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机制的本体性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性功能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哲学最早作为“爱智慧”的同义语，本来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而诞生的。但是一当希望拥有智慧的人把它“当作行业”来从事时，它便成了“与现存关系脱节了的意识”。这种状况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反省和排斥，于是使哲学发生了根本的改观。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以此为出发点，“对象化劳动”便被看作人与自然的最高统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②]即充分强调了实践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劳动“只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③]或者说，劳动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条件包括劳动者的体质和技能，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人与人在劳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等等。马克思在强调感性实践是现存世界的基础时又说道：“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④]因此我们应当“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⑤]显然，这里所说的“基础”和前面所说的“基础”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因为马克思在同一篇文章中决不会看不到这种语言形式上的矛盾。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这两个“基础”的同时出现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和与劳动相关的因素是不可分离的。如果硬要给它们分出先后主次，那只能导致经院式的思辨。
综合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改变面貌的，说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即是对历史面貌的改变而言的；但实践的活动又不是凭空进行的，它是在和实践相关的一系列因素所构成的条件下实现的。这些因素既在实践的引发下发生普遍的联系，同时又为世世代代的实践提供了得以进行的现实条件，并最终以物质的形态展示着历史的行程。因此，这些作为条件而存在的因素及其联系和实践的功能融为一体，便构成了历史运动的本体论原因。
由此而论，历史的本体就是由实践的过程所规定的了。这无疑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之处首先是哲学重心的转移。在传统的本体论中，本体之所以为本体就在于它的先在性、普遍性、绝对性和永恒性，不如此就没有资格成为本体。相应地，哲学的重心就在于“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和世界观，其哲学的重心就被移到“改变世界”上来了。为此，马克思称自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并认定哲学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西，都能在人们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⑥]这一切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本体乃是作为原因和原理而出现在人们的实践之中的。这样的本体在人的认识中不可能一次完成，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要求现实的人从现实的条件出发去积极地创造。因此，这样的本体既是一种客观的规定，同时又蕴涵着为人们自觉地创造历史所具有的潜能。
哲学之所以能帮助人们赢得生存的自觉，就在于它力图把大千世界收缩在概念的体系内，从而使哲学的概念体系在反映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成为人们生存的参照系。相应地，哲学的本体就是这个概念体系的最高统一体。一当人们承认了这个本体，它就会引发和规约人们的行动；而本体一旦失落，人们就会茫然无措。这就是说，哲学之本体实际上是蕴含在实践和意识的相互作用中的一种活性有机体。事实表明，在历史的运动中，人类离自然界越来越远，同时又更深刻、更普遍地占有自然。这种由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既是历史之质的规定性，同时也是我们说明历史的基本线索。因此，本体作为一种既内在于人又外在于人的一种活性有机体，在这个过程中便越来越鲜明。实践唯物主义的产生只是这个过程的最高体现。
在“人猿相揖别”时，人们穴居洞处，茹毛饮血，与自然界的区别是很细微的。因此，在他们朦胧的意识中，自然即是他们的生存之本。在原始人的眼中，某个动物或植物（甚至是无机物）作为一种与天俱生的东西，一旦成为某一氏族的图腾，该氏族的存在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他们也就是在这个图腾的庇护下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显然，这种图腾不过是一种虚设的存在，但它又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这在今天的人看来似乎很荒唐，但人类的自觉又恰恰是在这个历史环节上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图腾的出现把人推进了一种自我观照、自我约束和自我实现的相互关系中。