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时光隧道里的24年记忆——《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年)#183;史料#183;索引卷》序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大系论文,幽暗论文,史料论文,序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出版社规定的体例，此卷收录1976年至2000年间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与文学相关的重要文件和原始材料。
20多年时间，在文学史上可能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周期，但对于中国这个文学大国而言，这20世纪最后的时刻却显得格外富有历史意味。不是吗，有谁见证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像中国文学那样经历着世纪末天翻地覆的演变？当我们在1970年代极度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做着走向现代化世界的黄金梦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了。当我们喋喋不休高谈阔论意识流小说、现代派文学，并以此作为文学先锋参照时，西方社会已经尝试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反省后殖民文化。当我们眺望诺贝尔文学奖的万里蓝天，为中国作家的长久缺席而唏嘘再三之际，意想不到的结局是中国人似乎也进入了这一神圣的殿堂，只是结果并没有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开心，似乎中国文学应该有更好的代表。这20多年间发生的中国文学的悲喜剧，就像是阳光照耀秋千架下摇曳不定的影子，一会儿让人觉得文学的希望就在眼前，但转瞬之间，一切又变得扑朔迷离，可望而不可即。这种富有戏剧性的世纪末中国文学的伟大剧目，造就了文学史料的丰富多彩。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出版物能够将这波澜壮阔的文学历史图景作一次总体性的回顾。出版空白造就的历史总体面目的模糊不清，对参与编选这部史料索引卷工作的人们而言，犹如在蛮荒之地开垦，做着开天辟地的草创工作。
可以见到的材料很多，但要统统编进书卷中去却很不容易。在图书馆藏书室昏黄的灯光下，书籍无语，静静地排列在书架上。那些旧期刊旧报纸与尘灰同在，像慢慢淡去的记忆，褪去了昔日的光环。有谁还会像当年那样在意周扬、胡乔木、夏衍、冯牧、张光年这些名字？有谁还真切地记得初读《假如这是真的》、《公开的情书》、《波动》、《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苦恋》时的印象？谁会觉得当年硝烟弥漫的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论争，真的值得那么大动干戈，你死我活？那些严肃而一本正经的报刊社论和特约评论员们，20年后的今天，你们还会用当年那种理直气壮、誓死捍卫的腔调来重新论证自己观点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吗？那些不久前倡导“人文精神”的勇士们，面对全球化的文化冲击，在跨国公务的繁忙旅程中，是否想过还将继续“抵抗投降”？原以为《时代的报告》、《中流》的编委们连同这些杂志和他们的事业，统统都会老去，但1990年代“新左派”们的召唤，让远去的幽魂枯木逢春、老树新芽。1980年代激情满怀畅想文学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理想主义者们，是否想到过，10多年后会有人堂皇地宣布：“文学死了”？同样的情形是1980年代召开的“新时期文学10年”纪念大会上，刘再复们发誓要为捍卫主体性理论而战，但宏大的工程还未启动，解构理论已经粉墨登场，主体性问题不仅进入黄昏，还被列为“启蒙”暴政，归入被反思的激进主义思想行列。站在1970年代解冻的文学黑土地上，那些最具想象力的人们恐怕始料不及，20年后年轻的“上海宝贝”们也要革命了。新兴人类、波波族、文坛“晚生代”、“新生代”、“70后”、“80后”作家们无一例外，都在“断裂”的文化峡谷中左冲右突，视前辈为压抑力量，挥洒稚嫩的文字，要将挡在成名道路上大大小小的文坛“老石头”们统统扫除出去。还有，从纸质媒介到网络传播的跨越，是不是又将是一场类似于白话文学运动的工具革命？当年是从文言到白话，现在是从笔墨到网络。工具的改变，让一些不适应网络写作的年轻“老”作家们退居二线。可能很多人心有不甘，但将那些拥挤在虚拟世界中青春洋溢的草根写手，与埋首于枯灯冷雨中呕心写作的文学家们相对照，热情、前卫、先锋、青春、朝气、时代感、少年中国，等等，昔日堆加在文学身上的赞美之词，倏然之间，统统跑到了网络世界。有人为网络言路的畅通无阻而欢呼鼓掌，也有人为纸质传媒渐渐谢幕而叹息，……总之，在史料的汪洋世界里，任何一个文学研究者都会感觉到自己永远是那只遥望洞天的井底之蛙。
读史料可以感受到历史的体温。以零距离的方式触摸文字，感受历史，这是史料搜集和阅读过程中最愉快的体验。但与史料搜集整理的出版冷落相对照，各种名目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稿》、《新时期文学史论》、《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出版，像疯长的小草竞相斗艳。有人统计，截至2009年，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已达72部。[1]遥想当年，阿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时，新文学史只有王哲甫编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和阿英自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两种[2](P1)，分别出版于1933年和1934年，它们离五四新文学兴起时隔20年。