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混合经济模式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混合经济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必然也是一种混合经济，毫无疑问，它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混合经济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甚至还存在着根本区别，但这并不能否认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也有着相同点或相似点。本文主要就中西方国家从单一经济发展到混合经济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特性，澄清认识上的误区，以便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的混合经济。
一、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起点比较
中西方国家都是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但西方发达国家是从单一市场经济走向混合经济，即从古典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而中国则是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走向混合经济，即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地说，区别表现在：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只存在单一的传统私有制，企业小而多、以原子式存在，主要采取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的工厂制度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于财产所有者。即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公司制企业形式，但所有制基础仍是单一的私人所有制。而中国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排斥和否定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力求形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一统天下的单一所有制格局。到1978年公有制比重达到98%，其中国有经济比重占55%，集体所有制比重占43%，非公有制经济则不足2%，在工业生产领域，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92.89%，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7.1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1994）。
第二，在分配方式上，西方发达国家认为，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按资分配是惟一的分配形式（注：这里讲的按资分配是惟一的分配形式的含义，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在古典市场经济阶段，只存在物质资本所有者参与利润的分配，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参与利润的分配，他们获取的工资不是分配，仅仅是劳动消耗的补偿，分配应是对新创造的价值进行的分配。），国家不得干预收入分配过程。而在中国，与“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相适应，实行按劳分配，不承认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也能获得收入，甚至农民的自留地、副业也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否认收入分配的差别，强调结果上的平等，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国家是分配的最重要主体。
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西方国家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自发形成的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的变化，自由地将稀缺资源分配给生产者，也可以自由地把商品和劳务分配给消费者，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又是由利润率与市场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而中国则排斥和否定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中央高度集中，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的经济运行模式。
总之，中西方国家走向混合经济的起点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上完全不同。西方国家走向混合经济的起点是古典市场经济，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自由竞争，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调节；而中国走向混合经济的起点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国家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宰，不存在市场，市场机制不起任何作用。
二、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的具体路径比较
中西方国家发展混合经济的目的都是为了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调控机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其具体路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走向混合经济的具体路径是：
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实行单一的市场经济，在采用单一私有产权和单一的按资分配基础上，运用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运行，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在确立政权地位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竞争导致了私人垄断的产生，私人垄断的出现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出现机制失效即市场失效。单一的私有产权的企业结构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追求垄断生产滥用资源以获取垄断利润，其结果必然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即成为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反动，出现单一私有产权失效；单一按资分配，导致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损害社会整体效率，同时还造成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安全和政局的动荡，出现单一按资分配失效。三位一体的失效，说明古典市场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趋势，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以沉重打击，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几乎倒退了近半个世纪。为挽救资本主义的命运，弥补“市场失效”的“看得见的手”——国家干预机制，弥补“单一私人所有制失效”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及弥补“单一按资分配制度失效”的混合分配制度，三位一体的混合经济，在理论上经过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实行“凯恩斯革命”和实践上的罗斯福“新政”后就应运而生了。从此，西方国家纷纷转向混合经济。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纯粹的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地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萨缪尔森，1991）
中国走向混合经济的具体路径是：
由于买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资本短缺以及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中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辉煌成就，建立了我国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上了一个大台阶，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前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一是单一的公有产权的国有企业只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工厂——“单一的巨型的生产企业”（吴敬琏，1992），政企严重不分，政府主要用指令性计划调节企业运行，企业缺乏活力，吃国家的“大锅饭”，效率和效益低下，因而出现了“单一公有制失效”。二是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平均主义），不承认其他要素也能获得收入，不承认分配的差别，不能调动劳动者和其他要素提供者的积极性，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盛行，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因而出现“单一分配方式失效”。三是单一的计划调节，政府对人、财、物、产、供、销都实行干预，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特别是严格的指令性计划，使整个经济都失去了活力，出现“计划失效”。“三位一体的失效”，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才逐渐走向混合经济。
综上所述，中西方国家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都经历了从单一制度和机制失效向混合制度和混合机制的变迁过程，是从两个不同极端的单一经济模型走向混合经济模型，因而演变路径是相逆的。即西方国家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是从单一私有产权到公私产权混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结构；从单一按资分配走向按物质资本分配与按人力资本分配以及国家干预分配的混合分配制度；从单一的市场机制走向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有机结合的混合运行机制。而中国则是从单一公有产权走向公私产权混合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走向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以及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混合分配制度；从单一的计划机制走向计划与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运行机制。
三、从单一经济走向混合经济的特征比较
