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湖[1]2011年在《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关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历来的理论着作都把文学活动的要素划分为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这四大部分。可以说,这种划分忽略了传播媒介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传播媒介是文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传播媒介的变革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变革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之一。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来说,如果没有以现代印刷技术为支撑的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在晚清时期的繁荣,就不会有“五·四”文学革新,也不会有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基于此,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研究期刊媒介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探索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之间从一般到特殊的关系形态,并进一步研究期刊媒介的主体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理解期刊媒介与现当代文学理论之间从一般到特殊、从个别到普遍的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就报刊媒介的基本功能而言,报刊媒介作为现代印刷技术发明之后产生的一种传播媒介,它的核心功能是以大规模快速“印刷”的方式为人类思想的“物化”、传播、接受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种方式比人类以往任何时代所创造的传播媒介都具有革命性——信息容量巨大、传播速度快捷、影响范围广泛、信息存储稳定等等。因此,报刊媒介的首要功能就是以大规模“印刷”的方式实现了人类思想与主体之间的分离,把人类意识领域中的活动“物化”为具体可见、可感的物质形态,从而使人类个体的思想观念实现了脑外巨量存储与快速传递。故尔,可以说,现代报刊媒介的诞生突破了人类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传统的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在时空中所受的限制,把人类的思想意识、情感观念传递到口、耳所不能及的时空维度之中。因此,报刊媒介是促进近代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推动者和思想“倍增器”。任何新媒介一旦参与到人类精神的生产、传播活动之中,不但会改变思想意识的原有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也会改变人类接受信息的模式,从而导致与物质生活相适应的人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根据麦克卢汉“媒介即延伸”的观点,人类发明的任何新媒介本质上都是人体某种器官功能的放大和延伸。这意味着,报刊媒介就是人类手的书写功能、口的传播功能、眼睛和耳朵接受功能的无限放大和延伸。因而,自晚清以来兴起的现代报刊媒介对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影响并不在于报刊媒介传播的内容,而在于现代报刊媒介改变了传统文学生产、传播、阅读及批评的模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另外,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是普通民众以文学批评、文化批判的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一个言论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一个舆论空间,而且是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代办机构和缓冲地带。在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报刊媒介不仅发挥了重大的联结作用,而且报刊媒介本身就是文学公共领域典型的构成机制。也就是说,当报纸和杂志成为近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组织者和文学批评的工具时,报刊媒介就成了近现代社会文学公共领域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支配性力量。这意味着,报刊媒介以连续刊载、定期发行的传播优势为近代知识分子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媒介支持。就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的一般关系而言,首先,期刊媒介作为一种容量巨大、传播快捷、影响广泛的现代新兴传播工具,它在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创作、传播和阅读行为的同时也促进了传统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即在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现代期刊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一,期刊媒介以提出文学新口号、新命名的方式促进了近代文学观念的推陈出新；其二,期刊媒介大众化的传播方式促使传统文学理论抛弃了词话、诗话等的理论表达形式,实现了传统文学理论语言的大众化转变：其叁,期刊媒介以其追求最大发行量的生存之道,促进了小说在晚清时代的繁荣,使小说成为了近代文学的正宗,从而打破了传统的以诗为宗的文体观念。