同样是“新时期”文学兴起后的20年，各种版本的史论和“当代文学史”写作冲动已经难以压抑，面对如此畸形膨胀的“当代文学史”生产热潮，1980年代唐弢、施蛰存等“现代作家”只得委婉地提醒人们“当代文学不宜写史”①，但招致的诘难是“当代文学为什么不能入史？”当代文学该不该入史的论争如今已经硝烟散尽，但我们读那些年留下的《当代中国文学史稿》，同时再来读各种原刊中的文字，对照之下，会生出无限的感慨。的确，与史料汪洋大海般的开阔丰富相比，将最近20年中国文学历程归结为“人的文学”的历史；从“新时期”文学到1990年代文学再到“新世纪”文学的历史；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世界的历史；从民族国家趋于全球化价值多元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文学史理论概括，似乎都显得视野狭窄，方法机械，感受迟钝，语言呆板。当我们的视线被各种体例的当代文学教程所模糊和遮蔽时，推开厚厚的书籍，随意抽取和翻阅任何一本原刊原著，文学的亲切感受仿佛才有可能复活。所谓审美生命力，所谓思维的茅塞顿开，所谓文学的感性动力，在史料与诸多论稿观点的对垒中，无一例外，几乎全都站在史料的一边。这种状况似乎预示着当代文学研究两方面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一方面，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教学、服务的从业人员队伍庞大，著作甚丰，但人气旺未必佳作多。至今为止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论著，几乎没有一部能够在文学研究界拥有较长的影响力。人们无法像当年谈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那样，来谈论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在那些编写阵容庞大、观点和姿态比史料更凸显的“当代文学”史论面前，文学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以至于有关“当代文学”的故事被叙述若干年后，只得由另外一些掌握话语权的“有识之士”再来重写一遍。这种若干年推倒重来一次的重写文学史运动，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生产运动的一次又一次新高潮，但文学信誉并不因此有所增长。在不久前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和方法”研讨会上，有人形容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在当下的处境是“根本颠覆，全面覆没”[3](P134)。另一方面，在这个大众传播时代，史料如同娱乐八卦，近似捕风捉影、插科打诨。一会儿是某某作家的闺友揭秘，一会儿是谁谁谁的朋友被爆料。总之，文学史料已不再跟着文学的逻辑在运转，而是投传媒所好，只要传媒有所需，“新”的文学猛料便不断会被“发现”。从鲁迅许广平的初夜考订，到张爱玲胡兰成的“小团圆”，从“反右”、“文革”的揭发材料，到文人“卧底”的劣迹昭示。总之，那些原本很专业的史料话题，不知不觉被转移到花边小报和娱乐频道的热辣节目。如此史料，如此研究，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文学史料？文学史研究者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与狗仔队的职业兴趣之间有什么差异？
手中握有材料，并不成为文学史料专家的唯一身份标志。那些如今在潘家园旧书市场转悠的收藏家们，有谁会把他们当做文学史料专家呢？那些隐伏在草木之中随时准备拍摄文艺明星私密照片的狗仔们，又有谁将他们的成果视做文学史研究的指南？文学的史料应该是注重文学品质的材料探讨，就像医生对待病体一般。病体对于医生是一种医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肉蒲团》中带“电”的肉体。文学史料需要研究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处理一个时期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各方面材料，而不是追逐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在前辈学者中，阿英对于新文学史料的考订，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究其一生事业成就，没有人会将他与狗仔队、古玩家同等对待。
细细玩味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人们会注意到，当代文学的舞台上似乎没有史料专家的身份地位。阿英当初并不是以新文学史料专家的身份出场，而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只不过他对同时代的文学材料较之别人更加留意而已。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听到过“当代文学史料专家”这样的称呼和社会身份，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当代文学的史料积累。一些文坛当事人不甘就此忘却旧事，在回忆文章和书籍中，留下一些记录。近20年来，这项工作变得越来越有意识。像张光年1990年代出版的《文坛回春纪事》、顾骧的《晚年周扬》、王蒙的《王蒙自传》、李子云的《我经历的那些人和事》、杨桂欣的《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李劼的《八十年代文坛备忘录》、唐达成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刘锡成的《文坛早春片忆》、周而复的《往事回首录》、舒芜的《舒芜口述自传》、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写照》、刘福春编撰的《新诗纪事》、徐俊西主编的《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刘心武在2009年《上海文学》开设的“十二幅画”专栏、钱理群的《我的精神自传》、段春娟和张秋红编的《你好，汪曾祺》、刘青峰接受黄平访谈的《〈公开的情书〉与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礼平接受王斌访谈的《只是当时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王家新和孙文波编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卷》、中国小说学会主持编选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等，都在有意识地为197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积累做铺垫工作。