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的归属俄罗斯运动与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丹巴论文,呼图克图论文,俄罗斯论文,外蒙论文,哲布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朝征服了准噶尔汗国，其余波波及周边地区，引起了多种问题。例如围绕准噶尔出现的“逃亡者”问题而引起的清朝与俄国的对立便是其中之一。更为严重的事态产生于外蒙古（喀尔喀）。首先可以举出的是，为了远征准噶尔，许多牧民和大量家畜被征用，送往准噶尔地区，从而使外蒙古的牧民极度疲敝。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征服准噶尔直接引起的“阿睦尔撒纳逃亡事件”导致了外蒙古事态的严重化，即当时受命护送对清朝抱有反感的阿睦尔撒纳自准噶尔前往热河的喀尔喀亲王额璘沁多尔济，由于允许阿睦尔撒纳逃走而被问罪，并在北京被处死。额璘沁多尔济不仅是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有实力的贵族，而且是当时外蒙古宗教界、政治界颇具实力的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兄。因此，这一事件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事实上，额璘沁多尔济的被处死成为1756年青衮扎布之乱的直接导火线。而且，作为这些事件的继续还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目的动向，也就是其归属俄国运动，这是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外蒙古命运的运动。这样，18世纪50年代便成为外蒙古的重大转折时期。
围绕着这一时期外蒙古由上述事件引发的诸多事件，前人进行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有关青衮扎布和阿睦尔撒纳等人的活动及其意义所作的论述①。而从正面论述外蒙古归属俄罗斯运动的论著则为数甚微②。因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对该运动的经过、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诸事件作一些探讨。
先就与本文有关的史料作一些简单叙述。清朝方面的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主要是《大清历朝实录》（世宗、高宗）、《大清会典事例》（特别是理藩院部分）、《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且为一般性史料。其它如陈箓译《蒙古逸史》③、著者不详的《番僧源流考》等书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④。此外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魏源《圣武记》等书中也有若干记述，但不过是第二手史料而已。我想档案史料（不仅汉文，还有满文、蒙文）中也有，但有关史料⑤尚未刊行。关于蒙文史料，有佚名撰写的《哲布尊丹巴传》（1859年）⑥，噶尔丹《宝贝念珠》（1841年）⑦是第二手资料。
在此问题上应予重视的是俄文史料。这一时期，俄国对外蒙古的形势也表现出强烈的关心，由于他们与外蒙古王公们的接触，留下了为数甚多的记录。不过，有关这些记录，特别是档案的公开刊行，迄今为止，俄蒙关系史料只出版到1725年⑧，因而成为探讨本文主题的极大障碍。不过，有关这一时期俄蒙关系、俄清关系的档案史料并非全未刊行。人们熟知的著作有班蒂什·卡缅斯基的《俄中两国外交史料1619-1792》（喀山，1882年）。但是正如该书名称所示，其内容毕竟是以俄清间的交涉为中心，而有关外蒙古的内部情况未能更多触及。更重要的有瑟切夫斯基的《1846年瑟切夫斯基给特洛伊茨克·萨夫斯基边界管理委员会的关于中国边界资料汇编的历史札记》载巴斯宁⑨编《莫斯科大学藏古代俄罗斯历史地理学会报告》“中国部分”二，莫斯科1875年，第1～292页⑩。此书集中引用了从1689年《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布楚条约——译者），到根据《关于俄清国境规定的恰克图条约补充条款》（1768年缔结），在恰克图重开俄清贸易为止的这一期间俄清间交涉的许多文件，其中也包括许多有关当时外蒙古内部动态的文件，特别是还有当时色楞格斯克司令官与外蒙古归属俄国运动有关联的雅阔比的内容丰富的报告。在目前尚未刊布18世纪50年代俄蒙、俄清关系档案的情况下，这大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史料集了。
