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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6-0001-07
对人的总体性的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理论及其方法的重要特征。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考察人的科学范式，它集中表现在从现实的实践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把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当做整体来研究。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整体中，即置身于由人的各种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过程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社会有机体中。因此，无论是对人的本质的分析，还是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考察，都离不开总体性的视角。
一、人的本质的总体性理解
马克思曾经对人的本质做过两种不同的表述。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P46)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6)前一种表述侧重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界运动特别是动物活动的区别，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而后者侧重于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区别，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社会关系归结为人区别于人的显著标志(当然社会关系也是人区别于自然包括动物的本质属性)。我们认为，尽管这是对人的本质的两种不同表述，但是从总体性的观点看，它们是对人的本质的完整、全面的表述，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把握。任意强调两者中其中一种表述而忽视另一种表述的做法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性理解，都将有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全面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是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念的辨认。”[2][P8]他提出“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从而第一次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置于社会关系中来理解。毋庸置疑，这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亚里士多德仅仅把社会关系理解为家庭、国家和社会，把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归结为观念或思想，这是片面的。他没有看到社会关系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而社会关系是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联系的总和。黑格尔则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之处在于人有思想和理性。当然，黑格尔也指出人的本质来自实践，来自劳动。但黑格尔是在其唯心主义的框架下，将劳动理解为人类抽象的精神劳动，从而头足倒置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绝对精神”的产物。不可否认，黑格尔是重视总体性方法的，只不过这种总体性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在充分肯定黑格尔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合理思想，即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结果的同时，也发现了黑格尔体系中的辩证法思想并改造了其中的总体性原则和方法。马克思在批判“颠倒的世界意识”和“颠倒的世界”的同时，把总体性辩证法建立在“物质的生活关系”中，建立在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上。根据这一总体性方法，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P1)
从总体性方法的视角来理解，我们认为人的本质是类本质和现实本质的统一，即是劳动和社会关系的统一。
首先，人类的本质或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全面的生产”，具有整体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此，这种活动指的就是劳动。然而，有人认为“劳动”是马克思早期在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提出的不成熟的观点，到成熟时期时，马克思用“社会关系”替代了“劳动”。其实，对劳动全面和总体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解。从总体性的观点理解，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全面的生产。“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1](P46)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自由而全面的“类生活”，这种“类生活”与动物的生命活动本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它的全面性，或者总体性，即“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P46-47)人类劳动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的总体，而非它的某个部分或某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劳动的手段是全面的，即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对对象进行改造，并把自身内在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体现在改造劳动对象中。除此之外，马克思在其理论成熟时期，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并没有用“社会关系”代替“劳动”，而是对劳动的理解更深入了，认为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P56)并进而认为劳动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达到了对劳动的科学认识。
其次，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总和指的是包括一切社会关系在内的总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人认为这是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无可厚非，该表述在社会关系层面对人的本质作了规定，这种定义是静态的。然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方法论界定，即马克思站在了社会关系视角考察人的本质问题。这种方法论是总体性的。因为，“一切社会关系”之“一切”是指所有社会关系，而非某些或部分社会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关系。此外，所有的“这些社会关系不是简要地拼凑在一起的，马克思认为它们是作为‘整体’，以‘总和’的形式发挥作用的。”[4](P408)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总体”一词更符合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意思。总体是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决定性，正如卢卡奇所言总体性是“总体对于局部的遍及一切的优越性”。(当然，我们不同意他把总体性同劳动和经济因素的优先性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一种人占有自身本质的社会中：“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5](P84)在此，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了对人的本质理解的总体性方法。
最后，人的本质是类本质和现实本质，即劳动和社会关系的统一。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劳动”的观点是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观点，在成熟时期，马克思用“社会关系”代替了“劳动”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也有学者指出二者之间毫无关系，它们分别对人的本质做了独立而重要的区分。这些理解都有失偏颇。我们认为，应该从总体上理解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上，二者都是对人的本质进行总体性的理解。无论是对“劳动”，还是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都是整体的、完整的。因此，二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二者内涵的差异性和认识上的连续性。人的类本质是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这一认识还未深入到对人与人的区分作出辨析；而对人的现实本质的揭示是对人的类本质认识的深化，反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劳动是社会关系的来源，劳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反过来，劳动以社会关系的形式进行，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将二者的关系反映到人的本质的理解中，我们认为这两种表述互相补充、不可替代。由此可见，以总体性方法理解人的本质，一方面可以克服对人的本质的片面性理解，另一方面将有助于深化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即从多层次、多侧面来把握人的本质。
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把握
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67)从而将历史的出发点由“现实的人”代替了“抽象的人”。那么，如何理解现实的人，或者说如何把握现实的人的存在呢？在此问题上，学界已做了较多有益的探索。我们试图从方法论上对其进行研究，以求总体把握现实的人的存在维度。
