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生成机理：环节、要素及序列加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序列论文,要素论文,事件应急论文,环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1）04－037－（7）
一、引言
近年来，应急决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但应急决策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还很初步，应急决策的普遍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尚未成型。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社会科学领域的应急决策研究主要聚焦在认知－心理、官僚－组织、议程－政治三种视角，融合了心理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不同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了应急决策研究的分析模式；工程技术领域的应急决策研究主要聚焦在应急决策模型、应急决策方法、应急决策模式等方面，特别是针对某些具体领域实际应用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日渐成为研究热点。然而，就应急决策原理方面的基础性研究，特别是应急决策生成机理方面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却很少涉及，事实上，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是应急决策系统研发的基础理论，更直接关系到应急决策在实际工作的效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缺乏重大公共事件和灾害条件下的应急决策机理研究，因此关于应急资源的布局理论和技术、多点配送的资源调度理论和技术、应急联动方案动态调整方法等研究也尚未成熟”。由此可见，应急决策生成机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惟有科学认识应急决策生成机理，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应急决策，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二、应急决策：一种新的诠释视角
“应急决策”（Emergency Decision-making）是时下不仅学术界包括日常生活中都越来越多被大家使用的一个词。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应急决策（Emergency Decision-making），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认为，应急决策不同于常规决策、风险决策或一般的不确定性决策，它是一种在危急关头或紧要关口、时间有限、信息不对称或不全或失真而又必须做出抉择的、特别的、超常规的、处置政治性与社会性影响后果极其严重但又极端不确定性的决策，是危难之际为了处置紧急状况所迫不得已而采取应对方案的过程。显然，应急决策对决策者的政治洞察、决策经验、责任承担、风险认知、决断中的自由裁量行使方式及个性心理特征特别是临危决断能力等都是极大的考验，决策主体又往往是短时间内十分紧迫的集体决策，需要极短时间内紧急研究决定并拍板，或是根本来不及商量就由一把手或第一责任人做出抉择。
事实上，应急决策是决策者在处于突发公共事件上如何处置、或有效控制事态恶性发展才最有利于生命避险、财产保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问题，在理论上是如何根据有限信息判断局势、权衡利弊、选择相对满意方案来控制局势、稳定事态的问题，这个可能只在事后才会被证实是否是满意的方案，可能既不是理论上的最优方案，也不是数学与博弈论模型下算得出来的最佳预期结果，而只是为稳定大局、仅凭决策经验和政治智慧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或政治谋略。这样的决策高度依赖相关经验，高度依赖政治智慧，高度依赖当前局势判断，已有信息与数据并不总能提供直接的有价值的参考，算法规则及例行行政手段都只能是列在决策库中的备选方案，可能一个都无法直接派上对号入座的用场。多数自然灾害、一部分灾难事故、某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对而言对已有信息与历史数据的依赖程度要高些，而另外一部分的灾难事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对已有信息与历史数据的依赖程度并不高，群体突发事件则往往都极具特定政治背景和某些特定导火索，所有的可能引发事端的原因要素都可以归类，但却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各不相同、十分特定的、必须现场决断的。