其它非史料性的著作，如波兹德涅耶夫的《库伦呼图克图及其古代与现代史纲》（圣彼得堡，1879年）和他的《蒙古及蒙古人——1892至1893年赴蒙古旅行的成果》（圣彼得堡，1896、1898年）二卷(11)，也为我们了解当时哲布尊丹巴的动向和外蒙古的形势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二、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724-1758)死时年仅34岁，但其一生却和哲布尊丹巴一世同样波澜迭起。他的父亲是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多罗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其兄是亲王额磷沁多尔济。
关于他的转世，人所共知的是《哲布尊丹巴传》中记载的传说。据此记载，第一代哲布尊丹巴死于北京黄寺之际，“喀尔喀第二王（即敦多布多尔济）及其随从询问哲布尊丹巴：‘将于何地再生呢？’答曰：‘喀尔喀第二王，请去找酉年生的女人商量吧’。达尔汉亲王将此上奏皇帝后便立即返回了自己的牧地，娶了和托辉特塔布囊达什一族中酉年出生的女子作了妃子”(12)。这个达尔汉亲王与这个女人所生之子便是第二代哲布尊丹巴。
这位第二世的转世看来仿佛进行得很顺利，而实际上，据说围绕这一问题在外蒙古的王公之间曾引起争议。波兹德涅耶夫说，当时土谢图汗家族以外的王公也有要从自己的近亲中转世第二代（哲布尊丹巴）的意向。他亲耳听外蒙古喇嘛说，车臣汗、赛音诺颜部的达亲王、毕希尔图拜赛等人都在策划以自己的儿子充当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并向达赖喇嘛处派遣了使节(13)。这样一来，围绕哲布尊丹巴转世的争议在第三代呼图克图出世之际似乎又再度出现。波兹德涅耶夫说，他在外蒙古旅行时（19世纪末），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不和的原因即在于此(14)。
但是，这一事实在《清实录》等书中未能见到。波兹德涅耶夫说，他所依据的不是记录而是传闻(15)。乾隆年间在制定关于西藏、蒙古活佛转世的“金巴瓶掣签法”时，在有关的记载中，曾指出外蒙古各王公间的争议并加以劝诫。例如《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九七五(9a-10b)理藩院〈指认呼毕勒罕定制〉中有：
谕。［中略］今藏内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呼毕勒罕圆寂后，俱令拉穆吹忠等作法降神，俟神附伊体，指明呼毕勒罕所在。拉穆吹忠既不能认真降神。往往受人属求、任意妄指。是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以亲族姻娅，递相传袭。近数十年来总出一家，意与蒙古之世职无异，以致蒙古番众物议沸腾。
另外，《番僧源流考》〈金巴瓶掣签之上谕〉中也有：
查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内奉旨。［中略］从前喀尔喀四部落人等，共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拉罕时，有郡王桑斋多尔济尚然具奏、嗣后请一阿哥作为呼毕拉罕之语。［以下略］
上述记载十分清楚地显示了围绕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引起争议的情况。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波兹德涅耶夫在蒙古之所闻是有相当根据的。
一般说来，第一代、第二代哲布尊丹巴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拥有很大的力量。关于后来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在青衮扎布之乱时所发挥的政治影响的情况及其如何干预外蒙古的其它政治的情形，几乎未见记载。
首先简单看一看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下简写为第二代呼图克图）的事迹。他生于雍正二年(1724)，根据达赖喇嘛的认定和雍正帝的指示正式作为第二代被承认(16)，雍正六年他4岁时，在库伦（别名乌尔嘎）受戒，被称为罗卜藏·丹巴·通密(17)。
