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传播中的变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是记录汉语语素音节的表意性方块书写符号。两千多年来，作为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且对于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的语言文字建设及文明发展，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曾是东亚地区的国际通用文字，借用标记多民族语言，即汉字日文、汉字朝鲜文、汉字瑶文、汉字侗文等，使用长达数百年或上千年。有的则加以改革，使之更适于记录本民族语言。汉字曾是多民族的借用、借源文字。历史上先后有十几个民族借源汉字创造了本民族文字。
汉字在传播过程中，作为记录当地语言的符号、社会交际的一种工具，不断地适应、调整，因此就造成了各种变异现象。其中不但有官方的、宗教的，也有民间的；不但有借用，也有变体、改制；还有的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的性质，由表意变成了表音。这样，在汉字及汉文化传播圈内，不仅有记录汉语的汉字，也有记录日本语、朝鲜语、越南语、苗语、壮语等非汉语的汉字或准汉字，形成了一文多语——同一文字范式记录多语种——汉字系文字大家族体系。
汉字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功能变异、形符变异、体制变异，大致经历了这样几种形态：汉字汉文（照搬）——汉字某（民族）文（假借）——某族汉字（转注仿制）——改创民族文字（变异）——新“书同文”和大字符集建设。
当然，这个历时阶段性状态可能以共时状态呈现，而且常常是混合形态，我们这样分析是为了研究方便。
通过考察研究发现，不仅找到汉字在外部传播中的一般规律，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汉字本体的标记功能和结构体制，以及汉字的历史作用和传播文明的文化功能。
汉字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形态——汉字汉文（照搬）
所谓汉字汉文，是指用汉字记录汉语，书写的文本是汉文，用汉语可读得懂。即使非汉族地区形成的汉字文本也是如此。
汉字向周边民族早期的输出文本都是汉字汉文。汉文化作为高位强势文化被周边所仰慕。从公元前后开始，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之间已经有了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汉字被作为文化工具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冶金、纺织、农耕等文明，从进步发达的文化高地——汉文化中心的中国大陆，被引进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中南半岛，形成了一方东亚汉字文化区。体现了强大的具有权威的先进文化的辐射力量。周边的民族和地区几乎都是原原本本地将汉字与汉字所载的汉文化，一股脑地移植引进，直接照搬，全盘接受，作为样板和楷模。直接用汉文本做教材，记事，写史，形成公文。汉字的这种传播方式突出体现在境内少数民族以及其它“藩属”“臣服”“归附”地区的早期政治文化生活中。他们照搬的不仅是汉字，连同汉字承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具体包括国家体制、儒学佛教、礼仪人伦、科学技术等。形成了中国境内及周边地区的异语同文同化现象，也导致了双语双文或双文混用等语言生活。
由于借用了汉字，周边民族开始有了自己最早的史书和其它文献。如朝鲜半岛的《三国史记》（1145年）、《三国遗事》（1285年）、越南的《大越史记》；日本的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720年）、 第一部乡土志的《风土记》（713年）、第一部汉诗集的《怀风藻》（8世纪后期）等，都是用汉字写出的汉文，而不是日语的书面语。
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直接借用汉字更是普遍。例如瑶族史诗《千家峒》手抄本、侗族的《侗款》等，都是汉文本。
汉字汉文形态的特点与价值主要有：
