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背景、意义及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东盟论文,中国论文,前景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2)01-026-06
在2001年11月上旬于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和东盟达成了共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双方领导人一致同意，在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据说，中国棋先一着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震动很大（注：赖小平、喻学锋：《朱总理棋先一着与东盟建自由贸易区，日本大受震动》http://finance.sina.com.cn,2001年11月8日，16：16，粤港信息日报。）。就连当事人之一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也对东盟成员国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作出和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组成自由贸易区的重大决定而感到惊讶（注：吴新慧：《亚细安中国十年内建世界最大自贸区》，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Zaobao Online，2001年11月7日。）。这无疑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一个伟大创举。深入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方案出台的背景，探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及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展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景，无疑有利于我们加深认识，有效推动建立这一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方案：从一国的愿望到多国的共识
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最初是由朱镕基总理提出来的。在2000年11月2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朱总理在就中国与东盟深入开展合作问题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引起了广泛关注（注：http://www.focus.com.cn，2000-11-26，08：22香港商报[焦点新闻]。）。会上，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决定首先就有关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根据朱总理的指示，中方由外交部、外经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开展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利弊的评估和分析（注：http://finance.sina.com.cn，2001年11月08日，16：16粤港信息日报。）。2001年6月3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出席于新加坡召开的“2001年国际货币大会”的晚宴上曾对与会各国央行行长透露：“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正在研究中，同时，我们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使东亚各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东亚共同体。”（注：中国日报网站，2001年6月4日，19：17。）这是截止该方案于2001年11月7日在第五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正式公开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惟一一次有关这一方案的正式披露。而仅仅在5个月之后，这一方案就瓜熟蒂落，由构想变为现实。因而，方案公布后引起日韩两国吃惊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据说这一方案由构想变为现实，由中国一国的愿望变为中国和东盟共11个国家的共同愿望，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第四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当中方提出这一设想时，除新加坡等少数东盟国家积极予以响应外，其他国家态度都比较暧昧。据笔者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近些年来，区域合作有搞得太烂、只重形式、不求实效之嫌，以致使后来提出的一些区域合作方案降低了吸引力。综观东南亚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短短的10来年间，就相继出现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增长三角合作区（即“新柔廖增长三角”）、北增长三角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金四角”合作、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多种经济合作方案，此外，东盟国家还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各种活动并且要应付“亚欧合作”，可谓应接不暇。这些方案（或称计划，或称设想）中不乏赶时髦者，有的取得了程度不一的成果，有的则如昙花一现，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特别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急剧变化，像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这样曾一度取得重大进展的合作计划也陷入了徘徊状态。东盟为摆脱困境而于1997年积极推动的“10+3”合作搞了4年也进展不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一些东盟国家的积极性。
其次，受东盟急于恢复东盟组织的活力和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迫切心情的影响。金融危机发生后，随着东盟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下降，东盟组织内部的离心倾向日益抬头。一方面，各国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东盟组织扩大到10国，利益分歧和多样性增加，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难于恢复整体实力，东盟组织的作用难于发挥，引起成员国的日益不满。例如，在东盟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已丧失“东盟领头羊”地位的印尼前总统瓦希德就曾批评新加坡过于强调经济竞争而不是成员国的“团结”。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则将东盟经济迟迟难于恢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放慢的部分原因归结为越、老、柬、缅等新成员拖后腿。为使东盟不致沦为“区域清谈馆”（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1月24日。），李资政呼吁东盟“必须团结起来，结合彼此的实力，以整体的形式吸引外来投资，并朝向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前进”（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1月25日。）。与此同时，他还呼吁越、老、柬、缅等东盟新成员“改革本身的体制，开放市场，才能够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以便缩小差别，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而越南总理潘文凯则认为一些东盟成员国政局不稳，是东盟经济难于复苏、区域合作难于推进的关键所在。他指出：“政治、社会及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每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扩大合作的先决条件。”（注：潘文凯：《在第34届东盟外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7月23日。）就连新加坡外长贾库马尔也认为，“东盟给人的印象是已经相当脆弱且效率低下。”（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1月25日。）总之，大多数东盟国家领导人都对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发展感到不满，认为金融危机后的东盟已是今非昔比，“往日在区域中领袖群伦、在国际上一言九鼎的雄姿已不复见”，（注：联合早报社论《重建亚细安的国际地位》，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1月24日。）呈现出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样子。以致不少东盟国家领导人产生了这样的忧虑：东盟是否会沦为一个“夕阳组织”？（注：新加坡《海峡时报》，2000年8月14日。）正是由于东盟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使东盟摆脱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成了东盟国家领导人考虑的头等大事。相比较而言，东盟对东亚合作以及APEC内部的合作的考虑就被放到了次要地位。对此，一些东盟领导人有明确的表态。例如，在2000年底的第四次“10+3”会议期间，当记者询问新加坡将如何推进东亚合作时，吴作栋总理说，“如果亚细安还未具有足够的实力，它应该在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上循序渐进，不然它有可能在东亚自由贸易区成立后遭到‘吞噬’。”（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1月26日。）吴作栋的讲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态度很明确：东盟的当务之急是办好自己的事情，东亚合作应该让位于东南亚的合作，“10+3”合作体制的发展应该服从于东盟的发展。同样，他们也必然会认为，无论东盟与中国的合作，还是与日本或韩国的合作都应该服从并服务于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合作。这种思想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至“9.11”恐怖事件以前的一段时期内对东盟国家领导人有相当的影响。