雍正九年他8岁时发生了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策凌侵入外蒙古事件，他逃离了外蒙古地区避难于内蒙古多伦诺尔(18)。雍正十三年(1735)，噶尔丹策凌与清朝之间议和，外蒙古恢复和平，第二代呼图克图仍留居多伦诺尔。
同年，雍正帝死去，乾隆帝继位。乾隆帝于乾隆三年(1738)正月在北京会见了第二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9)。但是，尽管外蒙古的王公们请求他返回，然而一直未被清廷允准。因为发出这一许可是在乾隆五年春以后，故而他返回库伦实际上已是翌年，即乾隆六年夏天的事情(20)。因此我认为，他离开库伦已10年，此时已经是18岁。这段时间第二代呼图克图恐怕未曾参与外蒙古的政治。况且，对于已返回库伦的第二代呼图克图来说，清廷一直在监视着他。乾隆八年(1743)八月，曾有第二代呼图克图未经清朝当局许可赴额尔德尼召朝拜的事件，与此事有关的担负“护视”呼图克图职责的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受到了清朝的严厉谴责和处分(21)。因为第二代呼图克图的外出活动必须得到清朝当局的许可。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四六、传三六的《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传》中“六次袭延丕勒多尔济”项记载有：
乾隆］十三年及所部副将军，命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督理俄罗斯边境事。
第二代呼图克图与土谢图汗一起成为同俄罗斯交涉其它边境问题的负责人。因为当时第二代呼图克图已经22岁，参与外蒙古政治也并不奇怪。不过，他究竟参与“俄罗斯边境事”到何种程度还是疑问。这一任务基本上是土谢图汗的。另外，当时俄国送往清朝的信中也没有直接以称呼第二代呼图克图开头的(22)。后来，设置了库伦办事大臣以后，这一任务才移交过去，这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九一、理藩院“优恤”条也记载有：
［乾隆］十三年覆。唯瀚海地方连年旱，喀尔喀生计不足。请将照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喀尔喀兵三百名，其呼图克图之沙毕纳尔兵二百名亦令撤去。［后略］
我认为，所谓“呼图克图之沙毕纳尔兵二百名”表示第二代呼图克图拥有一定数量的士兵，但这并非说第二代呼图克图在外蒙古也握有军权。
另外，关于所谓第二代呼图克图之沙毕纳尔，据桥本光宝氏所说，他拥有3万名沙毕纳尔(23)。他还就这件事谈到：清朝看到呼图克图直辖的人民达到了如此多数，为此渐怀某些危惧之念，遂努力打击其势力［以下略］(24)。
所说的沙毕纳尔之数确已达到3万名，这是他自己的很大的力量，但这一力量未必能够与哲布尊丹巴的权力结合起来。因为，不能说呼图克图的全部沙毕纳尔的数目(25)与历代相比是绝对多的。据D.策格夫的《大沙毕》（《历史研究》，6卷2期，乌兰巴托，1964）的记载，哲布尊丹巴的全部沙毕纳尔的数量，在1764年（就是说第三代时）为户数8,513，口数61,286。1773年的数目是户数12,122，口数72,604。1803年已达到户数17,035，口数83,982。沙毕纳尔的数目每年有所不同，到19世纪末，数量约为六七万人（第91页）。但是，认为此时呼图克图，特别是他在外蒙古的政治方面几乎还没有什么力量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沙毕纳尔的数目与呼图克图的政治权力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第二代呼图克图所具有的政治力量，在乾隆二十(1756)年和托辉特部长青衮扎布叛乱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叛乱的经过已在另文阐述(26)。当时由于青衮扎布的号召，叛乱扩及整个外蒙古。乾隆帝对此颇为忧虑，命令第二代呼图克图发出号召，阻止外蒙古的王公们与青衮扎布采取共同行动(27)。此时又发生了其兄额璘沁多尔济在北京被处死之事，第二代呼图克图的心境无疑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也许是这位呼图克图的号召奏效了吧，外蒙古的多数王公没有共同行动。叛乱在较短的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了。乾隆帝重赏了呼图克图，在叛乱被镇压后封他以“敷教安众喇嘛”称号(28)。