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民国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研究，或曰历史人物传记研究，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写作方法和作品形式。随着近几十年实行档案开放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加之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书写、印刷、出版等信息记述和传播方式的广泛普及，私人保存下来的文献史料也越来越多。这些资料的大批涌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近代以来各种历史研究，包括人物史研究的热潮。在中文世界范围内，近几十年资料发现、发掘、披露和出版最多的，就是民国以来的各种公私史料了。民国人物研究热，也因此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自然，由此出现的问题，也颇值得重视。本文仅尝试着对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略做一些说明和讨论。 一、新史料 自1990年代迄今二十多年，民国人物①研究很热。除了因时过境迁，政治敏感度降低，加上统战需要，政治禁忌较过去少了不少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人发现、发掘、整理、开放并出版了许多新史料。这里首先值得提到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像蒋介石、蒋经国、张学良、胡汉民、宋子文、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蒋廷黻、颜惠庆、张歆海、黄郛、陈光甫、熊式辉、毛炳文、赵恒惕、吴稚晖、李璜、张君劢、梅贻琦、曾昭抡、金问泗、胡世泽、何其采、黄仁霖、彭述之、陈洁如等人的日记、函电、手稿及文件，陈公博、王正廷、张嘉璈、陈启天等人的自传手稿，顾维钧、蒋廷黻、王正廷、张学良、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张发奎、李汉魂、陈光甫、沈亦云、何廉、吴国桢、张嘉璈、胡适、李璜、左舜生、李书华、蔡增基、刘瑞恒、陈公博、陈启天等数十人的口述史料等，大都是90年代以来两岸学人才得以系统利用到或得以整理出版的。② 除美国外，对于民国人物史料的开放与出版，台湾方面近二十多年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90年代后半期，台北“国史馆”就陆续对研究者开放了“蒋中正总统档案”，内含日记、筹笔、文献、文电九大类4200册27万余件。2003年起，除重新修订出版《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外，“国史馆”还陆续出版了《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82册)、《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10册)和陈诚档案(含日记3册、回忆7册、书信6册、史料11册)，以及胡宗南和吉星文的日记(各2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国防部史政局”还分别藏有朱家骅、徐永昌、刘峙、居正、谭延闿、王世杰、王叔铭、李国鼎和顾祝同等人的专档。自1980年代以来，近史所更出版了包括众多民国名人在内的口述史料近百部之多。自1990年代以来，近史所以及台湾民间出版社还编辑出版或影印出版了徐永昌、王世杰、王子壮、丁治磐、林献堂、傅秉常、胡适、孙连仲、何成濬、万耀煌、王仲廉、李品仙等数量可观的日记、回忆及年谱长编等。 对于民国人物史料的开放，大陆档案管理部门这二十多年来一般控制较严，但对北京政府时期和源自国外的个人档案相对放得宽一些，也出版了一些成套的民国重要人物的个人档案集或文献史料集，如“北洋军阀史料”(含袁世凯2册、黎元洪14册、徐世昌9册、吴景濂8册)、《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10册)、《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2册)、《吴佩孚档案资料选编》等。 与政府部门保存的档案文献比较起来，民国人物日记对外开放和出版的限制相对宽松得多，因而自8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民国时期各类人物的日记已经发表或出版的就有数百种之多。人们知道较多的宋教仁、杨度、郑孝胥、张耀曾、谭人凤、居正、谢持、吴稚晖、邵元冲、冯玉祥、白坚武、胡景翼、周佛海、沈焕昌、唐纵、陈克文、颜惠庆、蒋作宾、傅秉常、黄炎培、曾琦、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经亨颐、吴虞、杨昌济、钱玄同、张元济、梁漱溟、陶行知、吴梅、许寿裳、叶圣陶、邓之诚、金毓黻、朱希祖、朱自清、吴宓、马衡、陈克文、潘光旦、唐君毅、夏济安、郑振铎、季羡林、丰子恺、吴湖帆、余绍宋、徐兆玮、刘大鹏等人的日记，都有发表或出版。其中有些多达一二十册，数百万字，如徐世昌(24册)、竺可桢(24册)、吴宓(20册)、黄炎培(16册)、顾颉刚(12册)、金毓黻(10册)、夏鼐(10册)等即是。 除了个人档案和日记外，各方家极尽所能搜集文献史料编纂而成的历史人物的“文集”“全集”，特别是“年谱长编”之类，有时候提供的信息，更为系统周详。即使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对有较好史学训练的研究者来说，这些资料的利用价值往往还是很高。在这方面，两岸学界都做了不少工作，如孙中山、蒋中正、孙连仲、蔡元培、张元济、胡适之、王国维、陈寅恪、鲁迅、李大钊、闻一多、郁达夫、冯友兰、邹韬奋、陶行知、张伯苓、叶圣陶、郭沫若、丁玲、穆藕初，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有相当详尽的年谱长编，甚至还有分类年谱之类。其他像本人、亲朋以及时人所写的回忆、侧记等可称之为二手史料，但又是档案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的各类文字，发表、出版的数量虽因人而异，但也十分可观。 这里还值得提到个别工具书的作用。如傅德华等编撰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一书，收录人物4.8万，传记资料20余万条，辑录了2000年以前1500余种报纸杂志和2800余种论文集上涉及人物史的研究信息。其中辑录了19种档案类刊物上740余篇目，多为电文、函稿、自述、履历、日记、回忆资料，涉及人物484人。此书收录资料研究信息虽仅截止于2000年，但作为一种工具书，对从事民国人物研究无疑还是有助益的。