再次，东盟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在作怪。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3亿人口、GDP已突破1万亿美元的泱泱大国。东南亚地区虽然有10个国家，但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国家，全部加在一起，总面积不过450.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亿，GDP约70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国家身边名副其实的“巨人”。小国对大国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整个东亚地区经济陷入衰退，只有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大陆与东南亚相比，一边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资纷纷涌入，而且入世已实现；一边是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吸收外资不断减少。以致“中国是东盟最大的经济竞争者”乃至“中国经济威胁论”等言论纷纷出笼。为防止东盟被“10+3”体制所“吃掉”，李光耀呼吁东盟国家团结起来，与“东北亚国家”特别是中国开展竞争。
那么，为什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东盟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致同意中国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呢？笔者认为，这主要居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寄予很大希望的“10+3”合作难于取得实质性进展之际，东盟为摆脱困境，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而采取的一个务实的举措。
我个人认为，东盟对待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合作（亦即东亚合作）的态度，前后是有所不同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酝酿阶段，正处于地位上升阶段的东盟首倡“10+3”合作，明显具有将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扩大到整个东亚，以主导东亚区域合作，在APEC中与美国抗衡的意图。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后东盟盛情邀请中、日、韩三国首脑进行会晤，使“10+3”合作由构想变为现实，则是其在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为摆脱困境，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而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东盟深刻地认识到，应对经济全球化靠单打独斗不行；而且，在集体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要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和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对东南亚国家摆脱金融危机起了关键作用，而且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的附加条件，这与美国的袖手旁观大不一样。另外，从地缘方面来看，东盟认为发展与东亚国家的合作有助于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在经济上可以形成与欧洲、北美相抗衡的强大的经济集团，从而进一步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可以借助中、日、韩三国的力量来扭转危机后东盟影响力下降的趋势，并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来主导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事务（注：参见拙作：《东盟与东亚区域合作》，打印稿第5页，2001年11月。）。因此，“10+3”（也称“东盟+3”）合作体制产生之初，一些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确对其寄予了很大希望，一度表现出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样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10+3”合作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这使东盟大失所望，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其他合作方式，以便为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寻求新的动力。
其二，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持续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东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促使东盟意欲搭乘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早日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发展趋缓，只有中国和印度等少数国家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至2001年底,中国的GDP已突破1．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突破2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而另一方面，“9.11”事件美国遭恐怖分子袭击后，自2001年3月起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更加困难，并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再一次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冲击，尚未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深渊中复出的东南亚经济又滑入了另一个深渊，延缓了复苏的进程。“9.11”事件使东盟国家进一步发现，“他们与美国的牢固联系使他们非常容易受到影响”（注：香港《南华早报》，2001年12月3日。），为重振东南亚地区经济，他们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寻找新的出路。正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指出的，“过多的依赖一个地区或国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多元化，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注：http：//finance.sina.com.cn，2001年11月6日，10：46中国新闻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泰国总理他信等东盟领导人也都表示出拟扩大对中国出口的意愿。东盟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与中国加强合作，有助于东南亚地区摆脱困境。
其三，是东盟国家在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的、理性的思考之后慎重做出的一项选择。
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讲，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9.11”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精英逐渐认识到，搞市场经济就必然有竞争。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大市场，与中国合作对东盟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竞争是次要的，合作是主要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关税互免，互有好处。再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将日益增多，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一定会带来一个双赢的结果。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2001年11月上旬召开的第五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东盟一改常态，爽快地接受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构建面向21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新型关系的一个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极大地增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同繁荣创造一个更为宽松和有利的环境。这个拟议中的自由贸易区，就贸易规模来讲，目前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但其市场潜力则比后者还要大。根据2000年的统计数字，东盟10国和中国的总人口为18亿人，GDP总值已达1.7万亿美元；到2010年人口将达到20亿，GDP总值将突破2万亿美元。（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亚细安——中国自由贸易区》，2001年11月7日。）因此，这一自由贸易区如能建成，不仅将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而且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它将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将大大提高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强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更好地促进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区域内各国人民谋求福祉。根据中国与东盟之间已达成的意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的主要内容是关税减让，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减少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实现零关税。为此，朱镕基总理在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就新世纪初中国与东盟的重点合作领域提出建议说：根据东盟一体化的需要和中国——东盟各自的优势，可以把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澜沧江——湄公河开发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领域。双方可以利用现有合作渠道，逐步在这些领域中建立官、产、学三方面参与的磋商机制。中国愿与东盟就双方农业合作的中长期规划签署备忘录。
