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晚年——历史及其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茅盾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4－0001－08
茅盾的一生是复杂的、矛盾的。他不平凡的经历，似乎可以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这“镜子”的影像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知）和“改造世界”（行）二者间的矛盾选择，同时也展示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充当着“启蒙者”、“救亡者”、“被改造者”、“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不同角色。作为政治家，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近于“劣根”的软弱——书生本色；作为文学家，他染指政治，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介入）意识；作为杰出的作家，他又有着爱情、婚姻、家庭——情与理、爱与憎、欢娱和不可名状痛苦的矛盾。特别是在茅盾的文学生涯中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批评家——作家——批评家，即作为“批评家”，前、后是矛盾的：一个是开放的、多元的，与20世纪世界文学同步的；一个是保守的、封闭的、一元的，抗拒、背离世界文学总体趋势的（这里有一段国情投映）。后者甚至是对前者的否定、批判（如《夜读偶记》对他早期倡导的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全盘批判、否定）；前“批评家”与“作家”有矛盾，后“批评家”与“作家”也有矛盾。所以说，茅盾的一生充满矛盾。
怎样认识这一历史及其限制，我认为这不是个单纯的属于茅盾自身的问题，因为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是一种独特中显示出一般的文化现象，茅盾只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而已。在思想战线上，胡适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的大师，也是一个典型。他在思想战线上的命运如同茅盾在文学领域一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胡适早年主张自由主义，呼唤民主、科学，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曾猛烈地抨击过蒋介石政府的封建专制。但不久，由于外患加剧，民族危急，他在《独立评论》上转向替统治者鼓吹社会重心和政治稳定，但很快又发现这种封建专制有碍民主化进程，却又迫于战争而说话无力。50年代，胡适在台湾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体的高压下，只好选择了“不说话的自由”。从积极自由转向消极自由，茅盾与胡适虽在不同的政治领域，却有着相似的处境，共同的文化心态。
一 限制的背后
殷海光在考察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时，特别强调，自上个世纪末严复、康、梁以下，到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形成，知识分子是先觉者，承担的是觉醒的启蒙者的历史重任，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直接或间接都有所贡献。不论是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引介，新观念、新方法的启迪，新制度的推行，还是对旧风俗习惯的改革，都表现出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热诚和高度的锐气，其感时忧国和对社会责任的道义担当都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历史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民族自救、复兴的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却面目全非，斯文扫地。