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话剧史演进散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记论文,香港论文,话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于1992年到香港中文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原来的计划是同英文系的谭国根先生合作，这个计划完成了。同时，因为翻译系的方梓勋博士和中大邵逸夫堂经理、沙田话剧团艺术总监蔡锡昌先生的热情协助，使我有更多的机会观摩香港话剧，阅读有关香港话剧的历史资料以及剧本等，还使我结识了不少香港戏剧界的朋友，这是我到香港进行学术访问的意外的收获。那时，我便感到我们对香港话剧了解得太少了，较之，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是落后了。我，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负责人，不免产生一种自责自疚的心情。尽管我们有不少实际的困难，如资金、资料的困难，我觉得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于是，同方梓勋先生商量，确定下来，先编一部《香港话剧选》。说干就干，在港期间，我们就把选目定下来。经过努力，1994年，《香港话剧选》终于在内地出版。之后，我们又把共同研究的计划推进了一步，决定编著《香港话剧史》，以填补中国话剧研究中的一个学术空白。我们合作的协议，得到文化部批准。本来，拟于今年7月1日前，把《香港话剧史》编著完成并出版；现在看来，由于工作量太大，不能如愿了。但为了祝贺香港回归祖国，我们正考虑一个应急的办法，拟赶写一部介绍香港话剧的书于年底前出版，以表达我们的心愿。今《新文化史料》约我撰写一篇关于香港话剧的文章，我便以这篇文字，权作庆祝香港回归的献礼了。不当之处，诚望校正。
总体印象
我们讨论香港话剧，首先要澄清一个流行的看法，即认为香港是文化的沙漠。通常人们对香港文化的印象，一是来源于香港的流行歌曲，二是来源于电视剧，三是武侠小说，以为香港就是这些通俗的东西。其实不然。
香港话剧虽仍然被称为是“小众文化”，但其在近二十年中，即有了一个突进和发展。一些外国戏剧家在目睹香港话剧的繁荣景象后，认为香港话剧是“亚洲的奇迹”。以我的印象，它的发展和繁荣可这样概括：香港虽系弹丸之地，但它的话剧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生长机制的系统，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格局。表现在：第一，它有着一支为数可观的编剧、导演和表演的队伍。而其主力则是中青年艺术家。第二，有着专业、业余和校园戏剧相结合的演剧体制。职业剧团不过五个，但是它的业余剧团却有上百个。而在大学和中小学的戏剧活动也开展得相当普遍。第三，它有自己的教育阵地和正在形成的教育参与剧场活动。如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成立，职业剧团必须到学校演出和驻校艺人的制度等。第四，政府对话剧的支持，其艺术发展局，则是一个专门的艺术拨款机构。其中包括对业余戏剧的支持。教育署也把话剧作为推进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举行戏剧培训班，举行定期的校园戏剧大赛等。
香港话剧的演出是相当兴旺的，其数量也是比较大的。据1991的统计，全年汉语话剧演出的剧目共173部，800场，观众人数达25万人次。这里还不包括外语演出和校园戏剧演出。记得我在香港时，大约每周可有三个以上的话剧剧目演出。这在内地和亚洲的大都市都是名列前茅的。据称，香港话剧观众群约有三万人，大多又是青年观众。因此，它的观众虽然不多，但确是稳定的，而且呈上升之趋势。
历史演进
香港话剧的繁荣现状之由来，与其历史渊源有关。香港话剧的历史发展是相当曲折的，在其发生和发展阶段，主要受国内话剧的影响，五十年代后，则更多接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逐渐形成了香港话剧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特色。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香港话剧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1936年）