但因为文坛恩怨未散，或当事人地位、立场的前后变化，对同一件事的回忆，不同的叙述者之间往往有所不同。譬如王元化、王若水、顾骧对参与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回忆文章，侧重点各有不同。再譬如，同为参加1984年《上海文学》与《西湖》编辑部召开的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座谈会的韩少功和其他成员，在谈及“杭州会议”时所突现的内容也是各取所需。这原本是历史叙述中常见的现象，但对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人们，面对诸多当事者的历史叙述，是照单收入，还是需要辨别？在理论层面或许还有很多托词可以用来搪塞和模糊编选者的立场，但具体到哪些文章应该收录，哪些文章不收时，的确没有一个更好的妥协办法来包容各方意见、各种材料。收录还是不收录，这是一个选择。众声喧哗，各抒己见，当然热闹。但在有限的书卷篇幅里，怎么可能将所有材料统统收录呢？如果不能，就一定会有取舍。有取舍，便有标准问题。人们拿什么标准来收录文章呢？对照以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很难说有一种完美的方法和技巧可供参照。在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中，鸳鸯蝴蝶派文人编选的期刊杂志的发刊词是一概不收的，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礼拜六》、《红杂志》在阿英眼里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记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主编魏绍昌先生，在论及他所编选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体例时，除了肯定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成绩的同时，又不得不明确表示《中国近代文学的史料·索引卷》不能照阿英那个模式来编，因为时代不同，文学演进的方式不同，文学史材料的面目也不尽相同。②如果说，阿英编选的史料索引卷凸显的是新文学家的成就与业绩，那么，魏绍昌编选的史料索引卷凸显的则是近代文学期刊与小说家们的历史功绩。这些史料索引卷的主编们就是这样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规划史料索引卷中史料的详略与疏密。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大规模的史料索引的编选工作，是从丁景唐主编、徐辑熙副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开始的。这是一项难度很大又富于挑战性的当代文学史史料编选工作。编选中突现的，是1949年以来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国家出台的各种文艺政策文件，国家创办的各种文学期刊以及出版物，还有就是重要的文学会议。原本《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常见的作家名单和小传被全部隐去了。这是较为典型的“文学家”主体淡出的史料编选法。它的好处是文学史活动特征鲜明，突现时代特色，抓住作品与文学活动相关资料，梳理出国家意识形态笼罩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学脉络。在那个宏大的国家主体占据绝对崇高地位的文学语境下，任何个人的声音都显得微不足道。作家的义务，就是根据会议精神，谱写时代颂歌。所以，会议与文学运动这些在很多后来者看来属于文学“外部因素”的东西反倒成为史料搜集的重点。但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个时期面临的真实处境呢？
从出版的角度来考虑史料索引卷的编选体例，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复原中国“当代文学”的全景图。理想中的“史料全编”在实际编选、出版过程中，最后的归宿无一例外都是“史料选”。那么，这种“当代文学”史料索引卷与理论卷，尤其是理论争鸣卷的编选工作，是不是一致，或者说史料索引卷只是理论争鸣卷的一种扩展版呢？如果对照冯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与丁景唐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有些篇目和分类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譬如理论第一卷和史料索引第一卷都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艺方针政策摆在显要的位置。具体篇目或许有所交叉，但总体精神是相通的，都体现出国家地位的崇高至上。作家、文艺理论家对文学问题的探讨，相比之下，成为退居第二线的东西。这是一个特殊时代文学面目的体现。“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造就了新的文学现实之后，我们需要调整和改变这种历史叙述的结构和视野吗？在当今这个“后现代”、“解构主义”风行的时代，反宏大叙事的历史编纂法或许是值得鼓励和尝试的一种文学史史料编选方法。
