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小康论文,时期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它规定了中国在21世纪初叶的发展方向。
全面建设小康战略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部分，因此，它不是对原有战略的一次变革，而是中国“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邓小平生前制定的“三步走”战略规定：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比80年代末再翻一番；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注：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16页。）
在“三步走”战略中，头两步跨越时间短，目标较具体，但第三步在时间上跨越半个世纪，中间目标不明确。全面建设小康战略的提出弥补了“三步走”战略的不足，为中国在完成头两头发展任务后的下一步的发展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使21世纪初叶的中国的发展目标明确、方向清晰，而且目标管理具有可操作性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战略当然要服从并为国家战略服务。过去20年，中国外交较好地服务于头两步国家发展战略，为中国的发展建设创造和保持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今后20年，虽然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总目标不变，但20年中国内国际形势会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因此需要分析、判断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大体趋势，思考、探讨全面建设小康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可能出现或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 2020年前中国国力发展趋势
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国家对外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源于国家力量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中国未来20年的外交及外交战略不能不受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都是定性的、无形的，因而就更难以预测和把握；相比之下，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发展变化基本是数量上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可见性。
（一）经济实力：一流强国、世界第三
十几年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实力的长远发展趋势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和预测。乐观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20年左右总体上会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都做过这样的预测。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时再翻两番，即由2000年时的1万亿美元扩大到2020年时的4万亿美元。
国内、国际多数机构和人士认为，十六大制定的今后20年中国经济规模再翻两番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主要的依据是中国的发展仍然是处于上升期，具有一定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自然增长性。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国内需求会带动经济较为长期的发展。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时期内，经济高速发展期维持了30年左右，有的达到40年，而国内市场更大的中国有可能保持更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的年增长率已有20多年，再有近20年的较高速度的发展是有可能的。
如果中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保持过去20年的态势，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那么到2020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法国（2000年时为1.29万亿美元）、英国（2000年1.41万亿美元）和德国（2000年1.87万亿美元），达到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2000年9.88万亿美元）和日本（2000年4.68万亿美元）。（注：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pp.233-239.）
也有些人士和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更为乐观，认为再过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日本，甚至同美国平起平坐。从现实角度看这是不大可能的。美国的经济规模现在是9万多亿美元，即使是美国原地不动，中国在20年内也是远远达不到美国经济的规模，况且美国经济发展也不会原地不动，总体规模更不会下降或缩小。日本现在的经济规模是4万多亿美元，即使日本经济今后20年像过去10年那样基本是原地不动，到2020年时的中国经济总规模同日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超过日本的可能会来源于汇率的重大变化，就像日元汇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那样。
（二）科技水平：从中等到中上等
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远不像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那样明确和乐观，其依据是过去改革开放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就远不如中国经济发展那样成效显著。不能否认，到目前为止的过去20年中，中国科技有一些发展，科技水平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无论是看科技竞争力排位、诺贝尔等国际重大科技成果奖项，还是看科技硬件、软件产品，多数先进机器、设备、仪器、材料、软件等中国还需要进口，中外产品还有较大的技术差距。无论是雄伟的三峡大坝工程，还是全国高校“211工程”要购置的几十万、十几万人民币的先进设备仪器，需要进口的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中国天上飞的、路上跑的、桌上用的东西，多数先进的产品还是国外生产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曾对中国的发展有这样的评论：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成就巨大，面貌一新；但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经济实力发生根本性的改观的同时，世界上仍然没有任何一项领先的技术和产品是属于中国的。（注：［美］哈里·哈丁：2000年4月在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当时作者在场。根据作者记录。）仔细推敲起来，哈丁先生这样的评价不一定完全准确，我们可能在某个方面有的技术领先世界，但在主要、基本的方面，哈丁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
这样的情况在近年来有一些改变。中国的半导体、计算机制造、软件设计等方面近年来有了较为显著的进步。但是，这些进步还不足以使国人感到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今后的20年内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使中国的科技水平在总体上或主要方面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能否像中国经济实力那样排在世界前几位还是个很大的疑问。
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美、欧、日、澳等科技发达的国家面前，如果说目前中国的总体科技水平是属于世界中等水平的话，那么经过今后20年的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即由中等到中上等，应该是可能的，是可以达到的科技总体发展目标。
（三）军事力量：差距可能拉大
