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族形成发展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是我国古代各个民族间不断混融互化的产物。作为中华民族先后发展阶段的华夏、秦人、汉人、唐人和华人等，同样都是民族互化的结晶。当今学术界对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已有许多研究，本文拟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见解，讨教于方家。
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她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华夏族的形成期。这一历史时期始自黄帝兼并其他部落集团，至夏朝诞生为止。
田昌五先生明确指出：“从部落王国至夏王朝建立，也是华夏族的形成过程。”①华夏族形成的历史，正是从单一的、分散的小民族向复合的多民族共为一体的大民族汇融的过程。
1.华夏一词的出现及其时代意义。华夏一词用作民族名称究竟指什么？学术界迄今已有多种解释，本文不想妄作评述，而只想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如所周知，世界上所有民族在氏族公社阶段都有属于自己部落群体的图腾崇拜，如美洲印第安人有玉蜀黍族、马铃薯族和烟草族等。中国古代也不例外。黄帝为熊图腾，女娲为蛇图腾，东夷人为鸟图腾，苗蛮为狗图腾。图腾物的选择大都与该族赖以依存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关。然而华夏却没有图腾，岂非怪事？林惠祥先生在其《中国民族史》中首次提出：“‘华’为图腾名称，意即‘花族’；‘夏’为自称之语，意即‘人’。”读后颇受启迪，并发新感：原来华夏也有自己的图腾，这就是植物（尤其是农作物）的花。华与花通，夏又为“人”，那么华夏族不就是“种花（庄稼花）之人”吗？华夏主要居于中原一带，较早从事定居农业，将一种野生的莠草培植为谷子和黍子，并赖以为生。谷子和黍子都能开出一种白色或黄色的小花。以植谷谋生的华夏族，对于农作物开花结果的崇拜正在情理之中。这与那些居于周边以游牧渔猎为生的部族，有迥然之别。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民族间相互识别的重要依据之一。联想到华夏族一贯以居中自夸并讥“食肉衣革”“茹毛饮血”之族的言辞，以上解释不是理所当然吗？因此，华夏可释为居于中原，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从现代考古学成果看，炎帝、太昊部落集团的文化是其最早代表。
华夏成为民族专称，首见于《左传》中“楚失华夏”、“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记载。可见，春秋末年，华夏和蛮夷戎狄已定型为相互区别的民族识别标志，反映出当时民族关系相当紧张的事实。然而，概念的出现总是在实体形式之后。春秋时期人们有了如此清晰的民族意识，正是由于华夏和周边的蛮夷戎狄作为成熟形态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那么，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华夏，是怎样形成的呢？
2.多民族混融成华夏。从单一种“花”作为农业民族的小华夏到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民族大华夏，经过了一个多民族之间通婚混血不断融合的复杂过程。
华夏文明是多元多源的。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而形成小民族，经过不断交汇融合，封闭的社会结构被打开，地区性的文明最终都共同进入了华夏文明的系列之中。
从文化上看，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逐渐混一。原来仅仅属于某一部落某一集团的始祖、英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迷信禁忌等，都百川归海，随着文化创造者的混融而汇成一体。中原的炎帝、太昊；东方的蚩尤、少昊；北方的黄帝；南方的伏羲、女娲、盘瓠等，统统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他们创造的仰韶、大汶口、龙山、青莲岗和岳石文化等，也都成为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帝舜有虞氏集团源出于东夷，在王油坊类型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帝尧陶唐氏集团源出于戎狄；商人之祖源于东夷，尔后和戎狄发生了关系，在陶寺类型和后岗类型中都是可以找到根据的”；“禹和羌戎的关系可以在三里桥类型中找到证明，而下王岗类型则有属于苗蛮的屈家岭文化的因素。”②
从血统上看，各民族间的通婚混血频仍。华夏及其后代大量、反复地与夷狄通婚混血，盖因“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③。异类，指不同的部落集团或不同的民族。黄炎所出为有熊部落的少典氏和蜜蜂图腾部落的有
氏的结合。④据此，黄、炎已经是不同部落集团通婚的混血儿。炎帝部落历史早于黄帝，后世多羌姓。黄帝兼并炎帝后，两大集团始终保持紧密的通婚混血关系。黄帝后裔，颇多夷狄，史谓：“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牡牝，是为犬戎”⑤“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此北狄”。⑥当然黄帝不一定实有其人，更不一定真的生了那么多夷狄子孙。但作为一个兼并了许多部落集团的战胜民族的代表，作为一个不断地与他民族通婚混血的民族共同体的象征，被包融的各部落、各民族成员自然都会把黄帝视为共同的祖先。黄帝的出身、生平及其后裔的传说，正是多民族一体化的华夏族形成的缩影。生活在数千年后的鲜卑人据此认为是黄帝嫡孙，谓“昔黄帝有二十五子，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⑦，并非妄语。