因此,晚清末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助报刊与文学艺术宣传他们改良群治、启蒙国民的过程中,报刊媒介以其高效的印刷技术、巨量的信息存储能力以及快速的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学理论口耳相传与手工抄传的局限性,使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在文学观念的转变、理论话语的大众化以及文体观念的变革等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其次,由于期刊媒介能以快捷、迅速的传播速度把文艺界的最新动向及知识分子圈子中的某个话题迅速地传递给广大的受众群体,因此,期刊媒介于晚清时期出现后很快就成为了近代文学史上多次重要的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潮的推动者。报刊通过组织文艺运动、推动文学思潮在短期内解决了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重要问题,为近代文学及文学理论在晚清末期以来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另外,现代期刊通过“读者来信”之类的交流栏目,为作家与读者之间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提供了一个公共化的交流空间。这个文学交流空间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言的平台,重塑了作家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且这个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的文化活动空间。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由于后者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自身地位、作用、角色的改变而呈现出特殊的变化特征,这种变化最终会引起文学及文学理论在话语模式、功能特征等方面相应的变化。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新旧意识形态的更迭,中国社会开始了一次政治社会化的历史进程。对于文学理论来说,由于文学理论领域历来是一个充满了思想冲突与理论争论的意识形态重阵,因此,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就成为建国初期政治社会化的最为直接的方面。文学理论的政治化就是当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支配性力量后,文学的理论形态开始与政党政治思想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文学理论向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者与鼓吹者单向转向的过程；对于期刊媒介来说,政治化就是体制化的过程。期刊媒介体制化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自晚清以来形成的同人刊物被迫消失,所有的期刊媒介经过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变成了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另一方面,在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整顿和对于全国性文艺刊物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文艺报》以其特殊的身份开始崭露头角,由此成为建国初期党领导全国文艺事业的思想平台和组织工具。期刊媒介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新文学理论的宣传和对旧文学理论的批判方面,也体现在期刊媒介对文艺学学科建制活动的影响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艺学是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一门新学科。在这门学科的建立之初,它的课程主要是由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承担的。由于课堂教学活动对于知识稳定性的追求,使这门课程的教学与当时现实的文艺运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这种状况引起了少数青年学生的不满。作为“文艺战线司令台”的《文艺报》以此为契机,在建国初期发起了一场关于高等学校文艺学教学偏向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促使文艺学教学完成了以借鉴苏联文艺学教学模式为中心任务的文艺学教学模式的改造,从而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大学文科教育领域内的绝对主导地位。此外,建国初期,随着这次文艺学教学偏向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文艺学教材问题随之浮出了历史地表。对于刚刚诞生的文艺学来说,教材建设的滞后性相当明显：教材基础薄弱、种类单薄、教材内容与当时风云激荡的时代变革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于是,在对文艺学教学偏向进行批判的余波中,《文艺报》针对文艺学教学中使用的各类旧教材展开了严厉的批判,确立了以文艺教师思想改造为主的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新中国50年代第一批文艺学教材的编撰主旨、编写体例等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期刊媒介对文学理论的影响还体现在对特定时期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推动方面。事实上,建国初期发生的多次文艺批判运动(如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小说创作的批判等)既与新政权对思想界进行的意识形态规训诉求有关,也与作为“文艺战线司令台”的《文艺报》参与文学批判的方式有关。可以说,建国初期发生的多次重要的文艺批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艺报》组织发起来的。从期刊媒介的传播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文艺报》是通过这样一些特定的方式发动起这些文艺批判的：其一,组建庞大的文艺哨兵队伍,为《文艺报》搜集各地区、各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战线上的动态情报；其二,通过附加“编者按”发动文艺批判运动。《文艺报》“编者按”不仅是当代文学史上多次重要的文艺批判运动的发起者,而且党在建国后对于全国文艺格局的筹划与发展方向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艺报》“编者按”实施完成的；其叁,放大个别事件,使其进入公共舆论领域。