体现出中阿化肥社会创业导向的合法性。
为了使专用复合肥产品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优势，中阿化肥在全国各地布点，通过实地测试现场确定适用化肥的种类，并且通过建成的农化服务网络持续监控肥效以便做出及时准确的调整，通过在各地培养示范户在广大基层农户中快速普及平衡施肥理念，这些做法在提升农户服务质量和农民技术水平的同时拉动了主导产品销售，提升了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在大峪口项目的重建过程中，中阿化肥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到了国务院分管领导和国家经贸委的支持，由此为项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派出精英团队建立专项工作组，通过紧张务实的创业行为让被兼并企业的员工感受到充满活力的组织文化，重新看到发展和赢利的希望，从而加快了项目的推进速度，提升了组织的融合水平。中阿化肥的上述行为体现了其社会创业导向的胜任性。
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田间肥效及农化服务网络，又建立了诸多的土壤分析中心和肥效实验点，不仅能够进一步发挥专用复合肥的独特优势，更是让中阿化肥获得了一个具备即时更新功能的全国耕地土壤数据库，这种信息资源对任何一家大型的化肥生产企业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它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核心战略。中阿化肥深知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是行业标准的主导权，因此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复合肥国家标准的研究制订过程之中，确保在标准这一无形资源的竞争中占有先机。尽管其他企业都将大峪口工程视为烫手的山芋，中阿化肥却发现其独特的价值，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和自身的能力对大峪口工程进行改造和重建，形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南方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阿化肥社会创业导向支配性的具体表现。
(三)杭州三替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信息
杭州三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替集团)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以家政服务为主，集物业管理、家电维修、园林园艺、广告传媒、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多元化民营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现有员工16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的管理技术人员100余名。目前，三替集团已经能够为家庭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十八大类一百余项服务，是全国服务范围最广，服务项目最多的企业。
三替集团是全国家政服务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也是杭州市家政服务业协会会长单位，先后获得中国商业服务名牌企业、全国民营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先进单位、浙江省首届诚信示范企业、浙江省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突出贡献企业、浙江省知名商号等殊荣。国家发改委现代服务业调查组到浙江调研时专程走访了三替集团，要求把三替集团的成功模式向全国推广。国家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带队考察三替集团后要求其制定行业标准，把三替模式推向全国。三替集团的先进事迹已被多家中央媒体和各大新闻单位频频报道。
2.案例描述
三替集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92年的“杭州三替综合服务部”，也是杭州第一家提供家政服务的企业。在当时，对大多数普通市民来说，花钱买服务真是一件新潮事儿，因此企业的业务量始终上不去，基本处于艰难维持的状态。从1994年6月开始，三替集团逐步转变经营思路，调整服务格局，增添服务种类，提升服务水平，终于渐渐摆脱了经营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由此带来的下岗工人安置问题则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由于下岗工人的综合素质通常不高，又大都没有一技之长，加之当时社会普遍存在歧视下岗失业人员的不良心态，再就业工作的推进十分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三替集团开始尝试吸纳具有发展潜力的下岗工人进入企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三替集团意外地发现相对其他社会人员，大部分的下岗工人素质并不差。由于长期在工厂上班，下岗工人的学习接收能力较强，能够很快掌握多种类型的新技能；另一方面，由于曾经有过失去工作的经历，他们的敬业精神非常强，这就减轻了公司在管理上的压力。于是从1998年开始，三替集团开始有意识地把岗位向下岗工人倾斜，只要有合适的下岗工人，公司都会把相应的岗位留给他们。截至2004年，三替集团内部已经吸纳安置了800多名下岗失业人员。