这种受动与能动的关系统一在原始图腾中，也就为哲学本体的创生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在古希腊哲学中，“始基”的概念实际上是从图腾“净化”而来的。这个始基作为单一的本原物，具有生成万物的性质和能力；与此同时，“它作为实体永远同一，仅在自己的规定中变化。[⑦]”显然，这种始基把图腾的本根性扩展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得不依的实在性和必然性，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抽象化。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和始基相对应的是“太极”。在《易经》中，这个“太极”展现为“两仪”“四象”和“八卦”。综合中西方哲学的源头，我们不难看出，哲学之本体一开始就是作为外部世界对人的支配和人对这种支配的认可与发挥而成立的。但这只具有抽象意义上的正确性。事实上，被人们认可的那种支配物不一定具有本体的实在性，它甚至是虚幻的。然而这种本体一旦被认可后，它就会在历史的运动中发生实际的意义。关于这，即使在神学本体论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比如“青天已死，黄天当立”一度作为所谓“神谕”，就曾使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为“替天行道”的壮举，亦即在历史上展现了一定的本体性作用。由此可见，在历史的活动中，本体对人的支配和人对这种支配的认可是相辅相成的。就前者言，本体具有外在于人的律动性；就后者言，本体又是作为人们活动的根据而存在的。不管这种根据是否成立，它对人的活动都具有实际的意义。概言之，这样的本体实际上存在于人类的文化背景上。它的本体性作用也就是和人的文化本能相沟通的。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真实的本体也就是自然和人文的矛盾统一体。
本体既具有外在于人的一面，又具有内在于人的一面。这从哲学史上形成的“二元”模式的对接中可以理出一条头绪。这条头绪早在毕达哥拉斯的“数”中就显出端倪。有人认为，毕氏的“数”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性的东西；也有人认为，这个“数”是对量的关系而言的，因而是事物量的规定，具有实在性。其实，毕氏的“数”是实在和精神的简单统一。因为在毕氏看来，“数”既是事物所共同具有的特性，比之水、火、土等是更广泛的存在，同时又具有创造的潜能。其逻辑推导是：从一产生二，一和二合成无限多的自然数，从自然数中产生出几何图形，从几何图形中产生事物。在这里，“数”一方面脱开了事物之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又处在实在化的过程中。这两方面的结合在毕氏那里是被先验地规定着的，但事实上却是对人的活动而言的。因为只是人们通过对数的研究和运用才创造出不同的事物。关于这，中国历史源头上的“象数互渗”也是其印证。《易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⑧]又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都是说明“数”在人们的创造活动中具有领先的意义。的确，数量关系既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客观的规定性，同时又是在人们的创造活动中才富有意义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便揭示了本体的内在规定。但这一点不是古人所能自觉意识到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规定的质和不同形式的结合，即是万事万物的生成过程。“质料因”和“形式因”相结合的结果就是实体的产生。相应地，较低一级的质料和较高一级的形式的结合，就会出现事物的级别。亚氏把对这种实体的研究看作“第一哲学”，即本体论研究，也表明了本体既是自在的，又是能动的。然而他也把质料因和形式因的结合看作本应如此的东西。其实，这个和质料因相结合的形式因决定事物的高下，乃是对人的创造性而言的。换言之，这里被先验化的本体实际上是在历史运动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交错点和共生点。但古人不愿意这么看，而总是要把它推到先验的领地来认可。这连黑格尔的“自在自为”论也不例外，仿佛不这样作就使本体失去应有的尊严了。显然，这里既映现了人的自觉，同时又夹杂着许多主观臆断的因素，我们应当历史地看。
哲学上的本体既是客观地存在的，同时又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应人的自觉而不断创生的。就本体外在于人的律动性而言，人们不可能超越它的客观规定性；相应地，历史的发展也不是以具体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就本体的抽象确立是自觉的人所必不可免的这一点看，它不但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还象征着人的优越性，即使人在本体的营构中获得了积极的肯定，并促使人更为自觉地生活。这就是说，本体只有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史联系中才能获得全面的规定性。当然，在这种联系中生成的本体作为一种不定型的东西，人类的自觉不可能完全把握它；但它对人的能动性又有引发、规约和跃迁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历史发展的活力之所在。相应地，哲学之本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体现出自身的本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深谙此道，所以他们才在实践条件和实践功能的辩证统一中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基础。而本文所提出的实践机制，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开来的。
二
