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梯子论文,写了论文,经济史论文,踢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了推进其经济发展，他们必须采用一套“好的政策”和“好的制度”，这其中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严格的专利法。当某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不愿意采纳它们之时，这种建议的提倡者们常常对这些国家的愚蠢表示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这些政策和制度已经是被尝试和被验证过的发展良方。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和制度毕竟是发达国家为了致富在过去已经使用过的。他们如此绝对地相信自己的这种建议，以至于在他们看来，这不得不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外部压力被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当这些国家不想要这种建议的时侯，也是如此。
自然，对于这些政策和制度是否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已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奇怪的是，甚至许多对这些政策和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表示怀疑的人也把下面的看法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些政策和制度是发达国家在他们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时所使用的。
与这种传统智慧相反，历史事实却是这样的：富裕国家在过去不是在他们现在所推荐的、并常常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幸的是，这种事实目前鲜为人知，因为资本主义的“官方历史学家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改写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
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过去都使用关税保护和补贴来发展他们自己的工业。有趣的是，英国和美国，这是两个被看作是通过他们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达到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过去在使用保护和补贴方面却是最敢作敢为的。
与流行的神话相反，在推进她自己的工业上，英国是强有力政策最敢作敢为的使用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开拓者。这些政策虽然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但可以回溯到与毛纺业相关的14世纪（爱德华三世）和15世纪（亨利五世），毛纺业是当时的主要工业。在那时，英国是向低地国家出口原毛的国家，例如，亨利五世试图通过向原毛出口者征税，并通过不正当手段从低地国家挖来熟练工人来改变这种状况。
特别是在她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在1721年的贸易政策改革到大约1860年采行自由贸易政策之间，英国使用了非常有操纵性的(dirigiste)贸易政策与工业政策，这涉及到非常类似于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后来为了发展她们自己的工业所采取的措施；在这个时期，她比法国更严厉地保护了她自己的工业，这种操纵性的政策与其后来鼓吹的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体制相反。正因为这种历史，19世纪中叶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英国向诸如德国和美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推销自由贸易，犹如已经攀登到顶端的某个人试图“踢掉梯子”一样。
李斯特并不是按照这种眼光看待这种事情的唯一的一个人。美国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就具有这种看法。确实，正是诸如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弥尔顿和（现在已被遗忘的）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等美国人首先系统地发展了幼稚工业的观点。确实，李斯特已普遍地被看作是幼稚工业理论之父，但事实上，李斯特最初是一位自由贸易者（他是德国关税同盟的热心支持者），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被放逐在美国的期间，他才认识到了这种观点。
今天人们很少知道，19世纪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智力交互作用并没有到此就结束。在19世纪末，由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得、克尼斯、施穆勒和桑巴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吸引了大量的美国经济学家。1873年，美国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的领导人克拉克前往德国留学，在罗雪尔和克尼斯的指导下研究历史学派，虽然他后来逐渐地远离了这个学派，现在美国授予年轻经济学家（40岁以下）声望最高的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那个时代，里查德·埃利(Richard Ely)作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也曾在克尼斯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通过他的门徒康芒斯，里查德·埃利对美国的制度主义学派产生了影响。里查德·埃利是美国经济学会奠基者之一，直到今天，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仍存在的最大的公众讲演就是以埃利命名的，虽然现在这个学会的成员很少有人知道埃利是何许人也。
不加夸张地说，在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世界上保护最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上，如果不是起到更大作用的话，关税问题至少也与奴隶制问题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导致南北分裂的两个主要问题中，南方实际上在关税战线上比在奴隶制战线上更害怕。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位著名的保护主义者，他是在辉格党（现共和党的前身）非凡的政冶家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领导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后者提倡以基础设施发展和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这个名称标明了这种认识：自由贸易符合英国人的利益）。林肯的高级经济顾问之一亨利·凯里(Henry Carey)就是著名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家，他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初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美国唯一重要的经济学家”，但是现在他几乎已经完全从美国经济思想史中被蒸发掉了。另一方面，林肯认为，非裔美国人是劣等种族，奴隶解放是一种不能马上被实行的空想家的建议——据说他在1862年解放奴隶是作为一种战略来赢得战争的，而不是出于某种道德信念。
在保护他们的工业上，美国人在当时一直就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Jean Baptiste Say)等著名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的未来是在农业上。然而，美国人确切地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博弈。他们知道，英国是通过保护和补贴达到领先地位的，因此，如果他们也要达到这种地步，他们就需要做同样的事情。针对英国人向他的国家所宣传的自由贸易，南北战争时期的英雄和美国在1868年到1876年间的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反击道，“在200年之后，当美国通过保护能够获得自己的产品时，她也将采行自由贸易”。当他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领先地位时，她也通过向欠发达国家推销自由贸易并迫使他们实现，从而开始“踢掉梯子”。