1.汉字传播中的最初阶段，作为文化工具和文化载体而传播，在政治、宗教、语言诸因素中，语言外部的政治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有的是伴随宗教而传播），对文字自身记录语言的适应程度的考虑则是次要的。有现成的工具先拿来用，总比没有要好，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好用不好用以后再说。
2.书面语与口语完全剥离，写的话并不是说的话，借用外来的记录语言的工具是以置民族语言不顾作为代价。特别是在借用表意的汉字的最初阶段相当困难，必须先掌握一、二门外语（汉语、朝鲜语）才能使用借来的文字（汉字）。
3.少数人掌握。在文化相对落后地区，能够接受外语外文教育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否用汉字汉文写作成了上等人有教养的标志、任官的资历。就是说汉语汉文的水平是测试朝廷官员能力的标准。写作的内容也多为公文或仿作的汉诗。因此，早期的文字工具只是少数皇家贵族和僧侣掌握，男人掌握。
4.汉字汉文化的传播，既有强势文化下的被动接受，也有文明开化相对滞后地区对高位文化仰慕的自觉仿效，而且后者是主要因素。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价值趋向。文明势能和文化张力，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变迁能源和动力。
5.区域性国际通行文字。因为是完全照搬汉字汉文，所以凡是懂汉语汉字的人都认识。汉字成为东亚地区多国、多民族的通行文字。因而形成了一千多年内异族异语同文同化的跨国汉字文化区域。
汉字传播过程中的第二形态——汉字某（民族）文（假借）
所谓汉字某（民族）文，是民族书面语文言文的口语化，即借用直写法，也就是把汉字作为记音、示意或标识语法的符号，标记本民族语言。写出来的文本，不是汉文，而是民族语文。对于其他懂汉语汉字的人来说，单个汉字都认识，但文句读不懂。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适应汉语的语言特点。各民族直接借用汉字之后都必然面临如何适应本民族语言的问题，不仅语音、词汇大不相同，汉语的语法和各民族也不同，特别是日语、朝鲜语等不同语系的语言。如何解决标记者（汉字）与被标记者（非汉语语言）的矛盾，即工具好用不好用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因此一些借用汉字的民族，权宜地把汉字当做记音的音符字、示意的意符字和语法的标识符号（用音同音近的汉字音读，或加以变异，或标加其它符号）。这是汉字记录外族语的最简便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字学“六书”中的“本无其字”的“假借”法。
这种用汉字书写民族语文的方法，是对标记者（借用文字符号）与被标记者（所记录的语言）之间适应度的一种变通式的调适。是许多借用汉字的民族普遍使用方法和经历过的阶段。日本的“万叶假名”，朝鲜的“吏读”以及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曾直接借用整个汉字来记音、示意、标语法，形成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汉字日文、汉字朝鲜文、汉字苗文、汉字侗文等文本。
人们习惯上把借用记音的汉字叫音读字。通篇音读字，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春秋时代的《越人歌》，东汉时期的《白狼歌》。明代的《蒙古秘史》也是用汉字音拼写蒙古语。至今仍这样用于音译词，如沙发、可口可乐之类。借用示意的汉字叫训读字。实际是译读法，阅读时翻译还原成的口语是民族语相应词的语音。书面语与口语完全脱离。一般用于标记实词。不仅日语如此，而且带有普遍性。那么，借用标记语法的汉字可以称作语法字（或语助字、语法符号、语助符号）了。所借汉字同时既借音又借意，那常常就是引进的汉语借词了。日本、朝鲜等民族语文中有着大量的汉语借词。最常见的是音读、训读混用，如《古事记》（712年）就是音读字、训读字日汉文混用。无论哪种方法借汉字， 阅读时还原的有声语言都是本民族语言。
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出现的“万叶假名”，迈出了探索书面民族语文的第一步。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771 年）是力图假借汉字来标记日语文的最早文献之一。日本称原本汉字为“真名”（名，即字。真名即本字）。把以《万叶集》为代表的用整个字借来标记日文的用法的汉字被称作“假名”（假，即借。假名即借字），或“万叶假名”。为了区别后来省减汉字创造的的字母假名，又称这种整体借用汉字的万叶假名为“真假名”。虽然仍借用汉字的形体，但书写出来的已经是记录日语的日文，不是汉文。例如：