③ 另外，也可以当作工具书来运用的这类人物传记资料，还有台北“国史馆”编撰的《近代华人生卒简历表》与《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中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编撰的《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人名索引)④，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民国职官年表》《民国人物别号索引》《民国人物大辞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与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联合研制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文献数据库》，甚至像虞坤林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⑤等，都可做民国人物资料信息的查找检索之用。 当然，无论什么时期和哪个方面的历史人物研究，都离不开与其生平思想相关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党派团体组织的，以及其他与传主所从事行业密不可分的历史背景资料，而近二三十年来，民国时期这类档案文献资料的开放、出版和披露，更是层出不穷，至今已有浩如烟海之势，颇为壮观，再加上此前出版及发表的各种相关文献史料，如今进行任何方面的民国人物研究，相信多半都能获得较为充实的史料支撑。这也是近些年来民国人物研究颇有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二、新进展 近二三十年呈井喷状的史料发现、发表、出版和利用，自然会带来新的研究成果的强劲涌现。只不过，这种表现之强劲，除了研究史料井喷的原因外，也还有近二十年来国人研究视角发生变化的原因在起作用。 以两岸学界为例，直到1980年代初，所谓“民国人物”研究，多半都沿袭着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帝王、世家、人臣的范围内。由于在很长时期里统治者高度重视政治、军事、外交问题，因而这类历史记述也就更多指向党政军外交方面的精英人物。大陆改革开放、台湾开放党禁，以及国际冷战时代宣告结束，直接导致了社会中人对传统政治及其“伟人”关注度的降低。再加上西方学界人类学、社会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的日渐兴盛，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改变，两相作用，进入1990年代以来，两岸史学界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研究热自然日渐降温，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性别史、医疗史、身体史以及知识分子研究逐渐兴起。而在此期间两岸政治领袖几度代际更迭后，列入官修部门立传的人选越来越多，大批非官方学者，包括相当多的民国故人的家属子女，亦纷纷加入到人物传记的写作中来，所有这些都将民国人物史研究范围扩展到了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不仅过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家、商人、中小知识分子被纳入进来，就连民国时期个别农民都有人在研究了。⑥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范围、对象和总量的增加，包括眼光向下的扩展，并不就意味着传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向会因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毕竟，历史人物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人物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个人史料基础上的，如果精英人物研究的史料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研究非精英人物的困难就更不必说了。非精英人物，包括那些可能属于精英阶层，但非公众性人物者，数量虽多，其单个人物可供研究的史料却极其有限。这也就使得研究者的这类研究往往难于持续和扩展开来，往往只是“一锤子买卖”。纵观西方人物史研究，也是一样的情况。以阿历克斯·哈利的《根》、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以及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等为例，就可以看出，着眼于小人物及其家族历史的作品，个别的可以写得很成功，但这样的写作却大都是当事人或其子女才有资格进行的，其他研究者很难参与进来。在过去十多年里，大陆曾经出现过知识分子研究热，不少历史系的学生和青年学者自认为啃不动那些前人已经研究很多的民国年间的大知识分子，因而转去发掘并研究了不少缺少知名度的民国知识分子，而这几年就已经很少能再看到这类研究了，其原因也在于此。 由此可知，民国人物史研究固然会像整个民国史研究一样将视界扩展到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时会较多地注重社会层面的研究和小人物的研究，但长远看问题，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精英人物，特别是公众人物的研究，依旧会占据主流的和醒目的地位。根据最近一二十年研究进展的情况可知，即使在相关研究已经呈现饱和现象的情况下，任何新史料的出现和新方法的运用，都可以带来新的历史叙事，推动新一波的考证与讨论的展开。民国时期知名度越高的人物，留下来的各种资料的数量也就越大，其生平思想的争议性也就越多，新资料和新议题的发现往往层出不穷，反而不大会受研究饱和的影响。表1仅列出中国知网上的几则以民国人物为题的文章的研究数据，即可看出这一情况。
表1统计的文章类别较杂，含硕博士论文、学术论文，也包括报刊上的各种类型的文字，但它们所展示的研究及社会关注的热度和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自从大陆基本开放民国史研究以来，民国精英人物的研究总体上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过去在大陆关注度就较高的人物，如孙中山、鲁迅、陶行知等，如今关注度多半不减反升；过去因政治上敏感，鲜有研究的人物，如阎锡山、汪精卫等，虽研究者照样较少，文章数却也一样在增多。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非精英人物的介绍研究2000年后虽有增长，但数量极其有限，越是底层的人物，资料越少，越少有真正的研究成果出现，如所列吴满有的文章多半都属于介绍性质；二是精英人物研究成果数量的增长并不因史料发现多就一定有突飞猛进的情况。比如，近20年来涉及蒋介石研究的新史料披露较多，自9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蒋的研究也一直保持着较高热度，但从文章发表数量看，这20年来其增长幅度与并无大量新史料发现的其他人物的文章增长幅度相比，也并无明显的不同。 有关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拿蒋介石的传记研究的发展状况略做对照。 