在对人的存在的认识上存在着单向度把握与总体性把握之分。康德认为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即人是自然存在，也是理性存在。但是，他始终无法弥合理性存在与自然存在之间的裂缝。表面上看，康德是从两个维度界定人的存在，实质上是对人的整体存在的片面把握。之后，黑格尔将人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存在；费尔巴哈也只是从自然的肉体存在理解人。再到后来，弗洛伊德、弗洛姆等人从欲望、心理和本能角度理解人的存在。尽管他们在人的存在的研究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是单向度的，即没有从总体去把握人的存在，没有将人看作是整体的或总体的人。与此相反，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把握是总体性的。如前所述，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便表达了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思想：人不是单个的存在物，而是集体性的、整体性的存在物；人不是脱离社会整体的存在物，“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转载了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一段话，肯定了卢梭对政治人的论述：“敢于为一国人民确立制度的人……把每个本身是完善的、单独的整体的个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体以一定的方式从这个整体获得自己的生命和存在”。[6](P46)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5](P8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1](P129)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的存在是全面的，从“人就是人的世界”到“人向自身的完全复归”，再到“各个人占有生产力的总和”，体现了人存在的丰富性、多维性和整体性。总而言之，马克思眼中的现实的人是一个多向度的存在物，而非单向度的。我们认为，这种多向度的存在主要体现在人是自然存在物、实践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上。
人是自然存在物。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上，马克思强调人是自然存在物，但又超越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纯粹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是有形体的物质，即人的肉体。“人不是导源于天，而是导源于地，不是导源于神，而是导源于自然，人必须从自然界开始他的生活和思维。”[7](P677)他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的来源。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思想。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P67)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之处在于，把人放在自然界中去考察，不仅把人自身的肉体组织当做自然本身的一部分，而且看到人通过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而获得了生存的前提条件。而在以前，人们对这些“世俗基础”并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在当今生态环境令人担忧的情况下，人类越来越关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特别是随着地震频发、海啸突袭、火山喷发、气候变暖等自然活动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愈发明显，人首先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事实受到广泛认同。
人是实践存在物。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界定之所以区别于前人的界定，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认为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实践特性。黑格尔关于人是思辨的“自我意识”的设定，否定了现实人的实践属性。而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和感性，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人们物质生活的自身。通过这种生产活动的实践，人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了。“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P67)马克思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在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生产着自己的观念、思想等，但同时他们也受着自己现实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制约。为此，个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物质生产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的存在过程。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实践存在物。
人是社会存在物。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现实的人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既是自然存在物、实践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当然，人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将在后面关于人的发展的一节中再作相关探讨。)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属于“自我意识”的人，还是具有“宗教感情”的人，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在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也必然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和自然界发生关系之外，人们为了能够进行生产，必须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产品交换活动。“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P344)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情”。[8](P25)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这种罕见的事情”是“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8](P22)然而，这类故事否定不了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追溯历史发现，个人越是处于生产活动中，就越是不独立，就越是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个整体最初表现为家庭，然后是氏族，再由公社到市民社会。根据对人的发展的经验考察，马克思总结出社会关系及其演进的三大形态：一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二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三是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8](P107)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是服从于他们共同的控制的，这种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由此可知，现实的人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
通过对人的存在的多维度分析，我们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实践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人的存在是一个整体结构的存在，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自然存在是人的存在的首要前提，即人的肉体组织来源于自然，不仅如此，人的生存必须和自然发生物质能量的交换；当然，自然不会自动和人发生物质能量的交换，这就需要人改造自然，不仅对自然形态进行改造，以满足人所需要的物质，而且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也需要改造人与人的关系，以处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并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除此之外，人也具有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给予人以能动性，使人的存在变得更丰满、更有血有肉。由此可见，人的存在维度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从总体性的观点看，这三种存在维度是一个整体结构，不可或缺。
三、人的发展的总体性考察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守的理论旨趣和追求的革命目标。在理论上，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问题从“偏离的原子”到“人性的复归”，再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探索，凸显了人的发展是其整个理论中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上，马克思从思考青年职业的选择开始，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和经济批判，再到组织和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毕生都在为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实现而奋斗。在“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现代化问题”的通病并存的今天，人的发展问题更是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总体性考察，并为在现实社会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人们考察人的发展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人的发展的虚无主义方法。自文艺复兴伊始，人文主义者在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运动中，提出人应该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愿景，强调个性绝对的自由发展。当然，其启蒙和进步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他们考察人的发展方法仍停留在思辨的层面上，如在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上，认为“顺从你的意欲而行”(拉伯雷语)，便可获得人的自由发展，从而陷入了关于人的发展的一种虚无立场。其二，人的发展的循环论证方法。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从而陷入了“意见支配世界，环境决定意见”的循环论证；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试图用财产关系来解决环境与意见的相互作用，然而他们又以人的天性来解释财产关系，从而陷入了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相互循环解释的泥沼；空想社会主义者进一步将财产关系归结为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产业发展又归结为人类的智慧发展，并认为智慧的发展是由人的天性(如人的生理和心理)决定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从人的天性转而研究社会关系，但是又认为社会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人的绝对精神。由此可见，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到德国唯心主义者并没有找到考察人的发展的科学途径，跳不出环境、意见、精神、天性等范畴之间循环论证的窠臼。