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在叛乱之际，第二代呼图克图曾接受了青衮扎布的要求，向乾隆帝请求免除其死罪，这一请求终于未能为乾隆帝所容许(29)。这件事使人产生这样的推测，第二代呼图克图在某种意义上对青衮扎布的行动不是也抱有同感吗？乾隆帝的拒绝一定使第二代呼图克图甚为沮丧，加上同年其兄额璘沁多尔济在北京被处死。所以，他即便产生反叛清朝的心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此后不久，第二代呼图克图便于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758年2月5日）圆寂(30)。死因据说是当时流行的天花(31)。乾隆帝悼念第二代呼图克图之死时颁发了下面的敕书：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系喀尔喀四部落遵奉之大喇嘛。虽不比前人德寿兼全、久兴黄教。然伊在时，亦能作兴黄教，极力安众。朕用是叠沛恩施，常加优恤。今闻圆寂，深为轸恻。著加给敷教安众喇嘛封诰印信。照旧例领赐器弊鞍马品物，以示优恤(32)。
仅据此敕来看，乾隆帝似乎相当信赖第二代呼图克图。但乾隆帝果真信赖他吗？俄国方面的记录里记载了第二代呼图克图不是死于天花，而是依照乾隆帝之命被毒死的流言在外蒙古广泛流传的情况(33)。其“毒死”是否事实这里不提，流言广泛流传则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外蒙古欲从清朝分离出来归属俄国的运动已经兴起，而且，据说第二代呼图克图也曾参与其事。
三、外蒙古的归属俄国运动
(1)恰克图条约与逃亡者问题
如众所知，在1727年缔结（翌年批准）的《恰克图条约》中重新讨论了《涅尔琴斯克条约》缔结后产生的逃亡者问题，决定此后更严格地遵守其条款（其中第二条）。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由于缔结了《恰克图条约》，俄国方面不仅重开曾经中断的与清朝的交易，而且还在谋求它的进一步扩大，为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与清朝的纠纷。《涅尔琴斯克条约》缔结后似乎已经解决的逃亡者问题，又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因此，《恰克图条约》的缔结，使俄国政府在实际上已经发生的“逃亡者”的问题上，必须采取一种现实的对策。
由于为数甚多的蒙古人越境来到俄属西伯利亚地区，因此“逃亡者”问题早在《恰克图条约》缔结不久的1730、1731年便已出现。关于此时从蒙古迁来的牧民的数量，据俄国方面的巡查官员菲尔索夫的报告，共计有2,091户，其中作为士兵服役的男性是2，218名，此外还有家畜骆驼5,210头，马68,465匹，牛14,962头，羊131,610只(34)。为什么会有如此大量的越境者（逃亡者）呢？菲尔索夫的报告里记载了如下的理由：
他们此前向中国的汗照例交纳家畜及其它贡纳。而且随着与浑台吉的战争的开始，所有的苛税都加重了。到了最后，他们全体人员一个不剩，连同妻子一起在蒙古的将军、王的命令下移住到浑台吉之地，为的是派遣其作为对抗浑台吉的军队。于是他们在这种重荷下移居到俄国方面居住(35)。
当时准噶尔汗国的汗噶尔丹策凌（1727-1745在位），图谋侵入外蒙古，而且已进入西部的科布多。第二代呼图克图于此时前往内蒙古多伦诺尔避难。这份报告中所述的逃亡事件就是为了对付噶尔丹策凌的入侵，大量动员蒙古人而引起的。
俄国政府在对这些携带家畜的大量的越境者（逃亡者）的处理上不得不采取慎重的对策。也就是说一旦违反条约，与清朝的贸易便会中断。但是，如果轻易地送还，已经绝望的他们也许会在西伯利亚采取敌对行动，而俄方对此的防备还有欠缺。结果清朝方面一提出强烈的遣返要求，俄国政府便决定应此要求遣返他们。因为贸易问题要优先。这些逃亡者是通过车臣汗被引渡到清朝方面的，但这不是一次就能进行完的，据说直到1734年才结束遣返(36)。瑟切夫斯基谓：“这是随着1727年国境条约缔结的一次最显著的引渡”(37)。
但是此后俄国元老院重新研究了关于将这些逃亡者强制遣返清朝的问题。这是因为1752年前后仍有蒙古人在俄国边境出现(38)。在瑟切夫斯基的《资料集》中，以“关于接纳蒙古移居者加入俄国国籍的提案”为标题，介绍了元老院、外交部和当时色楞格斯克司令官雅阔比（雅阔比·瓦尔弗罗梅·瓦林齐诺维奇）(39)之间关于处理这一问题的书简(40)。根据这些文献，首先是元老院就此问题于俄历（以下同）1755年11月14日致雅阔比的书简，征求他的意见。在书简中附有在此之前于1753年11月拟定的俄国外交部关于逃亡者的《备忘录》，以征求他对此的看法(41)。实际上这份《备忘录》最初是元老院对外交部的质询，也就是外交部对能否延缓强制遣返蒙古来的逃亡者问题的回答。其回答是颇具否定性的。内容如下：
