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维度下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动态演化轨迹_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在空间与时间两维度的动态演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要素论文,轨迹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5)05-0003-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是什么?未来能否继续保持高速运行?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外关注，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对实施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研究，不同经济学家的侧重点不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劳动力的重要性，哈罗德和多马认为资本是经济增长最大的驱动力，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驱动要素的甄选上，韩莹(2008)通过1978-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发现，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40％左右[1]。郑小勇(2004)发现资本和技术分别对浙江的贡献率为50％和47％，劳动力的贡献率低于2％[2]。吕宏芬和池仁勇(2008)发现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江苏和浙江经济增长靠资本推动，贡献度分别为57％和52％[3]。类似的研究包括姚战琪(2009)[4]、涂正革和肖耿(2005)[5]、高良谋和李宇(2009)[6]、陈勇和李小平(2006)[7]、金碚(2004)[8]。学术界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达成共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要素共同驱动。

       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力处于动态变动中，三大要素的驱动强度并不是一成不变，要素之间组合方式的改变以及区域内要素组合的差异性都会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1993-2012年经济增长驱动要素进行动态分解：以LMDI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从时间上对经济增长驱动要素进行分解；从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全国区域内的动态转移轨迹；以驱动要素流动性强弱和经济发展程度为依据，对全国进行区域划分，对区域性经济增长进行分解，研究驱动要素对不同经济区域作用力强度的差异性。

       一、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变轨迹

       按照发展模式的差异可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要素由国家统一进行行政配置，通过国有企业进行要素之间的组合和生产，劳动力和资本并没有进行市场化配置，未对国外技术进行模仿和改进，技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第二阶段是1978-1992年，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确立市场取向的资源配置框架，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市场化转变过程，在这一阶段，市场机制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达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要求；第三阶段是1992年之后，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改革目标和共同富裕理想模式确定，劳动力和资本逐渐具有市场化特征[9]，经济增长驱动要素之间的市场化结合方式基本形成。本文的研究以1992年为分界点，研究具有市场化成分的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根据Ang的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LMDI)的思想，对经济增长驱动要素进行无残差分解，将0时期到T时期的GDP变动量表示成为各个解释变量贡献份额的线性表达式。

      

       以LMDI分解法对199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要素进行分解，其中以16～54岁人口数量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变量，信贷总量和R&D投资总量分别作为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替代变量，分解结果见表1和图1。

      

       表1和图1所示，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的作用强度未超过0.0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有限，而资本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不相上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确定后，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要素。2008年之前，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强度逐年上升，呈现螺旋交替状态，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间进行动态交替演变，2008年之后，资本和技术融合，以相同作用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将分两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诠释：第一，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强度不足的原因；第二，资本与技术以螺旋交替状态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

      

       图1 驱动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在时间维度的作用强度动态演变轨迹

       (一)“游动劳动力”与大学生失业视角下的劳动力作用力强度

       通过对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在时间维度进行分解发现，长期内，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并未有大的浮动，作用力强度处于0.01～0.015区间内，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力度有限。分阶段解读，1993-2003年，劳动力作用强度逐渐加强；2004年出现小幅度下降，2005年反弹至最高点，2005年之后劳动力作用强度下降较快，保持在0.04左右。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强度较低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对劳动力数量进行统计时夸大劳动力数量，二是中国存在劳动力技能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已经成为共识，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比例过高，现阶段城镇化率在数字上超过50％，而实质上在50％里面存在着介于城市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游动劳动力”。城镇化以土地流转为标志，农民失去土地，形式上变成“城市人”，农村劳动力进城，存在身份认同和就业能力适应性一系列问题。农村劳动力在失去土地、住进楼房的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并未得到就业机会，并未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生存技能，大多数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游动劳动力”。按照每年经济增长10％计算，全国仅能提供700万个就业岗位，按照中国现阶段城镇化速度，失去土地的劳动力数量超过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而每年毕业和历年未就业的大学生数目远超700万，逐年累计形成庞大的失业大军。如果能够合理地将介于城市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游动劳动力”和未就业的大学生劳动力充分调动起来，将他们的状态从非劳动转变为劳动状态，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将高于现阶段所呈现的低效率。

