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隆人技术看人的地位与尊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人论文,尊严论文,克隆人论文,地位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一种有道德的生物。对于道德的反思乃是伦理学的基础。一般而言，伦理学的天职并不在于为具体的行为提供某种特定的标准。但是，伦理学的反思却有助于我们避免道德悲剧，因为仅当我们把自身托付给某种具体的世界观时，我们才能从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义无反顾地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世界中走自己的路。
生命伦理学正肩负着这一使命。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器官移植、胎儿诊断、安全工人流产、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导致医学面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对于传统医学来说，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是它的首要使命，所有手段基本上是自然意义的，比如药物、或者手术治疗。但是，我们现在所能采用的手段却大大地超越了这种自然意义。现代医学可以不惜重金去延长一个人的寿命，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取出器官以提供给有此需要的人，可以通过产前诊断以确定这个胎儿是否有遗传性疾病并进而决定这个胎儿的生存权。
更进一步地，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甚至还带来了超出于正常医学范围的东西。比如，体外受精，试管婴儿乃至人的克隆等，它们都对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并且涉及到我们对生命的最深层次的看法，这就是：生命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生命？但更为至关重要的是，人是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支配自己的身体？人应该如何决定自己的生与死？最后，人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善待生命的意义？这些问题正是生命伦理学必须关注的焦点。
以目前正在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克隆人问题为例，由此引起的诸多困惑与争论，正是对上述问题的集中体现。某些科学家就对克隆人持赞赏态度，在他们看来，应该庆幸的是人类又掌握了一种可以谋取幸福的新技术。而某些宗教学家、哲学家，某些缺乏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甚至还包括某些生物学家，却由此产生出一种“天将要掉下来的忧虑”，这岂非咄咄怪事！
围绕克隆人问题，确实引发出许多争论，反对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比如，一种浪漫的恐惧是担心克隆出现一个希特勒，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决不仅仅取决于基因型，它还与环境密切相关，要不然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样克隆出无数个有用之材，如爱因斯坦、雷锋等；一种比较普遍的反对意见是基于技术上的考虑，因为从克隆羊的情况来看，该技术的成功率只有二百七十分之一，倘若应用于人类，这不仅使供卵者承受控制荷尔蒙的风险，增加孕母的流产次数，并有可能使复制出来的婴儿有严重的生长上的缺陷。但事实上，即使在人的自然受孕中，也有先天的流产和畸形率，两者仅有数量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不同，更何况随着技术的改进，成功率还有望增长；另一种更为精致的反对意见来自于哲学上的理由。因为从伦理学上来看，一个道德的行为必须出自于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然而，克隆得到的人却不是它本人自由意志的结果，所以，这就不是一个道德的行为。这是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理由呢？且看我们自身，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不是本人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全都是被某种神秘莫测的命运莫明其妙地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用佛教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缘分。可见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根源性的东西不可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但绝不能说它们不道德。
由此看来，上述的反对意见正如支持意见一样，它们均是站在某一功利层面为自己辩护，而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那么，实质是什么？实质就在于克隆人违背了自然的本质，它把神圣的人降格为物，从而使人成为技术操纵的对象，以及可以在流水线上大量复制的产品。
想一想，每一个生命都是从一颗受精卵开始。排除其它所有存在的偶然因素，就在受精的一刹那，平均有上亿个精子竞相争取与一个卵细胞结合的机会，最后的胜利者就是来到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上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生命的奇迹，对此，我们只能接受，并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然而，现代科学却打破了这一奇迹，或者说，还奇迹于平常。于是，个体生命的诞生不再是一件值得敬畏、膜拜的奇迹，而是一种深深的必然，从某个已知的体细胞中再克隆出一个生命，它必然与它的亲代完全相同。这样天地间最大的奇迹就成了一件最为单调、乏味的生产制造业，犹如根据一张图纸造出一部机器，有的仅仅是重复，而无任何创造的乐趣。若如此，每一个人的诞生就不再是宇宙中的奇迹，不再是天赐的缘分，不再是惊喜的期待，不再是上苍的礼物，而只是一种人为干预的结果。当奇迹不再出现，当缘分已经消失，当期待化成泡影，当礼物褪去魅力，我们该从何处再去寻觅那份生命特有的纯真和人生的价值呢？
在新时代的技术中，源于宗教和哲学的人的尊严感、荣誉感正在日趋式微，人仅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只是利用和操纵的对象，比如，人工受精的出现，就使得生殖行为不再是男女间一种自然的、富有激情的行为的结果，而是赤裸裸的技术操纵对象。可见源自于存在深处的最为深刻的敬畏感——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已荡然无存，这才是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深刻危机。
正如任何理论体系都出自于某些不证自明的公理一样，在我看来，生命伦理学的最高公设就应该是维系人的尊严及其自然地位。基于这一立场，任何将会危及人的自然存在的手段，比如基因治疗，尤其是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就应该被慎重对待。
归根到底，人不仅仅是生物的人，他还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人。作为一个生物的人，他可以不计手段地去追求生物学意义上的效率的最大化；但作为一个具有文化特质的人，他还必须反思他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伦理学的使命。但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又是统一的。因为，所有的文化习俗，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有利于人的生存，尤其是一种长远的、健康的或者还是体面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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