英国和美国可能是更戏剧性的例子，但是几乎今天发达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阶段也都使用了关税、补贴和其它手段来推进他们的工业。在这个方面，德国、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甚至瑞典这个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看作“小的开放经济”的国家，也曾经战略性地使用关税、补贴、卡特尔和对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国家支持来发展他们的关键性产业，特别是对纺织、钢铁和工程进行了支持。
自18世纪末以来，存在着诸如荷兰和瑞士这些国家保持自由贸易的某些例外。然而，这是一些在18世纪其技术发展已经达到前沿的国家，因而，她们不再需要更多的保护。也应该注意到，直到17世纪，荷兰为了建立她在军事和商业上的霸权地位，曾经使用了给人印象深刻的干预主义措施。而且，直到1907年，瑞士没有专利法，这直接与今天的正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调相抵牾（请看后面的论述）。更有趣的是，荷兰在1869年废除了她在1817年制订的专利法，其理由是，专利是政治上制造的垄断，它与自由市场原则不一致——这是为今天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所不能理解的一种立场，直到1912年荷兰才又重新实行另一部专利法。
在制度发展上，这种故事也是类似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今天的发达国家甚至没有诸如职业的文职人员、中央银行和专利法。只是在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案》(the Pendleton Act)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才通过竞争过程招募其职员。中央银行是一种今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所珍爱的一种制度，但它在今天大多数富裕国家的20世纪以前并不存在——这种不存在的原因一点也不是因为它像今天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所谴责的作为帮助厚颜无耻的借贷者脱离困境的一种机制。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是在1913年才建立，直到1926年，意大利的中央银行甚至没有垄断票据发行。而到19世纪末，许多国家才允许外国发明者申请专利。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尽管存在着国际压力，但瑞士和荷兰分别直到1907年和1912年才实行专利法，因此她可以自由地从国外“偷窃”技术。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通过这种制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发达国家在她们发展的早期阶段曾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发展制度。制度的发展典型地需要几十年、有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在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个例子：至少从17世纪开始，中央银行的需要至少在某些阶层中被感觉到了，但是，第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只是在1844年才创建，大约晚了两个世纪。
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例如，按照收入水平来衡量（可以承认这是很不完善的），1820年的英国要高于今天印度的发展程度，但是，她甚至没有今天在印度所存在的许多最“基本的”制度。她没有普选权（她甚至没有男性的普选权），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收入所得税，没有全面的有限责任，没有完整的银行破产法，没有职业行政职员，没有富有意义的证券管制法(securities regulations)，甚至没有最低限度的劳动管制法（除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和严格执行的对童工的管制法）。
如果富国推荐给贫国的政策和制度不是她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时所使用的，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富国试图踢掉使她们爬到顶端的梯子。在过去的20年中，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采行所谓“全球标准的”政策和制度，而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困难了，这不是巧合。
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已经减半，从上一个20年（1960年至1980年）的3%下降到1.5%。特别是，当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和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绝对收入下降的同时，拉丁美洲实际上停止了增长。经济的不稳定性明显地增加了，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所目睹的频发的金融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日益在加剧，贫困人口有了相当大数目的增加，而不是在减少。
做哪些事情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
首先，有关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历史事实应该更广泛地被公布。这不仅仅是“使历史正确”的事情，而且也是允许发展中国家以更广泛的见闻为基础做出选择的事情。
其次，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财政援助时所附加的条件应该从根本上被改变。应该承认，正统的药方是失灵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可能不存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的“最好实践的”政策。
第三，WTO的规则应该被重写，以便允许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她们的工业，可以更积极地使用关税和补贴。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被允许实行不那么严格的专利法和其它知识产权法。
第四，制度革新应该被鼓励，但是这不应该被等同于对所有的国家强加一套固定的（在实践上是今天美国的）制度。发展中国家特别要注意，不要过快地更换制度，尤其是相对于今天发达国家过去可比较的发展阶段，她们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制度，要知道，建立新制度并使其运转是有成本的。
通过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用更适合于她们自己条件的政策和制度，这些国家将能够发展的更快。在长期内，这也将使发达国家受益，因为这将增加她们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发达国家不能把这种前景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不幸。
（本文原名为《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经济史和智力史如何由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辩护而被改写》，发表于《后我向思维经济学评论》，将收录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新中文版出版。该文可以被看作是作者的专著《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透视》的摘要，该书获得了2003年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所颁发的缪尔达尔奖，它已经被翻译成土耳其文、朝鲜文、波多黎哥文和西班牙文等4种文字出版，目前中文版也正在翻译中。本文译者王晓蓉，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校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