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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至1976年，中国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与灾难。在这场浩劫中，著名作家冰心经受了种种磨难，那时她已是70岁前后的老人了，但她最终渡过难关，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时期的曙光。
（一） 前期（1966-1969年）
“文革”开始，以红卫兵“造反”、“抄家”、“批斗”、“大串联”等为标志，冰心在“文革”一开始，便受到了冲击。
1.抄家与展览
冰心家被抄，根据《冰心“文革”日记》［残片］记载，有个过程：（“文革”中，许多私人文本被销毁，冰心1966年“红色八月”有几页日记，于2004年整理冰心遗物时发现，极其珍贵，这里为首次发表，以下引用均出于《冰心文革日记》［残片］）
1966年8月27日中央民族学院预科一部红卫兵抄家：“拿走了几本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书，有《警世通言》等，《关帝庙灵签》，苏联修正主义作家作品等，除外有韩素英（音）、欧阳山、周而复等作品，他们电话是443，随时有书，还可交去。”这是第一次抄家，显示了抄家有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横扫一切”。
8月28日：“晨，宗生小妹都回家，大家谈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尤其是我这种家庭，必须彻底破旧立新。我们又买了红纸，重新写了林彪语录，我们将毛主席像挂在客厅当中，两旁也贴上语录。午饭后小妹夫妇回校，凌霞晚饭后走，宗生买不到回津车票，定明早行。我向预科一部红卫兵汇报宗生不走事（电话）。”抄家为“破旧”，贴上毛主席的像与林彪语录，则是属于“立新”，日记中有“破旧立新”之说。日记中的“宗生”即儿子吴平，“小妹”即小女儿吴青，“凌霞”即儿媳陈凌霞，“回津”即回天津，吴平因为右派问题，下放在天津工作。那时晚上在家住宿，也要报告，可见红卫兵之严厉。
8月29日：“晨，有红卫兵叫文藻去参加每晨4小时的劳动。下午文藻即去报到。”冰心的丈夫吴文藻由于是“摘帽右派”，所以“文革”一开始便成了革命的对象，劳动是一种惩罚的方式。
8月30日：“晨，发作协党总支一信，请求：停发工资，我的定期存款（全部）以及出国衣装并收的礼物以及自己衣饰还给国家。”在“文革”高压形势下，冰心自己提出将钱物全部还给国家。
8月31日：“下午三时，有北京外语学院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第四分队队员十人左右，来家检查书籍中之不合乎毛泽东思想者（那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的），还有其他违禁物品。最后带走了些文藻日记本，上有蒋介石照片者等等，并留下问题八条，贴了大字报等。这是青少年横扫我们思想上的牛鬼蛇神，一定好好接受，和他们一起对自己闹革命！”这次抄家比27日的厉害，尤其是吴文藻的日记被抄走，问题可能非常严重，因为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日记记载许多内容（这些被抄走的日记，后来发还，因为吴文藻日记字太小，内容又多，狂热的造反派无暇顾及，因此，没有因为日记而加罪）。
9月1日，全面抄家，内容为照片、纪念品、衣物、手表、字画等一应物品全部抄去，没有任何登记，没有任何收据。而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的，则丢掷于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则可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据卓如《冰心全传》第188页记载）
在抄家的基础上，9月6日，红卫兵举办了“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将所抄之物，甚至是他人之物（一盆银元、三块手表、出国访问穿着的旗袍、丝袜、皮鞋、相册、照片、纪念品等），全部存列展览。冰心挂着一个大牌子，上书“资产阶级黑作家谢冰心”，低着头站在展览门口的烈日下，长达数小时，接受造反派的质问和批判。
2.接受批斗
据初步统计，“文革”初期，冰心接受的批斗计有5次，其中参与集体批斗3次，单独批斗2次。
集体批斗的情况：
第一次是1966年8月18日，冰心被造反派揪到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北京东总布胡同，那时院内一片嘈杂，当时作家协会的领导和一些著名作家也都在场，他们分别回答造反派提出的问题，当轮到冰心时，由于紧张，在回答质问时将“报社”说成了“报馆”，造反派便斥之为“顽固坚持国民党的立场”。冰心当时作了解释，并坚持说“我是反对国民党的”。但造反派不依，说“你反对国民党，怎么又用国民党的语言？”冰心认为那不是国民党的专用语言，只是一个旧词……，造反派则认为她是在狡辩，要她低头认罪。
