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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已成历史。随着全球的安全战略重点转向经济领域，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显示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密不可分。
一、“一超多强”、相互制约
冷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历经45年终于划上了句号。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世界中“一亡一衰”，以及日本、德国经济迅速发展、欧洲统一大市场形成、第三世界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和影响力日益提高，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目前，美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仍居世界首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万亿美元；在科技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仅以信息业为例，在开发“信息高速公路”上起码领先西欧两年半；在传统产业方面，产品竞争力（如制造业）正在恢复，1994年重新夺得世界榜首。尽管如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则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大大下降（1965年为34.3%，1990年即冷战结束前夕仅为24.1%），同时，欧盟各国经济合起来（7.9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日本则在人均产值方面居美国之上（1992年为28190美元，美国为23240美元）；在高技术产业许多领域，美国也丧失或正在丧失竞争优势。苏联解体后作为世界的一个经济、军事实力中心已不复存在。独联体各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尚未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局动荡不已。尽管目前还看不到经济复苏的迹象，但是不能忽视独联体各国（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第三世界国家80年代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经济发展停止或倒退，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势头。国际社会认为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今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3将来自第三世界。随着各国经济调整的逐步深入，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结构将会继续发生变化，市场竞争力也会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必将导致政治地位的提高。因此，第三世界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必将进一步增大。
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实力消长是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并决定世界的发展方向。在当今多极化时代，美国决不会甘心于在世界中的地位下降，更不会允许其他国家与其分享世界领导权；可是，又无力单独驾驭世界，让全世界臣服于自己的麾下，只有求助于昔日的盟国。实际上，美国独自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已力不从心，则需其他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以海湾战争为例，以往是美国出钱、盟国出力，现今则是盟国出钱、美国自己出兵。在许多问题上，美国不能再“老子天下第一”发号施令，而要屈尊下就，与其他国家一起商讨。即使俄罗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是言听计从。例如，去年，叶利钦调整了俄内外政策，在一系列问题上，同西方国家唱反调，企图重新树立大国形象。但是，应该承认，从综合国力看，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军事上更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西欧、日本等西方大国虽然在某些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但由于历史等原因在全球发挥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在军事安全方面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是不现实的。经济实力的变化是个缓慢的过程。西欧、日本等国在综合国力上仍落后于美国。以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各国国内政局动荡、战争不息，其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壮大到能同大国抗衡的程度也需要时间。因此，“一超多强”局面恐将持续一段时间。
在世界各种力量走向均衡化的形势下，在国际事务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把自己的意示强加于另一方。日本在美日关系中可以说“不”；欧洲不赞成美国取消对波黑穆族的武器禁运；俄罗斯在安理会投票否决西方国家的提案；亚洲一些国家公开对美国的亚太政策表示异议；美国出兵海地也要考虑拉美国家的反应。近来克林顿到处反复提出建立“伙伴关系”，也是新形势下“不得已而为”的表现。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国经济利益和内外政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国际关系显得更加错综复杂。
二、政治问题经济化、经济问题政治化
冷战后，各国均优先考虑本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政局稳定，一个政党能否赢得选民的信任，主要看其政策能否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并把经济搞上去。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执政多年的党派在大选中接连遭到失败，政府大换班，不能不说与执政党在经济方面政绩不佳、失掉民心有关。
在争霸世界中得分的美国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胜利之后，却因选民对美国国内经济不满而被击败下台。撒切尔夫人虽在当政期间创造了“撒切尔主义奇迹”，但事过不久英国经济又陷入严重的衰退，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人数剧增，因而不得不挂冠而去。科尔的基民盟在大选中获胜，并继续组阁，恰是在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增长之际。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把发展经济作为判断的标准。去年墨西哥和巴西的大选结果就是典型的例子。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巴西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均因提出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有功而击败对手、荣登总统宝座。
政治与经济结合非自冷战结束而始，经济问题一向是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但是，冷战后西方国家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现象愈加频繁、肆无忌惮。它们凭借经济的实力地位，动辄以“世界警察”自居，在“促进民主”、“捍卫人权”的幌子下到处实行经济制裁，干涉别国内政。例如，为制止波黑战争，西方国家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禁运；为迫使卡扎菲交出洛克比空难事件嫌疑犯，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为达到让萨达姆就范的目的，迟迟不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为让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回国就任，对海地进行海上封锁，等等。