黄帝之后人，亦多有混血儿。如尧曾把二女“有娀氏”嫁给舜。娀与戎通，女儿为戎，其父血统必同。如舜，本为“东夷之人”，又娶戎女，后代兼有夷戎血统无疑。如禹，本“兴于西羌”⑧，又称“戎禹”⑨，其后代也兼有羌夷血统。商人祖先本为古夷人一支，以鸟为图腾，后与戎人混血，“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⑩，故称“戎殷”(11)，“戎商”(12)。“周人祖先亦类此。后稷娶有邰氏为妻，有邰为夏后氏之姓，属蛇图腾部落，与羌有关(13)。姜尚一支羌人为西周开国功臣，世代与周王室通婚；而周文王被说成是“生于歧山，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14)。“周人实际上是姬、姜、姒、姞混血而成的，其文化自然带有多种因素。”(15)令人惊讶的是，夏商周三代这种多民族混血交融的文化，却成为华夏文化最正宗的代表，并被孔老夫子所大力推崇、赞不绝口，足见这种复合型民族创造的复合型文化对人们心理意识的巨大改造作用。
总之，从黄帝至夏朝，众多分散的、较小的民族，在互相兼并、分化组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以黄炎为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众多小民族（或其中一部分）构成了华夏这个复合型民族。此时的华夏，名虽同于当初局促于中原一带以种“花”为主的农业民族华夏，但民族构成的内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血统还是文化。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华夏之“夏”，与夏朝也应有关。夏人与夏族是一致的。因为“凡与夏王畿的人们具有共同民族特征的诸侯国的人，都会接受这个族称，都会把自己视为夏族的一部分。”(16)
二、华夏族的发展定型期。这一历史时期历经夏商周至春秋末为止。其特点是随着中央王畿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蛮夷戎狄被包融在一起，各族间交往加强，地区文化差异日渐缩小，作为中华民族核心的华夏族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和壮大。
夏人兼有羌、戎血统，已如上述。启之孙媳后缗娘家“有仍氏”，“仍”即“戎”，属戎族；其子少康当然血统混杂。后少康娶姚姓女，而姚为夷姓。夏桀伐有施得妹喜，妹喜东夷人。此外，夏对周边民族大加攻伐，“东教乎九夷”(17)，带回的战俘便汇入华夏行列之中。在长期的部落王国兼并战争中，一大批王国及其民族被合并了。据说夏初有“诸侯万国”，至商仅余“千七百十三国”，约5/6的部落王国被灭掉了，亡国之人自然充实到其他民族，尤其是华夏族中去了。此外，中原之人也不断地向周边他族居住区迁徙。如“桀与其属五百，南徙千里，至于不齐。不齐民去之，转之邺，遂放之南巢氏”(18)，证明了夏人对江淮地区夷人的充实；而“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北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猃狁”(19)，又说明了夏人对北方胡人的充实。民族间的互动互补，显然从一开始就是双向进行的。
商人有夷戎血统，其后代是否继续与其他民族通婚混血，史无详载，但肯定会有(20)。商代民族构成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战争。有商一代，中央王国对周边方国的战争频繁激烈。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又“奋伐荆楚，深入其阻”(21)，帝乙兴师，征伐那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22)的东夷。纣则为“黎之蒐”(23)，“克东夷”(24)。在年复一年的民族征服战争中，数不清的异族战俘被带到中原，男子作为奴隶，以补劳动力的不足，女子则有许多被作为奴婢及妻妾——床上奴婢，民族通婚混血在悄然进行。所谓“纣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25)，即指战俘而言。结果，不仅一大批夷人加入到华夏行列中，从此变成了华夏，而且还把夷人的血统大量带入，给华夏注入了新的血液。
周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周王是天下共主，周人以核心民族的身分与周边各方国部落发生联系，形成了较强的民族向心力。周武王伐纣时，所率军队中有“庸、蜀、羌、
、彭、濮”(26)等八族之众，堪称一支民族联军！灭商后，周又大封诸侯，燕、晋、齐、鲁、卫等国都地处多民族杂居区，如燕国，境内多夷狄，以至于后来的燕王自叹“寡人蛮夷僻处”(27)。南方则封蒋、息，“汉阳诸姬”，封在这里的周人便开始与当地蛮夷混杂。此外，西周还不断发动征服战争。仅《小盂鼎》铭文中所载康王二十五年西周打败鬼方的一次战争中，就抓到俘虏一万三千零八十一人。这些俘虏当然被带入了西周腹地。昭王征荆蛮、穆王征犬戎，宣王北伐
狁，一大批姬姓和羌姓被分至周边，与当地民族杂居混血；大量戎夷又被掠入内地，和中原民族杂居混血。在七混八混中，华夏族的雪球便越滚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凝聚力越来越强。