1995年之后，随着家政服务业社会认知度的上升和当地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公司的业务量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原本相对充裕的家政服务人员变得越来越紧缺。三替集团意识到当时大量存在的下岗失业人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资源，于是开始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家政中介服务，后来还特地为此开通800免费电话专线，并安排专人建立下岗工人的档案数据库。这些工作不仅为三替集团提供了进一步扩张业务的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当地政府的再就业压力。根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600名杭州的下岗失业人员在三替集团的帮助下开始从事家政服务工作，重新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公司也因此获得诸多荣誉，这为三替集团随后几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杭州市府大楼的保洁业务、杭州机场搬迁业务和当地多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后勤业务也都因此被三替集团收入囊中，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随着保安、保镖、押钞行业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大，三替集团1999年又开始尝试开发退伍军人资源，免费向他们介绍此类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000年之后，人们对家政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替集团开始对家政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服务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家政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技能，不断研究家政服务过程中的技术和技巧。2002年，三替集团成立了浙江省唯一一所具备家政培训资质的学校——三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对员工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的质量，三替集团还编制了《上门服务工作守则》、《五十个怎么办》等材料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统一和规范。也正因为如此，三替集团的家政服务收费长期以来高于同行30％以上，即便如此，还是经常供不应求，节假日更是预约爆满。2006年，三替集团开设了首期素质型保姆培训班，学员全是下岗失业人员，毕业合格的保姆被一抢而空，经过培训后的保姆无论在业务素质还是个人收入上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3.案例解释
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三替集团并不过分追求文凭和学历，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下岗失业人员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之上。对于具有发展潜力的下岗工人，三替集团积极吸纳到企业内部，为其安排合适的岗位，公司员工中有50％是曾经的下岗工人，这一数字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即便是没有一技之长的下岗工人，三替集团也通过各种渠道为其提供免费的家政服务的中介，而且创造了大量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有效地提升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能力和社会竞争力。三替集团的做法与当时盛行的歧视排斥下岗工人的做法大相径庭，对地方政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不仅能够直接消化几千名的下岗失业人员，更重要的是为其他企业做出了表率，创造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三替集团社会创业导向合法性的具体体现。
三替集团通过调整服务格局、增加服务种类摆脱了创立之初的困境，又通过招聘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下岗工人实现其快速发展，说明其具有很强的机会意识。对下岗工人的家政服务中介采取免费的方式，设立800免费电话，建立下岗工人档案数据库，这些做法显著降低了三替集团与广大下岗失业人员之间的沟通成本，也为公司的业务扩张提供了支撑。由于安置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三替集团赢得了当地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承接了市府大楼保洁、杭州机场搬迁等特殊项目，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扩张和发展，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通过职业道德培训规范员工的行为，又通过服务技术培训提升了员工的能力，从而使企业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上述行为体现了三替集团社会创业导向的胜任性。
家政服务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快速发展使得从业人员变得异常紧缺，通过传统的渠道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人力资源，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下岗工人能力低、素质差，百无一用。与之相反，三替集团敏锐地捕捉到了下岗工人的独特优势，发现他们不仅学习速度快而且敬业精神强，这是以往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很少具备的素质，因此开始有意识地将下岗工人这项独特的资源整合进企业内部。此外，三替集团还通过一系列的培训工作将下岗工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并通过员工技能和收入的双重提升强化其对组织的承诺，有效地避免了人力资源的外流。三替集团的上述做法是其社会创业导向支配性的直接表现。
(四)临安东客食品有限公司
1.企业背景信息
临安东客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客食品)成立于1992年，注册资本60万元，目前公司总部位于浙江省临安市昌化镇。东客食品是一家以开发和研究绿色食品为主，兼营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的民营龙头企业，也是中国绿色食品理事会会员单位和浙江省山核桃协会理事单位。东客食品生产加工山核桃、笋干、茶叶、香榧四个系列的产品，其中山核桃是最为主要的产品，占其全部销售收入的70％以上。东客食品目前已开发了数十种口味的山核桃产品，占据了一定份额的国内市场，而且部分产品已经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