《文艺报》放大个别事件的主要方式有：将学术批评行政化以及展示批评对象等等。可以说,《文艺报》通过组建文艺哨兵队伍、附加“编者按”以及放大个别事件而进行的文艺批判方式,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代文学在草创时期的发展方向,而且构建了50年代初期以至“文革”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模式。在决定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之间关系形态的众多因素中,除了政治权力、时代变革等外在因素之外,还有期刊媒介自身经营模式、管理制度及生存状况等方面的因素。例如,80年代初期的期刊改制导致了随后文艺期刊经营模式的分化,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很快淡出了娱乐性大众文艺刊物,开始向大学学报、各研究机构的机关报等精英文艺刊物上转移。90年代以后,虽然互联网的兴起为文学理论的生产、传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体,但是由于目前学术评价体系中依然只承认发表在纸质媒介上的学术成果,文学理论的生产成果只有进入以大学学报、各研究机构的机关刊物等学院化的期刊媒介中才能获得其合法性。这种现状决定了文学理论只能在学院化的期刊媒介这一狭小的媒介领域中生产、传播。近年来,在学院化的期刊媒介领域,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的理论生态日益受到了期刊趣味的明显影响。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报纸和期刊是文学公共领域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因此,期刊媒介的主体性就成为决定文学公共领域自主性的关键性因素。所谓期刊媒介的主体性就是它在传播什么内容、以何种方式传播,以及选择哪类受众群体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受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等外在强制性因素的影响而获得的传播特性。因此,可以说,文学公共领域作为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舆论空间,它的自主性、平等性、对话性特征均来源于报刊媒介所具有的主体性身份。只有报刊媒介获得了足够的主体性,由报刊媒介构成的文学公共领域才能在平等、对话和认可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相应地,文学公共领域才能发挥它作为一个舆论空间对国家权力进行舆论监督和文化批判的作用,从而成为政治权力意志与普通民众之间意见缓冲、观点融合、利益协调的中间地带。但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晚清发轫之际就肩负着启发民智、挽救危亡的宏大历史使命,导致现代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与社会革命、政治运动等外在因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由政治化、社会化的文学理论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期刊媒介相结合所构建而成的现代文学公共领域自然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特征。同样,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新政权对全国报刊媒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报刊媒介全部被纳入到了政治化的管理体制之中,报刊的主体性遭到了严重削弱。因而,由这些主体性严重缺失的报刊媒介所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差异性和对话性特征随之几乎完全消失。那么,在这种既没有自主性,也没有差异性,更没有对话性的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论争自然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政治同一性状态：政治批判重于学术批评、政治表态多于理论论争、思想立场上的党同伐异淹没了个体间平等的学术对话,如此等等。总之,期刊媒介作为文学及文学理论生产、传播、阅读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机制和文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的中心联结地带,它的主体性地位是决定文学公共领域基于平等、自主、认可差异性特征之上存在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没有期刊媒介的主体性,就没有文学公共领域的自主性、平等性和对话性。在一个既没有自主性,也没有平等性,更没有对话性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文学公共领域必然将沦为某种强制性力量的奴仆和工具。自然,在这种差异性严重缺失的文学公共领域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都必然地将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和某种经济利益的维护力量。可以说,一个时代传播媒介主体性的丧失,就是这个时代文学公共领域倾斜、变形以至于瓦解、崩溃的开始。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走向政治化、他者化、工具化的开始。因此,对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来说,不仅需要对独特的文学观念的尊重、对多元化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的尊重,更需要对作为文学公共领域重要构成机制的期刊媒介主体性的尊重与维护。