这是香港话剧的萌芽发生阶段。如以1841年英军侵占香港即有英军的话剧演出，则其起始较之内地还要早些，但其影响甚微，不足为据。据香港资深戏剧家李援华先生追忆，香港话剧的开端可定为1911年。当时已有“镜非台”和“清平乐”剧社成立，并演出了《庄子试妻》和《金债肉偿》，前者，很可能是香港的第一部中文话剧；后者，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改编。它的演出形态同国内的文明戏近似，并与粤剧相互影响。1928年由“琳琅幻境剧社”演出的《梁天来》，除用白话，也用真实的布景和效果，如火烧石室一幕，即用真的烟火来吸引观众。三十年代，内地话剧已相当成熟，但香港的话剧似乎还处于国内的文明戏阶段。田汉曾带南国社来港，因语言关系而离去。不过，从整体来看，香港话剧的孕育，虽然不排除英国的影响，但主要是内地的文明戏和后来的话剧对香港话剧影响更大。当时洪深在中山大学执教，一些人接受他的戏剧教育。如香港资深戏剧家李援华即受洪深影响而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此外，欧阳予倩先生在广东举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也为香港话剧界培养了不少人才，如卢敦、李晨风、吴回、李月清、洛克、彭国华、高伟兰、晋枫、何础、何厌等，后来都成为香港话剧的中坚分子，当然也奠定了香港话剧事业的人才基础。
第二阶段（1937—1945年）
这是香港戏剧发展的特殊阶段。由于抗战原因，香港剧人和内地涌入香港的剧人，一起投入抗战戏剧的活动之中，带来香港话剧运动的空前热潮。一是港人纷纷成立剧团，据统计约150个。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时代剧团”，曾演出阳翰笙的《前夜》和马彦祥根据萨都剧作改编的《古城的怒吼》。欧阳予倩对该团曾给予指导。二是对香港戏剧影响最大的，还是来自内地的剧团，如“中国旅行剧团”、“中国艺术剧团”、“中国救亡剧团”。这都是在内地颇有影响的剧团。“中旅”演出的剧目有《春风秋雨》（阿英）、《雷雨》《日出》（曹禺）、《夜光杯》（于伶）等，“中艺”上演的剧目有《得意忘形》（陈白尘）、《中国男儿》（胡春冰）、《花溅泪》（于伶）等，“中救”演出了《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保卫祖国》等。其中以1939年由多个戏剧团体联合演出的《黄花岗》最为热烈。参与编剧的就有夏衍等二十二人。导演团有胡春冰、欧阳予倩等七人。演员八十余位。加上前后台工作人员达二百多人。其它如抗战救亡团体的演出还很多。这些演出把香港话剧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1946—1965年）
这是香港话剧探求自身发展的阶段。如果说1946年到1948年，还可看出内地话剧的影响，如最负盛名的“中原剧社”和“建国剧社”演出的剧目，还有所谓“天台戏”（工人演出的话剧），都可看出进步政治的影响；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批进步戏剧力量转回内地。香港处于一个政治敏感期，而香港话剧在避免政治麻烦的前提下，重新积聚力量，探求自身的发展。突出的表现在业余戏剧，包括校园戏剧的发展上，翻译剧、历史剧和古装戏的兴起。
1949年之后，从内地进入香港的戏剧家如姚克，他历来以写历史剧著称。到港后，由于政治原因，更勤于历史剧的创作。写了《西施》、《秦始皇》等，其它如熊式一的《西厢记》、黎觉奔的《赵氏孤儿》、柳存仁的《红拂》、《涅盘》、李援华的《孟尝君》、鲍汉琳的《三笑姻缘》等。形成历史剧和古装剧的小小的热潮。
而随着二战后的欧美风潮的涌入，加之一些留学欧美的剧人回港，六十年代便有翻译剧的兴起。如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毕业归来的锺景辉，便致力于翻译上演外国剧，成绩斐然。由他翻译演出的有：阿瑟·米勒、桑顿·怀尔德、田纳西·威廉斯、爱德华·奥尔比等的《售货员之死》、《小城风光》、《玻璃动物园》、《动物园的故事》等。鲍汉琳翻译得更多，如《异想天开》、《并无虚言》等。这样，在本港剧目匮乏的情况下，翻译剧乘机而起，也是势在必然，有利于香港戏剧发展的。
第四阶段（1966—1976年）
李援华先生认为这一阶段有三个方面比较突出，“一是年轻人活跃成年人淡出，专上学联戏剧节的诞生标志着这一转变；二是西方新派剧的兴起，它与存在主义流行于专上学院，影响到剧本的内容与演出形式；三是公演多了，正是剧坛蓬勃的先兆。”（《香港剧坛的追忆及反思》，《香港话剧论文集》）。
1966年2月专上学联戏剧节开始，引发了香港大专院校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活跃。创作和演出比赛越来越多，青年剧作的增多，显示着青年戏剧人才的成长，这确实为八十年代的戏剧繁荣准备了条件。