为保证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中方还再次作出了如下一些承诺：A.中方将履行自己在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并且愿与东盟共同努力，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B.为支持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别，中方将适时向东盟中的3个不发达的成员——老挝、柬埔寨和缅甸提供特殊优惠关税待遇。C.加强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方对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持积极态度；继续支持东盟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努力；愿意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为使南海局势更加稳定，中国愿与东盟早日完成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磋商。D．中方将出资500万美元资助上湄公河航道的清障工程；愿以援助的方式，承建昆明——曼谷公路老挝境内1/3路段；中方对建设泛亚铁路继续持积极态度，只要东盟最后确定选线方案，中方将尽快启动境内相关线路的修建或改造，为此，建议双方建立交通部长会晤机制，加强沟通与协调。E.中方将继续支持并参加“电子东盟”的建设，今后几年，中方将加大对东盟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力度，并积极参加东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F.中方将加强与东盟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东盟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努力，开展与东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等方面。毫无疑问，中方的这些措施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贸易区建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将更加密切，双边贸易额和相互投资必将大幅度增加，合作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合作领域将大大拓宽。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起到一种“强力粘合剂”的作用，使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更加牢固。正如朱镕基总理在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深化发展同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注：《人民日报》，2001年11月7日，第一版。）。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地缘相邻，文化相通，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往。近10年来，双方合作更是不断充实和发展，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双方高层往来不断，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在当前全球经济减速的情况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仍保持显著增长。2001年头3个季度，双方贸易额达到303亿美元，全年可突破400亿美元（注：南洋商报社论《东协国家的挑战》，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1年11月5日。）。但是，要使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仍然存在着如前所述的一些障碍，因而影响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方面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再一次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深化发展同东盟国家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诚意和决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就将更加容易，更加频繁。这无疑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增信释疑及其矛盾和分歧的解决，友好合作关系将再上新台阶。这样，不但有利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
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众所周知，自上世纪末以来至今短短的10来年间，东亚区域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合作体制自1997年正式产生以来，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问题，但还是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截至2001年底，已召开了5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对金融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在合作机制方面，已建立起包括非正式首脑会议、外交、经济、财政部长级会议、财政、央行副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等政府机制，以及“东亚展望小组”、“主要产业——商业论坛”等多层次的合作机制。此外，东亚合作的内容也进一步拓宽。相关各方确定了经贸投资、货币金融、科技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政治安全和跨国问题等重点合作领域；签定了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等合作协议；决定在金融管制等方面加强合作，以便降低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东亚13国首脑还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以研究设立“东亚首脑会议”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同意建立“亚洲信息科技带”，以便促进东亚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但是，尽管已取得了上述进展，东亚区域合作仍然处于初创阶段，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离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还很远。由于各伙伴国在文化、政体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各国所要谋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同，近两年来东亚区域合作并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一些计划“时至今日仍停留在口头上”（注：http：//finance.sina.com.cn，2001年11月6日，10：46中国新闻网。）。在10+3合作难以取得突破之际，中国与东盟率先成立双边自由贸易区。这一举措不但不会分裂10+3合作，阻碍东亚合作的发展，而且将为10+3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有效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国际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消息公布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盟国家都受到很大震动。日、韩两国很快表达了要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韩国还表示要研究同东盟组成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注：吴新慧：《亚细安中国十年内建世界最大自贸区》，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版），Zaobao Online，2001年11月7日。）。东盟则表示将在2002年的10+3会议上动员日本和韩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为建立包括东盟和中、日、韩13国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南部特别是云南省与东南亚的次区域合作。