磐白乃浜松之枝乎引结真幸有者亦换见武（《有间皇子》）
（磐代の浜松が枝を引き结び真幸くぁろげ亦かへり见む）
（磐代海滨 松枝打结 三生有幸 归途重看）
古代朝鲜也有类似日本“万叶假名”的“吏读”， 真平王时代（579—632年）和善德女王时代（632—647年）的新罗乡歌《薯童谣》、《慧星歌》、《风谣》等，就是早期吏读的代表作。吏读文本，书面语是汉字，读成口语是民族语朝鲜话。其特点主要有：①组词成句按朝鲜语序，如吏读文“今至三年以后忠道执持过失无誓”（1940年庆州郡金文里出土《壬申誓记石》），汉文应是“誓今至三年以后忠道执持无过失”；②实词训读，虚词音读。如“本罪律乙依良施行为齐”（1395年颁布的《大明律直解》），其中“本罪律”“施行”是训读实词字，“乙依良”“为齐”是音读虚词字——附加的语法助词。“语助”，朝鲜语叫“吐〔t‘o〕”。因此“吏读”又称作“吏吐”、“吏道”等。如“期”〔ki〕表示谓语体词形；“乃”〔na〕，谓语接续形，表转折；“亦”表主格，“乙”表宾格。
还有的借用小字体标识语法，日本曾创造了用大小两种字体写的宣命书。宣命书用大字体汉字书写实词，用小字体汉字书写助词或词尾。古朝鲜在吏读文字使用过程中，也曾借用小字体汉字标记语法，如“孟子伊曰孩提之童伊无不知爱其亲是弥及其长也为也隐无不知敬其兄也罗为时尼罗”。
有的采用在汉字旁加点符号来提示音读或训读。如日本有一种“乎古止点”（常用作标记助词）训读法，即在汉字旁不同位置点上记号，来指示读时要加上某一助词。中国境内的苗、侗、瑶等少数民族的汉字文本，常常也是在汉字的上下打上“×”“√”“⌒”“0 ”“↑”“—”等符号加以提示，标记训读或音读为本民族的语音。
汉字民族文形态的特点与价值：
1.汉字民族文，说明该民族的语言生活从照搬移植、削足适履的初始语文形态，开始进入自觉时期。努力克服口语与书面语的剥离，实现言文一致的民族语文。
2.所借汉字包括音读字、训读字、语助字和汉语借词字。这是汉字功能的变异与扩大。方块汉字不仅记录汉语，如同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等，还可以记录不同语言。
3.这种假借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方法，虽然基本依托仍是汉字，但形成的文本已经是日文、朝文、越文、苗文、瑶文了。也就是说，借汉字记录日语、苗语等，如同借用拉丁字母记录英语、越南语、壮语、苗语一样，也是创造了民族文字。汉字民族文形态提供的史证，回答了传统“六书”理论中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假借也是一种造字方法。
4.大量汉语借词，使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成了混血儿，有的汉语借词高达70%以上（据宣德五1995、汉城1998.11.17），保留了汉语的古音。如日语中的“吴（大约三国时的吴）音”、“汉音”（大约南北朝时代传入）、“唐音”（近代汉语的读音）——据王力。以至于有些民族语言，好象汉语的方言，成了研究汉语演变的珍贵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5.周边民族利用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的特点，各自遵循汉语构词法的规律，形成了一些汉字词，汉字圈的人可以不学自通。如韩国有“定础”一词，尽管汉语中没有，中国人也会理解表示“奠基”。周边借源汉字的民族创造的汉字词不仅丰富、发展了民族语言词汇，而且有助于汉字在构词功能上的研究。说明文字不是仅仅消极地记录语言，文字和语言是一种互动关系。
6.这种假借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大小写或符号提示，只是一种权宜之法。汉字是表意音节文字，同音字多，因此假借汉字标记语音的音读字具有随意性，即标记一个语音的汉字不固定，如万叶假名（真假名）かka加架迦贺可哥珂诃甲汗香何闲哿介河柯歌舸、にni尔迩二仁人日尼耳而柔你贰。朝鲜的“吏读”也有同类现象，如主格01是、伊；处格OH崖、於是、於伊、亦是、曳、余伊。因此，汉字民族文，是一种借用语文到民族语文的过渡形态。