翻译剧在1965年之前，每年最多上演五十台。而1966年就推出一百五十台左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演出更多。如《犀牛》、《四川贤妇》、《绞刑架下的中锋》等，据统计有上百出。这些外国戏剧对青年剧本创作影响颇大。1969到1972年，如黄韵薇的《等待》、梁凤仪的《夜别》、李志昂的《奔》等，均可明显看到西方现代派戏剧对这些剧目的影响。有人说：这些剧作出现标志着“本港剧坛陷入迷惘阶段了”。李援华先生说：“不能说不好，只是失落，迷惘，绝望，灰色的调子很浓，加上形式主义与神秘感”。这种带有模仿的实验，是难免幼稚和粗糙的。
但是，香港戏剧创作所表现的另一种倾向，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这方面显然看到内地话剧传统的影响，如1962年由姚克编剧并于1968年演出的《陋巷》，这是一部反吸毒剧，十二个剧社联合演出，大获成功。其它如抨击不合理的升学制度的《六分一》（冬眠），反映教育制度缺点的《垃圾记》（古天农、凌嘉勤），讽刺警察贪污的《劝君莫作男子汉》等，这些剧目反映的都是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故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果。1974年，第九届专上学联戏剧节，学联举办“中国周”，提出“放眼世界，认识祖国，改革社会”的号召。于是戏剧演出也适应这个要求推出《雾散云开》（香港大学）、《日出日落》（香港中文大学）等关心祖国、认识社会的剧目。其它还有《谁之过》、《桥》、《炼》、《急流》等，或批评社会，或关注大众利益，或反映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等。所谓“关中认社”已成为一个时期内校园戏剧的主流。
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由市政局举办的“曹禺戏剧节”。当时，正值内地“文化大革命”，曹禺本人还在受难，文艺还是“四人帮”的统治。香港能举办这样的活动，现在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据记载有二十四个戏剧团体参加，工作人员就有二百余人，上演了五部剧作。其中有李援华先生特意为戏剧节赶写的《曹禺与中国》一剧。它采取以人物解说串联的方法，将曹禺的几出戏的片断连结起来。说明曹禺戏剧同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联系及其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也颂扬曹禺戏剧的巨大价值。后来，我曾受李援华先生委托，将他的《曹愚与中国》带给曹禺先生。曹禺听我介绍后，十分感动。他说，真想不到，在那种岁月，会有人举办这样的活动，写出这样的戏。
现状
第五阶段（1977年至现在）
为什么将1977年作为一个分期的标志呢？前此，香港话剧基本是业余戏剧，没有职业化的剧团。1977年香港市政局所属的香港话剧团成立。他们把香港话剧团的成立以及其它香港话剧趋向专业的现象措施联系一起，称香港话剧由此进入一个专业化时期。以我的浅见，这确是香港话剧一个突飞猛进，具有质的飞跃的时期，是香港话剧空前繁荣的阶段。我在前面已谈过，这里，我想把本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再作一些介绍：
第一，推动文化的年代。
七十年代末香港经济已进入一个腾飞阶段。八十年代，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已名闻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港英当局的统治需要，香港政府开始注重香港文化的建设。锺景辉先生说：“七十年代是香港政府推动文化的年代。七十年代初期，香港芭蕾舞学会、香港音乐学院、香港话剧团、中英剧团等相继成立。此外，香港艺术节、亚洲艺术节、国际电影节等都是政府推动演艺的贡献。”（《舞台生涯四十年》，《香港话剧论文集》）1982年，香港演艺发展局和香港演艺学院成立，香港政府聘请英国奥域剧院(oldvic theatre)经理安德鲁·李(andrew leigh)专门为香港戏剧发展撰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建议有：成立更多的职业剧团，鼓励本地的戏剧创作，关于区域的剧场发展计划，专业戏剧走向社群中去，开拓观众市场，培养未来的戏剧工作者等。显然，政府对文化发展给予重视并加大了资金的投入。演艺发展局作为一个专门机构，专门负责艺术资金的分配。其中包括业余话剧剧团和有关话剧活动的资金的分配。
