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地--论唐代粤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粤北论文,唐代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元和十年，大诗人刘禹锡在著名的《连州刺史厅壁记》中写道：“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1 〕这是对唐代连州的赞美之辞。其实，这个评价也适合于整个粤北。由于地处五岭南北交通要冲，粤北历来是北方移民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人口相对密集；加上地理上和军事上的特殊地位，促使历史中央政府重视这一地区的统治，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构，培植封建文化，因而粤北是岭南开发较早的地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广东的领先地位。唐代粤北继续保持这一势头，经济发达，人文鼎盛，举世瞩目。
一、北人南迁与户口增长
唐代人口迁移一般分为二种类型，一是官府组织的移民，包括将地少人多的“狭乡”编户迁往地旷人稀的“宽乡”、徙民屯戍实边、流配罪徒等情形，这类移民均不以粤北为目的地；另一类是自发性移民，包括平民逃避战乱赋役、僧侣传播宗教、学者研习学术等，而以前者为多，官府难于控制，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唐代迁入粤北的北方移民主要是这类人。
隋唐之际，中原动荡，战火不息，户口流失严重。武德六年二月，唐高祖发布《简徭役诏》云：“江淮之间，爱及岭外，涂路悬隔，土旷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2 〕说明当时进入岭南的北方移民数量庞大，居留粤北者必不在少数。贞观十三年，韶州户口数为6960户，40416口，连州户口数为5563户，31094口，户数分别居今广东境24州的第4位和第7位，口数则分别居第2位和第5位。〔3 〕可见粤北户口在岭南实居前列。据翁俊雄先生提供的唐初各州面积，韶州为16944 平方公里，连州为8273平方公里，则贞观十三年韶、连二州人口密度分别达到每平方公里2.93人和3.76人，略高于全国每平方公里2.15人的平均水平。〔4〕
开元、天宝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5 〕社会经济臻于鼎盛，人口达到一个高峰。粤北与岭南、国内一样，人口增长很快。天宝元年，韶州有31000户， 168948 口， 分别比贞观户口增长345.4%和318.02%；连州有32210户，143533口，分别比贞观户口增长479%和361.61%。这二州户口总额仅次于广州，跃居岭南各州第2、 3位，增幅之大，更居岭南各州之首。另外，韶、连二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到9.97人和17.35人，在岭南仅次于新州（每平方公里69.94人），高于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其余州郡。所以，粤北是唐前期岭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唐代实施州（郡）、县二级地方政制，县以下基层组织有乡、里、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因此，乡里组织的建置也反映一个地区的户口状况。在敦煌博物馆藏《天宝初年地志残卷》中，岭南道68州所辖各县大多记录有乡数，韶州设乡42个，其中曲江县有16乡，乐昌县10乡，仁化县4乡，始兴县4乡，涓（浈）昌县4乡，翁源县4乡；连州设乡31个，其中桂阳县有18乡，阳山县3乡，连山县10乡。〔5〕由此可看出如下3个问题：（1）天宝间岭南设乡最多的郡为南海郡，有89乡，其次为交州，43乡，韶州42乡，居第3位；其后为桂州，38乡，爱州、容州， 各37乡，连州31乡，居第7位。上述7州除韶、连、爱3州外， 其余均为中或下都督府，显示韶、连2州地位非同一般。（2）岭南设乡最多的县为南海县，21个，桂阳、曲江2县紧跟其后，分居第2、3位， 说明桂阳、曲江是岭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3）连州桂阳、连山、 韶州曲江、乐昌分别毗邻湖南、江西，设乡较多，肯定与北方移民进入直接相关；而连州乡数多于韶州，显示由湖南方向进入粤北的北方移民比由江西方向进入的多。
安史之乱后，全国人口由于战争而大量损耗。岭南因为大批军队北调勤王，防务空虚，相继发生吕太一之乱（广德元年）和哥舒晃之乱（大历三年），官军与叛军在韶州多次交锋，争夺激烈，破坏严重。另外，由于赋役苛重，百姓逃避，隐没山林，造成了户口的大量流失。此外，粤北佛教风行，寺院经济发达，也隐占为数不少的民户。因此，中唐以后粤北人口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兴元元年，韶州民户仅有7000户，比天宝元年减少77.4%；即使是经过徐申的大力经营，恢复经济，招募流亡，至贞元六年，民户有所恢复，“倍其初之数，又盈四千户焉”，〔6〕亦远不及天宝户数。