在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更是不言自明。1993年10月流血事件前，俄罗斯总统与议会之间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面对议会及反对派力量的强大挑战，叶利钦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控制俄的演变方向、避免俄国内改革倒退、防止“敌视西方”和“不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力量掌权，美国带头发起“援俄运动”。西方七国集团的财长和外长在东京会议上宣布向俄提供434亿美元的援助；接着，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举行7+1会议，专门讨论援俄问题。会议除同意拨款30亿美元帮助俄渡过经济难关外，美国还考虑采取长期策略，向俄开放市场。1994年巴黎俱乐部同俄签署协议，同意将俄的70亿美元债务的偿还期限推迟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决定再次向俄提供40亿美元的备用贷款。西方国家的这一系列举动不外乎帮助俄稳定政局、继续向市场经济过渡，同时也符合西方的长远政治目的。
发达国家还相继调整了对外援助政策，公开宣称“援助需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相联系”，要求受援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和实行企业私营化。为此，发达国家已达成一致协议，“支持发展中国家从公营部门向私营部门的转变，并将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以旨在建立有利于私营部门和私营化环境的宏观经济调整和部门改革”。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是经济问题上升。因此，近年来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趋增多。“乌拉圭回合”多年达不成协议，表面上是在农产品、市场准入、以及服务业贸易等问题上互不相让，背后实际上却是上述问题涉及到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局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冷战后经济问题日益政治化。经济问题不能仅用经济手段，往往需要通过国家关系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并予以解决；同时，政治目的常常用经济手段达到。
三、经济摩擦日趋表面化、尖锐化
冷战期间，美苏对峙，展开世界霸权的争夺；双方以武力相威胁，竞相发展核武器，妄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打进对方的营垒，战而胜之，世界性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西方国家为了政治和安全利益，经常在一些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和妥协，以求保持一致、共同对敌。在安全问题压倒一切的形势下，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争端暂时被缓解，或让位于政治需要。这种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基础上。然而，苏联解体后，美欧日的同盟关系从冷战状态下解放出来，欧洲和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西方国家之间的内部凝聚力受到削弱。旋即各种被冷战掩盖的矛盾和分歧暴露出来，各国的经济利益、民族利益急剧上升。
冷战结束导致西方国家之间经济摩擦加剧，仅是一方面原因，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全球性经济形势不景气。进入90年代，美国、西欧和日本各发达国家相继陷入经济衰退。由于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设置壁垒，对国际市场的争夺日益激烈。近年来，美欧日在贸易领域中的矛盾、冲突十分尖锐，贸易战接连不断。
农业补贴一直是欧美争执不休的问题，刚于1992年11月达成协议，1993年5月法国又提出重新谈判的先决条件。欧美贸易争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3年初，美国政府宣布对欧、日等19个国家的进口钢材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购买欧共体的通信及发电设备。美欧之间在视听产品贸易、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等问题上长期达不成共识。美日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由于两国贸易不平衡，美国要求日本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并将制成品进口量增加1/3。就在美日达成一揽子经济协议不久，美国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定日本开放市场日期、缩减其贸易顺差。
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欧、日针锋相对，亦不示弱。欧盟表示“不能接受美国单方面实行的旨在压垮贸易伙伴的作法”，指责美国设置贸易壁垒和采取不公正的贸易措施。日本则表示难以接受美国制定的任何有数量目标的贸易政策，提出同美国贸易政策对抗的姿态。
世界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之间的立场尖锐对立。尽管各国多次表示愿尽早结束谈判，但是实际行动上却互不相让。美、英、德、法、日等国首脑频繁互访，谈判的重要内容是解决美欧日经济摩擦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冷战后西方国家在经贸关系上不断出现龃龉，标志着世界进入一个激烈的经济竞争时代。
四、美欧日“三驾马车”既竞争又协调
随着冷战结束，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利益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由于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与美国的差距日渐缩小，对美国的领导权提出挑战，美欧日经济矛盾和分歧日益突出，经济战升温。但是，西方国家尚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对付地区冲突问题），面临着共同性全球问题（如环境、贩毒、恐怖活动等）。另外，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美欧日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因此，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尚在可协调的范围之内。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经过7年漫长曲折的历程终于在1993年底达成原则协议，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乌拉圭回合”谈判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欧美对抗、互不相让。双方维护各自立场，斗争激烈，但谁都不愿谈判破裂。为了打破僵局，欧共体提出“全面综合谈判”原则后经过多次轮番谈判，美国在最棘手的问题即农业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欧共体在金融服务和航空方面做了妥协。欧美双方的妥协才使这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贸易谈判得以终结。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是西方大国最重要、级别最高的磋商、协调形式。冷战后又邀请俄罗斯非正式参加。会议议题包罗万象，从经济到政治各个方面，但都是国际形势中的热点问题，如70年代的石油问题、80年代的金融问题、进入90年代后又集中贸易多边谈判问题。尽管会议不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发表的《经济宣言》和《政治宣言》（1994年改为《主席声明》）也只是意向性，可是对于有关问题却有决定性影响。1993年东京会议与会国决心尽早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1994年那不勒斯会议又表示如期批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虽未在重大利害关系上取得任何突破，但与会国领导人均表示将继续协调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在双边贸易谈判中，起初各方都开出较高要价，最后迫于实际需要以达成妥协而收场。在美欧关于钢铁贸易争端的谈判中，欧洲国家表示将采取强硬立场，同时希望协商解决贸易摩擦；在公共采购问题上，经过紧张谈判，双方终于在最后时刻互相让步，达成部分协议；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美、欧、日、加4方达成一揽子协议。
尽管西方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一段时间内不会导致全面贸易战，更不会引发世界性战争，但毕竟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国际市场的争夺必将日趋激烈。当前，西方国家之间总的关系是经济上的矛盾和摩擦不会得到彻底解决，必将时隐时现，时而尖锐、时而缓和；尖锐到一定程度达成妥协，但妥协也只能暂时缓解矛盾，部分地解决问题。这种冷战后西方国家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协调、妥协的另一面，必将对今后的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五、区域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