汉字的引进借用，使得原来靠口耳相传的口碑史变成有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原来代代吟诵的口头文学可以加工整理为书面文学，促进了民族文学、史学的空前繁荣；但也形成了汉字汉文和汉字民族文的书面语言的混乱局面，甚至同一本书或同一篇文章两种情况都有。其中包括同一汉字借音借义不定和同一语音假借汉字不定。反过来，也促进了对引进文字的民族化改造，促进了本民族文字的诞生。历史需求成了历史必然。
汉字传播过程中的第三形态——某族汉字（转注仿造）
汉字在非汉语地区传播使用过程中的不适应，逐渐成为突出矛盾，促使寻找解决的办法。除了把整个汉字搬来灵活借用之外，开始借鉴、模仿汉字创造本民族文字。有的把汉字部件重组，造新的方块字；有的是借鉴汉字笔画，自行架构方块字而面目全非；还有的将汉字形体变异，或省、或反、或改变体势；甚至一些原始文字或借鉴于其他文字的也向汉字趋同。于是，产生了汉字传播中多姿多彩的变异形态和各种分支。由于各自的民族语言特点、固有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民族意识等诸因素，在借用、借源汉字创造本民族文字的过程中的途径、手段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与汉字的距离参差不齐的、对汉字的变异错落有致的广义汉字大家族体系，或称“汉字系文字”，其中又有“汉字式文字”和“准汉字式文字”之分。
汉字系文字中，“汉字式文字”有：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哺字、方块壮字、方块苗字、方块瑶字、方块侗字、方块白字、方块布依字、方块哈尼字、傈僳文；“准汉字式文字”有日本假名、朝鲜谚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字、彝文、水书、纳西哥巴文、女书以及一些方言字等。汉字系文字有20余种，是一个异采纷呈的汉字大家族。
所谓“汉字式文字”指非汉族仿造的民族汉字，是在文字形体符号上，完全借用汉字的零部件，并按照汉字的造字法，重新拚形组装构成方块字，转注标记民族语或方言。这类方块民族字，或称民族方块字，由于使用的材料都是汉字构件（有人称之为字素、字元）、使用的方法都是汉字的拼形组合，所以外形酷似汉字，符合汉字体制；但实质上不是记录汉语的汉字，而是专门用于记录本地语词的民族文字。日本称作“国字”、“倭字”，越南称作“喃字”（汉字被称作“儒字”）；在境内民族地区称作“方块苗字”、“方块壮字”等（广义上也包括汉语方言区的“方言字”）。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被称作“方字”，或者“土字”、“俗字”、“土俗字”。各地转注仿造的汉字式文字，记录的语言不同，但都是借源汉字的产物，是脱胎同一母体的同胞姊妹。有时甚至会雷同，异源同形。（见字样）
转注仿造民族汉字形态的特点与价值：
1.由于汉字是一字一音节一语素，汉字及其构件就是音节符号或语义符号，所以转注仿造汉字非常能产，特别适合标记单音节语词。喃字、壮字、苗字等语言和汉语十分相似，都是单音节词为主，声调有区别意义等，因此这些民族汉字比较发达，数量多，成百上千。
2.提供了造字动态流程实例，有助于汉字理论研究。汉字式文字造字的方法，实际上是争论了近两千年的“六书”中的“转注”造字法——借汉字的部件、方法，造新汉字。这些实证有力地说明假借、转注也是造字法，是动态的造字手段，造字过程，其结果是形声、会意等静态结构。汉字内部很难看出造字先后，哪个是早有的字，哪个是转注仿造的，看民族方块字就十分清楚了。从造字法的角度，各地转注仿造方言字，也是同类现象。
3.验证、丰富了汉字理论，不仅说明形声、会意是能产的造字法，还有反切、双声、形意、记号等“六书”所不能概括的。如韩国吏读汉字上“乃”下“末”
〔amal〕，标记新罗的专有官职名；上“为”下“了”価〔han〕的“为”表动词“做”〔ha 〕“了”表完成体〔n〕。（汉字中也有旮旯、孑孓、虞牾等。）
4.转注仿造的民族汉字不可能是个完整体系，文字体系主体仍是汉字，转注仿造的民族汉字仅仅是借用汉字的零散补充，局部调适。因此转注仿造民族汉字（或民族方块字／方块民族字），只是文字改良。
汉字传播过程中的第四形态——改创民族文字
借源模仿汉字而创造的这些汉字系文字和汉字的关系远近是分层次的，除了借用汉字部件、借用汉字造字法而造的汉字式民族汉字、方言字之外，还有借鉴汉字的笔画、借鉴汉字的方块组合、借鉴汉字的单音节字符单位，或将汉字体势变异等创造的各种民族文字，在发生学上与汉字有着血缘关系。外观上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有汉字的痕迹，即汉字的某种基因。有人将这种和汉字差距较大的叫做“准汉字式文字”（或称“拟汉字式文字”），实际上是汉字的派生支系，汉字的非汉语社区变体。如日本的字母假名（音节字母文字）、朝鲜的谚文（音素字母文字）、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八思巴文（音素字母文字），以及彝文、水书、纳西哥巴文、女书等。它们虽然源于汉字，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字的性质，已经是创造性的文字改革了。