当然，唐中后期粤北人口的减少不能理解为绝对的或持续的，在乱平之后相对稳定的环境里，人口的自然增长较快。脱离官府版籍而隐没山林、或进入地主、寺院庄园的民户数量亦应充分估计。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移民源源不断的补充，对粤北人口的恢复，山区经济的开发，具有积极作用。《原化记》称安史乱后“有魏生者，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因避乱，将妻入岭南。”〔7 〕就是北人举家携资南来的一个例子。唐末农民战争更掀起西晋以来又一次北人南移高潮，史称“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8 〕大批北方人士从湖南、江西、福建涌进岭南，而途经粤北者最多，部分停留下来，部分则继续南下，迁至粤中、海南一带。道光南海《孔氏家谱》序言谓，唐散骑常侍孔昌弼“遭唐季河北多难”，“遂避地之粤”，迁居南雄。杨洪吉先生列举了唐代迁入大庚岭路上交通大站珠玑巷的北方姓氏有何、孔、张、姚、黎、陈、卫、谭等，〔9 〕恐怕都是因为避乱。这次移民高潮一直延续至五代和两宋。
综上所述，唐代粤北地区人口总量、增长速度以及密集程度都在岭南居领先地位，这种人口优势成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亦奠定了韶、连二州在行政上居要州大郡的特殊位置。在选官制度上，二州官吏始终由吏部铨选，没有推行都督府简选或南选。在州县等级上，《新唐书·地理志》虽把韶、连二州均列为下等，实际上如果按开元十八年4万户以上、边州3万户以上为上州的规定，天宝间韶、连二州则为上等州。在二州所辖各县中，曲江、桂阳为上县，连山为中县，阳山、始兴、乐昌、浈昌、仁化、翁源为中下县或下县。另外，由于人口较多，二州领县相当稳定，有增无减。乾元元年，朝廷于韶州置韶、连、郴三州都团练守捉使，统辖三州军务，以镇岭上，有权专奏，不受节度、观察使制约，有较大的自主权，形成相对独立的次级方镇。上元二年，韶、连、郴三州都团练处置使废，三州复隶岭南节度使。〔10〕
二、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东汉时期，粤北地区在卫飒、茨充、许荆等一班循吏的治理下，修庠序，兴交通，列传邮，教民种桑植麻，使社会经济面貌显著改观。进入六朝，始兴郡成为岭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1963年、1982年在连县、韶关西晋墓葬出土的陶犁田耙田模型，形象地记录了代表我国南方先进水平的“耕一耙一耖”水田耕作技术；模型四角还有漏斗状排水设施，可根据水稻生长不同时期对水的需要调节水量，晒田技术水平不亚于北方。〔11〕说明粤北一带农业耕作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宋书·良吏传》记载粤北采银俚民具备专业生产性质，亦从一个侧面反映粤北手工业生产的高水平。唐代粤北发挥“控扼五岭”，“襟会百粤”的优势，发展山区农业，工商并举，山区经济充满活力，颇有特色。
1.农业
粤北大部分地区属山地丘陵，平原狭小，长期的开发已使条件较好的盆地、河谷平地耕垦殆尽，农耕区的开拓，一方面表现为平地的深度开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向山地丘陵拓展，垦耕“畲田”、“山田”。又称“火田”或“火耕田”，垦耕方法是以畲刀砍倒山地草木，然后放火烧山，草木被烧后加以平整，即可播种，可连续耕种二到三年。元和间，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其《莫徭歌》云：“火种开山脊”，〔12〕即指这种垦田方式。戴叔伦《桂阳北岭偶过野人所居聊书即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一诗中称：“种田烧险谷，汲井凿高原。”〔13〕亦记述同一情形。“山田”即梯田，依山坡筑石为垅，由低到高，层层上开，远看如梯。元和中殷尧藩送刘禹锡剌连州，临别赠诗曰：“此去定知偿隐趣，石田春雨读书耕”。〔14〕石田即是梯田。有报道说，珠江西北江三角洲在隋代以前堆积成陆不是太快，前沿在今顺德市安敦、逢简、富裕、番禺市紫泥、沙泥、石楼、茭塘一线，隋唐时期成陆加快，从紫洞到万顷沙，每年推进约30米，前沿达到今顺德市南华、昌教、龙涌、桂洲、番禺市石楼、庙头一线。从地理学、生态学角度看，西北江三角洲成陆加快，是西江、北江流域土地开发引起水土流失的结果。粤北地处北江上游、存在水土流失问题，表明这一地区土地开发颇具规模。〔15〕
粤北山多地势高，地表水资源不如沿海平原丰沛，易旱易涝，人们根据这些特点，修筑坡塘池湖，蓄水防旱，对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发挥重要作用。大历、元和间，元结、刘禹锡相继在连州修拓海阳湖，不仅利及农业，而且增添了一方旅游名胜。戴叔伦诗“汲井凿高原”，表明凿井引泉也是山区开拓水源、灌溉农田的常用方法。唐末诗人孙鲂有《题梅岭泉》一诗，记录了韶州浈昌县农民引梅岭泉水浇种水果药苗的情形。〔16〕
