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研究方法论的实证主义与现象学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实证主义论文,现象学论文,之争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旅游研究者对实证主义的怀疑多了起来。一方面，李天元[1]、张金山[2]等提出应该警惕旅游研究中片面推崇实证研究的倾向；另一方面，谢彦君[3，4]、张斌和张澎军[5]等提出运用现象学方法探求旅游的本质，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达到用“旅游学”的视角研究并建构旅游学科自身体系的目的。上述观点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旅游研究向现象学的转向势在必行。这是涉及旅游学科建设的重要方法论问题，由于既有的研究并没有从方法论层面对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研究方法展开论述，同时缺乏针对具体案例的理论分析，因此做进一步的探讨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本文拟结合我国学者提出的两个理论观点，尝试阐述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研究方法各自的特点及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旅游研究方法论的取向做些讨论。
1 实证主义方法的特点和局限性：以申葆嘉先生的旅游现象论为例
2010年，申先生以年近9旬的高龄出版了《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之系统陈述》一书。书中，申先生坚持并发展了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他自己说这是他在旅游现象基础研究中得到的第一个命题，是引导他从事旅游学理论系统研究的指针[6]P4。
正如申先生已经指出的，旅游起源问题是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旅游学界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人认为“旅游自古就有”[6]P40。而申先生经过严谨论证，得到了“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的结论，他所秉持的正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论。
申先生的论证包含了两个转换，这使得读者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第一个转换是，申先生在说“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时实际上指的是“旅游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关于“旅游”和“旅游现象”的用法，申先生在书中特意做过一些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我的旅游学术活动中，“旅游现象”是我的基本用语，也是一个核心的基本概念。对我来说，在长久以来所从事的旅游现象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中，我脑中首先出现的是“旅游现象”而不是“旅游”，这个考虑表明，在我的思考中“旅游现象”是第一位的。其次，我在用词上，对“旅游”并没有像“旅游现象”那样有更多的考虑。我的意思是说，我常常把“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简称来使用。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作为一种个人的活动，“旅游”可以比“旅游现象”更贴近事实的含义；但是在“旅游现象”和“旅游”两个词都可以用的地方，我宁愿用“旅游现象”这个词。[6]P16。
从申先生的上述说明中可以明确得知，申先生并不否认“旅游”具有作为个人活动的含义，只是有的时候把“旅游”作为“旅游现象”的简称来使用。在申先生对“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的论证中，不仅明确提到“旅游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且整个论述是围绕“旅游现象产生的条件”、“旅游现象发展和和运行的形态”等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申先生所说“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中的“旅游”就是指的“旅游现象”。
第二个转换是，申先生意指的“旅游现象”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旅游”。在讨论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时，申葆嘉先生引述了涂尔干(Durkheim)的话：“当社会学家试图研究某一种类的社会事实时，他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把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作为‘物’来考察”。而“把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作为‘物’来考察，不是指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是物质构成的，而是说明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是具有规律性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属性”[6]P14。从上述认识出发，申先生指出：“我们在确认旅游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的同时，也确认了它是具有“物”的属性。那就是我们确认它是一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为‘旅游现象’”[6]P15。
明白申先生所说“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实质上是指“作为社会现象的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之后，他接下来的论证就很好理解了。只有在大生产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才成为多数人所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旅游”才真正成为“旅游现象”。历史上存在属于个人行为的游乐性旅行和休闲，但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旅游”并没有出现。只有在机器大生产和人本主义自我意识成为支持社会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时，旅游才会从小生产自给经济时期个人行为的游乐性旅行转化为市场经济时期社会需要的旅游[6]P3。