“机制”一词源于希腊文的“mèchanè”。意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后来生物学和医学界以类比的方式使用了这一术语，指的是有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和调节方式。社会也是有机体，因而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也存在自身的机制。本文所说的实践机制，当然也是由生物机制和社会机制引伸过来的，但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却具有全新的意义。
“实践”和“实践机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践是指一种功能性活动；而实践机制则是指以这种功能性为内在活力的方方面面的矛盾统一体。这种机制相对变化万千的历史现象而言，具有较沉稳的性质，其中也隐含着规律和趋向；但这种机制又和主体的创造性相联系，并发育于人类的全部生活中。因此，它既靠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来充实自己，并激发自己的活力；同时又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起着调节性和规范化的作用，亦即形成现实和过程、发展和自律的内在统一。显然，这种机制和上述本体的内在规定是非常吻合的。
故名思义，实践机制是内在于实践过程之中的机制，因而它既面向主体的无限性，又面向客体的无限性，是这两种无限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不言而喻，在这种统一中，无限和有限是相互转化的。围绕这种转化，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必然要把和实践相关的因素分成人们可把握的东西和人们不可把握的东西。这样，实践机制作为历史的本体即表现为自觉因素和非自觉因素的历史综合。历史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就是自觉因素对非自觉因素的不断胜利。但在历史的阵痛中，这样的本体又往往被看作一种神秘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和“命运”连扯在一起。
所谓自觉因素，这可以概括为非自然地生长的亦即由人的主体性萌发出来的东西。如科学技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但它一旦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又会影响人对自然的改造。众所周知，人作为一种生命体，在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中，其体力和感官虽然不及其他动物发达，但其智力的发展却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生物。人正是凭借这种优越性而赢得生存的权利并逐渐成为世界的主人的。相应地，历史的不断文明也就是和这种自觉因素的增生相关联的。
人为了使自然界适应人的需要，他就必须去了解自然的规律。这些规律获得观念的表现后，就可以在实践中赋予普遍的意义而加以利用。这正如马克思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相应地，“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存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⑩]易言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由浅入深，也就越能占有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关于自然的各种观念的积淀也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因素，并融化在实践机制中构成历史发展的内在张力。
人对自然的理解和对人本身的理解是一致的。人们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自觉利用即是间接地利用自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依赖于人们在占有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1)这种关系如何又必然会成为他们占有自然的前提。因此，人们为了调节这种关系去更好地占有自然，也就形成了包括哲学在内的上层建筑。不消说，这种上层建筑完全属于自觉的因素，并在其现实性上渗透在历史运动的内在机制中。
历史是人们自觉地创造出来的，但历史又是曲折地前进的。这种曲折性也就是由与自觉因素相对应的非自觉因素所促成的。拿黑格尔的话说，这种非自觉因素是一个“黑暗王国”。它往往在历史的运动中起着意料不及的作用，因而在本体的构成中决不可忽视它的存在。自觉因素和非自觉因素的全部综合，才是一个人们不得不依的真实的本体。宇宙之大，这是无法穷尽的；毫末之微，也是难以决断的。自然界的生生息息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又总是有限的。因此，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总存在一个未知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生存。除此而外，还有些东西人们虽然能意识到，但很难确切地把握它，如事物的无序性、不完全性、跳跃性和测不准关系等。即使在有些方面，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价值并加以开发；但这种开发也往往会在后来的某一阶段上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在遥远的星空，在地球的深处，随时都可以发生人所不料的灾难。如此等等，表明非自觉因素是非人地存在着的；但它又会在人的心灵深处诱发各种情感的骚动，当然也会对历史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人们如果把非自觉因素排斥在本体之外，那就不能真正获得生存的自觉。
