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模式与产业集群化发展——以杭州软件产业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杭州论文,为例论文,管理模式论文,软件产业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目前，全球计算机产业价格体系中硬软件的比例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8：2和70年代的5：5变为90年代的2：8，预计在本世纪初这一比例将达到0.5：9.5，（注：安筱鹏，杨春志：“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中外科技信息》2000年10月号，第49～52页。）软件产业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产业。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软件业以每年12.5％的速度增长，比整个经济增长速度高出2.5倍，到1996年美国软件产业的收入已达到1028亿美元，仅次于汽车和电子行业，成为美国第三大产业部门。
早在十九世纪末，马歇尔（A.Marshall,1890）就提出了企业群落理论，后来区位经济学家又把这一理论推进了一步，而西方国家产业布局的现实为企业群落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美国，高科技、风险资本企业集中在“硅谷”，软件、网络业集中在波士顿。在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浙江），企业集群也已形成，如海宁的皮件业，嵊州的领带，义乌的小商品，宁波的服装业，乐清的低压电器业等等。
企业集群（cluster）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大流派：外部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和新竞争优势理论。外部经济理论是马歇尔首先提出来的，他所讲的外部经济部分来源于企业集群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即企业集群有利于技能、信息、技术、技术诀窍和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集聚经济理论是由工业区经济学家韦伯（A.Weber,1909）首先提出的，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从集聚因素造成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降低来研究集群产生的动因。波特（M.E.Porter 1998）把企业集群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创立了“新竞争优势理论”。他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营效率和柔性方面所创造的竞争优势角度重新审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价值。
近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集群中不仅关注于集群的静态竞争优势，诸如：经济因素（专业化生产产生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地理因素（邻近性造成运输等费用的节约）和社会因素（信任等造成交易费用的节省），而且对集群的动态竞争优势，即集群长期竞争力的源泉——作为技术基础的“知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Fabio Corno et al.,1999）。
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主要取决于软件园区的建设，即软件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借助于交易费用的节省，相互学习，软性生产方式等，软件产业集群能获得单个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
二、杭州市软件产业集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1995年10月我国沈阳产生第一个软件产业园区——东大软件产业园区以来到2001年年底，经过科技部批准成立的国家级软件产业园区有22个。杭州高新软件园区是1998年经科技部批准成立的。杭州市软件产业园区主要有三个：杭州高新软件园，杭州东部软件园（ESP）和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至今三个园区共有软件企业619家，约占杭州市软件企业总数的85％，（注：资料来源：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产业积聚的数量效应已经体现出来。
杭州高新软件园内共有软件企业516家，其中300余家为近两年来建立。2000年软件园企业总收入达18亿元，2001年为31.6亿元，同比增长51％。杭州东部软件园初期规划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目前有软件企业73家。到2003年，第一期50000平方米工程完成后，可容纳高新技术企业80家左右，园区产业规模可达8亿元，实现税利1.2亿元。东部软件园采用全新的企业化运作模式。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建设采用“企业运作，政府推动”的方式进行，目前已有软件企业30多家，占地面积60多亩。
本次研究中我们共访谈了38家单位（软件企业24家；人才培训机构3家；政府行业管理机构5家；软件园区及孵化器4家；投资者2家），另外我们通过问卷共调查了95家软件企业。通过调查显示杭州软件园目前存在诸多优势：（注：资料来源：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杭州软件企业的大部分（63.63％）是由1998年以后成立的；66.22％的企业仍然希望留在园区；就企业性质而言：股份制占67.82％，民营占10.34％，外商独资占10.34％，中外合资占5.75％，国有占5.75％。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杭州软件企业在软件园区内是比较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说明政府政策和软件园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已经发挥了作用。但是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了杭州软件产业集群目前存在一些问题，（注：资料来源：本课题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主要反映在：