上面论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将“旅游”作为一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的活动来考察。这种做法正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早期实证主义者(如涂尔干等人)的典型观点，他们希望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在把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作为“物”来考察的背后是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客观事实作为研究的立足点。或者说，一切有效的知识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必须能够得到经验的证实。这里所说的经验是感性经验，具有公共可观察性并能通过测量加以量化，从而可以建立起科学所需要的客观性和精确性[7]P11。部分实证主义者进而主张严格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前者是实然判断，是能够被经验证实的；后者是应然判断，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因而，价值判断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7]P24。
将研究范畴集中在客观事实特别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方面，在早期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能够摆脱一些含义不清的概念或矛盾的价值观念，并能够借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些现成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具有较高共识的研究成果。但接下来这种方法立刻显现出其局限性，并遭到多方面的攻击：
首先是很多人质疑是否存在客观真实。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意识在里面，因而每个人看到的客观事实只是他自己的客观事实。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诸多流派的发展都和这一问题有关。艾尔·巴比(Earl Babble)在《社会研究方法》一书里提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用后现代观点来讨论真实。在这个观点中，所有的“真实”都是来自于自我观点中的想象。换句话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外在世界，一切都存在于内在之中[8]P10。
其次是很多人对社会现象是否存在规律性也持怀疑态度。以穆勒(Mill)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也有齐一性，只是比较复杂，不够精确，难以发现。而另外一些持否定意见的人则认为，一方面，社会科学中影响人的行为或社会特征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往往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很难预测或者根本不可能预测；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独立于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会影响到社会现象的发展。一些研究者认为，不仅社会现象是否存在规律性值得怀疑，而且即使总结出某种规律，由于影响因素的复杂和环境的变化也难以对其进行检验。从广义上说，波普尔(Popper)属于实证主义者的阵营，但基于上述理由，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的开头就申明：“本书的基本论点是相信历史命运纯粹是迷信，对于人类历史的过程不可能以科学或任何其他理性的方法加以预言。”[7]P64
第三是将价值问题排除在外被认为降低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如胡塞尔(Husserl)在其最后名著《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指出：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9]。
第四是技术理性的泛化导致社会科学研究脱离社会实践。技术理性本身是中性的，只是由于泛化后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本文在第三部分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当然，虽然上述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因此拒绝实证研究。比如，虽然每个人观察到的事实会带有个人印记，但毕竟彼此之间还是存在可以交流的空间；虽然要对社会发展做出精确预测确实不易，但是不能否认有很多关于具体社会现象发展的成功预言。此外，实证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波普尔就是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将实证主义推向了新阶段，他提出的从问题出发不断试错排错的研究途径也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我们回过头来看申先生的论点。申先生从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意识、社会形态三个方面论证了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现象才可能产生与发展，这一论证立足宏大的经济社会背景来考察旅游现象，展现了本质上的实证主义论证方法，提供了对旅游现象极具洞察力的认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过，由于实证主义方法论内在的一些问题，申先生的论证和研究结论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社会科学研究结论不如自然科学研究结论那样具有共识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概念的主观性问题。在“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这一判断中，包含了“旅游”和“市场经济”两个重要的概念，但游乐性旅行何时发展成为旅游现象、什么样的经济才是市场经济，这很难说有客观标准，而必然会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比如中国唐代以李白等人为代表的士人出游已经较为普遍，为什么不能认定是一种社会现象?再如中国明朝时就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那时并没有申先生所说的旅游现象。申先生实际上是以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组织旅游活动作为旅游现象出现的标志，这当然是旅游发展史上的大事，旅游活动的各项内容第一次被组织在一起，出现了旅行社这种新业态，但是可以追问的是，现代旅游活动越来越多的并不是通过旅行社进行组织的，为什么要把旅行社组织作为旅游现象出现的标志呢?