郑微波[2]2003年在《文艺批评与传播媒介》文中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媒逐渐随风潜入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并逐渐占领了大部分传统的批评发言场地，产生了自己的文艺批评的新形式。传统的文艺批评在高扬的消费主义声浪中显得困窘无奈。笔者在回顾与传播媒介充分联系的文艺批评史的基础上，发现在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转变中，文艺批评的机制也在发生着一定规律性的变化。文艺批评在与传播媒介的接触中，通过其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逐渐整合，正努力达到符合时代动力，实现批评效力的良性状态。笔者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和未来走向，从文艺批评与媒介相互参与，相互影响，产生互动效果的角度讨论文艺批评如何与媒体时代契合。这种契合是有别于以往的新的标准，富含了新的意义，拉近了与现实期待的距离，媒体也通过这种相互的联系而提高着自身的地位和品位。 总而言之，我们的文艺批评应该以一种更深广的视野来审视这个时期，理智的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做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努力。
张邦卫[3]2005年在《媒介诗学导论》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与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为传播媒介所覆盖的社会,也是一个为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事实上的媒介社会。“媒介社会”是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模式的一种命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媒介的呈示与观看构成的。人类文化的现代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传播媒介,而其中尤以报刊、影视、互联网为叁个拓展阶段的标志性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现代传播媒介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 媒介革命不仅是文化历史,也是文化现实,它既表现在社会革命、信息革命上,也表现在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与文学革命上。作为一个整体,现代传播媒介所拥有的决非普通的文化权力,而在电子传播阶段甚至呈现为一种文化霸权或帝国主义性。电影、电视、互联网络作为再现社会的主要传播媒介,对创造和确立各种社会成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这种施控性极强的文化霸权,现代传播媒介在挤压与之不同的异质文化的同时,又大力改造异质文化并使之在同质化、类型化的轨道上滑行,一种趋同的媒介文化便得以生成。 媒介社会的文化呈现与形态,可称之为“媒介文化”,它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以“文化场”的形式出场、共同营构出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诚如斯诺所说的,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介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介文化”。戴安娜·克兰认为,文化,尤其是媒介文化,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影响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学也不能例外。 考察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事实,“媒介性”与“媒介化”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媒介性本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因为文学总是凭附于一定的物质媒介,但媒介并非工具,也不只是信息,还更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缩影,媒介不仅建构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还几乎影响和参与了现代与后现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迫使文学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媒介化有两种构成:一是“媒介的文学化”。这是媒介盗用文学的“象征资本”以包装自己的“商业资本”的策略;二是“文学的媒介化”,这是文学在媒介场、媒介文化的强权下拓展生存空间的策略。媒介时代的文学具有文字、声音、图像的同构性,而且具有在技术支撑下的多媒介性。在媒介时代,文学并非文学的专利,而成为所有媒介制品的公器。文学在被解魅与边缘化的同时,媒介/媒介文化则不断中心化与强权化。 我们可以将精神的栖居之所寄寓于“文学的乌托邦”,但我们终究不能将文学“乌托邦化”。考究媒介时代的文学危机,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使旧文学神话走向破灭,我们有必要考察文学载体大规模迁移后的文学新家园与新格局,为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寻找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和全景敞视的新视窗。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走向媒介诗学”是一种现实召唤与理性选择。所谓“媒介诗学”,是指关于媒介/媒介文化的诗学,就是以媒介/媒介文化的视域来研究文学的诗学话语,或曰媒介/媒介文化形态的文艺学。 鉴于此,文化研究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主要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含西方马克思主义),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罗伯斯·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哈贝马斯的“公
郑微波[4]2004年在《传播媒介对文艺批评的影响》文中指出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悄无声息的。不仅如此,它还逐渐更换了大部分传统的批评发言场,产生了新的文艺批评规范,促成了多元批评格局的出现。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和未来走向中,传播媒介对文艺批评的影响有别于以往,富含新的意义,更为贴近现实期待。传播媒介成为批评自我输出的平台。