春秋是一个政治上大动荡、火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构成剧烈变动、重新分化组合的新时期。由民族大迁徙、大国争霸引起了各族杂居混处、犬牙交错。西周时期较为固定的民族分布格局被打破，一方面“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28)；另一方面，“尊王攘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9)等民族歧视口号又沸沸扬扬。一方面战场上两族仇杀，你死我活；另一方面，家庭中又往往与异族通婚混血，和睦相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幅令人难以理解的民族关系的复杂画卷。
地区性的政治统一和民族融合在同步进行。北方，晋国境内，晋人一面与戎狄交战，一面又相互通婚，晋献公伐骊戎而娶骊姬，后来又出现魏绛“和戎”的佳话。东方，齐国吞并了东夷所建的许多政权，史谓相公”即位数年，东南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30)，“九合诸侯，一匡天下”(31)，把许多弱小民族融入齐人行列中。南方，楚处江、汉，民多蛮、夷，民族结构的变化尤为典型。楚人属夏还是属夷，历史上一直有不同意见；或许，吴国族属的识别能为我们判断楚人的族属提供某些启示。据《史记·吴方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太伯、仲雍远徙东南，当地居民为荆蛮（古越族一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属两族明矣。这种情况在民族发展史上（如征服民族与土著民族）是屡见不鲜的。统治者毕竟是少数，为了在当地扎下根，不得不改从当地民族的生活习俗，太伯、仲雍之“文身断发”可证。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趋同，久而久之，在他族人眼中就会被视为同族。
楚人情况大致类此。楚先祖为颛顼高阳氏之后。高阳之后黎，任帝喾火正（分司历法之职），曰“祝融”，后代继任，主要活动在中原一带，于此则为华夏无疑。夏末，商人兴起于东方，灭原属祝融部落的韦、顾和昆吾集团，余之季连部向南迁徙，辗转而至汉水——荆山间。商朝高宗时，“奋伐荆楚”、“裒荆之旅”。而西周文王封鬻熊为楚始祖。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姓芈氏，居于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一带。始封之楚，人数很少，地盘较小，“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32)但不久以后，由于“楚君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33)，且以蛮夷自居，不听从西周中央的命令。为了在丹阳站住脚跟，楚之先人曾怎样去迎合当地“江汉之民”（多为土著蛮夷）的欢心，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但从楚之先人以蛮夷自居的心态中，我们仍能看出，他们必定也与吴太伯、仲雍“文身断发”一样，采取了一些与“江汉之民”合习俗同文化的措施，否则就无法安身。但这样一来，楚人便与当地千千万万蛮夷合为一族了。荀子所谓“居楚而楚”，确实看到了入乡随俗在改变民族属性方面的作用。
由华夏与江、汉间蛮夷合族的楚人现在变为蛮夷了。春秋时期，趁着周王室衰微的有利时机，楚人挥戈拓土，四面出击，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春秋灭国之最多者，莫若楚矣……最大陈、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黄，其次唐、邓。”(34)据何浩先生研究，楚灭国“初步可认定者应为四十八国”(35)。这四十八国中有许多为蛮、夷、百濮、巴、百越等族所建。楚把长江南北广袤地盘上的大量蛮夷融为一体，实现了半个中国的多族混融，这为后来秦的统一奠定了民族基础。同时，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把原来属于华夏的地盘及其居于其上的人民都并入楚人范围内，这不仅改变着楚人的民族构成，而且使她本身渐渐变成华夏。战国以后，楚人便不再被视为蛮夷，而后来灭秦的英雄们——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大都是原来楚治下的遗民。楚人以及包含在楚人中的千千万万蛮夷，就这样摇身变成了华夏，为中华民族从华夏向秦人、汉人的过渡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从春秋初期的一百多个邦国，到战国初的十几个大国，地区性的政治统一已经完成。春秋几百年间的民族融合，使蛮夷戎狄相互化融、相互适应，民族间的尖锐矛盾渐趋缓和。战国时期，虽然仍有民族间的冲突、兼并与战争，但大都是地区性的、局部的（如匈奴骚扰秦、燕、赵；楚灭吴、越等），民族构成大的变动已经不多，“尊王攘夷”已经完成，以战争手段统一战国，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与之相适应，华夏族在包融进大量蛮夷戎狄、混进大量蛮夷戎狄血统之后，在素质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内部构成发生了更新变动，华夏的名称已经不能适应多民族共同体日益膨胀扩大的实际了。大一统的国家与创建这个国家的大统一的民族是一致的。秦朝的建立与秦人民族名称的诞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从华夏至秦人，标志着多民族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对华夏族形成的几点认识
1.华夏族不是从来就有的，她是以“种花”的农业民族为主（炎帝、太昊为最初代表）杂揉四面八方的蛮夷戎狄而形成的。作为华夏族之首的黄帝，正是多民族共同体的代表。所谓蛮夷戎狄，又称为四夷，本没有种属、道德优劣高下之别。东夷即东边之人，北狄即北边之人，南蛮即南面之人，西戎即西面之人，正是由这些四面八方的人组成了大同小异的若干个小民族。起初所谓蛮夷戎狄，也就好象今天人们称呼南方人、北方人、大西北人和东北人一样，产生于人们对不同居住空间的认识。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原由于地理、气候等条件的优越，首先得到开发，这里的人们才有了优越感和自卫意识；而周边各族也才相对落后，有了文化上的自卑感和力图挤进中原的强烈欲望。而由此导致的各小民族间的战争与和平状态下的多途径的交往，才逐渐孕育出了第一个复合型的民族共同体——华夏。