随着唯物史观的建立，马克思确立了考察人的发展问题的总体性方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P55)也就是说，人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变，或者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并且这种统一是在实践中达到的一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提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等概念，并认为“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9](P77)“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9](P33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在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的表述也是非常明确的，如“人的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等。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研究是建立在总体性方法基础上的，即确定了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基于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总体性考察主要体现在人的发展的结构总体和过程总体两方面。
(1)人的发展的结构总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关于人的发展的学说，也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即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自己真正获得解放。基于此，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是同一个过程，人的解放的维度同时也是人的发展的维度。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必须要实现宗教的解放和政治的解放。其一，宗教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并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P9-10)进而指出推翻这一切关系的是力量，即废除宗教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在此，马克思第一次将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认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P16)而要实现这种解放必须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念为立足点”。其二，政治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阐述了政治解放，认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6](P46)但是，政治解放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6](P38)因为政治解放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6](P28)而马克思所指的“某种限制”就是宗教束缚。其三，如何摆脱宗教的限制，是马克思论述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二者关系的重点。他认为：“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说到底就是政治解放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要消除这种宗教的笃诚或者束缚，就要消除世俗的限制，即“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6](P46)
由此可见，不论是宗教的批判(宗教批判的目的是把被“颠倒的世界意识”和“颠倒的世界”归还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还是对政治的批判(政治批判的旨趣在于将同人民相异化的统治者权力归还于人民)，都是为了人的解放。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论哪一类解放最后都归结为这样一个绝对命令，即“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6](P46)从这个视角看，我们认为马克思人的解放是一个结构总体，即包括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在内的人的社会关系的解放。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并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但是人的解放必须先要实现宗教的解放和政治的解放。从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看，人的解放还涉及经济解放、思想解放等内容。同时，我们认为人的解放蕴涵了人类的解放。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前者之“人”是指“现实的人”，是指每一个个体；而后者之“人类”是指在“类”意义上的人，是指一切人或者所有的人。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我们认为“人类解放”是“人的解放”命题的应有之义。
(2)人的发展的过程总体。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从而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人的能力、个性、需要和关系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发展程度和过程不是可以随意断定的，需要全面把握和总体考察。基于此，我们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总体，即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可持续性。其一，人的发展的阶段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P107-10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从人的依赖阶段到人的独立性阶段，再到自由个性阶段，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人的关系、需要、能力和个性构成人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并且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各个阶段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相互联系，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创造条件，后一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结果。其二，人的发展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在人类生存环境令人担忧的今天，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者之间的关系等。有学者指出不同层次和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这样一个因果链条：“自然(环境、资源)的持续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的持续发展。”[10](P7)正如该链条所展示的那样，人的持续发展是其他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诉求的始因和目的。我们认为，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过程，正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5](P81)当然，要真正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每一代人既要处理好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要为后代承担责任，给他们以发展空间和可持续的资源与环境。
通过对人的理论的总体性考察，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的本质的总体性体现在人的本质包括类本质和现实本质，表现为劳动本质和社会关系本质的统一，其中对劳动和社会关系的总体理解是关键；第二，人的存在的总体性体现在自然存在、实践存在和社会存在三个维度上，人的存在是这三者的统一，并且它们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第三，人的发展的总体性主要表现在结构总体和过程总体两个方面。人的解放是人的发展的重要方面或阶段，从结构总体上看它包含了诸多方面。人的发展过程也包含了阶段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丰富的内容。总之，在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视阈下，现实的人不是片面的人或单向度的人，而是完整的人或总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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