第二次是1968年夏季，造反派押着作协的“牛鬼蛇神”到北京南郊红星公社参加夏收。在一个太阳最毒辣的下午，造反派举行了盛大的批斗大会，在土台上，一边站着农村的地主、富农，一边站着作协最有名的作家、评论家和领导人。他们是冰心、张天翼、臧克家、张光年、李季、郭小川、侯金镜、冯牧、陈白尘、严文井等。造反派批判说：“这些当精神贵族的作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批冰心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之类。
第三次是1968年秋季，在北京北郊良种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在此劳动。一天下午，造反派将文联、作协的“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召开批判大会。批斗的人数众多，被批斗的人自报家门，冰心是其中的一位。在那次批斗会上，有个作家自报家门时说“我是贫农出身”、“我是热爱毛主席的”，立即遭到拳打脚踢，以示警告。
单独批斗有两次，第一次是1966年9月6日，也就是在“谢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上。一开始，造反派要冰心交代这些东西的来历，冰心说，这里的许多东西都不是她的，比如那一大盆银元，还有手表，只有一只是她的……不等冰心把话说完，造反派便挥动了拳头，高声呼喊：“不许谢冰心抵赖！”“打倒谢冰心！”“谢冰心的酒醉金迷的生活，必须彻底地交代！”等等，根本没有冰心解释的机会，然后进行批判发言。
第二次1966年11月的一个晚上，造反派单独批斗冰心。开始冰心谈了一些思想认识，造反派便进行批判，并且要她交代如下的问题：1.你在日本时，与哪些日本人来往？回国后，继续有哪些往来，干过什么勾当？在出国访问时，与他们交谈过些什么？2.吴文藻离开“驻日代表团”后，你们又在日本住了一年，这一年多时间里，你们又有什么活动？干过哪些坏事？3.你在日本时就与地下党有联系，是哪个地下党？与谁有联系？时间，地点。4.你回国怎么拿到美国耶鲁大学的旅费，拿了多少，谁交给你的，有没有交代什么任务？5.交代去美国留学的经费来源，怎么得到的？6.1938年你去云南大学，1946年回南京，这期间与司徒雷登有何政治勾搭？7.你出国访问时，都放过哪些毒……最后是周恩来总理交代不要逼问冰心在日本的事情，才算平息（据卓如《冰心全传》第191页记载）
3.关进“牛棚”
时间为1966年10月6日至1969年底。所谓“牛棚”，是“文革”中的专用语，就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中国作家协会关押的人员：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臧克家、冰心等20余人。开始是关在顶银胡同，就是陈白尘的住宅，后关押在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的办公楼里。所有的关押人员不得回家，居住在那里，1967年后，可以住到家里，但必须按时到达。冰心每天总是6点钟开始从西郊的民族学院出发，比上班的工人还早，7：30前赶到东总布胡同接受劳动改造。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毛选”（毛泽东的著作与语录等）、进行自我批判、每日完成打扫四楼的女厕所。
（二） 中期（1970-1971年）
冰心在“牛棚”关了三年多的时间，之后，“文革”进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的阶段。能够下放劳动的干部，是一个比较好的政治待遇，如果连下放劳动都没有资格，问题就更严重。像周扬、夏衍等，没有资格下放劳动，关在监牢里，所以，当时如果自己的名字列在下放干部、上五七干校的名单之中，表明自己还能享受“干部”的待遇。所以，对于关押太久的人来说，五七干校成了一个不错的去处。他们往往以达观的态度，面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的劳动改造生活。
1.两下五七干校
第一次为1970年1月5日。冰心前往湖北咸宁中国作协的五七干校。鲁家弯，过去是一个劳改农场。有冯雪峰、沈从文、严文井、张光年、张天翼、臧克家、韦君宜、郭小川、冰心等。军事化管理，冰心分配至五连。连长为李季。冰心与张兆和等六人住在一个乡亲的柴火间里。劳动的任务是：捡石子、拾牛粪、种看菜地等，春节期间，到武汉补了一次牙。2月11日离开，回到北京，准备与吴文藻一同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共计时间为38天。