另一个方面是规律的有效性和可验证性问题。“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正如申先生自己所说的，“到当前为止的现实世界中，旅游产生和发展的这一规律始终在起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旅游迅速发展，同样是社会大生产条件、社会意识变革、开放性社会的产物。不过，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质，在改革开放后首先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国内旅游，而是入境旅游，这与旅游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违背。申先生指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他最后的处理是将其视为旅游发展的非常规形态。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所谓的“非常规形态”，实质上是由于“旅游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对历史进行总结得到的结论，回到当时的背景进行验证殊无可能，后来其他国家和地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也不可能和托马斯·库克时代一模一样，中国入境旅游率先发展既是改革开放之初急需外汇情况下的政策选择，同时也是由于当时国内旅游条件并不具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的规律有其解释力，但往往不如自然科学那么精确。从前面提到的中国国内旅游发展的历史来看，有申先生所说的规律在起作用；然而，中国第一家旅行社诞生是在1927年，当时中国并没有产生申先生意指的旅游现象。
2 现象学方法的特点和局限性：以谢彦君教授的旅游本质论为例
2005年，谢彦君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首先运用现象学方法对旅游体验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在论文结尾时指出，对待旅游体验问题，不管是在研究这种现象的本质规定性，还是研究其应用领域的操作性问题，秉持一种现象学的视角、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可能是一个比科学的方法(主要指实证的方法)更科学的方法[3]。但本文接下来主要分析的是谢教授的一篇近作，2010年发表在《旅游学刊》的《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从学科自觉的角度看》。
在该文中，谢教授提到了他用现象学方法探寻旅游本质的一个具体实验：他请5个刚入校的大学生描述他们的一次旅游经历，然后对关键词进行概括，最终得到一个结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换言之，旅游的本质就是一种体验，而余暇和异地将这种体验与其他体验分离出来，赋予其独有的特征”[4]。
正如谢教授自己指出的，这是典型的现象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探讨意识、心理、体验、行为以及行为相关项的本质时，被认为是最恰当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一是主张“面向事实本身”，要“直观本质”，要从“经验事实的一般性向本质一般性还原”。二是强调方法上的“悬搁”，试图“普遍地质疑”，将任何先在的、即使再科学的观念加以暂时的搁置，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本质直观。在他组织的实验中，那些没有受过“旅游专业教育”的学生，都毫无困难地通过他们自己的描述呈现了一个个符合通常意义的“旅游”的情景[4]。谢教授则通过“面向事实本身”，“悬搁”先在的一切科学观念，最终实现了对旅游的本质直观。
现象学是在对实证主义的反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和实证主义注重客观事实、主张价值中立不同，现象学以意识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发现意义为研究目标。现象学一经提出，就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胡塞尔之后，一大批学者从其理论出发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掀起了西方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现象学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许多新的哲学流派，构成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潮。同时，现象学蕴含的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研究者们从各自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现象学更准确地可以说只是一种哲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并不统一，在方法上更是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第一个问题是：共同知识如何存在?现象学方法以内在意识作为研究的立足点，认为只有内知觉才具有自明性。然而内知觉的自明性如何变成主体间的共同知识，现象学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以一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只有进行交流才能得知他人的体验，而这种交流又需要有双方认可的先验知识作为基础，进行到这里显然单靠内知觉已经无法完成。因为交流所需的先验知识不可能真正是先天的，而只能是习得的，这其实表明实证主义从外部进行观察有其道理。
第二个问题是：彻底悬置和还原如何进行?徐辉富在《现象学研究方法与步骤》一书中写道：“胡塞尔的悬置是彻底的悬置，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列入悬置之列，从而为严格的科学奠定基础。但事实上，彻底的悬置是不容易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完全的悬置难以实现一样，彻底的还原其实也是一幅可望又难以企及的诱人‘幻景’，因为还原永远只能是部分的、主观的。事实上，自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理论以来，对于如何悬置、如何还原等都是现象学理论在走向操作中需要解决的难题。胡赛尔本人及其后继者也没有提出让人信服的可操作性步骤。”[10]和现象学理论的蓬勃发展相比，现象学方法虽然也有所发展，但是远没有那么显赫。特别是彻底悬置和还原，对于研究者的要求非常高，这实际上限制了现象学方法的运用。
此外，现象学方法由于强调质的、现象的研究，对量的规律、事物发展的预测等则有所忽视。从社会决策的需要来说，这也可以算是一种缺失。
就谢教授的研究而言，张斌、张澎军曾做过评述，在肯定了谢教授运用现象学方法取得对旅游本质认识有所突破的同时，又指出：由于作者“体验”概念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所以只能将旅游“体验”装入“休闲体验”的套子中，无法对旅游体验及其本质进行真正的现象学分析[5]。但究竟如何进行真正的现象学分析，张斌、张澎军自己的论述仍然不甚清晰，还停留在哲学思辨层面。
除了悬置和还原的不彻底以外，谢教授所提到的实验还有一个涉及共同知识的、更为根本的问题。当谢教授请大学生们描述他们的“旅游”经历时，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旅游”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被调查的大学生们是理解“旅游”概念的，他们是在理解“旅游”概念的基础上描述自己的“旅游体验”，因而谢教授得到的不过是几个对象对于“旅游”的“常识性”认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了解“旅游体验的意义”，但是得不到“旅游的本质”。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可以追问：在旅游概念还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如何直观旅游的本质?