关于这些蒙古来的降人，正如当时他们自己申述的，是因为在彼处难以承受生活上的重荷才迁移的，他们来到俄国不是出于别的意图。但是无论如何，在1728年俄罗斯帝国与中国的条约里严正规定不能接受此种降人。［中略］如同外交部向元老院陈述时所要求的，关于“今后是否也必须把来到俄国一侧的蒙古人强制遣返”外交部的考虑是，如果要维持已同中国达成的不得违反条约的协议，除了采取将中国所属的降人向对方送出即所谓引渡的行动外别无它途。（瑟切夫斯基，第132～133页）
重视与清朝关系的外交部采纳了强制遣返这一无可奈何的意见。因此元老院与负责此事的雅阔比直接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据说是这样的：“当他们从申请书中表示出他们自己的意志，希望来到俄国的时候，而且在（随便地）来到境内时能否接收？接纳他们时以何种形式措置？将他们带到哪块自由的土地？另外，在国境上怎样做才能进行警戒？”（瑟切夫斯基，第132页）
1756年2月21日西伯利亚知事给雅阔比的答复由以下四点构成，这个答复与外交部的意见一样，颇具否定性。不过，其内容更加重要：
一、若干蒙古人表明了迁往俄国方面的希望，不过这些人都是平民，他们的首领们未表明那样的希望。如果俄国方面向期待着的蒙古人表明他们可以按着自己的愿望被接收的话，那么他们的行动大约是可以热烈期待的。（但是）如果在他们的首领中自愿者确实很少，当然难以成功。另外，也难以减少因其为数众多带来的困难。
二、如果接收那些蒙古人到俄国一侧，中国方面会不断要求遣返他们，那时不仅不会给女皇陛下带来丝毫切身的利益；给予人们益处与狂热的交易也不能进行，或者会完全取消。而且（中国）可能（因为根据对方的其它做法可以认为）对俄国方面怒气冲天，用极其无礼的语言，责难我们无理违反条约和和平。［中略］中国方面不仅知道我方兵力很少，而且通过到俄国方面的使节，知道从边境直到托波尔斯克的人也很少，从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这一带边境上将自己的军队人数增加到很多。
三、这些期望（移居）的蒙古人即使到了可以被接收的时候，若在这一带国境超过1万帐（户）也不可能指望将他们全部接收。［中略］即使那些蒙古人游牧的场所能够靠近这边内部，但由于范围狭窄，又因为距国境近，大概可以很容易地迁往国境的另一侧。
四、根据上面叙述的全部情况，我认为，为了国境的特别防御或扩大防御，今后要持续地得到充分的供给。除非派足够的军队到这里来，今后不能接收任何希望迁往俄国一侧的蒙古人。（瑟切夫斯基，第136～137页）
对于住在国境附近、深谙清朝方面情况的雅阔比来说，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接收逃亡蒙古人的。这样，就可以看到元老院与西伯利亚东部实地负责人之间认识上的分歧。但是不久，外蒙古的内部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无论是消极的俄国政府还是雅阔比，似乎都在对蒙古人的归属俄国作积极的研究(42)。
(2）围绕归属俄国运动的外蒙古的动向
我们已经涉及到了1755年准噶尔汗国的被征服以及接踵而至的一连串事件给外蒙古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外蒙古的部分王公欲摆脱清朝统治。归属俄国的迹象，已日趋明显。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一连串的事件的结果，导致他们急欲避开意料中的来自清朝政府的镇压(43)；另一个原因则是（值得注意的）所谓清朝统治下的蒙古人的贫困化(44)。这就是《恰克图条约》缔结后外蒙古内部情况发生的变化，俄国方面并未忽略这些变化。
1756年7月6日，西伯利亚县知事米亚特列夫向雅阔比发出了一道命令。因为米亚特列夫在向元老院、外交部、陆军部转呈同年5月14日雅阔比给米亚特列夫的报告书（关于从诺尔(45)方面发出的博克图汗的敕命，处死土谢图汗之友、将军札萨昆，即札萨克昆和硕亲王及其它侦察到的国境地区的情报，另外还有关于呼图克图的沙毕纳尔们对迁往俄国的意志等情况(46))时，已就重新接收来自蒙古的移居者问题提出质询。米亚特列夫首先命令雅阔比向希望移居俄国的蒙古人传达如下意思：