东客食品长期以来非常重视产品的质量安全，注重生产和检验方面的软硬件投入，早在2000年就已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近年来，东客食品不断加强与国内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进行合作，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在同类产品中竞争优势明显。东客系列产品曾先后获得过“全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省优质农产品金奖”、“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等众多殊荣。现今的东客食品以“建设生态高效农业，帮助山区农民致富”为宗旨，以“先促市场、后优基地、主攻深加工”为方针，努力实现“做强东客，致富农民，服务市民，回报社会”的企业目标。
2.案例描述
2002年9月下旬，东客食品派员赴临安市岛石镇收购当年刚成熟的山核桃，作为来年生产的原材料加以储备，这也是公司成立以来每年的例行事务。如果错过了这段黄金时间，数量有限的山核桃就很有可能被同行一抢而空，因此为了抢在其他企业之前得到山核桃，每家企业的收购车都会在浙西的山间小道上开得飞快。不幸的是，东客食品的收购车在驶入一个村子时为避让堆放在马路一侧的山核桃蒲而坠入山涧。
山核桃蒲也就是覆盖在山核桃硬壳之外的莲蓬状绿色果皮，由于企业只收购脱蒲之后的山核桃，因此当地村民都会事先把山核桃蒲剥离下来，但是新鲜山核桃蒲的体积是山核桃的4倍，山区农村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场所堆放这些山核桃蒲，因此最为常见的做法就是直接丢进山涧。东客食品通过调查得知，山核桃蒲的碱性非常强，倒入山涧就会使溪水发红变臭，鱼虾绝迹，严重影响环境，而且近年来由于修建了大型水电站，这些碱性的溪水最后都汇聚到了水库内，直接威胁到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转与库区的渔业养殖，甚至对周边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当地环保部门越来越严厉地查处那些随意将山核桃蒲丢弃到山涧的行为，村民们只能将大量的山核桃蒲堆在马路边上。其实，当年还有一家企业的收购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起因都是避让堆在路边的山核桃蒲。
东客食品随即与环保部门取得了联系，获悉当地政府正在立项希望科研机构能够提出切实有效的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经过认真的考虑和多方的咨询，东客食品联手浙江林学院于2003年向当地环保部门申报了山核桃蒲开发利用的项目，经过1年的研究，终于解决了技术原理和规模生产两大难题，于2004年11月建成山核桃蒲炭加工车间，并成功生产出第一批蒲炭。根据测试，蒲炭的含碳量高达85％，比起普通木炭，蒲炭更易燃，而且无烟无渣无硫无火星，是一种高质量的环保炭。次年，该项目的蒲炭产量高达2000吨，不仅收回全部投资，还产生30万元的净利润，更是直接消化了8000吨的山核桃蒲，占临安地区当年山核桃蒲总量的20％。随后，蒲炭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副产品又被东客食品进一步开发出来，有的加工成具有净水作用的活性炭，有的则发酵处理成有机花肥，但是由于销路方面的原因，这些产品只停留在试生产阶段，最终没能推向市场。
2005年9月，东客食品发现原本在收购山核桃时村民免费赠送的蒲居然已有了每千克0.5元的市场价格，到了年底，这一价格更是飞涨到每千克2元。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数家企业开始效仿东客食品，利用山核桃蒲加工各种炭粉、炭球和干燥剂，同样获得了较好的收益，曾经的废物已经成为企业争相抢购的原材料。东客食品预计山核桃蒲的收购价格很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一旦超过每千克3.5元，继续生产蒲炭就会无利可图，于是再次邀请浙江林学院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合作开发山核桃蒲的高附加值产品。2007年5月，东客食品的第一款绿色农药试制成功，其主要成分正是山核桃蒲汁中的萃取物，小规模的试用发现这款产品对果树的真菌性病害具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国内尚无此类产品面世，国外同类绿色农药的价格是普通农药的6到8倍，目前东客食品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此款农药的生产批文，预计2009年能够正式投产。尽管山核桃蒲的收购价格年初已达到每千克3.2元，但东客食品并不担心，因为生产这款绿色农药所消耗的山核桃蒲数量远远低于蒲炭，这部分原材料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案例解释
一次偶然的事件让东客食品得知山核桃蒲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严重影响产业发展，随即主动向当地环保部门申报课题，研究如何更加有效地处理山核桃蒲。东林公司的蒲炭生产线不仅直接帮助临安地区解决了20％山核桃蒲的回收处理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带动了其他企业参与到山核桃蒲加工产业之中，这使得长期以来困扰当地政府的山核桃蒲污染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运行成本。东客食品利用山核桃蒲开发出来的一系列产品都具有绿色环保的特性，与当代世界主流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高度匹配。上述行为体现了东客食品社会创业导向的合法性。
收购车发生意外的交通事故，东客食品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反而挖掘出了其中的商机，成功地开发出了一系列山核桃蒲的衍生产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东客食品首先争取到了环保部门的支持，确保自身的行为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这是获取成功的必要前提；同时通过合作申报项目，技术入股等形式与浙江林学院结盟，提升自身的科研攻关能力，这是获取成功的关键条件。发现其他企业在效仿自己生产蒲炭类产品之后，东客食品并没有与同行在产品价格上进行低水平的肉搏战，而是试图开发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既避免了与同行的正面冲突又提升了自身的盈利能力。东客食品的这些行为体现了其社会创业导向的胜任性。