       农民工、“游动劳动力”和失业大学生在内的低效率劳动力群体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其原因在于中国产业升级结构和劳动力技能结构存在偏差。劳动力技能与产业升级之间不相适应，发展较为迅速的行业产业升级速度快于劳动力技能升级速度，劳动力出现回流现象，直接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发生，而对于产业升级较慢的行业，劳动力技术升级快于产业升级，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现象[10]。“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反映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升级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直接的影响在于中国结构性失业率所占比重较大，直接导致驱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部分处于非劳动状态，能够作为驱动力的劳动力要素比例较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强度有限。对于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游动劳动力”而言，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但人力资本开发投入在长期内满足不了数量庞大的失业劳动力，直接导致人力资本长期积累的相对不足。劳动力在数量上的过剩以及人力资本长期相对的不足，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普遍发生，而这种结构性失业具有长期性。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总结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增长驱动要素时指出，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体现了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依赖，自然资源的匮乏倒逼劳动力技能的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赋予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能力[11]。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尤其对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动劳动力”，其劳动力生产能力与产业升级所需技能之间的矛盾，抑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对于具有知识学习能力的大学生而言，人力资本教育与社会脱钩，长时间的高校教育并未迎合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力与高等教育所培养出的大学生之间存在偏差，人力资本投入方向存在误区，致使大学生失业率逐年上升，造成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二)资本与技术作用力强度的动态螺旋交替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驱动的作用强度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且两要素作用强度呈螺旋交替缓慢上升状态，资本和技术要素作用强度交替结果可分为四阶段，见图1和表2。

      

       如图1和表2所示，1993-201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是资本的投入和技术的提高，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并不是一成不变，2008年之后形成资本与技术并重的局面。中国经济增长在1993-2012年间属于资本深化型模式，以较高的储蓄率引致快速的资本形成，依赖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12]。根据新古典模型，资本密度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逐渐递减，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形成新的稳态增长状态。限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资本的增长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资本密度下降较快，理论上，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度放缓，然而，中国经济在1994年之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正如张军(2002)[13]和周涛(2005)[14]通过对中国资本形成规律研究后发现，1978-1990年，资本—劳动比率基本保持稳定，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资本密度上升较快，从1979-1994年间，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为负值，平均增长为-0.89％，1994年之后，资本—产出比率持续上升，这种现象与劳动力结构相关，在计算资本密度时，能够作为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劳动力数量是逐年减少或者不变的，导致资本密度逐年提高，而中国并没有出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源于中国技术要素对资本要素边际收益的弥补。技术提高设备以及劳动力效率，技术的作用力超过资本作用力。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要素并不完全靠自己研发，对外进口先进设备引进成熟技术，结合国有研发机构能力进行投资，节约成本，缩短研发时间。改革开放之前以引进设备为主，改革开放之后鼓励软件开发技术，然而国际技术保护决定着现阶段中国依旧以成熟设备引进为主，在进口设备基础上进行R&D研发和改造，形成对进口设备的模仿性资本高投入发展模式，资本融合于技术中，技术依赖于资本的投入，保证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综上所述，因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偏差而导致实际劳动力要素的数量减少，使得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强度较小，而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呈现动态螺旋交替状态。提高劳动力作用强度的关键在于扩大对“游动劳动力”、农民工和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投资，有针对性地结合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劳动技能进行培训。

       二、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在空间维度的动态分解

       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东西部经济差距的缩小，体现在经济地理学上为经济重心逐渐向西部的转移，经济重心的转移从理论上由生产要素在向西部转移过程中的重新结合带动经济整体向西部转移。本文将依据物理学中的重力模型探讨经济重心和生产要素重心在向西部转移过程中的一致性。如果经济重心以及生产要素之间在地理区位上具有共同的转移方向，则可以说明生产要素的转移带动经济重心的偏移，如果单个驱动要素的转移方向和经济重心转移具有趋同性，则可以认为，该驱动要素拉动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物理学知识得知，总力矩最小的点为重心所在点，用(1)式和(2)式进行迭代，对重心坐标进行推算。

      

       按照地理坐标把中国内地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研究，其中东部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中部包括广东、海南、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青海、西藏、宁夏、新疆、陕西、甘肃和内蒙古。所得结果见图2和图3。

      

       图2 中国劳动力重心空间动态转移轨迹

      

       图3 中国资本重心空间动态转移轨迹

       如图2和图3所示，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模式确定，东部沿海城市率先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进行，劳动力在市场化导向下逐渐向东部偏移，东部的政策优势牵引资本向东部偏移，在国家提出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资本向西部偏移。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流动呈现两个特征[15]，1978—1992年，形成区域内的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流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模式确定后，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城市转移，形成农村劳动力的“民工潮”和大学生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且这种境况逐年扩大，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劳动力的输入地，中西部成为劳动力的输出地，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输出换取东部生产的工业品消费，中西部人才流失严重，而东部地区人才聚集，中西部成为东部商品的消费市场，东部愈来愈聚集高科技产业人才，扩大东西部差距，经济差距的存在加大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速度。