由于与汉文化关系、影响和变异情况不同，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早期汉化封建国家改创民族文字、中古自立王朝始造民族文字、自制原始民族文字。
早期汉化封建国家改创民族文字
日本在平安时代（794—1192 年）产生了本民族文字假名字母（平假名、片假名）。片假名产生于传授佛经的寺院，平假名出于宫廷女手。片假名和平假名虽然都是对笔画繁多的汉字在书写上进行简便性的变体改造，却成为专门记录日语的本民族文字，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字的表意性质而成为纯表音文字——音节字母文字。其间有个探索过程。
僧侣写经创造了片假名。寺院的写经生在抄写佛经典籍或记录讲义时，为了速记，便借鉴汉语佛经变文的俗用简体字，有意减少书写笔画，仅仅写偏旁，如：将“菩萨”“灌顶”“醍醐”“琉璃”“琵琶”写成“ササ”“シ丁”“酉酉”“王王”“比巴”，再如川（训）、ソ（反）、谷（俗）等。更有甚者，还将省略后形体又合写，如钊（金刚）、鹢（西佛）、磌汀（传法灌顶）等。为速记简便并有所区别，于是肢解汉字，略取某些汉字楷书的偏旁作为标音字母，仍以音节为单位，经过规范便成为音节字母。如阿[a]→ァ、伊[i]→ィ、宇[u]→ゥ、加[ka]→力、利[li]→リ等。朝鲜也有类似的所谓“口诀”字，即比较固定的语法符号字。有的是汉字简略，类似日本的片假名。如テ（“面”的简体，表示“则”）、ソ个（“为罗”的简体，“做”的命令式）、ソ口（“为古”的简体，表示“做”“并”“而且”）。
平假名诞生的土壤是中国汉字书法影响下的书道时尚。书道的发展与书法的简易——平假名是视觉美学与符号改革的产物。这种书写日文的草体汉字被称为“草假名”，是万叶假名（真假名）到平假名的过渡形态。用于标记日语的语音字母便由众多的“万叶假名”→“草假名”，约定俗成，控制为少量字数的“平假名”。如安→ぁ、以→ぃ、奴→ぬ、衣→ぇ、计→け、於→ぉ。但是，在日文假名楷体草化过程中并不完全按照汉文草书的章法，而是日式草体，如止→と、之→し、太→た。
朝鲜从李朝世宗二十五年十二月（1444年初）开始，世宗亲自主持创制《训民正音》，1446年9月完成并颁布， 这是一部国家文字改革方案。开卷便阐明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宗旨和必要性：“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耳。”“训民正音”又叫“谚文（谚，俗也）”。这种类似日本假名字母的简便标记符号，最初只有28个字母，17个子音（辅音），11个母音（元音）。以音节为单位拼写，组成一个个笔画式方块形的拼组字，是一种音节式音素拼音文字。
9世纪，日本完成了音节字母文字的改革创制；15世纪中， 朝鲜进行了音素字母文字的改革创制。
这种形态文字的特点与价值：
1.自从汉字辗转传入之后，古朝鲜、日本才有了记录语言的借用工具，并由此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字。如果从最早汉字进入日本（公元前一世纪）算起，到日本出现自己的假名字母文字（平安时代，公元九世纪），大约经历了1000年。朝鲜半岛到1444年李朝世宗创造“训民正音”即谚文时，借用汉字汉文达1500年，如果到20世纪初真正全面推行本民族文字，则达1900年。可见汉字的影响及正统地位的稳固性。
2.由于接受汉字汉文化较早、较久，改创的民族文字与汉字有血缘关系，始终未能完全脱离汉字，同时与汉字相伴随的汉文化也已经渗透于本民族文化之中，乃至形成今天的汉字文化圈。
3.民族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民族文字诞生的沃土。汉文学愈垄断文坛，它的移植文学的致命弱点也就愈暴露。由显示学识，缺乏真情实感而日趋丧失文学本质和魅力。与此同时，日本民族诗歌“和歌”、朝鲜“乡歌”等应运复兴，物语（小说）、日记、随笔等能够自然表达心声的散文形式文学也蓬勃兴起。民族文学促进了民族文字的改创。
4.遵循标音、简便的实际需要，完成了借用表意文字符号→表音文字的体制改革。
中古自立王朝始造民族文字
唐末以后周边其它民族建立的王朝，更是把创立民族文字作为建国大政之一。典型的是北方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及蒙古八思巴文、满文等。