3 旅游研究的方法论取向
3.1 综合运用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研究方法是大势所趋
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之争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发展的主线。就这个背景而言，旅游研究中实证主义与现象学之争不过是科学哲学发展史在旅游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实证主义和现象学之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而是在争论中不断融合。时至今日，“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11]。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从理论到方法往往综合了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的不同思想，实证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好，“可以把它们看做是手中两支不同的箭，各有所用，相互补充”[8]P44。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旅游研究综合运用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研究方法是大势所趋。如前所述，现象学方法在研究事物的本质、行为的意义等方面有其优势，而实证主义方法则在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果关系等方面有所专长；现象学要克服共同知识形成的难题需要实证主义的外部观察作为支撑，实证主义要解释概念的形成则需要现象学的内在体验作为弥补。实证主义一统天下固不可取，但也切莫因此试图以现象学研究取代其他具体的科学研究。现象学发展之前之后，实践中的研究成果都有很多是通过实证主义方法获得的。即使是曾经力主以现象学方法来研究旅游体验的谢彦君教授，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就叫《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12]。
3.2 技术理性不成为旅游研究反对实证主义的理由
研究者对实证主义的质疑部分是出于实证研究中的技术理性泛化问题。由于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强调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数学语言的大量运用。数学语言以其描述的精确性、逻辑的严密性和工具的便利性成为实证研究喜好的语言形式，甚至一门学科的数学化程度被当做学科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志。程式化和数学化在推动科学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在科学研究中过于关注工具本身而忽视了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典型的例子是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实证主义居于压倒性优势的地位，形成了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方式，经济学的数学门槛大为提高，乃至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数学或物理专业出身(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原先也是学习数学的)。这种发展一方面使得经济学自居科学之列，并将触角伸进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从而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称；另一方面又时不时遭到来自经济学界内部和外部的批评。
就旅游研究而言，揣博(Tribe)在10多年前就提醒大家警惕所谓的“技术理性”[13]。他的理由就是经济学被大家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但其代价是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实践，主流经济学发展起来的方法论成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约束。张金山提出警惕“实证主义在旅游研究中的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也是技术理性问题。他认为，旅游研究的方法论陷入实证主义的窠臼，特别是唯科学主义(scientism)盛行，使得旅游研究朝着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方向拼命发展而不能自拔，这对作为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的旅游学来说非常不利[2]。
不容否认，旅游研究中存在一些例子，数学工具运用得很熟练，看上去也很花哨，但是可能研究的问题并没有很大的科学意义，得到的结论也没有多大价值，就像卿前龙所说的“为模型而模型、唯模型是从、反而忽视了逻辑推理和经验事实”[14]，甚或是惠红所说的“定量模型的滥用与不恰当使用”[15]。但笔者认为，以技术理性质疑旅游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是不成立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第一，技术理性不等同于实证主义。虽然一些实证主义论者主张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实证研究范畴之外，但是他们只是认为价值判断不是实证研究的内容，而不是否认价值判断本身的意义。特别是脱离实践并不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必然结果。实证研究恰恰比其他很多研究还要重视实践的作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从实践中提炼问题，而最终结果还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方式是在实证研究发展过程之中逐步形成的，是理论概括和逻辑清晰的需要，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前面提到，正是这种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方式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形式化和技术化之所以会出现脱离实践的问题，反而是由于背离了实证主义的“实证”精髓所致。因此，虽然形式化和技术化是实证主义的派生产物，但是以此来反对实证主义则未免矫枉过正。
第二，旅游研究距离形式化和技术化还很远。以形式化和技术化的理由来责难实证主义，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流行思潮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反映。但是，旅游研究者在这个时候加入讨伐实证主义的阵营，理由却未必那么充足。和经济学研究不同，旅游研究目前并没有达到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阶段。经济学应用数学工具已经构建了非常严密的经济学大厦，近些年来，主流经济学研究基本采用了数学语言，往往通过赋予变量、函数、方程以经济学含义进行数理分析，辅之以基于统计抽样的计量分析。而在旅游研究中，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的研究虽然日渐增多，但是采用数理分析方法则微乎其微。在这个阶段如对实证主义大肆反对，似乎有扼杀旅游研究科学性之嫌。从操作上来说，解决旅游研究技术理性的办法也不是排斥实证研究，而是相反，要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只有研究者普遍对实证研究方法有了较深了解，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研究工具本身当做研究目的的现象。
3.3 提升旅游研究的科学性仍是首要任务
不管采用何种方法，提升旅游研究的科学性都是必要的。研究者之所以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提出批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旅游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误解和误用所导致的。比如李天元在质疑旅游研究的实证主义时提到的“伪实证”问题[1]。
举一个例子，《旅游学刊》2010年第5期刊载的《基于Fuzzy-IPA的景区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一文，主要内容是设计了景区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Fuzzy-IPA分析方法，并以芜湖方特主题公园为案例地，运用该方法对景区游客满意度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16]。作者称之为实证研究，但是纵观全文，有的只是作者应用该方法得到的关于方特主题公园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结论，并没有对方法本身的有效性做出论证。因此，这个“实证研究”严格说来并不是“实证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应用案例而已。实际上，作者在提及文章的不足时也提到，“Fuzzy-IPA方法未经过相关的论证”。
辨明真假实证研究有利于推动旅游研究科学性的提高。但从逻辑上讲，“伪实证”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反对实证主义的理由，反而还是应该通过加深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来解决这一问题。
比起“伪实证”来，信度与效度是旅游研究更应该注意的问题[17]。不过这更多的是学术严谨性问题，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没有必然联系。至于个别研究者任意编造数据之类，那是触犯学术规范的问题了，更与实证主义无关。此外，虽然由于实证研究方法源自自然科学领域，并长期居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使得实证研究方法几乎是科学研究方法的代名词，但是我们也要记住，胡塞尔的本意也是想建立一种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哲学，并为一切学科奠定基础，因而在使用现象学方法时也要提高其科学性。
旅游要想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单靠学位目录和专业目录调整等外在建制是不行的，从根本上只有首先成为一门科学才能成为一门学科，不管这科学的基础是实证主义的或现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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