第二次为1970年6月6日前往沙洋五七干校。冰心分配在一连一排二班，后与吴文藻重新分配在五连二班。劳动的主要任务：拾麦穗、种棉花、收棉花，参加野营拉练，修公路……最后是文化室的管理员。1971年8月7日，离开。整整14个月的干校生活。
2.《致家里人》28封信
冰心的《致家里人》（全文刊《收获》2005年第五期），写得很具体，很细，记录了她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处境与心情，非常珍贵。我认为，冰心的《致家里人》是在特殊年代所坚持写作的方式，是她的《寄小读者》通信文体在“文革”中的使用，同时，她的语言也是文学的，很亲情的语言，与当时的书信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书信，开头便是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落款时要敬礼，“毛主席万寿无疆”，最后也应该是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类，而冰心摈弃了这一流行色，使用了她的个性语言，“亲爱的”“寄无限之爱”“十分的思念你们”等等，这些语言方式，与《寄小读者》的风格一致。所以，我在国内曾发表这样的观点，《致家里人》是冰心在特殊年代所坚持的亲情写作，是一部既有很高史料价值、又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这里引用一封信中的几个片断，可见当时的生活情景与她的写作风格。
亲爱的家里人：
到此后只接到Daddy和宗生的来信，不知大妹和小妹如何？其实湖北离江西很近，但我另寄信，话还不能说全，而且生活很紧张，没有工夫。
我的行李终于在16号的晚上到达了，这次是刘德风同志押了许多东西来的，我的行李也在其中。一切完整，只是皮箱的把手，拉断了一个。现在许多东西已取出来了。昨晚已吃了炼乳，今早吃了肉松，不过这些东西未到之前，我也过得不错，路上带来的一合（盒）梳打饼干，至今还未吃完。
我们现在的劳动是管菜地，加肥，挖地等等。整天在户外，屋里很挤也很冷。大家带的被褥都很厚，这里很湿，很潮，稍一天晴就晒被窝，夜里躺下去是冷冰冰的。我晚上盖三床被也不觉得热。现在自己东西到了，公家的两床被，和同屋人的一床被一床褥都还了。我想北京家里的棉花票不知有五斤否？棉花票如有四斤或五斤（我记得我的补助，两次已有两斤。）请即寄来。寄来这里可以换成本地棉花票。四斤的可以买四斤棉絮，如有五斤票可以买六斤的棉絮，如此类推，那我可以把现在的棉被絮，换下来做褥子，我的上下都太薄了。
……
我在此总算不错，没有招过凉，就是累也是睡一夜就好了。饮食也没成大问题。……我要努力以赴，向同志们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炼吧。
今天星期（日），料想钢钢在家，一个人闷些吧？ 山山江江也都在家，我想大妹那边，一定和这边差不多，一定是大洗大搞，丹丹和农民孩子一样在外面跑，他倒是开始得早，对他有好处的。真是想你们。信看完快快转吧！
娘 一月十八日［1970年］
（引自《致家里人》，《收获》2005年第5期）
（三） 后期(1972-1976)
1971年8月初，冰心与吴文藻回到北京，同时费孝通等也返回，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将打开与西方关闭已久的大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为了了解西方，了解尼克松，中央决定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作的《世界史》和英国的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这些书翻译起来难度很大，只凭造反派的革命精神，是翻译不出来的，那时的大学已经停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因此，周恩来亲自点将，将冰心等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作家调回北京，让他们来完成这个翻译的任务。
回到北京之后的冰心，心情放松了，感到自己又是一个有用之人，几个曾经经历过反右斗争、经过“文革”批斗的大知识分子，集中在一起，无限感慨，大有沧海桑田之感，十分珍贵这个机会，那一段时间，在冰心看来，是她的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她自己曾经这样描写过这段生活：“那几年我们的翻译工作，是十年动乱的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我们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现在回想起来，也亏得那时是‘百举俱废’的时期，否则把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来翻译这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大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的译本质量非常高，成为了经典的翻译之作，重版几十次之多，一直到现在，还在再版。