特别是一场反“右”运动，秋风乍起，而草枯木黄，落叶纷纷。茅盾即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茅盾参与文化启蒙和新文学的开创性工作。20年代，他一度参与政治斗争，为一个理想的主义而奋斗。三四十年代，他又投身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之中。但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成了“被改造”的对象，甚至像批胡风，批“右派”那样，说了许多违心的话。穿上紧身衣，小心谨慎地生活，在无可奈何的失落中，他不得不主动认同这种政治文化。在1952年开明书店版《〈茅盾选集〉自序》中，他说：
一个人有机会来检查自己失败的经验，心情是又沉重而又痛快的。为什么痛快呢？为的是搔着了自己的创伤，为的是能够正视这些创伤总比不愿正视或视而不见好些。为什么沉重呢？为的是虽然一步一步地逐渐认识了自己的毛病及其如何医治的方法，然而年复一年，由于自己的决心与毅力两俱不足，始终因循拖延，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数十年来，漂浮在生活的表层，没有深入群众，这是耿耿于心，时时疚悔的事。……我首先应当下决心……从头向群众学习，彻底改造自己，回到我的老本行。[1]209－210
在白刃《战斗到明天》一书受到批判时，作为给此书作序的茅盾，特意在《人民日报》1952年3月13日发表了自己的检讨。他说：
这篇序，没有指出书中严重的错误，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再说，当我走马看花似地看了这书以后，我的确也为书中某些写得比较好的部分所迷惑而忽略了书中的严重错误。而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
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要勇于接受教训，勇于改正；我接受这次教训，也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了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1]177－178
作为一个作家，茅盾1949年以后中断了创作，理论文章偶然为之，但多数是言不由衷，“空空洞洞”、“敷衍塞责”，或今是而昨非、“唯一独尊”，对过去作批判、否定。一个作家靠“作品”说话，若没有作品，就等于失去作家的“自我”。50年代初期，他正是生活经验丰富、思想成熟，创造力旺盛的时期，本可大显身手，再留下几部力作，可是他搁笔了。毕生1300多万字的作品，80％写于1949年以前，前后形成了强大的落差，可以说1949年以后茅盾“不说话”了。在存在意义上的人生历程中，他这是一种新的选择，因为他想说话而不能，想克服心理上的矛盾，但又无力，最后只好把自己封闭起来。
人生处处充满了选择，作家创作是这样，批评家的批评也如此。一个作家愿意干什么，由他的选择所决定。这种选择一般情况下对作家来说，应该是充满了自由的内在张力和弹性，但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却是极向的：或者选择“说话”的自由——大唱颂歌，宣传、教化、图解政策，配合政治形势，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利用；或者选择“不说话”的自由——中断创作，茅盾、巴金、沈从文等都是如此。否则，灾难很快就会降临。当然，茅盾的这种选择，有他的“自由”，但更多的是有他的苦衷。
“历史及其限制”作为用来描述以上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的名称或标记，并非具有绝对的概念意义上的明确性和理论上的必然性。作为一个“概念”，它是研究者心理体验的产物，而“任何心理体验在现象学还原的道路上都与一个纯粹现象相符合。这个现象指出，这个体验的内在本质（个别地看）是绝对的被给予性”[2]41。甚至可以说“不仅个别性，而且一般性，一般对象和一般事态都能够达到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2]47。茅盾实际上是代表着旧的一代没有完全介入或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失落，而对这一现象的还原，也只能在现实条件允许下，作相应的阐释。