大多数的突发公共事件是无法事前设置规范行政处置程序的，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无法提前预见其各种备择方案处置结果，这时的应急决策机制必须要创建新的系统的理论，就需要突破历史性数据支持下如何识别、整理和提炼政府决策领导头脑中决策经验的技术关口。在这种状况下的应急决策如何生成，就要探求其间可循规律。如：对动拆迁引起的集体上访事件的处理可能就有规可循，从而通过完善行政程序而将最后事态扩大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设置成基本流程，决策者对凡是出现类似情况都如何处置如何决断是事前基本有数，决策备择方案是完备的而且其处置结果大体是可以预期的，那么就可以将原先高度不确定性决策、或者已发展成危机决策或应急决策，转变为低度不确定性决策或常规决策，也就是一个转“危”为“机”的过程。这个解决过程的机理，包括调用相关知识经验、特别是隐性知识即默会知识或经验性知识的生产、表征、流动与转化，运用知识和经验迅速支撑备择方案的形成、快速导致启发式应用策略的序列、形成应对紧急状况的各种可能的备择方案，直至一把手拍板决断其中某一最终实施方案，这就是应急决策生成的基本逻辑。
三、应急决策生成机理：天秤模型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生成的过程，实际上可以将其看做是决策者大脑这一信息加工系统对突发事件的刺激信息进行综合研判、形成备择方案并迅速做出拍板抉断的连续性信息处理过程，如果有多个领导同时一起进行集体会商式决策，那么在一把手单独负责拍板之前还存在着大量的紧急磋商，群体互动与风险转移等社会心理因素、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等还会作为隐性知识掺杂其间，成为影响应急决策的中介变量或者干扰因素。
这一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最基本的层面，是用富有个人特征的认知图式和表征符号对外部环境中的客观事物进行主观建构，客观存在的紧急事态（情景）被感知和建构而形成决策者主观意识到的紧急程度（情境）。在此基础之上，决策者对相关信息进行一系列的大脑内部操作过程。应急决策者的大脑，作为其最高信息加工系统，是完成一个决策者的应急决策过程的主体，其实质是决策者进行知识提取、模板识别、经验匹配、比较选择、与对手（突发公共事件）博弈并进行多种方案的利弊取舍以达成政策目标的连续解决当前问题的过程。
这其间一直是在复杂条件下进行，而且往往是动态、多目标的，有时又是相互冲突的。在紧急状态下，极致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导致了高度复杂性，多个相互冲突又必须同时权衡兼顾的目标往往同时存在、都需要尽可能达成，加上更要命的是时间极其有限、甚至往往人命关天。
应急决策与一般决策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决策共有属性出发，我们将人类决策者的应急决策过程看成是一个由不同的信息加工阶段构成的有序系列，而这个加工过程总是需要依托一定的认知结构、通过某些认知模式、凭借相关知识和经验特别是默会知识或隐性知识形成的认知组块来得以完成，这些相对独立的加工程序既前后连接，又具有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应急决策者对突发事件进行情景表征、风险认知、经验提取、信息参照、研判互动、政治考量、策略生成和风险抉择共八个应急决策前中后全过程链上的重要环节上，这些环节的跌宕起伏与交接变换引导着应急决策者的启发式思维的序列展开，我们把这些有序系列组合而成的过程集合称为应急决策生成机理，称之为“天秤模型”（见图1所示）。
从理论上而言，我们认为，应急决策者所进行的应急决策生成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八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应急决策情景进行感知和识别，形成应急决策情境；第二阶段是基于应急决策情境，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具体状况构建成问题空间；第三阶段是对应急决策涉及的应对与处置行动从任务结构角度做出内部表征；第四阶段是针对应急决策任务，根据以往经验建构备择方案；第五阶段是对备择方面的每种可能后果进行评估；第六阶段是对影响应急决策后果的事件状态进行预测，并形成相应的假设；第七阶段是对关于后果的种种可能假设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排除最差后果的方案；第八阶段是对各种备选方案做出应急抉断，选择相对有效方案。在这八个阶段中，应急决策者、决策情境、算法规则及启发式策略是应急决策生成过程中的四个核心要素。
1.应急决策者：目标导向系统与效用函数系统
在认知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中，把人类决策者看成是导向于决策目标的目标导向系统的思想已经被研究者们广泛采用，经济学家们也都无可争辩地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导向一定目标的（Lange,1963），甚至是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人类行为具有目标函数效用最大化倾向（Edward,1954）。在管理科学中，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型（Simon,1957）和阿利森的组织过程模型及政府政治模型（Allison,1971）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类决策者是一个目标导向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收益效用最大化的计算系统，这是一般决策者都具有的共同特征。