1976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空间，的确不同于以前的30年。如果说，前30年是国家视野下的文学叙事，那么，后30年间，个人视野的文学叙事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创作和理论空间。所谓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所谓意识流小说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所谓新历史主义和“身体写作”，所谓私人话语和解构主义，注重的都是个体的微观世界。我们有“五个一工程”这样宏大的国家文学工程，我们同时也有《顽主》、《告别薇安》这样不断增长的个人空间。尤其是后者，在共和国60年历史上，只有改革开放后才可能出现，这是一种时代的文学符号。如果继续沿袭国家宏观视野下的文学史编选法则，王朔也好、安妮宝贝也好，都不可能进入编选者的法眼。但作为一种变动之中的当代文学现象，尤其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生长起来的第三度空间——社会空间的快速增长条件下，这些属于很个人化的文学声音似乎有值得关注的必要。但如此鼓励个人声音的史料编选，让我们又不得不遭遇到另一种奇怪的现象：包括像钱钟书那样的文化泰山式的人物，因为没有频频制造话题，而被悄悄地隐匿下去了，另一些善于造势的文坛小将，反倒高调浮现出来。史料卷似乎变成了杂耍的竞技场。谁的招式新奇，谁的调门高，谁敢于破罐子破摔，谁就能名垂青史，永久地流传下去。看看以往《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中收录的丁学雷、初澜的文章，那些“文革”过来者会有怎样的感想呢？有很多属于反抗压抑的“潜在写作”的史料没有收录，反倒是这些张牙舞爪的东西留存下来了。这是一种严肃的史料工作吗？是的，这的确是一种严肃的史料工作。让历史尽可能地记住所有应该记住的东西，这是史料编选者不会忘记的箴言。但作为史料的编选，只能选择一些典型材料，也就是一个时期浮现于历史长河之上的文化漂浮物。事实上，在编选1976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时，也有各种建议以各种方式传递到编选者手中。那些遭受过运动冲击的人们，希望对“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批判运动给予关注。而那些“潜在写作”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们，以一贯的高调反抗姿态，呼吁文学史注意他们的存在。多少年前，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已经有“流亡文学”的篇章了，而今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也给“潜在写作”或“地下文学”保留了适度的空间，为什么史料索引卷就不能选录这方面的材料呢？每一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述说应该保留与其相关的历史材料的重要性，但史料索引卷无法全部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文学期刊的收录为例，在初定30多份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目录后，出版社排印了从1976年到2000年每一期文学期刊的完整目录。这份期刊目录所承载的史料信息量非常大。文学期刊编排体例，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时代文学秩序的具体见证。文学的“外部”和“内部”结构的微妙变化，无法脱离一个时代的文学期刊而存在。通过期刊目录，读者可以快速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气场。20多年来，文学期刊目录的总体展示，不仅能够让读者直观感受到中国当代文坛20多年来文学秩序的变化过程，也可以见证审美方面内在的变化和过渡。但是非常遗憾，排印的结果，单单是期刊目录就占去了100万字的篇幅，而整个史料索引卷原来预定的篇幅是80万字。换句话说，即使是其他所有材料不收，史料索引卷也容纳不了文学期刊的目录。因此，文学期刊的具体目录显然不可能保留在史料索引卷中了，最终只能以保留发刊词的方式，选录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至于像《读书》、《中流》、《天涯》等文化类期刊，选择了进入文学大事记的方式来处理。很多报纸的文艺副刊，只能忍痛割爱了。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人们对照大事记中所提及的一些期刊名字和留取的线索，依然可能在网络上找到它们的完整面目。
上述事例当然不是在为编选者的某些工作遗缺和疏漏辩护，而在于说明，从编选者和出版方面考虑，“史料选”是一种必然结果。
编选史料最可怕的杀手是隐藏于编选者思想内部的价值立场或文学史观念的局限。从编选工作一开始，作为总主编的王元化先生就提出编选三原则，原则之一，是编选者尽可能地少发挥，多尊重史料原貌。但在编选过程中，编选者的偏向有时会无意间以“客观”的面目堂皇登场。既然篇幅有限，编选者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材料。那么，何谓代表性材料？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难题。以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为例，一些人以为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影响重大，应该选录。而另一些人认为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代表了中央的声音，更应该选录。但有一些作家、批评家认为上述文章只是体制内人士的口水仗，周扬与胡乔木谁更正确，与从事具体创作和评论的作家、评论家有什么关系呢？6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不是一直处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之下吗？但这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又意味着什么呢？没有这些“正确”理论指导的钱钟书、沈从文、施蛰存、巴金似乎也并没有缺失什么，倒是这些“正确”理论一出台，文学界就要忙于站队、表态。所以，从作家、评论家的角度考虑，应该选一些作家、评论家之间有关文学问题的讨论文章，如戴厚英《人啊，人！》的后记，王若水对于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批评文章《南珊的哲学》、《再谈南珊的哲学》以及礼平的回应文章《谈谈南珊》等。……面对如此众多的呼声和要求，在众多论调的夹缝中，编选者的选择应该是中立而客观的，但这种中立而客观的选择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编选者自己的价值立场与对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状况判断的限制。在此希望能给这种判断做一个交代。