这种形态文字的特点与价值：
1.这类文字大多由朝廷授命制定，自上而下推行，是政治统治制度的有机部分。民族政权消亡了，官方文本不用了，民族文字也逐渐成为死文字。
2.力求创新，借鉴汉字又尽量有别于汉字，以示民族政治、文化的自立。形体上近而不似。形成一套别具特色的文字符号系统。
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在始创之时，就明确是仿汉字而变异，或“以隶书之半加减”（
。蒙古八思巴文、满文在文字制度上和汉字不同，是音素拼音文字，采用梵文、藏文或蒙古文字母，以音节为书写单位，在体势上常常努力仿汉字方体化、篆体化。这些北方王朝文字大多为表音文字，这主要与适应其语言特点有关。
3.多与汉字汉文并行，实行双语文制度。“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西夏书事》）主要用于公文、碑刻，并编写双语文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包括翻译汉文献典籍、佛教经典、朝廷公文及各种实用书籍。
4.记录了借字、造字之初的汉语面貌。由于数千年以来汉语没有精确的记音符号，古代的语音面貌只能凭借有限的材料推拟，八思巴文等作为音素字母拼音文字所记录下来的汉语资料十分珍贵。
自制原始民族文字
彝文、水书、纳西哥巴文、傈僳音节文字等西南民族文字，则具有浓厚的原始色彩，但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汉字。
彝文历史上又被称作爨文、韪书、倮倮文、夷经等，最早文献为明代刻石。有人上推元、唐乃至东汉。流传于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广西等地的彝语各方言地区，大同小异，是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字。其中含有少量的象形表意字，是一种以独体符号为主的音节文字。记录的不是词或语素，也不是音素，而是彝语的音节。与汉字的关系，至少：①符号形体采用汉字篆、隶体势；②一些借字、借词，如白、牛及数字。70年代经过规范，有819个单字。有着大量文献，如《西南彝志》等。
水书是生活在贵州三都等地的水族巫师使用的民族宗教文字，主要用于占卜，大约有四、五百字。水书又叫水文、水字，也被称作“反书”（相对汉字而言），可见与汉字的关系。除了象形之外，主要是借源汉字而造。方法有①古体：
（甲）、丕（正）。
纳西族除了象形的东巴文之外，还有哥巴文。哥巴文被认为是在东巴象形字基础上创造的音节文字，其中有的借源于汉字，如
“哥巴”是“弟子”的意思。根据明万历四十七年的汉、藏、哥巴三体崖刻，至少在1619年前后已经非常流行了。
傈僳音节文字在云南维西县傈僳族中使用，是当地汪忍波仿汉字创造的，如
这种形态文字的特点与价值主要有：
1.具有浓厚的原始色彩，很多为象形、音节文字；
2.文字形体上趋同汉字，掺杂变体汉字，外观总体上呈方块形；
3.文字体系不完善；
4.少数人掌握，有较强的地方性，是宗教的，非官方的使用范围有限的民间文字。
女书，是汉字系文字中，无论流行地区、使用人群、传承方式、功能作用，还是记录的语言、字形体势、符号性质等，都十分奇特的一种文字。女书是普通农家妇女的专用文字，仅仅流传在湖南江永县、道县、江华县三县交界之处的群山怀抱的潇水流域，方圆不到一百里的汉族瑶族混居的地区。使用女书的人群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传统的男耕女织，男婚女嫁，男尊女卑。女书老人几乎都是缠足。经过调查研究，女书记录的是当地通用的汉语土话。因此女书是一种汉字。在当地，1949年以前，男人使用“男字”“男文”（方块汉字），女人使用女书（又叫女字、女文）。一语二文。女书主要用于结交女友间的通信娱乐，自传诉苦的唱读写本。因此女书是一种女性文字。外观上，女书字体基本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体。女书是一种斜体汉字。但却不是表意文字。女书利用假借的方法，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或近音词。一个人用不到700个女书字，就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土话。 因此女书是一种音符字单音节表音文字。
以上这几种准汉字式形态文字的最重要的特点与价值是：
1.突出民族地区特点，极力区别于汉字。