如果说今后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如经济发展那样乐观的话，那么今后20年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前景恐怕就更令人悲观了。因为，军事水平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科技水平。乐观的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防建设，即军事实力的发展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但纵观人类历史，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能够成为军事强国，国为军事实力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这在21世纪的今天无为如此。如果说可以用钱买来现代化的民用飞机、汽车等机器设备产品，那么在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恐怕没有一个军事强国会把大批的先进武器卖给另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军事现代化是买不来的。
推进国防现代化需要经济和技术这两个基本条件。今后20年，中国在经济上可能具备条件，但在科技上却难以发展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像过去20年那样，今后20年中国同美国、日本等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比较，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水平的总体差距不但不会有明显的缩小，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
二 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演变趋向
在世界范围内，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未来国力的变化最直接的结果是将引起中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和国际利益的逐渐改变。
（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1.从大国走向强国，从政治、军事大国走向政治、经济大国。
中国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平民百姓，长期以来具有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大国意识”和“大国情结”，即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大国。但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中国的大国地位多建立在非力量、物质基础的政治、文化等要素方面。国内外人士通常论证中国是世界大国的几个主要依据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三，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再加上是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这些赋予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但分析起来，上述几项中国大国地位的基础多是观念上、政治上的务虚的东西，如文化传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上的要素如人口和国土往往在现代并不是国家力量的主要条件。在几项要素中，惟有核武器是现代国力中明确的东西，但中国在这方面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在五个核大国中较靠后的。
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在诸如中东、东欧、非洲、拉美等很多重大问题上的大国作用局限于政治与外交的表态而无实际影响力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国的大国地位多是建立在人们的观念、历史、政治和人口、领土数量基础之上，而缺少经济、金融、军事上真正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国地位长期以来是有缺陷的，是个瘸腿的、不标准、不完整的世界大国。或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是一个领土、人口、历史、文化大国，不是一个经济、科技、军事强国，中国在世界上大而不强，就像中国很多大企业那样。
这样的状况在过去20年中逐步有所改变，在今后20年内会有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中国在2020年时，将是一个标准的、全面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
中国经济规模20年内如果出现从1万亿美元到4万亿美元的变化，那么它既是一个巨大的数量变化，也是一个根本性的质量变化。那样，中国将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标准的世界强国。世界经济也就会出现美、欧、亚三大经济区大体相等的力量结构，甚至从国别角度上看出现美、日、中三大经济大国结构。未来20年内，虽然在科技、军事上还难以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也会改变现在的面貌，迈上一个新台阶，达到世界中上或较为先进的水平。
2.从“地区力量”走向世界强国
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把中国定位于亚洲“地区力量”，引起中国的不满。即使是现在，美国等国家仍把中国定位于地区力量，这在各种正式文献或讲话中都可以表现出来。而实际上，中国对外的力量和影响也就局限于亚洲地区。亚洲以外，包括中东、非洲、欧洲、拉美、北美等世界各个地区，中国除有些贸易等经济关系外，没有影响那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能力。所以，中国的“大国”地位实际上是一个亚洲（确切地说是除西亚以外的亚洲）地区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个地区力量。
这种情况迄今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虽然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增加了，但中国还无力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中东事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向中东派特使，除了表达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协商合作、各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愿望外，恐怕没有任何能力促使中东问题及有关方面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使形势出现实质性的变化。而在中东以外的非洲、拉美、欧洲等地区，中国的能力和作用更局限于在联合国讨论这些问题时发挥些作用。
今后20年内，中国能否从一个地区大国演变为一个真正对世界的作用和影响超过一个所在洲的世界大国？回答当然取决于中国的能力和意愿，而意愿是建立在能力基础之上的。如果中国在今后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中国至少在经济方面的影响超出亚洲地区。这里所说的经济上的影响不仅限于同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贸易及投资活动，而且包括中国经济对世界各地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的经济资源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今后20年内，随着中国接近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就会像今天的美国、日本经济那样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也就具有经济资源影响世界和地区事务的能力。
（二）中国的国际利益
千百年来，国家利益的基本方面是不变的，一直主要是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国际地位、影响和声誉。但是，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力量的变化而变化。未来20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扩大，同外部世界联系与合作的加深，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的国际方面也必然扩大。
1.经济利益的扩展：从点到面
目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等经济关系，甚至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果把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画一幅图，那么突出的将是图上的各个点。