王双双[5]2013年在《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文艺媒体批评始于二十世纪90年代，是传媒时代文艺批评的新样式，它广泛地出现于报刊、电视、网络、广播电台以及手机短信当中，以不同于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新形式与新内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论文注重论述了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的内涵、产生的原因、独有特征、影响和意义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全文由导论，一、二、叁、四部分和结语部分组成。导论主要论述了选题的原因，对中国文艺媒体批评国内研究现状做了综述，说明了该论题的选题初衷以及研究角度、研究方法、预期的研究价值。第一部分对中外文艺媒体批评的概念进行梳理，并分别论述了每种界定的不足之处。此外论者从新界定了文艺媒体批评，它是文艺批评与大众文化的对立统一体，文艺媒体批评兼顾双重身份：一方面，艺媒体批评是文艺批评的独特样式，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运动规律以及价值坚守（精神性、人文性）。另一方面，文艺媒体批评本身就是大众文化，保持大众文化的特征，遵循大众文化的运动规律，并且与媒体、消费、市场息息相关（商业性）；这一部分从批评主体、批评载体、批评体裁、批评格调、批评目的五个方面来划分文艺媒体批评的类型,在此基础上，将文艺媒体批评与文艺学院批评做了一个详细的比较，批评载体和价值追求是二者的基本区别，二者其它方面的区别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了中国文艺媒体批评兴起的原因，主要包括文化机制——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审美特点和价值追求对文艺媒体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促进了文艺媒体批评的平民化转向，文艺媒体批评反拨大众文化的发展；传播机制——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拓展文艺媒体批评传播空间、操纵文艺批评受众；动力机制——文艺消费，文艺消费促使文艺媒体批评的商品化转向，文艺媒体批评刺激文艺消费。第叁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的独有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批评主体和批评受众互动性增强，文艺媒体批评注重让普通大众参与到文艺批评中来，文艺媒体批评和文艺批评受众的互动性明显增强，此外，大众传媒以无比宽阔的胸怀为大众提供了对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讨论的平台，满足了大众和创作者之间进行互动的心里需求，使得广大文艺爱好者广泛地参与文艺媒体批评；言说方式独特，文艺媒体批评的语言风格幽默轻松、睿智犀利，文艺媒体批评具有新闻性，偏向一种感性批评；内容丰富，文艺媒体批评对象向五彩缤纷的大众文化拓展，因此有了更加强烈的现实性和参与性，这使得文艺媒体批评在现实层面上获得了一种新的延伸；形式多样，文艺媒体批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它还延伸到到影视评论，电视节目评论，网络评论、手机短信评论、微博评论等众多领域，这引起了文艺批评的重大变革。第四部分着重论述了中国文艺媒体批评是文艺批评和大众文化的对立统一体，文艺媒体批评双重身份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对它自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中国文艺媒体批评双重身份相统一时，文艺媒体批评会产生重要的意义：文艺媒体批评促进文艺批评学科建设、带动大众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的民主化进程。当中国文艺媒体批评双重身份相对立时，便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文艺媒体批评沦为大众文化广告、沾染过多媒介意识、文艺媒体批评对象泛化。为了促进中国文艺媒体批评双重身份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努力做到文艺媒体批评与文艺学院批评互补共赢，文艺媒体批评与大众传媒有效互动。
李震[6]2018年在《媒介化时代的文艺批评》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正在经历本体化的过程,媒介化时代随之到来。以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为标志的数字媒介,在改变着整个文化生态以及文艺发生的心理时空的同时,也在引发文艺批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文艺批评愈来愈具有社会舆论属性,其话语空间由此成为公共舆论场。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批评家将成为文艺舆论场中的意见领袖,文艺批评的主体因而面临重建;文艺批评的公共性由咖啡馆中的文化精英,延伸到网络虚拟空间的文化消费公众,从而成为批判与消费的聚合;来自充满现实感、真性情和口语的公共话语,正在与专业的学术话语、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话语结合在一起,共同熔铸新时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体系。
蒋小英[7]2008年在《媒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文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为传播媒体所覆盖的社会,也是一个为传播媒体所呈现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事实上的媒体化时代。媒体化时代是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模式的一种命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大众传媒(尤其是以报刊、影视、互联网叁个标志性媒体)的呈现与观看构成的。因此,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未来,必须将大众传媒纳入学术视野。本文试图在媒体化视域中深入探讨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及其所掌握的话语权利对当前文学批评的重要影响与双方的互动趋势,阐释媒体化时代文学批评运作方式、创作过程、传播与接受等方面的嬗变。