当呼图克图（即第二代哲布尊丹巴）或他的沙毕纳尔们向你提供有关他们来到俄国一侧的真实意图的最可信的情报时，既不能向他们做全部保证，也不能完全拒绝。而是应该用尽可能适当的方法和霭地向他们说明如下意见：即听从您的建议，主要部队不久将做出接收他们的明确的决定。要他们耐心等待，在此以前决不能来到国境的这一侧。不能把自己置于中国方面的怀疑之下等等。假如他们在对此行动的敕命（发出）以前胆敢行动的话，决不能允许他们，因此也不能接收他们。（瑟切夫斯基，第145页）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俄国在关于蒙古人移居俄国问题上的确考虑了清朝方面的动向。但这段文字勿宁可以理解为俄国政府已经改变了从前的态度。就是说，俄国政府有了接收蒙古移居者的意向。据说主要是俄国方面的准备体制到完备阶段还需要时间。所以米亚特列夫命令，在接收逃亡蒙古人的问题上需就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让他们在何地居住？如何警备国境等问题重新报告(47)。
在瑟切夫斯基的《资料集》中没有记载雅阔比对此的答复。但是，雅阔比本人已决定在这些蒙古人归属俄国问题上采取积极的态度。
1756年10月25日，元老院向陆军中将卡瓦列尔和西伯利亚县知事米亚特列夫发出了伊丽莎白女皇的敕命。在这道敕命中，元老院指示西伯利亚县知事等人要对蒙古人归属俄国一事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是因为元老院断定，这些蒙古人归属俄国，也许会招致与清朝的争端等等，尽管有预料中的许多障碍，但对俄国还是有利。
阁下的报告命令我们根据元老院送来的敕命向外交部申明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特别是在呼图克图及其部众这些移居的蒙古人归属俄国的时候，不能在这上面引起任何麻烦。因此，我方必须回答他们的任何形式的申请或要求。我们已经在外交部提出的呈报中讲述了如下看法：让这位呼图克图及其沙毕纳尔们获得俄国国籍当然有不少有利之处。虽然我们完全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沙毕纳尔在他的统治之下，但人数大概不会少。而且，这些作为他（呼图克图）原来统治下的人不会离开他。另外，这位呼图克图受到全蒙古为数众多的人们的尊敬，是宗教上的第一号人物，无疑许多蒙古人会追随其后加入俄国国籍。由于这些蒙古人已被承认俄国国籍，所以，今后可以适当利用他们在人烟如此稀少的西伯利亚国境沿线承担某些职责。（瑟切夫斯基，第147页）
就是说，外交部的看法是使移居来的蒙古人居住在无人烟的国境沿线，似乎要让他们担当俄国方面的任务（恐怕是边境防卫任务）。实际上，此前元老院已经从雅阔比的报告中得知“呼图克图”即第二代哲布尊丹巴有归属之意这一情况。这也许是元老院决定更积极地热衷于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是，俄国方面已经预想到这一问题对俄国向清朝提出其它要求进行交涉是完全不合适的。这个交涉即自由航行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问题。
当时俄国政府请求在乘船前往堪察加半岛时可以自由航行于阿穆尔河，并派勃拉季谢夫到北京与清朝当局交涉。因此，接受逃亡的蒙古人“也许会妨碍向中国朝廷提出的允许探险堪察加的俄国船只自由航行阿穆尔河的请求”(48)。但是俄国政府断定，即便如此（作为实际问题，自由航行阿穆尔河的要求已被清朝当局拒绝(49)），接收蒙古人对本国也是有利的。
现在决不能让如此有利的机会从手中失掉。实际上，蒙古的呼图克图本人希望加入俄国国籍。因此，在他之后恐怕还有为数不少的人要来。如果在呼图克图之后所有的蒙古人和居住在阿穆尔河附近的达斡尔人，都在自己现在的土地上归属俄国，到那时，自由航行阿穆尔河的大门会自己打开，此事也就没有必要去征得中国朝廷的许可了。（瑟切夫斯基，第147～148页）
也就是说，对俄国政府来说，如果所有的蒙古人、特别是达斡尔人归属俄国，自由航行阿穆尔河问题就可以自行解决。目前他们的判断是，由于可以接收蒙古人，不能实现在阿穆尔河的自由航行也并不重要。另外，雅阔比曾以即使蒙古人来移居，俄方也没有可供接收的土地作为反对接收的理由之一。对此，元老院指出，决不能驱赶在俄国边境附近游牧和希望移居的蒙古人。在此基础上“让他们居留在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之间的（俄）境内，大概可以找到自由广阔的场所”（瑟切夫斯基，第148页）并且，元老院对预料中的中国一方的反对意见也持乐观的推测：
假定上述呼图克图和他的沙毕纳尔们以及其他蒙古人都加入俄国国籍，也许可以期望他们留在以前居住的土地上。通过这种办法使他们归化是可以的，（他们）大概也不会拒绝。对中国方面的声明，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蒙古人）决不是被（俄国方面）请去入籍的，这是他们自己请求的。而且，接收他们并不违反与中国现行的和平条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自己从前的地方。因此，根据条约（条约中只涉及到逃亡者），必须把他们引渡回原地，不能进入俄国一侧。（瑟切夫斯基，第148～149页）