1.从注册资金来源看：风险投资仅仅占据18.18％，企业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伙人自筹（74.03％），风险投资对软件园区新创企业（Startups）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说明集群形成的重要基础还不具备。
2.企业平均规模偏小：杭州软件园软件企业平均人数为111.795人，低于全国软件企业平均数135.5人。由于缺乏核心企业，软件园区集群效应难以体现。另外企业规模过小造成吸引人才与留住人才上的困难。
3.集群学习效果不明显：在调查的企业中有关学习途径，通过报刊、互联网和杂志媒体的占39.34％；通过市场营销活动和客户占32.78％；通过政府机构、主管部门占16.39％；同行之间的学习几乎不存在。从这一点而言，真正的软件集群还没有形成。
4.金融支持系统和财政政策对园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具体反映在金融工具对企业支持的程度：风险投资占34.18％；低息贷款占24.05％；税收减免占59.49％；政府采购占12.6％；专项拨款占50.63％（多项选择的统计结果）。
5.软件园区政策还不够完善：仅仅37.66％的企业认为软件园区政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有14.29％的企业认为园区政策没有起多大作用。
6.园区内绝大部分企业软件开发基本上属于应用软件，它依赖于国外系统软件作为开发平台，自主开发技术比较缺乏，结果可能造成软件园区缺乏核心竞争力。
7.在孵化过程上对智本因素考虑不够，过多关注于经营场所与硬件的优惠政策。
8.园区基础投资体制上过度依赖于政府。
因此如何发挥现有的优势，利用软件园区的有利条件，促进软件产业的集群式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三、杭州软件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可行性
集群（cluster）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相互联系的企业及机构在地理上的聚集体（Porter，1998）。从组织形式而言，它是介于市场与科层结构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减少了市场关系中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弥补纵向一体化的不灵活性和正规联系（如同盟和伙伴关系）等带来的管理上的挑战。集群效应对于提高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软件产业园区属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一个子集能否像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那样的产生真正的“集群效应”，需要作对比分析。就形成原因而言，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成主要在于历史与自然原因，而高新技术园区的形成，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除了美国的硅谷外）几乎都是在是政府政策引导下产生的。自发形成的集群存在是稳固的，人造集群未经很好的整合很可能是脆弱的；就性质而言，传统产业优势主要体现于低成本，而高新技术集群则有赖于技术领先和不断创新；从资源的利用角度，传统产业集群主要依赖于地理环境、区域市场，而软件产业则很难利用这些资源，其更关键的资源在于人力资本与组织经验；从产业角度来看，浙江省传统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外包战略和产业转移的契机，而对软件产业来说，考虑其战略和安全等因素，要利用“产业转移”来实现软件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不现实的；对于资本的利用而言，传统产业集群扎根民间，民间的参与度较高，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游资进行创业，而软件产业一方面民间的参与度较低，另外在争取创业扶持基金，金融结构上考虑其风险和贷款等方面都要困难得多。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发展杭州软件产业园区集群化成功的关键要素在于：企业孵化、技术创新、人才与智本资源、相互学习、资金支持等。而作为人造集群要使它具有真正的集群效应，就必须在政府政策（外力）的促进下进行。因此政府应该在软件产业园区发展的战略选择、对关键要素的强化即集群创新和相应的政策选择等方面进行系统地考虑。
四、杭州市软件产业园区的发展战略
软件产业园区发展的战略主要包括园区区位战略选择、园区的管理模式选择、园区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等。
1.软件产业园区区位战略选择
不同的集群具有不同的区位能力，即特定区位满足投入产出要素的能力（Storper & Walker,1989），人工集群发展同样需要考虑其相应的区位能力。就软件产业园区而言，智力和生活环境尤其重要。巨大的智力资源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是集群形成和快速发展的条件。发展软件业政府应该有科学的战略规划，印度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实施以电信港（Teleport）计划为基础的“软件技术园区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一站式政府办公制度、2010年前免公司所得税、提供办理出口许可证等。借鉴北京软件园区发展的经验，杭州软件产业园区发展的战略考虑是各个园区发展的定位和杭州软件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要重点发展三个区位：除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HHTZ）的主区块基地外，浙江大学软件园和之江科技工业园应定位于国内重要、先进的软件产业基地；下沙科技工业园可以作为重大信息技术应用的示范基地；东部软件园区应成为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
2.软件产业园区管理模式的选择
园区的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直接运作型、协作管治型和公司运作型。政府直接运作型模式主要以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和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代表；协作管治型主要以硅谷为代表，主要出现在自发形成的高科技园区，它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园区实施共治管理。开发公司运作型以新加坡工业区为代表，该模式由政府赋予开发公司（比如新加坡的裕廊开发公司（JTC））各种有利于开发区发展的权限。