铁农具和牛耕在粤北推广甚早。唐代，水车这一重要提水工具也普遍使用，这对提高劳动效率有重要作用，而一年二熟轮作复种制的出现，更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单位粮食产量。贞元中，韩愈为阳山令，其《县斋述怀》诗云：“禾麦种满地，梨枣栽绕舍”。〔17〕这是指一年二熟的稻麦复种制。稍后，韶州刺史徐申募民营田，有300顷之多， “假之牛犁粟种与食，所收其半与之，不假牛犁者三分与二”，结果岁入官租30000斛。〔18〕据此统计，当时韶州水稻亩产为2或3斛。 这一产量，接近或达到江淮每亩约3石的水平， 说明粤北水稻生产跨入全国先进水平。
经济作物种植与商品化生产是唐代广东农业的一大特色，粤北人民种植花果、香药、茶叶、棉麻等，丰富了农村经济内容，增强了活力。元和间韶州周某曾以土产生黄茶赠给柳州剌史柳宗元，〔19〕说明粤北产茶。唐末孙鲂游浈昌县，见当地“药苗繁似结，萝蔓猛如编”，“香老卧池边”，〔20〕显示韶州香药种植亦有一定规模。明孙蕡《上舍公墓志》云：“梁乾化中，有区观昱者，避江淮寇乱，迁岭南之韶州，隐居棉圃里”。〔21〕棉圃里地近珠玑巷，以棉圃为名，可见此地早有木棉种植。结合王建诗“白
家家织，红蕉处处栽”〔22〕对南海等地棉织业盛况的记录，可以推断粤北木棉种植已较普遍。此外，唐代连州土贡苎、练、白苎细布，表明当地苎、麻等作物亦有种植。
2.手工业
粤北地处华南褶皱系，地层结构复杂，岩浆活动与构造活动频繁，矿产资源丰富。唐代，人们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发展采矿业和冶铸业，使粤北成为岭南重要的矿冶基地。现有资料表明，连州产金、银、铜、铁和汞，石钟乳号称天下之最。刘禹锡称，连州“山秀且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23〕建中四年，判度支赵赞建议采连州白铜铸当十大钱，说明连州铸钱业很有基础。韶州采矿业与连州相仿，所产石钟乳也很有名。著名医学家王焘指出：“乳石，第一出始兴，其次连、广……”。〔24〕
纺织业在粤北手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韶州所产竹布，连州所产苎、苎练、白苎细布，品质优良，被列为土贡。杜甫《送段功曹归广州》诗谓：“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住客，时寄锦官城”。刘禹锡《连州刺史厅壁记》说：连州“苎蕉为三服贵，岁贡十笥。”〔25〕显示韶连地区以葛、苎蕉为布料的服装在国内市场颇受欢迎。
唐人李肇在《国史补》卷下中开列国内名优特产，认为“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韶之竹笺，……”这里的“竹笺”即粤北名产竹纸，以竹为原料，经锤烂浸泡等多种工序精制而成，质量上乘。
粤北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的限制，手工业生产以矿冶、纺织业为盛，产业结构略显单薄，但颇具特色，在岭南手工业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3.交通、商业及旅游业
唐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岭南与江淮、中原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唐前期岭南赋税一般先运至扬州，再漕运到两京。广州等地进口的海外珍物，大部分流向江淮和中原，而内地的陶瓷、丝织品亦南运广州，销往海外。这样，五岭交通相当频繁。粤北是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主要线路有三条：（1）大庚岭--虔州线，通过北江、浈江， 越大庚岭连结粤赣，沟通广、扬，贯穿唐朝经济最发达的南方诸道，最为繁忙。（2）武水--郴州线，通过北江、武水，越骑田岭， 沟通粤湘，为广州至长安的捷径。（3）洭水--连州线， 通过北江、洭水，亦越骑田岭，沟通粤湘，为入京里程较短的路线之一。在这些交通干线上，官府设置关津驿馆，负责管理与服务职能。大中九年，福寿寺僧圆珍巡礼各地名山祖塔，所持蒲关勘出《尚书省司门过所》有云：“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请给过所者，准状勘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26〕可见韶州在国内交通管理体系中亦占有一定地位。
为改善交通状况，官府曾对一些重要道路进行整治修拓。开元四年，始兴人张九龄上奏朝廷，获准主持大庚岭路整治工程，修成“坦坦而方六轨，阗阗而走四通”的新道，“高深为之失险”，“转输为之化劳”，〔27〕对改善南北交通，推动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都发挥积极的作用。大和初，连州剌史蒋防对楞伽峡险滩进行疏凿，使连江水道保持畅通，“民甚德之”。