在1980年代前，记述蒋生平最系统的一部蒋介石传记，多半当属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于1974年开始连载，1978年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了。由于台湾当局需要这样一本书，因此对古屋奎二开放了当时还严格保密的“大溪档案”的部分内容，从而使得这本书在那个年代里变得颇具史料价值。大陆改革开放后，因始终没有一本蒋的生平传记，该书也就此得以在198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引进发行过一段时间。⑦这之后，虽然先后有大陆学者杨树标、王俯民、严如平、张宪文，包括海外的黄仁宇、李敖和汪荣祖等编写出版过蒋介石传记⑧，但除了在历史评判和史实解读上不同于台湾官方学者以及古屋奎二等人外，这一批传记在史料发掘、占有和利用方面，都没有能够跟上台湾方面开放档案的速度，以至于史实研究上落后很多。 台湾当局还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外陆续开放蒋介石“大溪档案”(又称“蒋中正总统档案”)了。1996年之后，不少大陆学者开始陆续前往台北查阅和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是，人物生平思想传记研究不同于事件等专题性研究，需要较长时间的研究积累，故这之后差不多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两岸学者在蒋介石研究上的推进，多半都还只是集中在专题上。这一阶段虽然仍有几部蒋的传记出版，因基础史料研究跟不上，价值不高，因而很少引起学界和社会的重视。⑨ 已知自2010-2015年在大陆以外发表的以蒋介石为题的研究文章，超过了250篇⑩，连同中国大陆发表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已超过500篇。如此集中且大量的研究，足以反映蒋生平思想研究进展之快。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传记研究相对滞后，相信主要是两个原因在起作用：一是自台北蒋档开放以来，研究者尚未研究消化，蒋日记手稿又接着开放了。且这一波开放因受到日记手稿整理进度影响，直到2010年才全部推出，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影响了研究者的研究进度；二是无论台北蒋档，还是美国蒋日记手稿，都只能手抄，不能复制，光是面对至少十几万件非过目不可的“大溪档案”和长达50多年的日记，要想在短时间内将蒋的生平思想研究贯通下来，更是很少可能的事情。在这方面，杨天石教授的研究推进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杨是最早开始去台湾查阅“大溪档案”的大陆研究者之一，也是最早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查阅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大陆研究者之一。其研究特长，从来就是注重对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做介绍和解读。他1987年即首发涉蒋论文，1996年最早赴台北查阅“大溪档案”和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然而，直到2000年，其前后发表直接与蒋生平思想有关的论文约10篇左右，却没有一篇利用到“大溪档案”。(11)杨第一篇基于“大溪档案”研究蒋介石的文章，发表于2001年。(12)在2006年首度赴美查阅蒋介石日记手稿之前，他仅利用台湾藏档发表过5篇有关蒋介石生平史实问题的研究文章。(13)直至2008年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一书(14)，杨才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前期查阅到的“大溪档案”等台湾史料，结合分步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接连发表了多篇“蒋介石日记解读”的文章。(15)但迄今为止，他也仅仅辑成了两本论文集，其中部分文章还是旧文(多经补充修订)。照此情况看，尽管杨是大陆专业研究者中最先查阅过大溪档案且全部阅读研究过蒋介石日记手稿者，但他要想拿出一部比较成熟的蒋生平传记来，似乎也还需要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沉淀才有可能。 三、新视角 在最近一二十年，由于近代人物日记的发现、发掘、披露及出版势头甚猛，直接影响了晚清民国人物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变化。依据中国知网不完全统计，80年代以人物日记为基本研究题材的文章年均数约60篇；90年代中期数量猛增，10年平均下来年均近150篇，较前增长1倍有多，若以1996年以后每年200篇，直升至300篇算，较90年代初以前年均不足百篇的情况，已是两三倍的增长了。然而，2000-2009年10年间增长更猛，年均已达到900篇有余；2010-2015年又增3成左右，年均已近1200篇了。这中间，蒋介石日记研究增长的趋势亦大体相同。也据知网，80年代以蒋日记为研究题材的文章数为0，90年代年因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先后出版了《蒋介石年谱初稿》(16)并刊布《蒋介石日记类钞》(17)，因而开始出现零星的以蒋日记研究为标题的论文，年均不足一篇，此一情况一直延续到2005年。但随着2006年蒋日记手稿开放，从当年开始至2009年，年均已达17篇。接下来2010-2015年，年均则达到19篇，目前还有增长的趋势。 人物日记研究对历史人物生平思想暨传记研究究竟能起怎样的作用，从来都是存在争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对日记内容所反映的种种信息的真实度的判断不尽相同，故重视及运用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也和历史人物日记的完整与否以及记述内容对历史研究价值大小等因素有关。因为许多人的日记时断时续，留下来可用的内容甚少，多数人如鲁迅、张元济、许宝蘅等，主要是记一点每天自己的迎来送往的“流水账”；有些人如胡适，每到关键时期，日记就避实就虚，语焉不详；还有个别人如阎锡山等，日记主要只记一点关于道德伦理的点滴心得，连每日所做之事都很少记。同时记日记者年龄、身份、地位等等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记日记者的心理和目的，进而影响到日记文本的可信度和价值。(18) 当然，无论从何种角度，与中华民国史几乎是一同起伏跌宕的民国政治领袖蒋介石的日记，其史料价值无论如何都是比较高的，更何况其日记不仅56年基本连贯、完整，而且既记事，也记所思所想。其日记固然也因心怀圣贤志，记什么不记什么会加选择，怎样记怎样言也会小心处置，地位变化后时不时还会反复修订并编为经典，以留后人观摩学习。