       为维持社会稳定，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政策性基础设施建设为开端的国家资本向西部方向转移(图3)，在市场化条件下，资本的流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且具有逐渐递减的特性。东部的地理优势决定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模式确定后比西部具有更多的初始资本存量，随着愈来愈多的政策优势，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劣势逐渐显现，而对于西部地区，较小量的初始资本意味着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出于逐利性，资本逐渐向西部转移。

       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收入水平不均衡，劳动力向东南方向转移，包括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劳动力的聚集，而资本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导向，以及东部市场的饱和的影响，寻求单位资本收益最大化，资本逐渐向西北地区转移。起初，东部对劳动力具有无限需求，劳动力与资本的市场化结合，能够发挥生产要素潜能的最大化。东部产业结构升级较快，劳动力技能提高的时滞性，低端产业劳动力不能适应产业升级技术，长期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脱离劳动力队伍。就全国平均而言，资本—劳动力比例不断提升，而大部分劳动力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状态，已经脱离与资本的结合，资本—劳动力比例实质上是下降的，资本—产出比例上升，东部沿海城市已经实现资本取代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2004年之后，开始了劳动力向东北方向转移(图4)，而资本依然向西北方向转移，资本与劳动力的市场化结合受阻，生产要素效率降低。

      

       图4 中国经济重心空间动态转移轨迹

      

       图5 中国R&D投资重心空间动态转移轨迹

       如图4和图5所示，中国R&D投资重心1999-2006年向东部偏移，2006年之后，向西南方向移动，但并未脱离东部地区范围之内，类似的，经济重心尽管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导向西北方向转移，但也并未脱离东部城市经纬度范围，国家经济重心和技术重心依然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起初发展依靠制造业，大量劳动力从西北低效率的农业向东部高效率的工业转移，实现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加上东部城市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的优势，对外开放使得大规模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促使生产率的提高。当东部制造业附加值逐渐降低，对劳动力需求大量减少时，技术并不能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发挥效益最大化，随着低技能劳动力逐渐向东北、西北方向转移，技术、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再次发生市场化结合，技术超过资本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资源禀赋角度分析，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具有较小的资源储存量，自然资源的约束决定了东部地区不能粗放式地发展区域经济，对技术要求较高，同时，东部技术的提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技术的空间移动伴随劳动力在全国区域的转移，以及区域间贸易往来的频繁，劳动力向西部转移则可以带动技术向西部的倾斜，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

       三、区域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差异化

       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差异性，本文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按照国家“九五计划”的划分分为七个经济区，具体划分见表3，经济区内部易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之间更加趋向于市场化结合，以经济区为单位，资本、劳动力和技术通过在区域间的转移，推动不同区域经济总量的变化。

      

       根据表3的划分标准，本文对各经济区内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大要素进行在时间维度的动态分解，所得结果见图6(西北经济区)、图7(大西南经济区)、图8(东北经济区)、图9(中部经济区)、图10(东南沿海地区)、图11(环渤海经济区)和图12(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经济区)。鉴于西北经济区、大西南经济区、东北经济区和中部经济区地处内陆，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相似性，本文对这四大经济区进行统一分析，其他经济区亦具有相似经济增长方式，将东南沿海地区、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经济区一并进行讨论。

       (一)内陆地区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动态分解

       内陆地区较沿海地区发展滞后，且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相似性，以资本积累为主要驱动力。本文将对内陆的四个经济区分别进行动态分解，寻求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大要素对于内陆地区的动态演变轨迹，所得结果见图6、图7、图8和图9。

      

       图6 西北经济区

      

       图7 大西南经济区

       如图6所示，西北经济区内，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平缓，2005年之前技术拉动经济增长，2005年之后资本的作用力超过技术所做的贡献，劳动力要素对西北经济区的作用强度依然较弱。图7所示，大西南经济区在2008年之前由技术驱动，2008年之后资本以较小速率超过技术作用力，且两驱动要素基本保持一致的变动关系，劳动力的作用力不但较小，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值，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图8所示，东北经济区2006年之前有技术要素驱动，2005年之后技术作用强度开始出现静止，资本要素于2006年反超技术作用力强度，成为推动东北经济区的主要驱动要素，劳动力尽管作用力强度较小，但2008年之后出现上升趋势，且强度逐渐增大。图9所示，对于中部经济区，2008年之前经济增长靠技术要素驱动，2008年之后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共同驱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强度较小。

      

       图8 东北经济区

      