今后20年，中国的发展会导致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由点成面。具体的含义是中国的经济利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不局限于同中国有重大经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而是对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国际生产和市场、世界能源等方面有全局性的影响，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影响。
较为明显的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石油消费国和石油进口国，中国对中东及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会扩大。现在中国每年进口7000多万吨石油（2002年是8000万吨），随着国内汽车的普及，未来2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会有大幅度的增加，中国公司也会更大规模地参与世界石油的开采和运输，因此中国对中东和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也会扩大。反过来，世界石油市场、能源安全对中国的影响也同时加大，促使中国更加关切维护中东等世界石油生产与运输的安全。
近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危机、日本经济问题等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影响。今后20年，随着中国同世界经济联系的增加、融合的加深，中国有更大的利益、责任和能力关注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解决世界经济中的问题，包括南北关系、发展中国家、贫困等问题。
2.安全利益的扩大：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
今后20年内，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国内安全问题，即防止台湾独立及实现国家统一，防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影响边疆等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等。在这些基本的安全利益中，除台湾问题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传统安全问题外，其他安全问题就其内容和实质来说，更主要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未来面临的安全问题还不只是“三股势力”。未来20年，世界发展的大势决定着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等范围广泛的“人的安全”的问题。“非典”已证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会给国家和公众安全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和危机。
三 中国外交战略问题
（一）总体外交战略：从“独立自主”／“和平环境”战略走向“共同发展与安全”战略
自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以后，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战略定义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或政策，党的十六大重申了这一表述。（注：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4版。）“独立自主”作为外交战略，是针对当时冷战、针对美苏争霸提出的，它的实质是在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结盟，不加入任何一方，不参加任何集团。十二大对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表述是：“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注：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因此，独立自主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实质性外交战略，表明和规定当时中国外交的立场和战略方针。
但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以及今后20年，中国外交基本上不存在同谁联盟、加入集团的问题，独立自主不存在问题。因此“独立自主”也就难以说明、也难以成为过去十几年及今后20年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内容。没有人怀疑过去十几年和今后20年中国外交不是或不会是独立自主的。在独立自主已经实现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就不再成为目标、不再是实质性的内容，而仅是形式。独立自主不是关键，关键是独立自主地去做什么，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独立自主”不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或实际内容，也不会是今后20年中国外交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它仅是个形式或方式。
观察过去十几年中国外交真正的内容和目标，就是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反复重申的内容：外交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这才是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外交的实质内容和目标。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不是“独立自主”战略，而是“和平环境”战略，即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战略。
在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有必要继续保持为小康建设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的战略内容和目标。但是，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未来20年，中国的小康建设在外交上存在着保持一个“和平环境”的需要和利益，但仅是为国内小康建设维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则越来越不够，越来越不足以反映中国发展、国际地位、国际利益与责任扩大的现实及需要。因为所谓外交或对外关系，既包括为自己的利益和目的服务的“对内”取向的一面，也有超越自我考虑、自我利益而为他国、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考虑、为整个世界服务的“对外”取向的一面。在国家较弱时，外交自然要为自己考虑多些；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外交中“对外”的一面应当增加。因此，未来20年，中国总体外交思路和外交战略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发生转变，由主要为自己发展利益服务的“和平环境”战略，转向同亚洲和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中国的对外战备不但要考虑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同时也要更多地把自身的发展与安全同亚洲和世界的发展与安全结合起来，完全融入世界，真正同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为亚洲和世界的发展与安全做出更大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战略不但要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也要更多地考虑亚洲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安全，从中国和世界两个立足点考虑对外战略问题，如中国近几年来提出的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那样。这样的转变是中国的发展、实力、利益、责任及与外部世界融合增加的现实反映，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更大发展的需要。实际上，近几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变化。
（二）亚洲地区战略：从双边到区域合作及一体化
中国过去和今后的发展当然也是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寻求共同发展是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课题、利益和责任，中国更需要在亚洲执行“共同发展安全”战略，使整个亚洲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中受益，而不是出现“零和游戏”的局面。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在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时期亚洲将继续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地区。近几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非典型肺炎、恐怖袭击等表明，很多经济、安全问题不是单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亚洲越来越需要多边合作和共同努力来解决亚洲面临的经济、公共卫生、环境、毒品、恐怖活动等非传统安全与发展问题。