但是，蒋毕竟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或只是短暂左右过中国政治的政客军阀，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造成重要的历史影响，因而对其言行由来及目的意图的考察研究，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每每具有重要意义。而蒋的日记，又并非如鲁迅、胡适、阎锡山者，生怕被后人用来贬损自身形象。蒋日记之不同在于，一方面，坚持“修身”与“灵修”的双重努力是成圣贤的关键所在(19)，因此他必须勇于正视自身问题，时常点醒敲打自己，以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事业；一方面因性格急躁孤傲，他常常容易发怒，缺少宽容之心，不善冷静处事，因而不仅会在人前动怒发火，在日记里更是容易不加掩饰地发泄对人、对事、对敌、对友的愤怒不满之情。当然，对自己言行思想的某些不当之处，包括对部属动粗、发火，冷静之后也能直言不讳地承认错误。因此，蒋日记手稿的价值，对于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的重要性，确是不言而喻的。 自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对公众开放蒋日记手稿以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人对日记的关注出现过两拨热潮。最初研究者的关注无疑还较多地集中在传统的政治、外交、军事方面，尝试着从中找到新的隐秘故事(20)；但很快，不少研究者都开始注意到，蒋日记手稿的研究，很难带来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可能，相反，如何从这样一部几乎连续记录了56年的中国一代统治者成长及挫败经历的日记中，了解并发现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在与西方政治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对中国政治人物的影响和作用情况，理当更具价值和意义。多半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我们发现，两岸学者对蒋日记手稿研究的侧重，明显地又偏向了文化、生活方面，不少研究者都开始关注到蒋介石兼具中国儒学和西方基督教双重信徒色彩的这一特色，并因此高度重视起蒋的教育、训练、读书、情爱、婚恋情感、家庭观念，乃至于蒋本人的穿衣着装、卫生医疗、作息时间等等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问题来了。(21) 个人情感经历、生活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研究，对于一个曾经的大国统治者的生平思想的研究，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澳大利亚罗斯·特里尔曾经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于2006年时为中文版《毛泽东传》写序时说：1980年我出版《毛泽东传》后，因为太多关注毛的个性和个人事务，诸如关于毛的心理，毛和女人的关系，毛对信仰、对死亡、对他自己孤独的极度痛苦，以及其他生活方面情节的揭示，而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批评。“然而，近十年以来，在中国和海外相当数量的严肃著作中，在中国国内和国外，毛泽东的私人生活细节占据了中心舞台。”(22)这件事清楚地说明，至少在1990年以前，西方学界对在政治人物生平思想研究中过于关注私人生活、情感之类的情况，还多持反对态度，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关注和考察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个人的生活、情感及其心理等，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了。之所以非如此不可，或许可以用得上陈铁健所说的一句话，即历史研究者理当尽可能把历史中那些非神即鬼，长期被概念化、符号化的人物，“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23)无论我们基于当代价值观有多喜欢或不喜欢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都理当像理解我们身边那些熟悉的人一样努力地去理解他们。 这就像史景迁在评论陶涵那本《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一书时所说到的，他一点也不赞同陶涵给予蒋的政治评价，但他依旧很信服陶涵对蒋的描述，因为在他看来，那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种信服感恰恰来自于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却显示着“传主的人性光芒”的很私人化的细节。如“蒋介石多年以来一直饱受尿道疾病之苦。到1960年，这种疾病已经严重到让蒋介石接受劝说，同意让一个从冲绳来的美军泌尿科医生为他做手术。手术并不成功，蒋介石决定再次尝试——这次是位更著名的外科医生，后者在纽约开业，专程飞到台湾为蒋介石做手术。这次一效果更好，不过却让蒋介石在其余生中都经受小便失禁的折磨。”“因为这个原因，让蒋介石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所有会议结束之后坐在原地不动，直到他助手之外的所有人已经离开。”史景迁写道：“这幅景象既平淡无奇又具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平淡无奇是因为这个细节如此平常，它也许会是许多人人生记录中的一个小偏差。不过，如果病人是一位大帅，某种特别的惨痛就很明显了：这个人曾经历北伐和西安事变的生死关头，他曾梦想击溃日本人、压倒共产党，并将中国永远嵌在世界强国的版图中；他曾梦想反攻大陆，最后他曾梦想使台湾成为美好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模型。可他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摊潮湿之中，等待着每次公务会议结束。年复一年，这个场景一再重演。”(24) 让传记中的历史人物变得“有血有肉”，根本上就是要把他们还原成“完整的人”。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我们所经历、所研究的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活动和思想相互作用的历史，具体的人与人有再多不同，人性的本质、生老病死的过程都是相似并相通的，因而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都是可以从人性的视角去理解、考察和进行研究的。二是只有基于人性的视角，把历史中人还原为我们所能理解的具体的人，今人才可能根据自身可以理解的共通的人性特质，来理解历史中人所作所为的种种原因、理由，以及他们所处时代条件带给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并因此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些，也变得更聪明一些。 