       图9 中部经济区

       西北经济区、大西南经济区、东北经济区和中部经济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共同点，随着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投资在全国地理区位上的转移，劳动力的贡献均较小，甚至在重庆出现负值的现象；四大经济区在前期靠技术驱动经济，资本要素在后期反超技术作用力强度，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外，在地理位置上离东部地区越远的经济区，资本对区域性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强度超过技术要素的时间越早，相对较近的中部地区，后期出现资本与技术并重的现象，技术要素的作用力强度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相关性。

       (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的动态分解

       沿海地区内包含三大经济区，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模式确定后享有政策优势，资本积累初始存量高于内陆地区，劳动力集中于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且享有优先接触国外先进技术的地理位置优势，沿海三大经济区亦有经济增长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分别讨论沿海三大经济区(东南沿海地区、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经济区)在时间维度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动态演进轨迹，所得结果见图10、图11和图12。

      

       图10 东南沿海地区

      

       图11 环渤海经济区

       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经济增长具有一致性，均依靠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共同驱动，且技术要素为经济增长最大驱动要素。对于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经济区，2001年之前劳动力的作用力强度高于资本要素，2001年之后资本作用力以较快速率超过劳动力，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并未超过技术所做的贡献；对于环渤海经济区，尽管资本作用力强度并未超过技术作用强度，但两驱动要素具有趋同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强度逐渐逼近。越靠近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越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强度与资本作用力强度之间的差距越大，技术在驱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大。初期，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劳动力密集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处于产业链的中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强度较高。对于资本要素，受国家政策支持，资本初始存量较高，资本与劳动力共同作用下促进经济总量增长。随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要素远超过资本作用力强度，产业升级越快的地区技术作用力越强。

       对各经济区域的经济增长驱动要素作用强度分析发现，对于经济较发达区域，劳动力的作用强度均大于落后地区劳动力作用强度，且技术要素始终是推动经济总量增长的最大作用力，资本并未超过技术所做贡献，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内陆地区内，劳动力的作用强度较小，甚至出现负值，均出现资本作用力反超技术作用力的现象，离东部地区越远的区域，资本的作用力强度越大。

      

       图12 长江三角洲和沿江经济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最佳比例结合，通过技术提高产出效率，三要素整体驱动经济总量的增长。然而，中国东西部经济存在差距，尽管有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劳动力向东部转移的轨迹显著，且并未有向西部转移的趋势，劳动力过于集中于东部区域；资本要素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影响较大，逐年向西部转移；技术升级集中于东部地区，西部技术较为落后。从时间角度分析，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改革目标和共同富裕理想模式确定之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并不具有同等作用力，1993-2012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劳动力的作用强度过小，主要源于中国劳动力结构和产业升级结构不一致的矛盾所致；资本和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呈现螺旋交替状态，国家对经济资本的投入总量具有阶段性，当国家实行扩张性的政策时，资本的作用力强度超过技术的贡献；技术创新通过刺激投资，引起信贷扩张，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扩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区域性地理位置角度分析地方经济，越靠近沿海区域的地区，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大，资本的作用力强度次之，而劳动力要素的作用力强度显著高于内陆地区，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高端技术人才与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相匹配的结果。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增大对农民工以及“游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升级同步进行。劳动力中的“游动劳动力”最为缺少的是技能培训，增加对失去土地后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政府与企业联合培养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进行定向培训，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的最大潜能。对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需要，以高尖端人才培养模式为定向目标，实行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模式，有目标地培养产业升级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

       第二，以市场化手段加快区域间资本流动速度。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没有完成，资本稀缺，资本边际产出率还未达到峰值，正处于上升阶段，所以将东部区域饱和资本向西部转移，能够提高资本的收益率，西部经济在总量上将快速增长。

       第三，加快东部产业升级速度，提高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西部转移步伐，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20世纪90年代后，东部地区所加工的产品属于商品产业链条中的低端环节，单位产品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对于西部内陆地区，依靠资本积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和速度均落后于东部区域，造成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局面。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媒介，充分利用西部资源，将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西部转移，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再次结合，充分调动经济驱动要素的最大潜能，从而实现东部产业升级和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

       第四，加快西部地区产业技术升级与创新，以资本积累和有偏技术进步改变资本质量。结合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的特点，通过增加专业技术引进，从外围市场大力引入成熟技术和人才，以满足西部地区当前发展需求，同时，强化核心技术自有研发机制，以政府投资和引导为主，企业与高校合力打造产学研一体化技能开发模式，鼓励企业设立研发基金，解决对高端技术的长期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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