在历史活动中，非自觉因素不但来自自然界的无限性，它还表现在人的自然本能向自觉的不断过渡中。人作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一支，在最初与自然物是直接同一的。因而从历史的源头看，人的自然本能覆盖着人的自觉能动性。这种自然本性作为人的自觉的对立面，虽然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被人类的文明所改造；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又总会发生相应的作用。弗洛依德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划分，并把无意识的“本我”作为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出发点是超历史的反理性主义；但他把“本我”看作“人的原始的、盲目的冲动，各种本能及出生后被压抑的欲望”，并认为这个“本我”和体现“至善原则”的“超我”相对立，都受“自我”按“现实的原则”调节，又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在他看来，在健康的人身上，这三个方面是和谐统一的。这就意味着作为本能的东西是受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种种标准所制约、所改造的；但同时也随时随地有“撒野”的可能。事实上，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单纯地由理论来解决的，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塑造起来的，或者说，是历史地确定的。因而自觉的因素和非自觉的因素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程度不等地并存着，并汇合到生长着的本体中。
再则，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有目的地行动的；但从整体上看，个体人的自觉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手段的。”(12)这告诉我们，对历史而言，人类的自觉本身就包孕着非自觉的一面。人们在自觉创造历史的同时，总是要受到非自觉因素的干扰。自觉的因素和非自觉的因素在历史的运动中构成了一种彼此消长的矛盾统一体。
现实的人要自觉地创造新的历史，就必须对一切既定的关系有透彻的了解。本体正是适应这种历史要求而生成的。但是非自觉因素的存在既是人们所不可忽视的，同时又是无法把握的，这就构成了本体论的内在矛盾。诚然，在这里只是为非自觉因素在本体的构成中留一席之地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弄清这种非自觉因素会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制约和影响着人对历史的创造。但这个问题如果不交给“神”来解决的话，那就只能在现实和历史的统一中来发掘。
无论是自然界的无限性，还是人的自觉的无限性，这两个方面都是现实的人不可能完全把握的，而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上得到有限的统一。由这种统一所形成的内在机制也就是历史本体的现实内涵。当然，这样的机制被赋予本体的意义后，它就是在历史的运动中被相对地确定起来的。这种确定性既通向本体的无限性，同时又是和实践的功能相关涉的。因为事物总是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超出有限而走向无限的。事物的矛盾运动即是无限之质的规定性。换言之，本体之所以为本体应是对无限的拥有，但这只能在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关系中实现。比如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细胞是一切生物的基元，一切动物和植物的生长和发展都是按照细胞的繁殖和分化这一共同规律进行的，由此便大大推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工合成有机体的进行。相应地，这里的“一切”就从“有限”推向“无限”了。诚然，以后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来否定现有的认识，但这种现有的认识和它所赋予的实践意义必将是达到深层次认识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仍然是无限的有机构成。由此可见，本体既是在指向无限的历史运动中抽象地发展着的，但实际内涵又是在实践和认识的相互作用中具体地凝结起来的。这样的本体也就是抽象和具体、无限和有限的切割点。
总的来看，人类的历史是由野蛮到文明、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这表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自觉因素是在不断强化的；但非自觉因素的存在才使历史展现为以阶段性为特征的历史。况且，非自觉因素又是待开发的因素，因而它并不是绝对消极的东西，相反还可以为本体灌注不朽的生机。也正因为这两方面的因素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所以它们之间的联系必然是系统的和非系统的，线性的和非线性的并存，其中有均衡、有序的发展，也会出现混乱、振荡和涨落等。但无论如何，这一切又都是被历史所包含和历史地发展着的，因而如此错综复杂的联系便形成历史运动的内在构架。很显然，这种构架是动态的，开放的，是“吞”也是“吐”，因而是作为实践的机制而存在的。这样的机制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以贯之的，同时又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着具体的内容。作为历史的深层建构，它既有稳固的一面，同时又是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因此它必然要以本体的面目出现在历史哲学中，并成为人们能动地创造历史的利器。
注释：
[①][②][④][⑤][⑥](11) 《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8页；第49页；第29—30页；第43页；第18页；第29页
[③][⑩]《马恩全集》第25卷第921页；第42卷第94页
[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9页
[⑧][⑨]《周易·说卦传》；《周易·系辞传》
(12)《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