基于人性视角来理解并研究历史，是当今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也正是这一人性视角，使得当今的历史人物生平思想研究变得更加重视包括日记在内的种种私人史料，更关注传主个人生活、性格、情感、心理等种种看似属于私生活范围的问题。赵世瑜说得好，政治人物也是人，尤其是对于一个影响了历史的政治人物来说，我们就非得去了解其个人性格、心态以及形成其成年性格、心态的他的童年、家庭、婚姻情况不可，非得去研究他的童年、老年及心理不可。(25)毫无疑问，政治历史人物的研究，离不开档案文献，但用来发现不同人物的不同特点，日记、回忆等等直接或间接史料有时往往能够起到比一般著述文章和档案文献更重要、也更直观的作用。因为，仅靠著述文章、档案文献，研究者通常很难像我们理解身边那些熟悉的普通人那样，人性化地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成长经过及其个性与环境之间可能的碰撞，更不易体察其所言所行“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结果也就很难做到使我们的人物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历史真实。 四、新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中文界有关蒋介石生平思想的传记作品，大都还建立在台湾蒋档及美国胡佛中心蒋介石日记手稿全面公开之前的资料基础上。今天写蒋传必须阅读和研究的蒋日记手稿全部开放至今也不过六七年时间，虽然有些写过蒋传的研究者已着手根据部分的阅读和零星的研究，对过去的作品做了一些修订和增补，但他们中真能够系统地读完这些日记的人还难得见到。(26)事实上，今天要写蒋传，只利用蒋日记手稿还远远不够。仅台湾前“大溪档案”以及党史馆档案中就还有大量与蒋生平思想关系密切的史料，另外像近年陆续出版的陈诚日记档案、胡宗南日记档案等，许多也是写蒋生平思想不得不读的新史料。要系统地并综合这些史料来参照着做研究，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蒋日记手稿的开放，促使研究者必须先要对蒋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与把握，结果使人们把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最基础部分的关于蒋个人生活和精神的层面的研究上来了，形成了大量碎片化，但却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面对这样一种研究越来越深入、微观，并开始四散漫延的状况，大概每一个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想要迅速拿出一部能够让多数人信服的蒋的传记作品来，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吧。 一方面是蒋介石公私文献史料层出不穷，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蒋介石研究热；另一方面是蒋介石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专题和具体史实上，传记作品少数东拼西凑，多数修修补补，总体上踏步不前。用前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台北“国史馆”馆长吕芳上的话来说，无论蒋去世前，还是蒋去世后，无论在中文界，还是在西文界，“迄今仍看不到一本完整学术性的蒋传”。(27)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美国前驻台外交官陶涵于2009年推出了《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28)一书，一时间异军突起，在两岸引发了一段销售热和评论热。(29)严格地说，就像陈永发指出的，如果不是从美国学界较传统的观点出发的话，陶书对蒋的评价整体上未必有多少新意。陶对中国历史，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革命、夺权和统治时期，包括对其对手的复杂情况，不仅缺少研究，而且知识不足，因而书中叙述上、判断上错误甚多。作者在史实叙述上着墨最多，也是唯一让人感到有些创新之处的，基本上就是作者比较熟悉的中美外交的历程，但是，身为美国人，作者恰恰又极度缺乏齐锡生作为中国学者所具有的那种文化的敏感性，体会不到身为中国最高领袖，高度重视“礼貌和面子”的蒋介石，“处在民族主义的极端自尊以及居高临下强权外交两者的煎熬”。(30)坦率地说，陶书在解析蒋内心情感冲突的极度不足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就像吕芳上在该书繁体中文版导言中介绍过的那样，陶涵是“大量利用二〇〇六年才开放的蒋介石私人日记的第一人”，大量使用第一手史料和运用蒋日记手稿正是“本书绝大特色”。(31) 不久前，笔者为完成出版社交给的任务，仔细阅读了同样颇受两岸出版界重视的新版《毛泽东传》(32)。与由一位美国前驻华外交官来写《蒋介石传》一样，由一位熟悉前苏联档案的俄国学者来写《毛泽东传》，不免会使众多中文读者充满期待。然而，这两位传记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近乎天然的隔膜，以及对中国历史本身研究的欠缺，导致他们的写作几乎出现了一样的问题：观点上先入为主，叙述上错误连篇，并常常在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解读或演绎毛、蒋的思维逻辑。 作为历史学者，笔者自然不认为存在着一劳永逸或一锤定音的历史研究论述以及传记作品。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克罗齐的那个说法，即任何历史本质上其实都是当代史一样，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一滴水花，我们每个人留给后人的研究成果，再好也注定只能是反映我们所处时代的认识水平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问题在于，面对几近泛滥成灾、五花八门的历史人物传记及其写法，面对出于不同动机、目的，有着完全不同知识背景、文化基础和写作取向的传记作者，历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是否应该像对待自己的专业研究著述一样，保持一种有别于非专业写作的专业标准?换言之，相对于那些缺少学术研究意识的非专业的传记作品，我们是否应当写出有区别的，建立在学术标准之上的学术传记作品来? 需要说明的是，当今学界中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相信凡是按照学术研究的写作形式，注意到第一手史料，并多半注明了引文出处的，就可以称之为“学术性传记”了。陶涵一书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被学界中人认同为“完整学术性的蒋传”。(33)因为，陶书不仅像历史学者的著述那样，大量引用各种史料来叙述和论证，而且书中的引文和转见的说法不少也注明了出处。