2.华夏与夷狄之间从来没有一个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之间总是相互转化，互为你我，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夷狄进而为华夏、华夏出而为夷狄。所以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华夷互易”的民族融合原则有了共同的理解。“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民族识别意识的更新正是民族构成不断变动的产物。某些华夏族的后裔们忘记了自己身上浓烈的蛮夷戎狄的血统，倒真是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呢！
3.在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民族偏见和歧视的。在民族构成处于大分化、大组合的剧烈变动时期，族属的改易是极为平常而自然的，不可能产生民族偏见与歧视的土壤。只是到了华夏族发展的后期，民族分布的格局已经定型后，长期占据中原，力量强大的华夏族，为了保卫自己既得的生存空间，才视企图进入中原的周边民族为蛮夷戎狄，才排斥、驱逐其他各族；而周边民族则拼命内挤，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渐多，随之仇视和偏见也渐烈。有了偏见，就有了歧视；歧视又转过来加深了偏见，造成民族隔阂的恶性循环。当然，这一切主要责任在各族统治阶级，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生存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养成的狭隘胸襟和短浅目光，决定了他们必然赋有，甚至需要民族偏见。”奴隶主阶级又何尝不是如此？
4.华夏族的形成是与上古间部落王国之间的兼并同步进行的。当分散的许多小的部落王国组合为一个较强大的夏王朝时，建立这些小部落王国的民族便初步形成一个新生的华夏族；当华夏族继续混入大量的蛮夷戎狄后，华夏就变为秦人、汉人等。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被兼并的各族连同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都溶为一体，成为一个强大民族生存的文化基础。多民族成员的混溶，多民族文化的融汇，就是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史，说华夏不是单一的，是最不纯的，不是确确实实吗？
5.兼并战争和族际通婚是促成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两大杠杆。兼并战争，残忍酷烈，杀人如山，战俘成群，在白骨和鲜血中争夺着耀眼的王冠，交战双方的民族成员却不免屡屡互混；通婚混血则在春风化雨、无声无息之中悄然孕育了混杂的民族血统，养成了共同的民族素质，使中华各民族在血统上具有越来越多的共性，二者在华夏民族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
6.中华民族多祖先的祖宗崇拜意识来源于华夏文化的多源性。中华民族的祖宗是一个群体，所谓三皇五帝，都不是指一个人。当华夏未形成的时候，各族有各族的祖先，如东夷为少昊、蚩尤；苗蛮为女娲、盘瓠；中原为太昊、炎帝；北方为黄帝等，一旦华夏形成，这些英雄人物就都被捏到一个行列中，统统成为中华各族的共同祖先。祖先是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无法细分，所以许多周边民族讲与汉族本来就是兄弟，文化传统上是同源的。属于文化深层的心理意识，是文化传统遗传的积淀部分，历千百载数十代而变动不大。祖宗为兄弟，原本是一家的这种民族传统意识，一定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罢！
注释：
①②(13)(15)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版，第145、282、289页。
③(11)(30)《国语·晋语》、《国语·周语》。
④参见邹君孟《华夏族起源考论》，载《华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⑤⑥《山海经·大荒经》、《大荒西经》。
⑦《魏书》卷一。
⑧(19)(27)(31)(33)《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周本纪》、《匈奴列传》。
⑨《潜夫论·五帝德》。
⑩(21)《诗·商颂·长发》、《殷武》。
(11)(25)(26)《尚书·康诰》、《牧誓》。
(14)《孟子·离娄下》。
(16)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7)《墨子间诂》卷六《节葬下》。
(18)罗泌《路史》卷十四《后纪》。
(20)商朝也频频对周边方国各族发动战争，掠夺了大量的他族人口。男俘用作奴仆，女俘用作婢妾——即生孩子的工具。殷辛伐有苏，有苏嫁以妲己，为一例。
(22)《后汉书·东夷传》。
(24)(24)(29)《左传》昭公四年、十一年、成公四年。
(28)《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32)《春秋左传正义》卷45。
(34)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
(35)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