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混合经济，特指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国家垄断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实行的混合经济，特指经过20多年市场取向改革，逐渐形成和正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决定了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有着各自显著的特征。
西方发达国家混合经济的显著特征是：
第一，以私有制为基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一方面，在绝大部分私人资本企业基础上，西方各国出现了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国有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元所有制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值的比重，英国为17%，西德为22.7%，意大利为28%，法国为33%，瑞典1979年公共经济在投资总额中占40%（丁冰，2000）。即使经过20世纪80年代私有化浪潮的冲击，国有企业仍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成分，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公益企业中还占据明显的支配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企业股份化有了新发展，表现为，一是数量和影响大大增强。在美国，一般大中型企业几乎都是股份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股份制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1/6，而其净收入的比重却高达80%左右，许多小企业也在股份制化，特别是很多高科技小企业正是通过股份制化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大企业的；二是股票分散化。股票持有者越来越广泛，1982年美国直接持股人数为3200万人，加上间接持股人数达到1.33亿人，约占当时美国人的60%；三是股份职工化。各国大力推行雇员拥有股票制度，如英国，有的企业股票甚至100%为本企业职工所购；四是职工参加企业的管理。许多西欧国家已经以立法形式予以规范（童大林，1988）。
上述所有制变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虽没有本质的改变，但在形式上却有了变化：一是在社会所有制形式结构中，已不再是单一的“私人企业制度”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而是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国有制的“公营经济”、“公共企业”以及其他经济性质企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二是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公司）的财产所有结构也由单一性“业主持股”向多元化的“业主持股”和其他“个人持股”以及“国家参股（或控股）”相结合的财产所有制结构变迁。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了显著的制度变迁。其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因素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按资（物质资本）分配仍占主体地位，但按人力资本分配开始占较大比重，由此形成了按物质资本分配为主体与按人力资本分配并存的混合分配制度；其二，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不断加深，为了保证收入公平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国家运用经济、法律乃至行政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民提供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定相关法律保证最低工资和限定最高工资以及收入指数化政策；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及开征遗产税等基础上，制定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实行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混合运行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广泛流行，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只是由于各国国情差别，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国家干预，除了主要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外，也还包括在必要时使用行政手段特别是运用经济计划的手段。现在各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不用一定的经济计划来控制、指导其国民经济发展的，运用计划程度最高的是法国、日本。法国从1947年1月开始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以来，至今已实行了11个计划；日本从1956年开始实施第一个经济计划以来，至今已经过四个阶段共实施了13个计划，从1999年开始，又进入计划发展第五个阶段和执行第14个计划的时期。这些计划的特点是指导性、协商性和灵活性，政府主要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企业签订合同的办法来促使和保证计划的实现。
中国现阶段混合经济的显著特征是：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国有经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及其战略性的调整，其绝对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并日趋合理化，相应地非国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6%下降到1996年的40%；集体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3%下降到1996年的35.2%；而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则由1978年1%的幅度上升到24%。虽然有这种比较剧烈的变化，但到1996年，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仍占76%，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更占绝对优势。公有制主体地位并没有被改变和动摇（张卓元，1998）。同时，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初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机制，由单一按劳分配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变迁，同时，国家已开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等再分配制度，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的倾向和结果，而可以逐步趋向共同富裕。
第三，经济运行机制，由指令性主导的计划调节向计划调节的三种形态变迁，向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展，又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再向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机制相结合过渡，混合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形成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已成为典型的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并存的“双轨型”经济体制。计划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缩减，市场手段的作用范围与力度增大。计划手段在宏观经济中长期经济运行与调节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手段在微观经济运行中与即时经济调节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整体上来判断，市场因素的成长与作用已经达到了成为资源配置主体机制的临界点，据常修泽等人的分析，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1997年整体已达50%左右，但其中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还比较低，1994年、1995年、1997年分别为24.3%、28.9%、36.6%（常修泽等，1998）。
通过以上系统比较分析可知：中西方国家实行的混合经济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宪政秩序上进行的，都存在着“制度路径依赖”，即它们之间存在根本区别，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政秩序前提下，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实行混合经济的；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政秩序前提下，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实行混合经济的，因此，不能混淆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与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界限。
同时，中西方走向混合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没有本质区别，基本上是相似的，主要表现在：第一，都是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混合机制调节经济的运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的差异，中西方各国必然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模式。如美国是以垄断主导型市场体制运行模式，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法国是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瑞典是福利型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日本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模式，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完善的混合经济运行机制，而中国则对市场机制作用、国家干预作用的力度和范围的把握，以及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处理还不到位。无疑，中国必将在博采众长基础上，结合国情，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第二，都根据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对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力度交替循环调整，时而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而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并在动态变化中达到两者的均衡。不同的是西方国家调整经验比较丰富，技艺比较娴熟，如下图所示（陈东琪，1999），而中国则在调整中显得经验不足，技艺正在摸索之中。
20世纪西方经济发展中“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交替变化。
四、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绩效比较