在应急决策中，人类的决策行为同样更是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性质的，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极为明确某个预备选取的方案到底要想达成什么目标、打算以怎样的成本和代价、在多少有限时间内必须达成、当前人财物力提供可达程度如何，等等，都是应急决策必须首先综合考虑并做出迅速决断的。在紧急状态下，多重的、易变的、相互冲突的目标可能使人类决策者的目标导向视线偏移，方向离散，不确定的、模糊的或缺乏的数据甚至根本无法提供明确目标，但应急决策者仍会尽力使自己搜寻和确认目标而启动其目标导向系统，这同时也是一个效用最大化系统。
应急决策者作为一个目标导向系统和效用最大化系统所具有的特质对应急决策的影响因子及其互动关系，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应急决策者的目标导向要素。应急决策者的目标导向清晰度是目标清晰度、目标数量、目标价值的函数，目标清晰度和目标价值越高，目标导向清晰度越高，目标数量越多，则目标导向清晰度越低；同时，又会受应急决策者的价值偏好、个性特征、感知水平等因素影响。（2）应急决策者的目标导向约束条件。应急决策者目标导向强度至少取决于决策受限的时间压力、信息水平、资源强度和上级指令，应急决策的受限时间越短、可供评估并认定目标所必须参照的信息质量及准确度越高、行政权限范围内可供调遣的资源数量和到达时限越充足、上级指令压力越大，则应急决策者的目标导向强度越高。（3）应急决策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应急决策者的成本－收益预期效用呈倒U曲线，在某个最佳投入成本－收益的性价比的临界值以前，收益随投入的成本增加而增加，但在突破该临界值之后，投入再增加，收益也甚微，甚至几乎没有收益。这里的成本包括实施方案中的人财物力一切投入，收益包括应急处置之后从危机中能够救起的生命财产或挽回损失的数量。（4）应急决策者目标冲突时主观效价权衡的约束条件。应急决策者在目标冲突时，权衡结果取决于其对各个目标的主观效价和上级指令。接近－回避式内心冲突会伴随多目标冲突，应急决策者个性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性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多目标冲突时的取舍，进而直接影响到备择方案的最终拍板。
2.应急决策情境：问题空间建构与任务结构表征
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信息加工过程，应急决策生成的序列加工中至少有问题空间建构和任务结构表征是特别核心的环节。紧急状态下持续变化甚至是瞬息万变的情景的正确解读，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对于问题空间的即时建构和对任务结构的正确表征。其中，内部表征就是信息加工者在头脑中形成的有关外部客观事物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模型（Bauer,1973）。一个决策者做出某项应急决策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感知并确认到其所面对的决策任务的基本结构，也就是找出该项决策任务的A集、H集、W集，然后再找出这些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形成关于这项决策任务的内在心理映像，即应急内部表征。我们认为，应急决策任务的内部表征包括对任务信息进行的最初的那些信息加工，包括问题认知、决策目标确认、对各种应急决策备择方案及其后果做出主观的理解与表达等。应急决策任务的内部表征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结构，它由决策任务结构决定，但并不是应急决策任务结构的内部拷贝。一般而言，应急决策任务内部表征的结构决定了应急决策任务信息加工的程序。也就是说，应急决策者对应急决策任务是如何知觉的，直接影响到应急决策者对于决策任务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那么，应急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应急决策的问题空间建构和任务结构表征？哪些要素直接影响问题空间建构和任务结构表征呢？我们认为，首先，开放式问题空间建构比封闭式问题空间建构更能帮助应急决策者在短时间内正确识别问题性质和可能的解决方向，可供开放式问题空间建构的预测预警信息筛选和提炼是前提和基础。其中，应急决策者的认知模式和相关经验对此问题建构有其影响。