在编选者看来，整个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充斥着国家至上的文学声音和价值观念，作家都是单位中人，文学有意无意都代表着国家的某种意志在言说。体现个人意愿的社会空间在文学领域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一方面是作为国家形象的文学代言高歌猛进，“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是微缩在人道主义、人性旗帜下的个性张扬，并不根本颠覆现有的文化逻辑，他们探讨问题的范围是早年马克思还是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人道主义一辩”等。这种人道主义文学诉求的社会空间不像1990年代后期的体制外循环，而是依附并寻求国家、政府的认可和认同。所以，党内理论家与“民间”写作者一样神情严肃，气氛庄严，没有一点居家的烟火味和世俗气，全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家气派。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与“民间思想部落”的人们，一起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氛围中探讨和论争问题。从文学现象上，人们可以看到，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到普通的公民，都会将自己的眼光不时地聚焦到一部文学作品上。所谓文学的轰动效应，大致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一部非常简单的文学作品，会因为某个领导的“误读”而上纲上线。像李陀的“九斤老太”、王蒙的《坚硬的稀粥》所引发的“事件”，在1990年代之后，越来越少。这当然不是说，1990年代之后国家与作家个人之间的冲突减弱了，而是分属于国家与作家个人的社会空间从1990年代开始慢慢分层。代表国家意识、国家行为的文学诉求，可以通过“五个一工程”、“国家精品工程”、“重大文学题材项目”、“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来呈现，而作为作家、批评家的个人声音，可以通过图书市场的渠道向自己的读者传播。当然，其中也不乏“民间”人士希望改进国家意识的努力，这种抗争的方式与1990年代逐步形成的市场空间的文学生存常态相比，毕竟还是少数。依据上述看法，在选择1980年代文学史料时，编选者选录了周扬、胡乔木等人的论述(有些因为理论卷收录，在史料卷中存目)，而一些作家、批评家的个人声音，作为备忘材料，进入《文学大事记》中，聊作备考。
还有像作家名录和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名录，不考虑收录在内。这种忽略，主要还是出自出版篇幅上的考虑。1976年以来，究竟有多少作家呢？假如以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来估算，2006年11月金炳华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统计数字为7，690人。[4](P34)如果将这7，690名会员配上小传，那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至于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名录，对本次编选而言，也是一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巨大工程。以长篇小说为例，整个“新时期”长篇小说出版大概在800部左右，而1990年代开始平均每年长篇小说的产量在800部左右，有些年份长篇小说的产量超过1，000部。[5](P55)若再加上中短篇小说的篇目以及诗歌、散文等作品篇目，累加在一起，这将是一套系列资料丛书的工作。所以，编选者虽想将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一网打尽，但具体到编选时，只能手下留情，爱莫能助了。
需要交代一下与网络相关的文学史料，那是寄语于21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编选者们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有在世纪末最后的时刻，才赶上网络这趟快车。21世纪的后来者，在你们这个网络写作已经作为普遍表达方式存在的社会里，你们怎么会想到，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曙光初现的那个文学早晨，人们却在为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的问题而争论。这种在你们看来有些幼稚而可笑的讨论，犹如上世纪初电影发明时，人们探讨电影是不是艺术一样可笑。但实在的情形是，网络的确分隔开了新旧文学的两重天地。一些当今文坛的翘楚们以自己能够进入网络写作而标榜先锋。另一些过渡时期的中年作家们，煞费苦心地追赶时代脚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将作品在稿纸上誊好，再一个键一个键地将文字输入电脑。最坚决的抵抗者，则始终拒绝电脑写作，依然坚守一笔一画的文字写作。从文学的发展趋势看，网络文学毫无疑问，将越来越显示自己的强势。从纸质媒体的写作，跨越到网络空间的写作，这之间的工具变革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文学革命收获。