2.另一方面努力借鉴、趋同汉字。由于有着血缘关系或耳濡目染的影响，因此与汉字有着摆脱不掉的情结、牵连，或明或暗地有汉字的影子、痕迹。
3.文字的性质大多变成了表音文字，音节表音文字如日本假名、女书，音素表音文字如朝鲜谚文、八思巴文等。
汉字传播过程中的第五形态——新“书同文”和大字符建设
二千多年以来，汉字始终处于规范与变异中、矛盾与调整中，不断发展演变，传播使用着。历史地成为东亚区域性国际文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常用字数量上、字符形体上有着大同小异，各国各地区所用汉字、所造汉字不尽相同，不仅繁简体不同，简体字也不同。面对信息时代文字的计算机处理，汉字定量、定形等标准化、规范化，便成为使用汉字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国大陆1981年公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GB2312—80）收汉字6763个，其中第一级3755字，第二级3008字。台湾1983年公布《通用汉字标准交换码》，收汉字13051字，其中常用字5401个， 次常用字7650个。日本规定小学6年共学习996个汉字。 韩国1987 年规定初中900，高中文科加700，共1600字。1999年初韩国政府宣布恢复使用汉字。
进入电脑网络化信息时代，“书同文”成为汉字文化圈内国家地区的共同呼声。80年代以来，中（包括台湾）、日、韩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专家共同研究制定GB13000（即国际标准ISO—IEC10 646 ）字符集，收字20902个（其中大陆使用的17 000）。当然， 这取决于中国国力的强大，国际地位的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中的举足轻重。况且中文早已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文之一。因此汉字完全有可能再成为区域性国际文字。当然这种“书同文”的复归是个性与共性并存，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国内早在50年代，出于当时的民族政策，中央非常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一批专家为无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拉丁字母民族文字，如壮文、苗文等，这在当时对于巩固新中国政权，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民族教育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群众对汉语汉字乃至英语等外语的学习使用更加迫切，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的使用率越来越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者主张减轻民族地区小学生负担，直接学习汉语汉字，学习英语，一次到位，与祖国同步进入现代化。有的民族学者提出“汉字方块字是可以为不同的民族语言服务的”，建议借鉴日本等外民族使用汉字的训读及直接使用汉语借词的情况，“采用常用汉字并辅以拉丁拼音方案的办法解决自己民族的文字问题”。（清格尔泰1991）看来，汉字和标音的距离，这似乎是缺点的特点，倒成了跨越语言障碍的优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字特殊功能，可能再次促成“异语同文”。
通过以上的考察与探讨可以看到，尽管汉字在周边传播过程中的借用方式、借源方式不尽相同，改造、变异的手段各有所长，符号形体创制的具体操作上、使用流程上各具特色，其文字的流传范围、最后的社会地位也不一样；但是，它们有着相同的汉文化的历史背景、自我表现的社会需求、记录当地语言的文化功能，都借用、借鉴甚至脱胎于同一汉字母体，是汉字在向外传递波及过程中，文化边缘地带各自条件下的不同变异，是具有或远或近血缘关系的汉字大家族。汉字是一种区域性国际文字。过去曾经如此，现在和将来也并非不如此。因此，考察研究汉字在传播中的变异现象及其规律，无论对于汉字的本土，还是汉字的波及地区；无论是对汉字自身的研究，还是相关文字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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