其次，应急决策问题空间的动态或静态建构方式，对应急问题解决认知图式具有直接约束力，动态度越高的问题空间建构方式，越能保证应急决策者对瞬息万变的紧急态势的最新变化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判断。动态度越低的问题空间建构方式，则问题解决认知图式的更新调整难度越高，速度越慢。再者，应急决策任务关键突破口的确认取决于应急决策者对该任务结构的内部表征模式，概率表征、特征表征和确定性表征三种方式（Kozielecki,1977）的适当采用直接决定着应急备择方案集的形成速度和质量。我们认为，应急决策任务的内部表征模式类型决定着应急决策者对各种备择方案可能导致的后果假设的准确度，越合适的表征方式越会直接有利于应急决策者对多种可能后果做及时准确判断。现场反馈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度是前提和基础，应急决策者对决策后果的政治考量和其自身的冒险倾向性，在深层次上决定着应急方案后果集的识别和风险选择，相应地影响应急策略的生成。
总之，当应急决策者意识到应急决策任务的当前状态与希望达成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某种差异，而他（们）又有足够的动机去消除这种差异，他（们）才会在主观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亟待应对和处置的紧迫问题，进而将问题和解决该问题所必须采取的行动（任务）在大脑意识中进行整体重建，通过心理信息加工系统对该问题状况和任务结构进行信息加工及分析，形成主观的问题空间和任务结构表征，作为到底如何决策的认知基础。
3.应急算法规则：常规套路方案与惯用思维定式
一般而言，许多决策推理都是基于决策者的理性思考，理性决策论假设：决策或问题状况是清楚的；可以寻找到很好限定的目标；所有的事实与结果都是已知的；偏好是清楚、一贯的；决策过程中的时间和成本限制不存在；最后的选择将使最终收益最大化。基于这些假设，决策会趋向完美。可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性决策是不可能的。
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决策者根据以往经验、常规套路或有一定线索可循的算法规则进行决策（刘霞，1998）。我们认为，常规套路和经验方法及行政程序即算法规则，对应急决策方案形成的方向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正面的是为备择方案提供知识背景、经验模式和行政途径，形成启发式策略；负面的是对当前方案可能形成思维定势，使应急决策无法突破算法规则而出奇制胜，导致急中无法生智。由此可见，算法规则也常常容易产生决策误区和盲点，特别是因陈旧经验和思维定式而形成的惯用思考方式所导致的决策失误，这往往是有限理性决策过度而导致非理性结果的悖论。
在紧急状况下，时间有限、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成本很可能上升或不可预测，对资源的需求也可能超过现有储备。在这种条件下，应急决策者的理性非常有限，众多备择方案、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头绪交错纵横。在现实中，应急决策者的紧急决策往往可能是跳跃式理性思维的集合，应急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建构简单模式而不是复杂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制定“满意的”或是“次优”决策，往往出现第一符合标准的替代方案就会被采纳。
跳跃式理性思维虽然节省了时间与精力，但却以牺牲最优的选择和结果为代价，而且往往对老套路和旧经验产生路径依赖，或陷入思维定式；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认知方式、人格特征、决策情景和组织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都会使应急决策方案或策略固着于经验性的常规理性原则或通用的算法规则，使得应急决策者难以在紧急状态下启动超常规方案，致使无法另辟蹊径、赢得时间而导致救援不利，或因官僚体制性弊端老套旧路处置突发新问题而使局面陷入濒危。更可能并常见的是林德布卢姆的渐进决策模型所指出的那样，当新方案的后果无法预计，最加保险的做法就是坚持那些已知道的方案（Lindblom,1959）。在官僚体制内部，应急决策者可能只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化或机构化的目的去行动，如为政绩或职务，这使得应急决策者变得十分现实，很少寻找一个“最佳方案”，而是在找到一个“有效方法”（他们简单保险地认为首选的就是以往用过的老方法），往往趋向于保守和折中方案，加上在强大的时间压力下，应急决策者对利害关系的权衡变得更为直接和本能，由此导致应急决策盲点和误区。由此可见，跳跃式理性思维是触发应急决策适宜方案的重要路径，但同时也可能是引致非理性冲动方案的思维陷阱。在影响跳跃式思维导致理性还是非理性方案的因素上，应急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人格特质、冒险倾向度、政治考量都占重要权重。在跳跃式思维的理性与非理性结果方面，对具体后果状态的预料程度、相关假设的全面性与其心理承受力也有重要潜在影响。