这时的冰心，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她接待外宾，计有波兰、意大利、美国、丹麦、印度、尼泊尔、苏丹、日本、瑞士、黎巴嫩、加拿大等国家的来宾。那时，冰心的居屋很小，60多平方米，只能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外宾接待室去接待；同时，学校开始招生，冰心有时也与少数民族的学员座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人大或民进组织的参观团，在国内参观访问，比如，云南、陕西等。这一段时间，生活有了好转，从她自己所记录的“家庭账本”可以看出，冰心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特供商店，可以买到大前门香烟、咖啡与巧克力等在当时来说是极为奢侈的食品。
1972年，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冰心写作了《因为我们还年轻》这首诗，于4月28日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墙报上最先发表。后来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她，并且公开发表了这首诗，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革”中，身居美国的谢冰莹曾写文章，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尽，身居台湾的梁实秋撰文《忆冰心》。这首诗发表后，海内外的友人方知冰心尚健在，美国的赵浩生、聂华苓等，先后专程来北京访问冰心。那时候冰心的思想状态，尚未从“文革”中反思出来，在公开场合，所使用的语言，与“文革”保持了一致。当赵浩生问到她对“文革”有什么看法，她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革四旧的命嘛！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就有四旧嘛，年轻人觉得四旧不好，来跟我们谈谈，辩论了，这有什么可怕？”聂华苓在请冰心谈谈反右时，冰心认为“反右有人被整是因为他们搞政治，反右是大家都赞成的”，她认为“丁玲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丁参加了反党集团，不仅仅是右派而已”。（罗子文：《谢冰心说违心话？》，《世界日报》2002年10月6日。）这一时期，冰心还发表了描写中日友谊的《樱花与友谊》。
1973年4月16日，冰心参加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第一个到达日本的大型友好代表团。日本各地邀请的函电极多，代表团只得分成四路，共访问了日本三十八个都、道、府、县。冰心参加了从大阪到山口这一线路，同时还有楚图南、荣毅仁、李季、张瑞芳、周一良等。参加了福冈县博多市的传统节日，在长崎观看了舞龙，在冲绳那坝市观赏了古装歌舞。出席了新剧人恳谈，京都大学座谈，见到了仓石武四郎。这一次共在日本访问了33天。
结论：1.冰心在“文革”初期与中期，都受到了冲击，受到批斗，两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她不是最严重的，这与她在“文革”前处于边缘，且为人随和、做人低调有关，也与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与保护有关；2.“冰心在“文革”的高压下，基本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思想与观念没有逸出“文革”的轨道，但在私人话语空间，却保留了她的个性，《致家里人》（通信）与《因为我们还年轻》（诗），分别体现了这两个特点；3.冰心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依然胸怀豁达、心情达观，以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苦难，“文革”结束后，许多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行，冰心却没有一味地控诉，她认为，在当时全民族的灾难中，国家主席都被迫害而死，一个作家受罪算不得什么，很快以创造的精神面对生活，1980年后以“生命从八十岁开始”的姿态，迎来了80岁之后又一个创作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