实现亚洲共同发展与安全的目标不能局限于单边和双边的努力。随着中国和亚洲各国与地区联系及合作的加深，中国和亚洲地区越来越需要多边的形式，需要在亚洲建立各种共同体，推进亚洲经济等方面的一体化。亚洲近几年来已经出现这样的需求和趋势。
在经济共同发展方面，中国和亚洲需要推进以“自由贸易区”等为形式的经济一体化。在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首先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不失为一种较为现实和可行的形式。今后20年内，中国可以在较为成熟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区域推行多边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中国与东盟十国已同意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今年将完成相关谈判。东北亚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也开始在相关国家中探讨，虽然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现在条件还不够具备，但未来20年内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的进展，条件将会更加成熟。如果在未来20年内亚洲出现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实质性合作及一体化安排，就会为整个亚洲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创造条件。欧洲和北美的经验已经证明，自由贸易区等形式的多边经济合作及一体化是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形式。
在共同安全领域，中国、俄罗斯及中亚四国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为区域安全合作与实现多边共同安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努力。在今后20年中，中国与亚洲的共同安全需要中国和各国继续努力，健全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适时促进东北亚和南亚地区的共同安全区域合作。
在整个亚洲太地区，需要逐步建立地区多边共同安全机构或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地区性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构，其进一步发展和健全是符合地区共同安全的利益和需要的，应当成为地区安全的努力方向。
（三）美欧俄战略：伙伴和对手
如果说亚洲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周边和地区方向，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则是中国外交的“大国方向”，对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也是未来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
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的国家战略目标，要求中国坚持和发展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合作关系，尽可能避免冲突与对抗。欧洲是一个世界发达国家集中的地区和国家集团，同中国不接壤，也没有直接的安全问题。中欧关系主要是经济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两个方面。未来20年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事业的发展，中欧间的联系和共同经济利益将会扩大，双方的合作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两国间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和分歧。中俄未来国家战略的重点都是发展经济，两国在能源、贸易、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存在发展的潜力，未来20年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将扩大，存在着发展战略、政治、经济全面伙伴关系的需求和条件。两国间存在的问题是俄中央和地方一些人士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和顾虑，认为中国的发展以及中俄在经济及人力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俄罗斯可能造成威胁。中国要在今后的发展中注重管理和解决两国合作中的问题，包括贸易、人员流动与交流管理问题，探索双方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途径和机制。
未来20年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不确定的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这里的根本原因是在美国政府、军队、国会和舆论中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式的对中国发展的担心和警惕以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使命要求中国在今后继续贯彻过去10年同美国“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战略方针。同时，中国必须保持对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同中国抗对抗的警惕，并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准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对抗的可能。除台湾问题外，中美两国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利害分歧，中美需要在今后继续发展在国际和地区（包括在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及协商与合作。
（四）中东、非洲、拉美第三世界战略：发展外交
未来20年中国同中东、非洲、拉美各国关系中的主题是发展问题。发展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任务和课题，也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因此，除防止“台独”势力“扩展国际空间”的努力外，中国对中东、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将更加呈现“发展外交”的特色。这是中国未来20年越来越需要也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和地区。如果说未来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那么中国既需要也能够在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上“做出贡献”。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有利益、有责任、有道义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共同发展做出努力。中国应尽可能地避免在安全领域试图做单方面或双边式的“贡献”，因为安全事务较为敏感，是非较多，且容易引起误解。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应尽可能寻求通过多边的形式，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
（五）联合国及多边外交战略：新的、共同的国际秩序
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增强与扩大，中国需要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外交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联合国等多边外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既满足中国通过多边机制实现自己的利益与理想的需要，又是中国对世界、对国际社会可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领域和方式。多边外交是中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内的努力，逐渐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的原则、主张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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