杭州软件园区的定位取向应是政府引导型。政府除了有计划直接投资某些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和创业软环境外，重点应偏向于创业软环境，如风险投资机制、孵化器功能与操作机制、激励措施和有利于企业持续创新的优惠政策、法律法规。基于目前我市的实际情况，政府对各园区除已实施享受税收、房租等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通过降低人力资本的价格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目前印度软件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8万元，而我国则是15万元。降低人力资本价格的主要途径是降低住房价格和其他生活成本。
3.软件产业园区发展路径的战略选择
软件园区有外生型发展路径和内生型发展路径二种。
以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外生型发展路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经过了三个阶段，即“科技引进，人才培训”→“科技生根、市场开拓”→“科技突破、产品创新”的发展已从外生型开发区成功转变为内生型开发区，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十大园区之一。以硅谷为代表的内生型发展路径。硅谷的内生型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地方网络的工业体系和良好的企业衍生环境，通过非正式交流和学习，松散的联系结构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学习和灵活地调整一系列相关技术。硅谷的发展道路有其客观条件：一不缺人才，二不缺技术，三不缺资金。杭州应该参考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走先外生型后内生型的发展路径。其实广东东莞的成功也说明了初期进行外生型发展的必要性。
五、对关键要素的强化：集群创新及相关政策
1.企业孵化
Michael J.Nowark和Charles E.Granthum在对美国加州软件企业发展情况研究后得出：借助于孵化器对新创企业（Startups）所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和相关环境，能使这些企业中的80％—90％得以生存，而没有这些帮助的企业仅仅只有20％的生存比例。
事实上杭州软件业孵化器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在孵化器体制上，国外的孵化器基本上都是利用废旧工厂和车库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创业成本。而我们的孵化器基本上都是在现代化的全新大楼，其成本相对较高。目前这种高成本是靠国家来弥补，是不能长久的。另外由于国家的资金也有限，所以只能采取限制服务对象的办法，这也会影响软件企业的发展。在孵化起点问题，国外是从构思开始，而我们基本上是从中试开始，这里会存在失去优秀项目的可能性。另外还存在孵化器人员素质不高，服务层次低。服务内容基本上是有形的、常规的，而像风险投资、企业战略规划、员工培训等基本上没有开展。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有：第一，建立不同层次孵化器适应不同层次的软件企业，降低孵化成本。第二，应该考虑开展虚拟孵化器，利用网络进行孵化。第三，改变孵化器的产权体制，吸引各方面资金，实现孵化器体制的转换，从政府主导型向民营企业型发展。第四，不断提高孵化器人员素质和服务层次。
2.资金支持——风险投资
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归结为：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等。风险投资业是企业发展的金融发动机。据统计，美国现有的几千家风险资本公司，其中大约40％在硅谷。而印度班加罗尔地区每年也有超过200万美元的风险资金注入（赵璐，2002）。从风险投资方面分析，杭州的风险投资基金规模很小，运作机制不规范，使得软件企业孵化器的功能一直难以体现。规模较大的软件公司往往不愿搬入软件产业园区就是一个佐证。尽管政府着力在扶植重点企业，给重点企业很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但是对大量小企业来说，我们建议政府设立小软件企业扶持基金，鼓励小企业的创新。鼓励小企业迅速成长，扶持好的竞争对手，同样也有利于大企业的成长，建议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筛选机制每年扶植3-5个中小企业。
3.技术创新
政府鼓励应用软件发展的同时，引导组织开展基础软件的研究，加大投入力度与政策支持，打好软件发展基础，以培育嵌入式软件在浙江的发展，以赶上先进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从目前来看，嵌入式软件在我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政府应着眼于长远的产业发展考虑，避免产业崎形发展。
4.人才与智本资源
硅谷的成功因素之一是人力资本的先进性。“硅谷”内拥有8所大学，9所社区大学和33所技工学校。其中斯坦福大学是著名的电子学研究中心。印度软件业迅速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有大量优秀的软件人才，形成了“具体程序员→软件工程师→系统分析员→项目经理”的合理人才结构。另外还有大量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
杭州与硅谷相比，也有为数众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几个软件产业园区都与高教园区毗邻，这都为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不竭之力。杭州乃中国古都，再加上美丽的西湖和人居环境，的确是软件人才渴求的创业乐园。大学数量、居住环境等指标，杭州与硅谷不相上下，但在大学对软件精英培养和创业氛围上，这方面显然需要改进。浙大软件学院的成立，以培养软件业“白领”为定位，可以不断地为各软件企业输送所需的中、高级人才。除了浙大软件学院以外，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政策鼓励众多的职业技术学院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来培养一大批软件业所需要的“蓝领”和“银领”式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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