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代社会化市场化大生产的要求，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中西方国家不同的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尚存在着矛盾，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即制度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双向调整，以达到双向适应。
无疑，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混合经济后，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古典市场经济阶段更大的成就，从经济增长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多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7%，这二十多年，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生产的产品总和。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经合组织各发达国家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丁冰，199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1991年3月以来，克林顿提出“重振美国经济”，推行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两方面经验，沿着这条“富有活力和朝气蓬勃”的中间道路，美国经济持续109个月出现了“二低一高”的新经济现象。据美国经济学家协会提供的材料，美国GDP增长率1997年、1998年分别为3.8%和3.9%，而同期失业率已降到5%以下，通胀率近几年一直保持在3%左右，1997年为1.4%，1998年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只有0.8%，为35年来的最低点（丁冰，2000）。2000年，经济增长率高达5%。
但相比而言，中国因制度优势和后发性优势发展得更快。中国自市场取向改革以来，经济充满活力，发展加速，1978～1998年2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达9.7%，处于世界前列，比全世界平均增长率高两倍，2000年GDP的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已突破800美元，中国GDP总量已位居第6位，同时，社会政治保持基本稳定局面，人民生活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长，由改革开放前的13位上升到第7位，国际地位得到举世公认的提升，出现了“中国奇迹”。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短短几十年中，中国取得了资本主义上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据美国1998年《情报背景材料》分析，1980～1989年美国年均增长为2.7%，而中国则为9.3%；1990～1995年，美、中两国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和10.6%。另据世界银行统计，人均GDP的增长速度1980～1993年中国为8.2%，美国为1.7%（卫兴华，1998）。
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混合经济后并非进入了人间理想的天堂，相反，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矛盾重重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之中。
首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频繁发生。战后几十年间虽未爆发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加频繁，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90年代已发生了9次经济危机，平均四五年就要爆发一次。其他国家包括曾经出现过“经济奇迹”的前西德、日本也无一例外地爆发过经济危机，特别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一蹶不振，至今还未复苏起来。
其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据统计，1996年，美国20%的最富的家庭分享了国家全部收入的49%，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只有44.3%，1996年比1990年上升了4.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20%的最贫穷家庭的收入在同期却下降了1.8%。从最富、最穷人的情况来看，目前美国1%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比9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还多。其他一些国家的巨富所拥有的财产亦十分可观，如德国21位最大富翁财产总和达940亿欧元。日本14位最大富翁财产总和达350亿欧元，而与此同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穷人口却大量存在，美国贫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5%，英国占15%，德国占10%（丁冰，2000）。另外，还有诸如失业、巨额财政赤字、暴力犯罪等许多经济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竭力粉饰资本主义的萨缪尔森也不得不哀叹：“混合经济仍然远远不能为这些可怕的疾病（经济危机、失业、两极分化）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萨缪尔森，1991）
中国在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失业等问题，其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其一，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迅速扩大。1978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绝对差距分别为153.6元和212.9元，到1990年分别扩大到700.1元和885.8元，1997年又分别扩大到3897.4元和5057.6元。再从相对差距看，在1983～1994年间，我国东部与中部地区间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系数由29.8%迅速上升到46.7%，而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距系数则由44.4%迅速增加到55.9%，到1997年已达到57.2%。目前，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其二，城乡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37:1，到1994年已提升到2.86:1；其三，高收入阶层凸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我国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已有100万户，最高3%收入组同最低10%收入组的比率从1988年的7.69上升到1995年的11.82。
相比而言，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体制仍处在转型期，而且是多重转型的复合，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还不可能比较清晰和鲜明地表现出来。如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既反映了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也反映了市场发育不规范对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还说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中，按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关系的处理还不到位，资本收益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变动比率也不尽合理，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社会成果和社会福利方面一些崭新特征未能更鲜明地显示出来。因此，中国混合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其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与此相反，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尽管存在国有制企业，但基本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化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从而使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机制的混合机制失效，产生两极分化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等一系列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其根本出路只能是以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取而代之。
五、简要的结论
1.中西方国家通过制度变迁与机制转轨走向混合经济，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有的、一般的规律或客观发展趋势，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归根到底，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2.中西方国家走向混合经济的起点、路径、特征、绩效都有很大差异，但根本区别在于，不同制度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实行混合经济的性质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锁定”在资本主义宪政秩序前提下，因而实行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混合经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锁定”在社会主义宪政秩序前提下，必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混合经济。同时，不同制度内部结构在保证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始终处在动态调节过程中。
3.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相似的（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并且都要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因此，中国要努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混合运行机制的经验，以发挥后发性优势，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4.中西方国家实行混合经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都存在许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其出路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因而其出路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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