第二，本港戏剧创作的发展。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以前的发展中，香港话剧的创作是不断推进的，也出现一些剧作；但是，从创作队伍和剧作数质量来说，它毕竟显得薄弱些。而进入八十年代，则有了一个飞越。如蔡锡昌说：“在创作剧方面，随着香港回归中国而引起的‘97情意结’和‘本土意识’，八十年代可说是本地剧作的一个灿烂年代。”（《“可能的”与“应当的”：香港话剧未来数年的发展》，《香港话剧论文集》）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逝海》、《迁界》、《我系香港人》、《命运交响曲》、《人间有情》、《花近高楼》、《香港梦》、《天远夕阳多》、《末世风情》、《风雨摇滚》、《聊斋新志》、《取西经》、《伴我同行》等。这些剧作，反映了特定时期港人的心态的某些侧面。如方梓勋所说，“这些剧目一方面排斥盲目地认同‘英国’和‘中国’的心态，同时也在香港的历史和各种社会现象中，寻找‘香港’和‘香港人’的定义，探索香港的前途。”在创作方法上，大体是现实主义的，并适当揉合了如表现派、象征派的手法。我认为香港八十年代的戏剧创作标志着确立了香港戏剧的本土特色。
香港戏剧发展也堪称多元，如以后现代著称的“进念·二十面体”剧团，其艺术总监荣念曾，坚持以肢体语言为主的戏剧实验，接受西方残酷戏剧和贫穷剧的影响。其演出，观众往往看不懂。但其政治意念还是相当强烈的，故也有人称其为“政治的‘进念’”。还有个别剧团比较前卫。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受西方影响颇甚，可是戏剧主流却并不追逐时髦，追逐前卫。我认为这个特点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三，香港话剧是年轻人的艺术。
这不仅因为观众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导演、编剧和舞台美术创作人员也多是年轻人。一批由本港大学培养出来的戏剧人才，和留学归来的戏剧学子，构成了香港戏剧的中坚。这些人，大多数并非以话剧为职业，均系业余。他们称作“发烧友”。正是这些“发烧友”，成为香港戏剧舞台上最活跃的分子。也正是他们组建了上百个业余剧团，成为香港话剧的主力。在香港访问中，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戏剧的热情。在忙完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晚上去排练去演出，甚至是无报酬的。就这样，优秀的话剧艺术家成长起来。我这里只能列一下他们的名字：杜国威、蔡锡昌、张秉权、荣念曾、古天农、袁立勋、林大庆、张达明、潘惠森、陈敢权等，他们有的是剧作家，有的则是导演艺术家，有的则一身两职三职。如张秉权是剧评家，又是导演，又是演员。陈敢权又是剧作家又是舞台设计。在我看来，香港话剧充满生机，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第四，场地建设和戏剧教育。
正因为重视了文化建设，那么，就会加大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象场地建设和戏剧教育都是要靠投入的。从七十年代就不断兴建演出场地，如香港大会堂、香港文化中心，都是非常讲究的现代的演艺设施。区域性的如牛池湾文艺中心、沙田大会堂等也颇具规模，这些为话剧演出提供了场地。
香港演艺学院（内涵戏剧学院）的成立，成为香港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已为香港培养了不少戏剧人才。此外，他们还有职业剧团的巡回演出制度，即所谓“教育欣赏剧场”。每年均须以一定时间送戏到中学去。还有“教育参与剧场”，剧团有专人到中小学去作戏剧培训工作。香港教育署，相当于我们的教育局，为了对中小学进行戏剧教育，还成立了香港学校戏剧协会，轮训戏剧骨干，举办每年一次的中小学戏剧比赛。我曾被邀请参加1992年底的发奖演出大会。当时的教育署长李越挺先生对我说，我们提倡戏剧教育，一方面是作为学校艺术教育内容之一，一方面更看重戏剧本身也是教育的辅助工具。培养学生的艺术情操，启发智慧，陶治品性；同时，也为戏剧培养观众，培养后备人才。
香港戏剧的盛况已如上述，也不过是一个印象。当然，它正处于发展之中，也并非尽善尽美。从戏剧创作来说，其质量还有待提高，其演出艺术水准也是参差不齐的。业余戏剧作为主体，虽有其群众性，但专业性就不够，难于坚持，故如何提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据香港评论家观察，近几年来香港话剧有趋于流行化的走向，即趋俗，趋于娱悦观众，趋于靠拢通俗艺术。这同八十年代的话剧艺术走向比较起来，是颇能引人深思的。说不可避免者有之，所谓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有人则引以为忧，似乎话剧应保持其高雅艺术的品位。这也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