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经济领域。美欧日为了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各自极力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抢占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面对日益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改变单枪匹马、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各国都在抓住有利时机，消除分歧，加强磋商，于是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集团纷纷出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步伐大大加快。区域性经济集团（组织）已遍布全球各大洲，包括绝大部分国家。据初步统计，全世界各种形式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不包括共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论坛性质的）共有约24个，146个国家参加。
欧洲经济区启动后，欧盟开始向东扩展，在1994年12月埃森会议上通过了接纳东、中欧6国入盟的所谓“先期战略”。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只是实现美国对拉美新战略的第一步，最终目的则是建立北起阿拉斯加（美国）南至火地岛（阿根廷）的包括整个美洲地区的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在克林顿的倡议下，1994年12月美洲34个国家的领导人聚会迈阿密，决定2005年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的最后期限。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国家对经济合作的要求与日俱增。目前，该地区虽未形成大规模的制度化经济合作组织，但亚太经合组织已举行过两次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在1994年印尼茂物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决心宣言》，规定了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原则及其实施的时间表。此外，该地区的次区域性经济合作十分活跃，且具有特色，如从东北亚到东南亚都出现“经济增长三角区”（即三四个国家划出部分的邻近地域组成自由贸易区）。除上述三大洲外，非洲大陆正按地域组建经济共同体，向共同市场迈进。独联体各国也在1994年10月正式签署建立国家间经济委员会和支付联盟协议，开始了经济一体化进程。
世界经济一方面走向全球化、国际化，另一方面区域化、集团化却在加速发展。看起来，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其实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是矛盾的统一体，既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另一面。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加强无疑将削弱多边贸易体制，加深各经济集团的抗衡和矛盾。经济集团对集团内、外的国家实行差别待遇，因此不可避免地背离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过程和冷战后发生的各种贸易战，反映了区域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削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但是，区域性经济集团（组织）内部实行商品、资金、服务以及人员的自由流动，将加速资本的相互渗透、深化成员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和相互依存，客观上必将推动全球的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进程。况且，现在的各区域性经济集团（组织）并非只着眼于地区性的自给自足，而更多的则是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仍以“乌拉圭回合”为例，尽管谈判过程一再出现波折，各方互不相让，但是，谁也不愿承担破坏谈判的责任，最终达成协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说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各国组建区域性集团为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创造了条件。从发展趋势看，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将会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六、贫困化是世界不安宁的“震源”
当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成为世界范围的严重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全世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为140:1。《1992年度全球人类发展报告》称，全球20%最贫穷人口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从1960年的2.3%下降到1989年的1.4%。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富国愈富、穷国愈穷。这是全球的现实。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预测，以1980年的美元计算，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从1990年的12313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5440美元；同期，发展中国家仅从946美元增加到1161美元。也就是说，从绝对值看，90年代的10年间，发达国家人均产值增加3127美元，而发展中国家仅增加215美元。
南北差距拉大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以移民为例，人口由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流动、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然界的规律。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以及自然灾害、地区性战争，世界移民、难民问题日益尖锐。《世界人口状况（1993年度）》统计，1992年全世界约有1亿移民，其中1700万人属于难民，2000万人因躲避战乱、暴力、自然灾害和生存环境而逃离家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认为，移民问题会成为当代的“人类危机”，并潜伏着爆炸性。近年来，德、法等国连续发生的排外事件，主要是针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而南、北方经济差距扩大派生出的恐怖活动又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贫困化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安全。贫困化问题不解决、南北差距继续拉大，构成世界不安宁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发达国家也不会得到安宁。但是，贫困化问题在现行体制下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南北差距拉大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可以说，贫困化是当代一颗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人类必须努力阻止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否则全世界就不会安宁。
总之，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在世界格局转变中，各国纷纷调整国内外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迎接21世纪的来临。由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国策的重点。这种态势将决定今后国际形势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