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文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三、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困难和问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目前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仅仅只是第一步，今后10年内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东盟的立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否由构想变为现实，东盟的立场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这一建议是由中国方面提出来的，而且，朱总理已公开表示，“这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政府对此予以积极支持”（注：《人民日报》，2001年11月7日，第一版。），因此，中国方面的态度不用担心。但是，东盟的情况就难说了。首先，东盟是一个由10个国家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利益和打算。东盟作为一个区域合作组织，奉行的是一种“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很难做出中国政府那样的决定和保证。因此，在2001年11月上旬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东盟10国只是“一致同意”由中方提出的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未就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未做出任何承诺，双方达成的仅仅只是一个“君子协定”。其次，在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消息公布后，东盟国家领导人对此都比较谨慎，除文莱苏丹博尔基亚、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作过一些评论外，其他人大都没有发表看法。再次，从东盟国家媒体就此事发表的评论来看，虽然做出了一些积极的、正面的评价，但也明显表现出对某些问题的担心。尽管如前面所说的，正是由于一年来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变化才促使东盟爽快地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但东盟的担心仍然存在。东盟的担心，一是害怕中国经济“威胁”，即怕竞争不过中国，外资大量流向中国；怕随着中国加入WTO，一方面东盟的传统出口市场被中国挤占，另一方面中国的廉价商品大量进入东盟市场。二是担心摊子铺得太大，目标难于实现。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一篇社论就曾指出，“从现实执行层面观察，东协自由贸易区犹遭受到各种阻碍，各国市场是否能在2003年完全开放，仍有待各国的相互协调及合作，如要再进一步扩张成为中国与东协的自由贸易区建议，挑战将更为巨大。”（注：南洋商报社论《东协国家的挑战》，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1年11月5日。）三是担心美国不高兴，予以阻挠。总之，上述情况说明东盟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仍有顾虑，对此仍需有一个认识过程，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其态度仍可能发生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仍需继续做好东盟的工作。
第二，美国的态度。
美国虽远离亚洲，但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世界上的任何事务它都想插手，而且能够插手。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大事必然引起美国的关注。但不知是否由于忙于反恐怖战争而无暇他顾，我们并未看到美国对此做出任何评论。东盟媒体已经对此表示出担心：“不能忽略的是美国对这一建议的反应。美国主导成立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其目的之一是以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为名保障美国在这一区域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若动用其影响力，延搁这一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并不令人惊异。”（注：南洋商报社论《东协国家的挑战》，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1年11月5日。）看来，东盟的担心不无道理。鉴于以往的经验，如果美国认为这一自由贸易区影响到它在东亚地区的利益，美国无疑将予以阻挠。对此我们应给以重视。
第三，东盟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
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至今仍处于低迷状态；一些主要成员国在经历了政治社会的动荡之后国内政局刚刚趋于稳定；东盟组织的作用仍然难以发挥，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实施进展缓慢，而东盟投资区计划则至今仍停留在口头上，引起了成员国的不满。因此，巩固各成员国政治社会的稳定以及恢复东盟的生机与活力，已成为东盟的当务之急。对此，东盟领导人们已取得一致看法。例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不止一次表示，东盟的当务之急是办好自己的事情。他指出：“新加坡是希望先加强亚细安的内部团结，实现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然后才把自由贸易区的范围扩大。”（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1月26日。）而越南总理潘文凯则认为当前东盟应着重解决稳定、团结、实现一体化和扩大合作等四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注：潘文凯：《在第34届东盟外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7月23日。）因此，如果东盟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东盟的作用难于发挥，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实现不了，那么，东盟无论对10+3合作还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兴趣都不会很高。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力所能及地帮助东盟度过难关。
第四，10+3合作以及东盟与日、韩之间合作的影响。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提出，如今东南亚——东亚地区已存在着3个区域合作计划（还不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及许多次区域合作计划），在这3个合作计划中，东盟都在唱主角。如果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那么可以相互补充，齐头并进；反之，如果厚此薄彼，那么将对其中的两种合作带来不利影响。就东盟来讲，对这3个合作计划肯定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如上所述，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盟的重中之重。在该计划难以推进之际，东盟才转向积极推进10+3合作；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提出并得到东盟的一致同意，则是在10+3合作趋于徘徊之时。很明显，东盟接受新的合作计划，旨在刺激东盟自身的合作与发展。此外，如果东盟在今后几年与日本和韩国达成协议，甚至捷足先登，分别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那么必将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不利影响。这一点也是我们应当估计到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日本有关人士已经表示：中国和东盟结成自由贸易区对日本暂时不会构成威胁。实现这样一个贸易协定并非易事；“日本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亚洲的75%，没有日本和韩国的参与，这样的自由贸易区不可能真正繁荣。”（注：《日经团联会长：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不构成威胁》，人民网，2001年11月8日。）
第五，某些技术性因素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否由构想变为现实，最关键的是要把现在的“君子协定”尽快转变为“文本协定”。也就是说要尽早启动削减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的谈判以及确定某些合作项目，并且达成书面的正式的协定。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同，情况各异，因此这是一项艰苦、细致而且又费时的技术工作。它关系到建立这一贸易区的进程。如果谈判顺利，就会加快进程，反之则会延缓进程。因此，合作双方都应该从大局出发，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为谈判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存在着以上一些不确定因素，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大势所趋，是对中国和东盟双方都有利的事，只要我们正视这些困难和问题并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克服，就一定能够趋利避害，实现我们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想，在我们所应采取的应对措施中，最关键的是要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与此同时，还要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东盟坚定信心。如果我们合作双方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排除干扰，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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