但是，我们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的学术性质，是否主要表现在引用史料和注明引文出处这两点上呢?抑或我们是否能够仅凭引用了史料和注明了引文出处，就判定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是学术性著述呢?可以肯定，引用史料、注明出处，就研究写作而言，确实是一种必要的方法与形式，但也仅此而已。学术性研究需要这类方法和形式，而学术研究的本质却不在这里。 在笔者看来，陶书之所以不学术，主要并不是因为作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熟悉，甚至也不在于其史料解读和史实说明上存在太多先入为主的想象和曲解。这样的错误在一篇或一部学术研究著述中有时也会出现。陶书之不学术，关键在于作者完全没有尽到与已有的各种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意识地保持对话的努力。特别是作者明明没有系统阅读过蒋的日记手稿，却在点缀式地引用了一些蒋日记的片断后，便宣布其传记是建立在通读了蒋日记手稿基础上的成果。事实上，对中国史再不熟悉，研究之初存在再多先入为主的想象，如果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路数，对自己的任何判断及已有的史实记载中存疑之处都注意广泛阅读查证，与已有研究成果中的说法认真对照比较的话，作者理当能够少犯许多错误。 比如，作者不相信蒋介石是1912年1月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主凶，断言蒋只帮助查出了陶藏身的医院，刺杀当天应该不在现场。但是，作者却丝毫没有提到蒋介石自己在日记及自述中对这件事的说法，没有注意到得到蒋认可的毛思诚早年撰稿的《民国十五年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的说法。作者如此述史所依据的史料和史实出处，也注明系引用自杨天石的相关论文，然而杨文不仅没有否认蒋行刺的事实，而且文章标题即为《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杨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认定，进一步探讨了陈其美及蒋介石必欲杀害陶成章的原因所在。陶书对此全然视而不见，不仅未置一词，而且坦然以杨文为己说之依据和史实出处，让人颇难理解。(34) 又比如，作者按照美国华人学者陆培涌早年著述的分析，断言1921年夏天蒋介石不理会孙中山等人要他赶回桂林的“函电急催”，是因为蒋想要借为母亲守丧的机会，“替自己拟定新的人生计划”，说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继承56岁、身体仍然健康的孙中山之地位”，“会领导孙中山麾下部队北伐、统一全国”，“将是现代中国的伟人之一”。(35)作者在这里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和蒋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特点缺乏了解，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陆培涌几十年前发表论文时，还看不到蒋的日记。作者毫无根据地把自己对蒋坚持留下为母亲守灵、下葬动机的猜想，当作事实描绘出来，却完全不理会相关研究者早在他成书多年前就已经公开披露了的相关日记内容和初步的研究成果中的说法。作者在中文版中宣称阅读并利用了蒋的日记手稿，却只字不曾引述过1921年6月14日蒋母去世至8月9日蒋离开家乡期间每天在日记中念的、想的到底是什么。(36)很明显，作者不仅没有通读过蒋日记手稿，甚至完全没有理解蒋日记手稿的重要性。 再比如，作者讲述1925年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广州政府军事部长和许崇智被放逐经过时，一小段文字里同时提到了三个原因，一是说许手下有些将领涉嫌廖仲恺被刺案，并“阴谋铲除广州的左派分子”，因而被“处以极刑”；一是说许涉嫌与广州政府的敌人陈炯明“有秘密接触”；一是说许“名声腐败人尽皆知”。对这三种说法的来源和它们对许被逐一事的影响具体如何，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分析考据。作者只是武断地称，许本人并未因部下谋反而被认为涉及廖案，但却被指控“涉嫌和陈炯明有秘密接触”。至于何人指控，书中亦未说明，只说蒋随后亲率士兵包围了许的住处，却不加解释地告诉读者说，蒋只是“要求名义上仍是上司的许崇智，离开广州3个月”。蒋此举是否经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授权，书中也未交代，反而说政治委员会是鉴于“许崇智的腐败名声人尽皆知”，因而“同意他立刻前往上海”。(37)对上述说法，作者只举出一个出处，即《李宗仁回忆录》。然而查李书，该书仅提到他当时听说的情况，即“蒋氏凭藉苏联顾问的声势，突率卫士数十人包围其长官许崇智的住宅，逼许氏立刻离开广州。申言许氏不去，渠便无法整顿部队，待渠将部队整理就绪，三个月后，再请许氏回粤主持大政云云。”据李回忆称，桂系将领对此颇不以为然，“不过我们都知道许总司令处在革命高潮之下，生活还这样腐化，故对蒋氏此一行动，也颇谅解他的苦衷。”(38)据此可知，这里又出现了第四种原因，即蒋因为想要争取三个月时间整顿部队因而迫许离开。显然，第一，我们不知道作者对事件经过的描述及其所提到的四个原因的由来如何；第二，作者也未曾对自己明显矛盾的说法加以分析考据，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第三，作者举出的论据出处本身就是道听途说，且是几十年后并不牢靠的个人回忆。实际上，围绕许崇智被逐一事，前人已有过不少说法和研究可供参考，而作者如果确实系统地读过蒋日记手稿的话，也不难通过1925年夏天蒋日记来了解蒋、许矛盾冲突之由来及发展的经过。(39)问题是，作者不仅没有去读一下身为事件主要当事者的蒋的日记，也没有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对这四种不同说法稍做分析考证，以厘清它们矛盾不通之处。 综上不难看出，传记写作是大有学问在其中的，而学术性传记必须要用学术的方法才能达成。所谓学术的方法，就是我们平时做论文、写专著，包括训练学生的最基本的方法。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必须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和坚持学术对话。大概没有哪位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学者不明白，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包括前人史料发掘的基础上的。没有人是从无到有，平空开始研究的，也没有人只要按照自己的主观印象，随便抽取若干符合自己推测方向的新史料或旧叙事，就能够创建起一套令人信服的新说法来的。实际上，任何一项新的学术研究都是在充分了解并比较了已有研究的各种说法及其史料之后，在对已有研究进行修正、补充，以至颠覆、创新的过程中，奠定起自己独特的成果的。