有人形容，网络给文学的飞翔，安上了新式翅膀。的确，网络无限扩大了文学的空间，给未来新世纪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在纸质媒体一统天下的时期，人们的文学天才是受限制的。这种限制最主要是受到发表和出版的限制，个人的文学想象无法随意变成出版物，抵达读者的手中。网络时代的到来，轻易撤除了原来设置在作者与读者之间那道高高的门槛。发表、出版可以随心所欲，写作更是自由自在。今天，当我将中文关键词“文学网站”输入谷歌搜索，得到的结果竟有406，000条。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的无数可供文字作品发表的园地，真是史无前例。在网络空间中，发愁的不是作品的发表渠道，而是在如此眼花缭乱的信息世界中，怎么做到博取众人的眼球。
王蒙在2009年担任最大的中文文学原创网站——盛大网站的文学顾问时，给予的寄语是“文以清心，网更动人”[6]。
站在21世纪初辽阔的文学地平线上，人们可以想象未来的网络文学的天空将会是多么的星光灿烂，但人们也不要过于乐观了。回想19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不也预言：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吗？而整个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并没有给人们以黄金梦般的激动。旧境遇刚刚改善，新问题又接踵而至。网络时代的文学境遇，想来也不会比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的境遇更好。看看那网络写手稚嫩的文字，看看那螃蟹似的一堆堆火星文，看看那苍白无力的被屏蔽的网页，看看那不期而遇的百无聊赖的聊天室和名人博客，你能相信未来的文学辉煌竟会在这样的空间中迅速产生？英国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在那个最充满希望的四月的早上，放声高唱：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拨动着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
……[7](P67)
这让很多人百思不解的吟唱，其实是说给那些做着春天黄金梦的人们听的，他提醒人们，春天是来了，但春天的美景却未必随之而来。的确，在一个文学轰动效应过去之后，在一个文学日渐被边缘化的时代，在一个作家、评论家沦为写手、枪手并羞于在公众面前亮出自己真实身份的时代，中国文学在未来漫长的时光隧道中，还将一次又一次遭遇“上帝”的审判。一切都悬而未决，没有理由相信明天更美好。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有关20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的粗略记录，史料索引卷收录了被视做第一部中文网络小说——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出版时的序跋，收录了第一次中文原创文学网站作品大赛出版时的序跋。另外还收有一组探讨网络与文学关系的理论文章。这些事关网络文学的最初史料，希望为新世纪汹涌而至的网络文学大潮，留下点点滴滴亲切的回忆，让后来者知道网络文学在中国也是“家学渊源”、“说来话长”。
最后的扫尾工作总是在遗憾中结束的。史料索引卷编定后有一些遗憾。最大的遗憾，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文化时代，我们无法将全球华语世界中的与中文写作相关的重要文学史料统统收录下来，特别是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事件、文学作品、文学人物、文学期刊等，无法以一种清晰的面目加以反映，而只是选择了大陆学者的极少数研究来给予覆盖。这种限制，是编选者个人经验的限制，我们对“两岸三地”中，除大陆之外的文学缺乏一个较为宏大而准确的了解。期待不久的将来，这方面的不足会有人来填补，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当代文学史料书籍整理、出版。
2009年5月27日完稿于上海
注释：
①参见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发表于《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发表于《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
②魏绍昌说：“我编这部《史料索引集》，首先想到直接可供我参考借鉴的，就是三十年代中期阿英编的《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中的《史料·索引》，它由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这样七个项目组成全书。近年来他人所编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7)和第三个十年(1937-1939)的《史料·索引》，基本上也是这个格局，不过是将总史改为编年体的新文学运动纪事。可是近代文学毕竟不同于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有它本身的发展规律与特点风貌。——据此可见，《新文学大系》式的史料索引编法，虽然颇有见地，相当全面完备，但拿来为我所用，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必须有所取舍，更要别出新招才好。”参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第10-11页，上海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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