从中国现当代历史演变来看，茅盾的这一“失落”是因历史的急剧变迁的结果。当然这历史的变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素导致的，这一变迁是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而为时代的变迁之一环。因为近现代之交及五四以后的十多年，被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称之为是“思想者”、“搞观念的人”的时代。他们引进主义，发动民众，以图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清朝皇权政体轰毁后，在群众性运动被发动起来之初期，观念人物、思想者作为启蒙者、宣传煽动者之雄才大展，峥嵘毕露，在社会的导向上，他们处于主导地位，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新的政体建立，就该换主角演员了，也就是说，该是实际行动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了。
问题在于这种更迭后，怎样摆正知识分子的位置？由于权力阶层的核心人物观念上的误导、政策上的失当，以及对政治运动的威力的狂热、执著的信奉，和由此获得的短期社会行为效应的虚假膨胀，从而导致忽视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机体中转变并充当建设者的强大力量，甚至错误地把他们当成异己成分进行批判、改造，乃至清除。
从政治文化背景看，由于历史急剧变迁后缺乏相应的建设时期的理论指导，和成功的行为规范模式及经验的借鉴（前苏联斯大林的极端独裁专制反倒是一个政治误导），也没有建立和健全对权力阶层的约束、监督机制，国家机体也就成了人治（某一个人）而非法治。这样领袖人物凭着对“斗争”哲学的片面理解而滥用权力，在对政治运动的热衷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下，导致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勃起。而政治运动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力量，不是某一个人（如茅盾）所能突破的、化解的。茅盾等一批作家何尝不想冲破而获得他们应有的创作自由呢？但他们不敢，也无力，因为这种外在的力量，对人的约束、控制，对人性的扭曲、改造是显现的、公开的、无法回避的。同时，频繁、不正常的运动方式的冲击，使知识分子的人格扭曲、变形，虽然是无形的，却更为残酷。它的必然结果是：知识分子之间“窝里斗”，或为保身而泯灭自我，丧失独立意识，说假话，说空话；或见势投机，曲学阿世，乃至“借刀杀人”，以泄私欲。
从知识分子本身来看，他们有着来自传统文化、近于劣根的软弱和缺陷：“奴性意识”、“清官意识”——寄希望于明君、清官；“极端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软骨症”——重“知”而轻“行”；“冷热症”——见风行事，遇到政治稍稍清明，气氛宽松，就雀跃而起，山呼万岁，争相高唱赞歌，以致忘乎所以，走火入魔，或者以先哲、圣者自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世人皆睡，而我独醒。但若一旦形势突变，运动到来，便有人自相残杀，有人噤若寒蝉，胆战心惊，闻风声鹤唳，视草木皆兵，结果有人就此沉默、沉沦；有人颇识时务，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有人为不失大节而轻生；有人则明哲保身，口是心非。这样三番五次地折腾，结果是让知识分子自己泯灭良知，蒙上眼睛，闭上嘴巴。茅盾作为一个心地善良，自幼即胆怯、怕事、谨小慎微的人，他又有什么能力去突破，又如何能克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及劣根性呢？为了不使善良的心彻底扭曲，不使自己独立的人格彻底沦丧，同时又能生存下来，他只好选择了不说话的自由。这种所谓的“历史及其限制”，对于现当代社会转型中的作家，乃至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意义的。但就茅盾而言，又具有相对的特殊性。
二 痛苦而艰难的选择：不说话的自由