既肯定传媒与文学批评互动的积极方面;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了文学批评媒体化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几点建设性的构想,力图为新的文化语境下文学批评的健康、和谐的发展作一些抛砖引玉的尝试。考察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媒体”与“媒体化”毫无疑问地成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发展史的角度纵观媒体变迁与文学批评之关系,可以发现,媒体对文学批评的功能与形式等产生重要影响、制约作用,尤其是在媒体化时代,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谓“媒体化时代”,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由消费主义所君临的社会,也是属于一个图像狂欢的时代。它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消费意识、全球意识、娱乐与休闲意识,迫使文学批评的发展总貌与文学批评的传播载体大众传媒的积极介入休戚相关,从而使得媒体化成为文学批评发展的主导特性和最显着特点。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媒体化时代,用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扩张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激荡、最活跃的媒体化发展趋势。大众传媒不仅以工具的形式为文学批评的生产、传播以及文本的转换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进入文学批评内部,以自己的运作理念、运作方式、审美导向、价值标准干预文学批评活动的全过程,迫使其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促进其运作方式、创作过程、传播与接受等环节的媒体化变革。并且在传媒与批评的互动中,不仅拉近了批评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促使媒体提高自身的品味和质量,而且还有利于多元化评批评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文学批评的媒体化发展趋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成为客观事实,这是大众传媒的文化权利衍生与绵延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否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媒体化批评的存在;否定媒体化批评对传统批评的解构与挤压;否定媒体化批评对文学消费主体审美取向的诱惑与牵引,这都是十分不明智的举措。它只能泄露批评家的讳疾忌医和在引导媒体化批评向着健康发展上的无能。因此,正视文学批评的媒体化发展趋势,直面这一发展趋势中存在的一系列顽症,才是正确的态度。媒体自身的商品意识、运作方式、审美取向、价值标准等特性,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文学批评领域的众声喧哗的杂语景观、唯利是图的商业情结以及审美评判的缺席等等问题,也在某种意义上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虚假的繁荣。鉴于此,重新张扬文学批评的主体素养、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并结合具体的批评实践对其提出新的要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引导批评正确健康发展的理性选择。理论同批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传统批评与媒体化转型的批评作对比分析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广泛汲取和借鉴国内外前辈与同行们的知识成果,以便在更厚实的基础之上将“媒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这一极富时代感的思考继续向前推进,无疑是本文的潜在价值所在;努力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态来体现严肃的人文研究,探索文学批评在媒体化时代的本体论变革,构成了本文的可能特色和亮点所在。
李中华[8]2013年在《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文中提出自近代中国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社会逐渐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以更快的速度融入世界,如今,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环境保护、商贸领域,我们都更深刻地感觉到我们处在同一个世界共同体之中。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就是我们已身处“地球村”之中。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全球村”时代,乃是一个听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无时无刻不受外在事物的影响,另一方面,一切信息从四面八方同时而至,共同产生影响。从感知模式来看,此时,历时的东西被共时所取代,时间渐被空间所消弭,趋向于对“一切事物的同时感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时各民族文化相互之间的影响开始代替民族文化内部的继承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今日中国文艺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正如中国一知名学者在总结新时期文艺学发展时所言,“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是在古今中外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进行的,但主要面对的是中西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问题。古今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尽管在新时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中西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并渗透其中。”