这就是说，元老院认为，关于蒙古人的移居，他们如果在原居住地入籍俄国，就不会与关于越境逃亡者的恰克图条约相抵触。但是，它的基础意味着恰克图条约其它条款所规定的国境线的变更，所以，问题不会象判断的那样可以简单了事。但是元老院在“蒙古人全体入籍俄国”的前提下加快了对外蒙古的工作。他们强烈地抱着这样的认识：这一问题能否按计划解决，取决于第二代呼图克图的意向(50)。
无论如何，现在有必要知道因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呼图克图打
算入籍（俄国）。（瑟切夫斯基，第149页）
因此首先命令雅阔比：
如果到现在为止，蒙古呼图克图和他的人入籍俄国一事没有出现希望
，就通过确实最可信赖的人探明确切。（瑟切夫斯基，第150页）
如果出现了第二代呼图克图等人希望入籍俄国的情形，那么最成问题的是对他们的保护。元老院判断，假使清朝方面由于这一问题出动军队，西伯利亚会因防御力量薄弱而难以防守。因此，元老院在这道敕书的最后，命令陆军中将卡瓦列尔、西伯利亚县知事米亚特列夫、色楞格斯克司令官雅阔比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的对策。（瑟切夫斯基，第150页）
（未完待续）
注释：
①主要研究成果如下：H.伊希嘉木措：《1755-1758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历史研究》Ⅱ卷，3期，乌兰巴托，1962；纳楚克道尔吉：《喀尔喀史(1691-1911)》，乌兰巴托，1963；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莫斯科，1957；鲍登；《1756-1757年起义》，《亚洲历史杂志》卷2-1；森川哲雄：《关于青衮扎布之乱》，《历史学、地理学年报》3号，1979。
②注①所引兹拉特金氏著作仅稍有所涉（见该书P103-106）。
③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④《西藏研究丛刊》之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全五编），其中第二编（乾隆—道光朝）似尚未出版。
⑥鲍登：《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奥托·哈拉索维茨，威斯巴登，1961年。
⑦该书原文在波兹德涅耶夫译注的《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上公开刊行了一部分，圣彼得堡，1883，另外，纳森巴勒吉尔的《噶勒丹〈宝贝念珠〉》中公开全文刊载，见《历史文献丛书》Ⅱ卷1期，乌兰巴托，1960。
⑧关于俄蒙关系的有《俄蒙关系史料(1634-1654)》，莫斯科，1974；另外关于俄中关系有《18世纪俄中关系》1700-1725年卷，莫斯科，1978。
⑨这里介绍一下编者巴斯宁(1800-1876)，其祖先原是北俄赫尔摩哥雷的农夫，18世纪初移居列拿河流域，其祖父在那里从事面粉交易，其父更成为伊尔库茨克的一位专卖经办人，在恰克图从事茶叶交易。巴斯宁12岁始随父经商，商务以外，他关心教育，进行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植物学的研究，曾任伊尔库茨克市长。后移居莫斯科，并逝于斯。1876年始于莫斯科写作《莫斯科社会史与古罗斯读物》，发表了包括本资料在内的西伯利亚与俄清关系等四篇资料。见《俄国传记辞典》卷2，P561。克劳斯公司重印，纽约，1962。
⑩此书收入国会图书馆的播磨楢吉文库。另外，关于瑟切夫斯基的经历见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纲》，莫斯科，1977。P148、360、426。另外参照，吉田金一：《俄国的东方侵略与涅尔琴斯克条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1984，P280。
(11)此处日译出自东亚同文会编纂局译第一卷《蒙古及蒙古人》，1908年，东亚同文会调查局译补第二卷《东部蒙古》，1912年。此外，英译本也有，见克鲁格译：《蒙古及蒙古人》，两卷本，布鲁明顿1971、1977。
(12)鲍登：《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奥托·哈拉索维茨，威斯巴登，1961年，P20；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卷一，P509-510，日译本，P625-626。
(13)同上引波氏书P509，日译本P624。
(14)同上，P532，日译本638。
(15)同上，P509，日译本，P624。