爱因斯坦曾将科学家所需求的自由分为“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我认为作家同样需要这种自由。“外在的自由”能为作家探索人生，开掘艺术的美，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等必要的社会条件，使作家有一种安全感，能够在一种宽容、自由的环境下驰骋。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并不经常、充分地具备着这种创作上的“自由”。这种外在的不自由，有的人能适应，茅盾则不适应，正如同夜莺可以唱黑夜的歌，而不能唱白天的歌一样。为了“适应”，他只好不说话——中断创作。作家的“内心的自由”，一方面是指作家在创作之中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和分析问题，不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丧失艺术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也指在“外在的自由”不具备的情况下，作家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自由认识，重新思考。“不说话的自由”有两层意思：对外、对己。茅盾在“外在的自由”不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良知，依靠着最初的、最本能的“内心的自由”，选择了“不说话的自由”（对外）。但这只是浅层次上的外在行为意义上的选择，而最根本的是在“不说话的自由”（对外）的基础上，能否有“对自己说话的自由”呢？就茅盾而言，他连这种自由也丧失了。所以说，茅盾“不说话的自由”既是对外，也是对内的。如果说茅盾50年代初期尚有“内心的自由”而选择“不说话的自由”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是由这种“不说话的自由”导致的对外、对内（己）的完全封闭（当然他还要思想），使他连“内心的自由”也逐步泯灭殆尽了。
“不说话的自由”的对外的这一层意义是指他中断创作，对内的意义当然不是指他停止了思想，而是指他失去了自我。
（一）特殊身份
做了文化官，高高在上，为声名所累，他不敢随便说话了。创造性思维停滞（创作中断）的同时，是批评和理论思维的单一、僵化，乃至成了“传声筒”、“扬声器”。这一点，只要将他1949年以后的大部分讲话、文学批评文章与早期的文艺理论一对比即可看出。这种浅显层次上的问题，似乎不需要多费笔墨。本文仅引两篇材料，以存真。
1950年初，茅盾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创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的报告，率先提出了文艺创作与完成政治任务、配合政策宣传的关系问题：
如何能使一篇作品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这是所有的写作者注意追求的问题。……如果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性上差一些。……为了“赶任务”，作者不得不写他自己认为不成熟的东西，是否值得呢？我以为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赶任务”之为必要，想来大家都能知道，不用多说。我们不但应当不以“赶任务”为苦，而且要引以为光荣。因为既然有任务要交给我们去赶，就表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对革命事业有用，对服务人民有所长，难道这还不光荣么？
……滥造是不应该的，但有时为了革命的利益，粗制实未可厚非。这就是为了“赶任务”便不得不写你自己认为尚未成熟的东西。当然这说不上传世不朽，但确能完成任务；如果为了追求传世不朽而放弃了现在的任务，那恐怕不对。[1]130－131
1949年以后，茅盾身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长的要职，这里，他从理论和现实生活的需要上提出、倡导为“赶任务”——配合形势、图解政治、宣传政策而放弃或降低艺术上的追求，为后来文学的政治化、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开了个理论上的道口。因为大家都“赶任务”，必将会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
这种理论是茅盾自“五四”后期主持《小说月报》时就倡导的功利主义文学理论的自然延伸和极端发展。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茅盾这里倡导“赶任务”，而他自己却从未写出一部“赶任务”之作。他呼唤文艺界去“赶任务”，并说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但他从来不去从事。因为政治与文学之间有着茅盾所深知的、无法完全调和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1949年以后又是采取单向倾斜的方法来解决。一个在1949年以前曾追求功利主义的文学，通过文学参与政治的作家，1949年以后，只在这种理论上加以倡导，而实际创作中，他却并没有为之。茅盾心中、生活中充满了矛盾，而这种矛盾，他想克服，却又无力，那就只好搁笔。