质言之，过度有限理性决策与跳跃式理性决策，都存在一些并不适应于应急决策所有需要的缺陷，会导致应急决策的失误和考虑不周，既借用经验又不完全依赖经验以致陷入思维定式，是应急决策避免失误的法门。
4.应急决策启发策略：团队头脑风暴和群体风险转移
在紧急状态下，应急决策者在集体决策时相互启发而产生备择方案集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脑力激荡、也许还因之而灵感直觉和顿悟贯穿其中的奇妙的信息整合并产生新知识的过程。在紧急会商式的集体应急决策中，应急决策团队头脑风暴是引导启发式策略的最好方法之一，启发式策略的生成量与应急团队的内部结构、模仿感染、人际关系、领导作风、政治考量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应急决策团队的内部结构越是扁平、模仿感染强度越低、人际关系越紧密、领导作风越民主、政治考量意识越淡薄，则该团队的头脑风暴或脑力激荡就越是充分，获取高质量启发式策略的数量就越多。
显然，应急决策团队成员在作头脑风暴共同决策中往往会掺杂着我们不得不考虑的诸如群体内部结构、既定行为准则、部门间关系、决策体制等类似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例如虚假一致、部门扯皮、信息偏向、过分乐观、情绪感染等都会随时发生影响（刘霞，1998）；若决策体制不顺、领导风格专断、民主氛围薄弱、政治考量繁复，则成为信息互动、快速整合及部门协同的根本障碍等，这使得群体应急决策的过程并不是群体成员个人决策过程的机械简单的组合。群体最终的统一选择是从其全体成员个人偏好向群体成员的共同偏好转移并整合的结果，而并不是群体成员个人偏好的简单相加。
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群体所感知到的危机状态并不是群体各个成员所感知到的危机状态的线性组合，而是一种只在群体意义上相对于特定群体的一种应急决策风险。只要应急决策者们是一起面对危机，就有可能会发生风险转移。我们认为，应急决策团队接受风险的程度要高于其单个成员可接受的平均风险程度，即发生群体风险转移，群体情境会提高决策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至少权威导向、责任扩散、内部比较和文化价值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应急决策团队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具体而言，当应急决策团队中的主要领导对应急备选方案提出倾向性或原则性意见时，团队中的其他成员一般不会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即这个决定是极为冒险的；在群体情景中的团队成员通常会因有其他人的存在与共识而倾向于选择比他独自一个选择时更高冒险程度的方案，因为该方案可能导致的最不利后果的责任由大家共担，还有一把手全权负责，而可能得到的最佳结果则是共同的功劳；团队成员间还会有意无意地比较个人的勇气和胆识，这也使得群体情景下比单个个体情况下，同一个决策者更倾向于选择冒险度高的方案；有时敢于冒险还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性举动，所以群体情景下这个倾向性也被强化了。当然，应急决策团队接受风险的程度也会因应急决策者的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群体中每个人受到权威导向、责任扩散、内部比较和文化价值这些因素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
在实际中，按照我国政府部门组织领导的现行体制，紧急状况下的突发公共事件决策一般是由各级应急委（办）的领导同志以集体决策、一把手拍板的方式做出，应急决策团队发生群体风险转移，从根本上讲，关键还要取决于应急决策领导体制。应急决策过程中，最具深层影响力的是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政府机关素来职能不清晰、权责不对称、分工不明确、沟通不顺畅、协作不得力。最为直接的表现可能表面上集体决策、风险共担变成了风险分散、无人承担，发生严重的群体风险转移，即使一把手事后问责也对应急不利于事无补。所以说，部门职能、权力配置、责任归属、专业分工、沟通方式、协作关系，这些在平时的政府部门中都是十分头疼的问题，在高度紧急状态下，应急决策过程中会集中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制约着群体风险转移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影响着突发公共事件的解决效果。
图1：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生成机理的“天秤模型”
本研究原创。分别针对情景表征、风险认知、经验提取、信息参照、研判互动、政治考量、策略生成及风险抉择八个环节及应急决策者、决策情境、算法规则和启发策略四个核心要素构成序列加工。“天秤模型”亦隐喻在紧急状态下应急决策者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复杂信息心理加工过程。
收稿日期：201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