(16)波兹德涅耶夫，《库伦呼图克图》P9-10。
(17)《蒙古及蒙古人》卷一，P511，日译本，P627。
(18)《大清世宗实录》，卷110，雍正九年九月辛未。
(19)《大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丙辰。
(20)《大清高宗实录》，卷142，乾隆六年五月乙亥。
(21)《大清高宗实录》，卷200，乾隆八年九月癸未。
(22)当时俄国来往书信的信首主要是写土谢图汗，例如瑟切夫斯基：《关于中国边界的历史札记》，P124。
(23)桥本光宝：《蒙古的喇嘛教》，佛教公论社，东京，1942，P122。
(24)桥本光宝：《蒙古的喇嘛教》，佛教公论社，东京，1942，P122。
(25)《关于中国边界的历史札记》所载雅阔比的报告说，俄历1757年5月前后，第二代呼图克图的沙毕纳尔是1500帐。见该书P162。
(26)森川：《关于青衮扎布之乱》。
(27)《大清高宗实录》卷518，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丙午。辛亥条同。
(28)《大清高宗实录》，卷528，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辛未。
(29)《大清高宗实录》，卷532，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丁酉。
(30)鲍登：《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奥托·哈拉索维茨，威斯巴登，1961年，P28。
(31)波兹德涅耶夫前揭书，P528，日译本P638。
(32)《大清高宗实录》卷544，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乙未。
(33)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P107，该书是依据未公开刊行的俄文档案写成的。
(34)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27。
(35)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28。
(36)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29。
(37)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29。
(38)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31。
(39)雅阔比1741-1769年间任色楞格斯克司令官。见其木德道尔吉耶夫：《17-18世纪蒙古与俄国的关系》，莫斯科，1978，P186-187，但是据鲁缅采夫：《巴尔忽真编年史》，其任期直到1771年，此后出现的雅库茨克长官雅阔比是他的儿子，乌兰乌得，1956，P82。
(40)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30-133。
(41)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30-131。
(42)兹拉特金前揭书，P104。
(43)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47。
(44)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56。
(45)即内蒙古之多伦诺尔。
(46)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43。
(47)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46。
(48)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47。
(49)吉田金一：《近代俄清关系史》，近藤出版社，东京，1973，P168。
(50)受色楞格斯克司令官雅阔比之命被派到库伦的翻译官沙林在1757年1月30日的报告中提到，他在与蒙古王公邻丕勒多尔济会面时，从他那里听到“蒙古人也到呼图克图将要到的地方去”。（瑟切夫斯基前揭书，P142。兹拉特金前揭书，P105）。张永江 叶雪冬 译自日本九州大学《历史学地理学年报》第九期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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