文化官有他的难处，大作家的声名也使茅盾有说不完的苦衷。从他1955年1月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可见其心境之概貌：
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但一小部分也由于事杂，不善于挤时间，并且以“事杂”来自解嘲。总理号召加强艺术实践，文艺界同志积极响应，我则既不做研究工作，也不写作，而我在作家协会又居于负责者的地位，既不能以身作则，而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虽然自己也知道，自己能力不强，精力就衰，写出来的未必能用，但如果写了，总可以略略减轻内疚吧？年来工作余暇，也常常以此为念，亦稍稍有点计划，陆续记下了些。如果总理以为还值得让我一试，我打算在最近将来请一个短时期的写作假，先把过去陆续记下来的整理出来，写成大纲，先拿出来请领导上审查。如果大纲可用，那时再请给假（这就需要较多的日子），以便专心写作。
这几天，总理特别忙，而我却拿这些小事来打扰，实在是极不应该的。但一想，与其隐匿不言，还是直捷陈情为好，因此就说了那么多。[3]307－308
很显然，茅盾的创作自主意识和艺术精神上的独立意识都沦丧了。
至于文学批评中的简单机械、概念化、公式化更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夜读偶记》为例，他将中外文学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并进，并以此为演进路线，来纵观几千年的中外文学。今天看来，这岂不是一件太简单、太附庸政治概念的做法。
（二）书信、日记
本来就是心地善良、性格内倾、理智、谨慎的茅盾，1949年以后完全封闭了自我，他的书信大多已公开出版。除了空泛的应酬之外，要想从中找到他的心灵之光，艺术的火花，是很难的（有，但很少）。他不愿也不会向你袒露他的内心世界。当然这是许多“聪明人”的选择，谁也不愿再重蹈胡风的不幸的前辙——被自己的朋友、学生舒芜出卖，公开了书信，落个“反革命”的罪名，蹲了20多年的监牢。这里仅录用茅盾在1970年“文革”期间致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以示这位大作家晚年的心境：
杨建平同志：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你的信转了几处，昨日方到我手中。你我素不相识，承你写信，不耻下问，我很感谢。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些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极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您给我批评，帮助我！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沈雁冰
一月二十六日[4]147
茅盾这时赋闲在家，成了京都寓公。他找借口推辞“为人师”，看稿子，因为他这时的政治处境和家庭生活都到了最艰苦的时刻，自顾不暇。但他的借口还是找得有理有据，迎合了当时一般民众的心理，祝“万岁”万寿无疆。
茅盾生性内向、谨慎、胆小怕事。“文革”期间虽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免受大的冲击，但处境也很艰难。“文革”中，他与外界几乎中断了书信来往，偶尔也写一两封必回复的信，但心中那份惊悸、恐惧情绪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如他回答一读者对《子夜》的批评时，那种怕事的心理，如我常人、俗人一般。因找不到此信原件，仅引他的日记为证：
1966年8月5日“又复河北省交通局宋怀廷同志的题为《这是对地下党员的侮辱》，指《子夜》写苏伦（托派）的追求女性及关于男女关系的肉麻为侮辱地下党员，且质问是何居心。我写信给平杰三秘书长说明大字报的作者没有看出苏伦是托派等等，共三点……但请政协代转寄，说明大字报的三点，是在写给平杰三秘书长的信中谈到的，我请他考虑要不要把这三点说明寄到河北省交通局宋怀廷。因为恐怕宋接信后，以为我是抗拒批评，为自己辩护。”[5]144
书信不同于文学作品，因为它的读者通常只是对方一个人（一般情况下），但毕竟还是给别人看的，何况他这样的大作家、文化官，在其中不暴露自我尚可以理解。那么日记则常是人们施展个人“内心的自由”的天地。少数人因不敢对外说话而对内——在日记中向自己说，如吴宓。