(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J].文学评论,2007,(8))中国文艺学发展到新世纪,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批评形态,譬如图像文化问题、生态批评问题、媒介文化批评问题。其中,媒介文化批评(或称“媒介与文学”批评)尤为受到人们的关注,初略统计,如今,相关的专着已有二十来部,研究论文四百来篇,硕博士论文一百来篇。作为呈现出人们期待已久的问题意识本土化和现实在场性的文学批评形态,尤其是媒介问题在当代文化以及文学领域的重要性；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这都将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批评形态。如何阶段性地反思并总结已有的成就和不足,推动这一批评的继续发展,已成为今天不可回避的理论任务。因为在探索中,有些问题已暴露出来,比如,现象性描述多于学理性分析、也即理论性不强的问题；把人文学术做成纯粹的技术分析,在概念和符号中兜圈子,对文论学理阐发较少的问题；“阐释过度”的问题；等等。从这一批评形态的兴起来看,一方面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媒介文化现实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学术影响来看,它深受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启发(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主)。为此,本论题拟选择从新世纪“媒介与文学”批评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接受与再语境化的角度来对“媒介与文学”批评进行探讨和反思。具体来说,本文按照这一接受活动实际发生的逻辑顺序从以下叁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总结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他独具特色的文艺批评。具体而言,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以技术变迁带来的人的延伸为立论基础,以媒介的社会历史影响——环境的创造为基本前提,以媒介带来的感知、文化变迁为考察中心,以媒介的发展规律为逻辑纽带；媒介的形而上学与人文视角则构成他研究媒介的显着特色。麦克卢汉不仅有着不同一般的媒介研究,他的文艺批评同样富有特色。他的媒介思想与文艺批评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他对媒介的认识、体悟来自于文艺,对文艺作品的解读构成了他媒介思想的基础和来源,他的媒介思想是一种“艺术”视角的对媒介的观照；另一方面,他对文艺的认识是从媒介/技术视角出发的,也即是一种媒介/技术视角的文艺研究与解读。在这里我们以点面结合的方法首先概述他的文艺思想,然后介绍他对文学原型以及生态艺术的理解。第二部分,我们主要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中国叁十几年的传播与接受。我们从叁个方面来对它进行梳理,首先,我们从纵向也即时间维度对它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就是以接受阶段(大致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界,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为依据来对之进行梳理；然后从横向角度出发,具体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解与阐释；最后,我们以问题为中心,从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中国语境之间互摄、互入的角度出发,对麦克卢汉的中国接受进行批判式的总结。第叁部分,我们主要研究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媒介与文学”批评对麦克卢汉理论的接受和再语境化,从媒介观的改变、“媒介与文学”研究的探讨、文学批评路径的探索叁个方面系统地总结它对新世纪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新世纪批评由于受到某种程度的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启发,从而促进了自己的发展,但是由于接受的不全面,又影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本论题最后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麦克卢汉媒介思想启发我们可以从“媒介即技术”、“媒介即文化”、“媒介即感知”、“媒介即环境”四个相互联系的视角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叁部分之间形成一种接受发生的逻辑层递关系。第一部分对麦氏媒介思想与文艺批评的研究,在于揭示麦克卢汉之所以能被新世纪文学批评接受的潜在根源。麦克卢汉对媒介形式的强调和人文式的研究以及他对文艺所做的独具特色的批评,使人从中体会到媒介是理解和解释文艺与审美的基础这一隐含于麦氏着作中的重要思想,这是它被大多数文学批评者接受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中国接受的研究构成了新世纪文学批评接受麦克卢汉的前景,正是麦克卢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文学批评界才有了接受的现实基础和基本前提。第叁部分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在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接受和再语境化的分析,则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中接受麦克卢汉所产生的具体成果的概括。总起来看,这叁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接受麦克卢汉的动态过程,也构成我们研究的一个完整图景。