岭南商品经济素称发达，重商是粤人社会的传统。唐代，广东出现“民罕著本”、“多牟利于川市”的现象，经商成风，结果带动城乡商业的繁荣，不仅城市旧有商业制度受到冲击，经济内涵与经济功能不断增大，出现西方学者所说的“城市革命”，而且农村市场相当活跃，一些交通方便、行旅辐辏的城效或津埗渡口形成固定的交易市场，称墟市。粤北与各地一样，商业兴盛。韶州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在楚为边邑，在越为交衢”，为“贡朝之所途”，〔28〕是广州至扬州经济走廊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商贸之盛仅次于广州。皇甫湜《朝阳楼记》云：“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29〕会昌末，许浑在韶州驿楼饮宴，“楼前千帆背夕阳”，〔30〕给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连州地处湘粤通道要冲，是粤北商业重镇。隋代，桂阳人区泽招集流徙，“择其勇者予之赀本，使得经商”；大业中，泽为熙平郡守。隋唐之际，泽拥兵闭境自守，“惟以生殖休息为务”，〔31〕连阳地区商业贸易一直比较平稳。《新唐书·邓处汭传》称唐末连州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多达四、五千人。如果按元和时连州户数（5270户）、天宝时每户平均口数（4.46）计算，连州口数为23504人， 唐末口数亦不会少于此数，则工商业人口当占总人口约17.02%至21.27%。可见连州经商者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在天宝间《地志残卷》中，记录了各州的公廨本钱，是官府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者常食，余为百官俸粮”，各州本额上州为2420贯，下州880贯；〔32〕《地志残卷》中韶州本额1185贯，连州770贯，分别超过和接近下州规定本额，显示粤北商业较盛。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交通的兴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粤北一批著名的旅游胜地，吸引北方人士慕名络绎南来。连州“境物以丽闻”，“既远且秀”，“山水名天下”。〔33〕海阳湖，德宗时元结所筑，元和中刘禹锡“作吏隐亭于海阳湖壖”，增辟景点，形成“亭”、“溪”、“瀑”、“池”、“潭”、“窟”并胜的“海阳十景”，颇负盛名。〔34〕燕喜亭，贞元中剌史王宏中建，因韩愈作记而名声大噪，“为天下所嘉”；中州人士甚至有按照《燕喜亭记》“依记为图，为馆宇饰味山水者”。于是，“时谈山水可娱者较数连矣”。 〔35〕韶州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不亚于连，兼有禅林胜地曹溪，游者辐辏，海内外名僧硕学难计其数。
三、文化面貌的巨大改观
秦汉时期，粤北率先接受中原先进汉文化的洗礼，封建礼仪教化成长迅速。进入六朝，在封建文化持续发展的同时，交广海路交通外贸带进了异域文化，始兴成为南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据点。唐代粤北文化在前代基础上更进一步，人文蔚起，盛况空前。
1.教育与科举的兴盛，唐代韶、连二州建立起正规的官学体系，设置州学县学，招收生徒，学习经学和医学，推行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文化教育，培养人才。一些地方官吏重视教化，提倡礼义，移风易俗，使粤北文化面貌大为改观。元和初周君巢为韶州剌史，“治以镇静为主”，张蒙继之知郡，“修广庠序，蠲除民疾，梗化者莫不濯心焉”。〔36〕贞元中，韩愈为阳山令，“革其夷面鸟言之陋”；南海名士区册、区宏又慕名从游，与邑之文士“切磋砥砺，诵读诗书”，出现“彬彬儒雅”景象。〔37〕元和十年，刘禹锡为连州剌史，扶植后进，“诸生以进士书剌者，浩不可纪”，〔38〕连州文风为之丕变。另外，一些地主、官僚、学者兴办私学，也培养出不少博学之才。唐前期张氏在始兴、曲江私第建立书堂，教育子弟，培养出张九龄等名臣。翁源人邵谒，少为县吏，后得罪县令被逐，遂于县东十余里水中小岛起书堂，发奋苦读，博通经史，自学成才，咸通七年被荐入国子学。
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增进士人对功名的追求，参加全国科举考试。显庆四年，韶州始兴人张宏雅进士及第，为粤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长安二年，张宏雅的侄子张九龄登进士第。此后，张仲方、张仲孚、刘轲、张绍儒、孔闰、张忠、李金马等亦相继登第。连州第一个登进士第者为桂阳人刘景。大中元年，其子刘瞻进士及第。唐末，连州登进士第者大增，乾符三年有邵安石，光启三年有黄匪躬，光化三年有吴霭，天祐三年有张鸿、刘赞、陈用拙。这样，韶、连二州登进士第者分别为10人和8人，居岭南各州前列。〔39〕