而茅盾1949年以后的日记是怎样一个情况呢？我的回答是：同样封闭了自我，连对自己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67本日记，可以说大都是流水账，几乎看不出他的“思想”的外露，也很少有自我对话。当然，没有思想外露不正是体现着一种“不敢外露思想”的心态吗？没有“自我对话”的下面，不正是有“潜对话”——说明他“不敢说话”。“流水账”的日记不正体现了他“不说话的自由”的心态吗？连对自己的话都不敢说，这对于一个曾以作品“说话”的作家来说，该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吧！究其因，这首先是不具备“外在的自由”所造成的；同时，还有着他写日记的自我心理因素：是写给别人看的（他大名早成，深知自己的日记，身前或身后别人是会看的，会重视的），而不是写给自己看的。另外，他将每天的气候变化、饮食、起居、简单的生活记述一下，还可以借此充实一下无聊、单调、空虚的日子，使自己的生活的每天多一件要干的事。而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写给别人看”的失去“自我”的日记，记到后来（1972年），他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干脆就不再记了（1979年又曾记了短时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茅盾在日记中也失去“内心的自由”，不敢和自己说话，是指他的全部日记的概貌而言，并不是说几十年间他完全没有对自己说过一句话。他时而也会和自己对话，吐露一下内心独白和发表一下对某人、某事的看法。
如他对所谓的“思想改造”的戏谑、嘲弄：
1961年5月30日“今晨五时醒后不能复睡，五时半起身（在此之前，约在三时许又曾醒过，当时服M.剂一枚，以为可睡至六时许，不料仍只睡了二小时许）。做清洁工作一小时。计家中无女仆已将一月矣。每日早起洒扫，原亦不坏，至少可医便秘（恐怕这些劳动对于改造思想未必有助，不但这些劳动，我曾见下放农村劳动一年者，脸晒黑了，手粗糙了，农业生产懂一点，会一点，嘴巴上讲一套，比过去更能干了，然而思想深处如何？恐怕——不，不光是恐怕而是仍然和从前一样）。矛盾之处在于清晨精神较好之时少读一小时的书了。”[6]185－186
或有感而发，对文坛上的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倾向表示不满：
1962年8月23日“晚七时看电影《女英烈传》（英国片），事先竟传此片为反动影片，但看后觉得陈义未高则有之，反动则未必……我以为此片值得我国电影工作者参考学习，因其全片没有一句口号，而政治性极强，倾向性极为鲜明，全片亦无演说，主管者交代任务，扼要数语，没有那一套‘有信心没有？’‘有！保证完成任务’等等俗不可耐的公式话。而且全片亦没有故作险笔以吸引观众。总之，这不是用口号等等来取得观众的鼓掌，而是通过女主角的坚强性格（但她仍然是个女性）而深深感动观众的……”
“我们听到国际友人说，不怕我们的作品左，只怕我们的作品简单而公式。这句话可作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6]337－338
但这样做的时候是极少的，即便是这样做了，事后，胆小怕事、谨慎的本性，常使他在形势突变或出于别的什么考虑的情况下，还得重新对日记进行“加工改造”——把曾说的真话涂抹去、或撕去，以防留给后人，授人以柄，引祸上身。茅盾一生为人处世，用心良苦，长于心计，连记日记也如此。[7]225－226
（三）自传体回忆录
我曾谈到对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的总体看法[8]，这里仅谈与本文相关的意见。茅盾写回忆录，起始于1976年，当时只是口述录音，“四人帮”垮台后才开始挥笔写作。这时，禁锢松动了许多，“外在的自由”的“度”较以前大了一些，但是茅盾“内心的自由”的“度”却很难回升，艺术真诚的灵性也淡逝了，从而导致他的半部回忆录（上、中、下三卷，一半是他逝世后，家属续写的）几乎和他的日记一样，成了纪实性流水账（童年、家世及青少年时代，因情绪记忆的张力的作用，写得尚好）。他不愿，也不敢袒露真实的“我”，同时对自己已走过的道路，不乏粉饰、溢美之处，缺乏自省和忏悔，甚至对重大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有了说话的自由，但他却不愿和不敢说。换句话说，敢说和愿说的，只是对自己有利的，“内心的自由”的“度”从零回升，只达到了这一刻度——利己的层次上。
三 生存的状态：不安与孤寂