离开了对前人研究成果及其所创立的种种史实、概念、观点和论述逻辑，包括对前人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的清楚了解，就没有形成新的学术进步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不仅陶书，当今许多历史人物传记恐怕都未能达到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标准。简言之，历史人物传记从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写法和类型，没有人能够，事实上也不应该强求标准一致。任何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历史人物的故事，但是，对于打算从事人物传记研究的专业的历史研究学者来说，坚持用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恐怕是一项最基本的专业性要求。所谓学术标准，其实就是要在写作中切实从研究考据的态度出发，时时处处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坚持与已有研究保持对话。笔者相信，只有这样去研究，我们才可能看到真正的“学术性的传记”。 注释： ①所谓“民国人物”，在这里是指那些曾经在民国年间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人物，但他们同时也可能是晚清人物或共和国人物。 ②如《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陈红民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③傅德华等编：《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④国家图书馆编：《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2015年，西北卷，2001年；东北卷，2001年；华北卷，2007年；华东卷，2007年；西南卷，2015年。同时并出版有东北、华北、西北等各卷人名索引。 ⑤虞坤林：《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 ⑥如朱鸿召的《吴满有：一个延安农民的天上人间》(《档案春秋》2011年第6期)，朱鸿召的《吴满有的两段人生》(《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岳谦厚、张基辉的《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地——以张初元模式为例的个案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等。 ⑦该书因未经政审，后被禁止发行，出版社亦受处分。 ⑧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年；王俯民：《蒋介石传》，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罗时叙：《祈祷的王朝：1926-1949年蒋介石政治生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4年；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⑨如李理等的《一世枭雄蒋介石》(北京：金城出版社，2004年)、李敖的《蒋介石评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何虎生的《蒋介石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刘红的《蒋介石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方永刚的《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程舒伟等的《蒋介石秘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陈廷一的《乱世枭雄：蒋介石》(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等。 ⑩据“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所办“蒋中正研究学术专网”统计，2010-2014年台港澳三地期刊发表以蒋为题的研究论文约在190篇左右，加上2015年的文章数及2010年以来两岸出版的以蒋为题的数种论文集，总篇数当超过250篇。 (11)杨天石：《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杨天石：《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杨天石：《蒋孔关系探微——读孔祥熙致蒋介石书》，《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杨天石：《济南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杨天石：《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等。 (12)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3)另外4篇分别为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未刊日记》，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0-369页；杨天石：《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修身——读蒋介石未刊日记》，《上海档案》2002年第5期；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学术探索》2005年第3期；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4)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2010年以后杨的文章多发在台湾，且数量似不如过去多。发在台湾期刊上的文章有：《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传记文学》第574期，2010年3月；《蒋介石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的事实应该得到承认——敬答汪荣祖教授》，《传记文学》第577期，2010年6月；《蒋介石收复新疆主权的努力——蒋介石日记解读》，《传记文学》第609期，2013年2月；《蒋介石何以拒绝在〈延安协议〉上签字——罗斯福派赫尔利调停国共经过》，《传记文学》第616-617期，2013年10月，等等。 (16)毛思诚撰稿：《蒋介石年谱初稿》，万仁元、方庆秋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 (17)《蒋介石日记类钞》(一)(二)(三)(四)，《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1999年第1、2、4期。 (18)可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25卷4期，1995年12月。 (19)黄克武：《修身与治国：蒋介石的省克生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20)如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吕芳上主编的《蒋介石与民国政治》(台北：“国立”纪念堂中正管理处，2009年)，吕芳上主编的《蒋介石与民国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0年)，黄自进、潘光哲主编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等。 (21)王奇生等：《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香港：时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汪朝光等：《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汪朝光等：《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罗敏等：《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2)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序》第10页。 (23)陈铁健：《往事风雨堪评说》，《北京晨报》2012年12月9日，A22版。 (24)史景迁：《蒋介石之谜》，《东方历史评论》2013年第1期。 (25)赵世瑜：《历史人物传记应该怎样写——〈乾隆皇帝全传〉读后》，《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6)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有黄道炫、陈铁健合著《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一书。 (27)吕芳上：《重评蒋介石(导读)》，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林添贵译，台北：时报出版，2010年，第8页。 (28)参见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林添贵译，台北，时报出版，2010年；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29)两岸众多的中文报刊和网媒，如《经济观察报》《时代周报》和“凤凰历史”网等，均对陶涵做过长篇采访。用中文发表的书评则更多，如陈之岳的《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亚洲评论》2009年第15期)、汪荣祖的《评说陶涵蒋介石新传》(《传记文学》第572期，2010年1月)、余敏玲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汉学研究》第28卷第2期，2010年6月)、陈永发的《论评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传记文学》第579期，2010年8月)、郑义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顶天立地巨人——介绍陶涵力作〈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传记文学》第579期，2010年8月)、史景迁的《蒋介石之谜》(胡新宇译，《东方历史评论》2013年第3期)、张弘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翻案太过，反失其真》(《博览群书》2013年第2期)、蒋永敬的《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阅读杂记》(《国史研究通讯》第7期，2014年6月)等。 (30)陈永发：《论评陶涵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传记文学》第579期，2010年8月。类似的积极评价，还可见古屋奎二前引书；杨天石前引书；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黑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Bruno Zoratto：《蒋介石——现代中国的建造者》，辛达谟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等等。 (31)吕芳上：《重评蒋介石(导读)》，第10页。 (32)A.V.Pantsov and S.I.Levine,Mao:The Real Sto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林添贵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潘佐夫：《毛泽东传》，卿文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33)吕芳上：《重评蒋介石(导读)》，第10页。 (34)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第39页，并见杨天石：《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毛思诚撰稿：《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7页；《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7月26日条，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等等。 (35)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第53-54页。 (36)《蒋介石日记手稿》1921年6月14日-8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并可参见秋颖：《蒋介石笔下的家庭与婚姻——蒋介石日记摘编》，《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萧心力等编：《蒋介石家事·家书》，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年，第23-26页，等等。 (37)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第69-70页。 (3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39)《蒋介石日记手稿》1925年9月17、18、19、20日条，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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