2.人才辈出 唐代以前，粤北出现吴霸、唐珍、邓鲁、侯安都、张偲、麦铁杖等有影响的人物。唐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科举制的实施，为粤北有志之士提供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进入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韶州张九龄、连州刘瞻分别是玄宗朝、懿宗、僖宗朝宰相，卓有建树，张九皋、张九章、张仲方、何昌期等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所作为。需要指出的是，刘瞻作为第二位粤籍宰相，累历清要，咸通十年拜相，与张九龄一样，刚正立朝，直言极谏，居官廉洁，备受朝野景仰。史载他“家无留储，无舍第”，“四方献馈，一无所受”。〔40〕咸通十一年谏杀医官，忤触懿宗，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再贬廉州剌史。僖宗立，召还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长安百姓欢欣鼓舞，“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41〕一个封建官僚如此受百姓拥戴，实不多见。
唐代粤北还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能文善诗的文人。张九龄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力破齐梁颓风，成为继陈子昂、张说之后诗歌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还以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团结凝聚了一批诗坛高手，直接推致了唐诗艺术颠峰的到来。
曲江人刘轲则是中唐诗文兼通、博通经史的知名学者，“文章与韩（愈）、柳（宗元）齐名”。〔42〕清人江藩认为他“持论甚正，不杂禅语，不坠理障，虽行文波澜不及韩子（愈）之汪洋恣肆，而谨严则过之；其文在韩子之下，欧阳（詹）诸子之上，若中山（刘禹锡）、文泉（刘蜕），瞠乎其后矣”。〔43〕可见刘轲是古文运动的一员健将。
翁源人邵谒是晚唐有全国影响的岭南诗人，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关心民瘼，多剌时弊，语言浅显易懂，富于比兴，风格清新。大诗人温庭筠称其诗“声调激越，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及”。〔44〕唐末五代粤北诗人还有黄损、黄匪躬、邓恂美、何泽、孟宾于、何承裕、石文德等，似皆不及邵谒。
惠能在南华寺开创禅宗南派之后，影响日广，粤北亦出现不少名僧。浈昌人慧寂，曾师事沩山灵祜，后居袁州仰山，成为禅宗五家之一沩仰宗的创始人。此外，曲江法海、桂阳道行、始兴惠朗也是有影响的禅僧。
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出，唐代粤北人才之盛，在岭南可谓无可比拟。宋人李渤说：“侯师成以功烈为陈将军，张子寿以德业为唐宰相，韶之曲江，所谓将相之乡也”。〔45〕杨万里则称：“人物粤产，古不多见，见必奇杰也，故张文献一出，而曲江名天下”。〔46〕朱翼认为：“唐之张，宋之余，两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何愧于内郡乎！”〔47〕这些议论，都是很有见地的。
3.佛教风行 唐代粤北儒学甚盛，宗教亦不示弱。由于韶州是惠能开创禅宗的基地，“寺最众，僧最多”。天宝初，韶州“生齿登黄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48〕寺院经济发达。宝林寺为禅宗祖庭，中外名僧汇萃，常数千人。
四、余论
粤北作为岭南的一个分区，历史发展与其他地方有共同之处，岭南文化开放兼容、融汇中西、重商等特点在粤北文化中也有表现。不过，由于地理环境独特，又使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形成自己特有的内容和风格，在岭南经济文化中自成一格。山多地少，矿产、林业资源丰富，为人们开发山区农业，建立采矿、冶铸业提供自然资源条件和优势；地处五岭南北交通要道，毗邻湘赣，使粤北更快更易接收到内地和海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信息，互相融合，优势互补，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风格与文化品格。唐人刘禹锡指出：连州“于天文与荆州同星分，田壤制与番禺相犬牙，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故尝隶三府，……”〔49〕敏锐感触到地理上的接壤造成文化习俗的交汇趋同，这也是整个粤北的文化习性。