不幸的事常常结伴而至。在政治、仕途上不顺心，生活上失意的同时，茅盾还有他自身家庭生活的不幸。在常人或一些茅盾研究者眼里，也许以为茅盾有个“幸福的家庭”。殊不知，提起自己的家，他更有着难言的苦衷。不幸的家庭生活来自他的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源于他对于妻子一向的忍让、屈从。所以说他晚年的心态，有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的不安与孤寂。
（一）不安
茅盾五岁时，由祖父、父母做主，与镇上孔家四岁的女儿订婚。此时两小一对均不懂事，面对这种包办，既无力反抗，也不容反抗。待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谋得一工作后，回故里完婚，“无情人终成眷属”。这桩婚事，茅盾完全是为了宽慰母亲，不拂逆母意。因为父亲早死，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和弟弟沈泽民拉扯大，如果抗婚、拒婚，寡母在镇上的日子难过，处境难堪。结婚时，他的妻子有姓无名，“德沚”二字是茅盾为她起的。而此时的孔德沚留着一双“解放足”，尚不知北京、上海距家乡哪个远，只认得自己的“孔”姓。茅盾则据商务印书馆之文化“重镇”，伺机崛起、腾飞于文坛。夫妻俩文化知识差异若天壤之别。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成了反封建启蒙工作的一部分。茅盾置身其中，写了大量的讨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准备工作，应当包括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和适当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他认为知识分子娶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妻子是可以的，关键是要对她进行教育。这种言论体现了茅盾当时的文化心态。他娶孔德沚后，便尝试了他的“妇女解放”的主张，让他母亲做孔德沚的老师教她识字学习，后来又让她进学校读书。但是茅盾的这一主张并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的计划失败了，孔德沚后来成了地道的家庭妇女，而且变得使他难以忍受，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和骚动，尤其是1949年以后。这里引用茅盾的日记为证，因为茅盾在日记中很少对自己“说话”，很少对他人说三道四，唯独对他妻子的言行举止记得很详细。也许是孔德沚实在使他难以忍受，实在是触动他的神经之故——他和孔德沚在一起有诸如此类的痛苦记录：
a.1960年5月9日“昨真正入睡时间实为今晨二时左右，但今晨六时许即醒，不能再睡。此因德沚规定早餐在七时，至时我若仍睡，她将唠叨半天，彼盖不知失眠症者之难。上午头昏昏然，不能续写，仅阅书、文数篇，处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中午小睡一小时许。觉衣单，不得不从箱中取出一星期前收好之棉衣，此又沚之经验主义，每年过五一，必收棉衣，但今年五月内将有多次寒流接踵而至，虽经预告，而我亦提起她注意，她还是毫不在意。”[6]76
b.1960年5月30日“昨入睡后，于今晨二时醒一次，四时四十分又醒，久久始又入睡，然而不酣，六时许又醒，此后矇眬，觉甚倦，尚能睡，然隔房德沚作申申訾，无论如何不能再睡矣。每晨对女佣必有一番吵闹，已成‘规律’。这个女佣无户口，又懒，雇用将半年，因找不到人，只好将就，女佣曾对德沚说：你再找不到好些的了，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肯在你这里。你何时找到人，我何时走。这话妙极，既为她自己写照，也为德沚写照；盖沚之喜怒无常，乃是用不到好人之根本原因也。”[6]84－85
c.1960年7月5日“今晨五时卅分起身，甚倦，然此时工地上则已阒然无声矣。（卫威按：茅盾住处附近为建筑工地）由于我家庭的习惯（主妇之习惯），固执不能稍减，因此，我向来即使是一夜未能安眠，也被剥夺了早上多睡一会的权利。工地上每日清晨三时以后到八时的安静（因为这时工人们都睡觉了），我却无法利用。”[6]99
d.1966年4月23日“因讲过去的事，与沚发生口角。”[5]118
e.1969年12月3日“阿姨买菜归来，始知昨夜德沚于床上抽烟，将烟蒂（未熄灭）随手扔在地板上，不料正扔在她换下之衬裤（单的）上。她自己却睡着了。后来衬裤燃烧，她方觉醒。据她说用脚去踏，烫痛了脚，改用鞋底，仍未全灭。幸此时已为五时后，阿姨已上楼，在中间客室打扫，乃帮同扑灭，而裤已烧去半条。事发生后，她尚嘱阿姨守秘密，恐我知道埋怨，但阿姨因她抽烟烧及棉被、床褥已有两次，幸均在白天。此次在夜间，事尤严重。而睡后尚抽烟，迷蒙中乱扔未熄之烟头，又是她的习惯，后患堪虑，故终于告诉我。我问她，她坚不承认扔烟头后睡着，而谓该裤布料甚易着火，且谓此时在今晨四时，无人可叫；我谓我即睡在隔房，叫应可闻，何不叫我？她支吾不答，其意盖即叮嘱阿姨守密之同一目的，恐我说话。我当时劝她戒烟，且万一火灾，我无路可出也。不料她竟发怒，谓烧就烧了算，戒烟绝对不行。上午为此烦恼，心悸不已。服药后稍可。”[5]508－509