柳文捷[9]2015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的商业化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领域出现的商业化现象,或者说中国当前的商业化的文学艺术批评,如今已在我国的文本作品、影视剧作品和书法美术文艺作品中大量存在,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批评现象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以文艺作品的附带商业作用取向为目的的批评现象,一种采取商业化和市场操作路径为标志的批评倾向。它所蕴含的这种商业性、盈利性特征对于传统文艺批评本质追求的审美性、艺术性内涵而言,明显存在着一种传统意义的消解和弱化。且它在消解和弱化文艺批评功用的同时,还将引导我国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接受出现不良的生产与需求互动,导致文艺生产活动出现恶性循环,以上种种潜在危机,亟待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主要从消费社会中中国文学艺术批评商业化倾向的出现、商业化文艺批评的界定、在不同类型文艺作品中的表现和其之所以产生的动力机制四个方面来论述。全文由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和结语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提到了中国当前文艺批评出现商业化倾向这一现象,梳理了目前学界对文艺批评商业化倾向的关注和探讨,阐述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说明了笔者选择这一论题的初衷,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预期效果。第一章笔者首先对文艺批评的概念进行回顾,并论述了文艺批评的属性特征。然后在结合当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基础之上对文艺批评商业化倾向的出现进行论述,阐述了这一现象现在已广泛存在,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和消费流程。商业化文学艺术批评本质属性上无可厚非应当循文学艺术批评的所有属性,但是,又因为经济利益和利润是它无法剥离的价值诉求,因而必须遵循市场逻辑和消费伦理,且大多数时候利润成为最主要诉求被放在与审美性相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让商业化文学艺术批评偏离文艺批评轨迹走向走向商品生产道路,让商业化文学艺术批评呈现出与传统文学艺术批评不同的方方面面。因此笔者在第一章第二节从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接受主体、批评目的、所用资源五个方面将商业化文艺批评与传统文艺批评做了详细比较。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的商业化倾向的现有表现样式。结合文本作品、书法美术作品和影视剧作品叁种类别文艺作品的商业化文艺批评案例,分析了这类商业化文艺批评的商业、文艺双重属性,讨论了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商业化倾向确实广泛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第叁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着重分析了中国文学艺术批评商业化现象兴起的原因。其兴起原因主要包括:市场经济资本带来的直接动力;消费文化带来的文化氛围;现代便捷大众传播方式带来的技术保障。并得出结论:中国文学艺术批评商业化倾向的出现和愈演愈烈是历史契机和现实境遇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它的出现是必然的。最后,结语部分简要阐述了中国文学艺术批评身体内部还存在着许多与商业化属性一样的“不稳定因素”属性,它们与文艺批评的文艺属性即对立又统一的不断运动、博弈,且大部分处于失衡状态。因此,商业资本的注入和批评主体的物欲满足或许会在短时间内对中国文学艺术批评起到短暂的繁荣效果;但长期下去,必然引起中国文学艺术批评沦为金钱的婢女,堕落为商业资本的逐利工具,因此需要学界慎重对待。且全文来看笔者所讨论的只是中国商业化文艺批评现象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关注,因此为了促进中国文学艺术批评的更好建设,我们还有很多研究工作有待开展。
佚名[10]2016年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图景(专题讨论)》文中提出编者按:21世纪以来,数字新媒介对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网络和传播媒介成为这个时代文化裂变的最大推手,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结构,也改变着具有历史惯性的文化结构。以网络技术为中心的传播媒介正在向文学场的中心移动,其他新媒介文化、文艺现象层出不穷,艺术生产与消费亦呈现出新的走向和特质。目前,学界关于新媒介文化、文艺批评与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新媒介影响下文化、文艺现象的蓬勃发展相比,还很不相称。鉴于此,本刊特组织一组专题讨论,从不同角度对媒介化社会传播方式
参考文献：
[1]. 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关系问题研究[D]. 王梦湖. 南京大学. 2011
[2]. 文艺批评与传播媒介[D]. 郑微波. 重庆师范大学. 2003
[3]. 媒介诗学导论[D]. 张邦卫. 浙江大学. 2005
[4]. 传播媒介对文艺批评的影响[J]. 郑微波.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5]. 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艺媒体批评研究[D]. 王双双.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6]. 媒介化时代的文艺批评[J]. 李震. 文艺研究. 2018
[7]. 媒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D]. 蒋小英.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8].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D]. 李中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9].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的商业化现象研究[D]. 柳文捷. 四川师范大学. 2015
[10]. 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图景(专题讨论)[J]. 佚名.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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