粤北靠近湘赣，受内地文化的影响最为强烈，对传统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吸收亦最为充分。所以，唐代粤北儒学兴盛，封建教育发达，人们在政治上有强烈的追求，学术思想上有骄人的建树，岭南文化的“远儒性”和“非正统性”在这里表现得相对薄弱，这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等比较可谓大异其趣。惟其如此，粤北文化易为内地人士所接受，由唐及宋，博得不少中州人士的赞美，诸如“炎裔之凉地”，“广南之道院”，文化“淳而不漓”〔50〕，不一而足。
应该指出，粤北是北人南迁的一个通道，并不是所有北方移民的最终目的地，不少移民把它作为落脚点或中转站，短期停留后即继续南迁，这样，粤北人口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不断地新旧更替，文化不断的纳新吐故，变换内容，这也是粤北文化的一个特点。
注释：
〔1〕《刘禹锡集》卷9。
〔2〕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0。
〔3〕《旧唐书》卷41《地理志》。下文所引户口数字， 除注明出处外，均见此书。
〔4〕参见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288页；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5〕唐耕耦、 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7页。
〔6〕〔18〕李翱《徐公行状》，载同治《韶州府志》卷27 《宦绩录·徐申传》。
〔7〕《太平广记》卷403。
〔8〕《新五代史》卷165《南汉世家》。
〔9〕曾祥委、曾汉祥主编：《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116页。
〔10〕《新唐书》卷69《方镇表》。
〔11〕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5年版，第108-109页。
〔12〕《刘禹锡集》卷26。
〔13〕《全唐诗》卷274。
〔14〕《全唐诗》卷492，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剌连州》。
〔15 〕《广东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曾昭璇：《历史地貌学浅论》， 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拙作：《唐代广东的农业》，载《农业考古》1995 年第二期。
〔16〕〔20〕《全唐诗》，卷886，孙鲂《题梅岭泉》。
〔17〕《昌黎先生集》卷2。
〔19〕《柳河东集》卷4。
〔21〕区仕衡：《九峰先生集》。
〔22〕《全唐诗》卷298，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
〔23〕〔49〕《刘禹锡集》卷9《连州剌史厅壁记》。
〔24〕王焘：《外台秘要方》卷31。
〔25〕《全唐诗》卷227，《刘禹锡集》卷9。
〔26〕引自砺波护著、龚卫国译、陈国灿校：《入唐僧带来的公验和过所》，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三辑，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亦见内藤虎次郎：《三井寺藏唐过所考》， 载万斯年辑《唐代文献丛考》，开明书店1947年出版。
〔27〕《曲江集》卷16《开凿大庚岭路序》。
〔28〕余靖：《武溪集》卷5《韶州新修望京楼记》。
〔29〕《全唐文》卷686。
〔30〕《全唐诗》卷534，许浑《韶州驿楼宴罢》。
〔31〕郭棐：《粤大记》卷26《区泽传》。
〔32〕《新唐书》卷55《食货志》。
〔33〕〔35〕《全唐文》卷761，李贶《连山燕喜亭后记》。
〔34〕《刘禹锡集》卷38《海阳十咏》。
〔36〕嘉靖《广东通志》卷46《名宦传》。
〔37〕简景观：《通儒社学》，载民国《阳山县志》卷6 《社学》。
〔38〕《刘禹锡集》卷38《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使》。
〔39〕据徐松：《登科记考》、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及部分唐人诗文笔记。
〔40〕康骈：《剧谈录》卷下。
〔41〕《资治通鉴》卷252，僖宗乾符元年二月。
〔42〕王定保：《唐摭言》卷10《反初及第》。
〔43〕《刘希仁文集》江藩序。
〔44〕辛文房：《唐才子传》卷8《邵谒传》。
〔45〕吴道镕：《广东文征》卷3， 李渤《侯司空庙碑》。
〔46〕杨万里：《诚斋集》卷73《韶州州学两公祠堂记》。
〔47〕朱翼：《曲江进士题名记》，载光绪《曲江县志》卷2 《选举表》。
〔48〕余靖：《武溪集》卷9《韶州善化院记》。
〔50〕祝穆：《方舆胜览》卷37《广东路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