f.1970年1月22日“今晨四时半醒后暂时不能入睡。急然沚唤阿姨声，阿姨睡在楼下，叫唤如何得闻。旋又急声唤我，并说不好了。我疑又是跌了一跤，开门看时，则浓烟满屋，呛人咽喉，盖又是在床抽烟，烧着衣被了。此次几将成灾，急为扯下棉袄，胸前已烧成大洞，火光点点，急携至厕所，放面盆中浇水，又扑灭棉被上零星之火。亦已烧焦一大块了。房中烟气不散，只好开门，约半小时火灭。……阿姨等皆谓此事甚险，要我禁止她抽烟，我谓禁过几次，都无效。最危险是躺在床上口衔烟卷，半睡半醒，烟卷落下，几次烧破衣服，皆由此故。”[5]525－526
茅盾因患“失眠症”之沉疴，后半生每天晚上均靠安眠药催眠，且多半要在凌晨四时许追服一次药。青年时代即患下的“失眠症”，后因长期夜间写作而加剧。到了晚年，虽少写作，但仍是有晚睡的习惯。而早上他想多睡一会儿的自由（有时是凌晨四时追加的药力的影响），也被孔德沚剥夺了。在日记中，茅盾别的不多记，但却经常流露出这种被剥夺了睡眠自由的痛苦，和无可奈何的悲哀。到后来，因孔德沚经常晚上抽烟，几次失火，茅盾感到安全都受到威胁。
“文革”初期，孔德沚因为对茅盾身边的工作人员的粗暴行为，引起某工作人员的嫉恨，于是，引来了一群“红卫兵”的抄家之祸。对此，茅盾气得干瞪眼，只好扼腕长叹。
1970年春，孔德沚患糖尿病去世，茅盾总结了他对孔德沚教育失败所导致的家庭生活的不幸，特别是她对女佣人的刻薄（1949年以后，茅盾家女佣人换了十多个）给茅盾自己的生活带来的痛苦（女佣人走了，茅盾必须每天早起做清洁工作）：
1970年1月29日“……盖想及她的一生，确是辛辛苦苦，节约勤俭，但由于主观太强，不能随形势而改变思想、生活方式，故使百不如意而人亦对她责言甚多。其最为女工们所嫉恶，乃其时时处处防人揩油，其实，以我们之收入而言，人即揩点油，也不伤我脾胃，何必斤斤计较，招人怨詈，我及阿桑曾多次规劝，她都不听，反以为我们不知节俭。”（卫威按：阿桑为茅盾之子韦韬）[5]530
1970年2月2日“……下午与小刚谈奶奶之为人。过后思，我倒很对不起她；因为我不善于教育她，使她思想能随时代变化，因而晚年愈见主观，急躁，且多疑也。”[5]532
（二）孤寂
无情的婚姻原本是茅盾不幸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但1970年孔德沚病逝后，他本无聊、单调、赋闲在家的生活顿时成了一片孤寂、荒芜的沙漠，陷入孤独、悲凉的境地。
1964年被免职赋闲的茅盾，在“文革”中实际上是逍遥事外，仅有的一次抄家也没有动到他的什么，因为他早已不是什么“当权派”了，原来所有的许多待遇被取消了。儿子、儿媳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且远远住在郊外，所以儿子只能每周六来看他一次。孔德沚病逝后，人去楼空，连那平时的吵闹之声也听不见了。“文革”初期尚有人来找他这个“活档案”了解各种情况，这些人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在向他询问情况的同时，尚可给他带来些京城以外的人事情况。而1970年以后，家中的来人更少了，电话不响了，小汽车没有了，“大参考”取消了，连看病就医也让他转移到西郊的北京大学医院。只有臧克家等偶尔来看看他，聊一聊。林彪出逃摔死的消息，也没人来告诉他，迟至儿子来看他时才知道。过分的孤寂和悲哀使他感到“死神已在门外”，自己只是在“苟延残喘”。每天晚上随便看会儿电视，翻翻书籍，然后服安眠药上床，勉强睡三四个小时，然后再加服些药，俟到天亮。早起做点清洁工作，上午浏览一下报纸，中午睡一小时许，下午再随便翻几页书，记一下日记。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1976年，大孙女从部队转业回城，留在他身边工作，家庭才有一点儿生活气息，他也多一点儿家庭的温暖。也就在这一年，在亲属的劝说下，他开始口述自己走过的道路，由亲属录音，这样才使他感到有事可做。随之而来的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文艺的春天到来，他便结束了那孤寂的生活，重新恢复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夕阳虽好，但毕竟近了黄昏。
收稿日期：201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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