一直以来山核桃蒲被人们视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环境污染物，而东客食品通过自身的努力证明了它其实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只是没有被放在合适的位置，对于山核桃加工企业而言，获取该项资源更是简单，东客食品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性，从而在随后的资源争夺战中掌握了主动权。在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东客食品并没有简单地将自有资源直接投入其中，而是更多地借助有关部门的课题经费来达到预期的目标。东客食品屡次主动寻求科研机构的帮助，通过各种手段让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为己所用。所有的这些都是东客食品社会创业导向支配性的具体体现。
五、研究小结
遵循企业脚本的分析框架，作者在上一部分从合法性、胜任性和主导性3个方面逐一对百事公司、中阿化肥、三替集团和东客食品的社会型创业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社会创业导向构思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多重案例分析的理论建构作用，遵循Yin(1994)提出的实证方法，作者在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的基础上对各个案例的研究结果实施进一步的横向比对(表1)，提炼具有理论意义的构思维度，从而对研究问题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以期获取更为准确和清晰的答案。
从脚本的合法性角度来看，样本企业的行为普遍表现出与社会期望高度统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主流价值观念或政府思路高度一致，比如百事公司刻意将项目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中阿化肥积极推广平衡施肥理念等；二是在资源的需求和供给上互为补充，比如三替集团吸纳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企业快速扩张，东客食品挖掘环境污染物山核桃蒲的潜在价值开发新产品等。作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归纳为社会创业导向的企业社会匹配维度。从脚本的胜任性角度来看，样本企业的行为普遍表现出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共赢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破原有框架，引入更具潜在价值的利益相关者，比如百事公司在沙漠边缘地区大规模种植土豆，既保障了原料的供给，又控制了沙漠的蔓延，又如东客食品邀请科研机构技术入股，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共享山核桃蒲深加工项目的收益；二是变革企业与传统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模式，提高合作效率与效益，比如中阿化肥通过自身的农化服务网络在基层农户中培养平衡施肥示范户，既提升了企业产品的知名度又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技术指导，又如三替集团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系统的培训，在提高员工职业素养和服务技能的同时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作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归纳为社会创业导向的共赢规则创新维度。从脚本的支配性角度来看，样本企业的行为普遍表现出重视利用边缘资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合传统意义上劣质资源，比如东客食品大量收购严重污染环境的山核桃蒲作为新产品的生产原料，三替集团将下岗失业人员招聘进企业内部；二是获取非常规资源，比如中阿化肥通过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获取耕地土壤的信息资源，百事公司不计成本不顾需求坚持按照协议价格清盘式收购签约农户生产的所有土豆。作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归纳为社会创业导向的边缘资源整合维度。
从上述4个案例来看，社会型创业企业行为脚本的合法性、胜任性和支配性并不独立。百事公司在沙漠地区建立原料基地首先是为了获得土豆资源，这是支配性的体现；但这个项目同时起到了控制沙漠蔓延的效果，这是合法性的体现；由于沙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资源，因此没有竞争，百事公司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土豆种植，从而有效降低成本，这又是胜任性的体现。中阿化肥建立遍布全国的农化服务网络，既能普及推广平衡施肥的理念，又能持续监控肥效快速进行调整，还能获取耕地土壤的信息资源。又如三替集团大规模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既是帮助政府解决了社会问题，又降低了自身的营运成本，还获取了企业扩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再如东客食品研制山核桃蒲衍生产品，既控制了严重影响当地环境的山核桃蒲污染，又拓展了业务渠道，提高了盈利能力，还为企业赢得了声誉这项宝贵的无形资源。因此，企业社会匹配、共赢规则创新和边缘资源整合3个维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的探索性多重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创业导向是一个包含企业社会匹配、共赢规则创新、边缘资源整合3个维度的构思，而且这3个维度并不独立，是一种两两相关的关系。这一结论推进了学术界对社会型创业现象的认识，为后续的定量实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为社会型创业理念在我国的推广和普及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