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个人身体的某些障碍性或非障碍性疾病，对其人生道路与思想发展往往带来重要影响。司马相如与扬雄皆为西汉著名文学家，两人一个有“消渴之疾”，一个“口吃不能剧谈”。但在西汉文学史尤其是西汉赋作观念变化的历程中，两人都具有特别典型的代表意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人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文学道路：一个由经学入文学，一个由文学入经学。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不仅仅是当时文学风尚与政治思想发生变化的深层反映，某种程度上还体现了两人个体思想与内在心理的转变历程。
扬雄一生，慕屈原、司马相如而为赋；慕司马相如《凡将》作《训纂》、《方言》；慕司马迁续《史记》；慕《周易》作《太玄》；慕《论语》作《法言》，体现了曲折、发展的文学思想与学术追求。扬雄著《太玄》，是其思想由文学向经学转变的开始。扬雄文学道路与文学观念的这种转变，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特定的思想或个性原因。扬雄历汉成、哀、平三朝，复仕新莽，命运多舛。汉成帝时期，扬雄以汉赋创作为主，屡谏成帝；哀平之世，学术途辙一变，而为《太玄》、《法言》、《训纂》等，专事经学；王莽摄政之初，续《史记》，作两《箴》(《州箴》、《官箴》)；王莽新朝，为《剧秦美新》、《方言》。概括而言之，扬雄走过的这条由文学入经学的道路，与其个性及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扬雄文学追求的个性心理分析
扬雄，蜀郡成都人，《汉书》本传称其“好辞赋”，多半受到了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亦为蜀人，其赋作在汉武帝朝兴盛一时，对蜀郡士人影响不小。扬雄为其赋作“宏丽温雅”的风格所折服，故“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①另外，扬雄以屈原文采胜相如而竟至投江，对屈原多有同情，反《离骚》之义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天问解》等。在蜀郡时，扬雄有《绵竹颂》、《蜀都赋》等作品。汉成帝朝，扬雄多上赋讽劝，②《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皆为此时作品。这里的“讽”与“劝”，皆为扬雄对赋旨的认识。《汉书》本传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弘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卷八七下，第3575页)《法言·吾子》扬雄之言则更为具体：“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③“讽谏劝人”，乃辞赋主旨。扬雄对“讽”与“劝”之别有所提示：“赋劝而不止，明矣。”宋吴秘的解释更为详细：“讽之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然后讽之有正，如其不已，乃复成劝，言不正也。”可见，“讽”、“劝”皆为“贤人君子诗赋之正”而设。但“讽”一般很难实现作者理想中的“讽谏劝人”目的，扬雄称“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即可证。扬雄这个时期的赋作，文学性特别突出，基本遵循了扬雄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美学原则，也就是《扬雄传》所称司马相如赋之“宏丽温雅”原则，故刘熙载称：“‘则’与‘雅’无异旨也。”④
《汉书》对扬雄赋作的记载，始于《反离骚》，其后为《甘泉赋》。实际上，在二赋之间，扬雄还有《绵竹颂》、《蜀都赋》等作品。根据《汉书》记载，扬雄“每作赋”，常拟司马相如之赋“以为式”，故其赋作风格多近相如。不仅后来的《甘泉》四赋如此，早期在蜀郡赋作，亦多如此。如李善称：“《雄答刘歆书》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⑤李周翰则称：“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扬雄见汉成帝的情节与司马相如见武帝何其相似之至：皆有近臣荐之于帝；作品皆被帝王疑为古人之作。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扬雄赋作仿相如，且文风与之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扬雄的文学道路，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踵武前贤、拟圣贤立言的道路。其赋学屈原、司马相如，经学《周易》，子学《论语》，史学司马迁《史记》。正为此故，其赋作似相如，仿经有《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慕司马迁续《史记》。当时诸儒或以扬雄非圣人而作经书《太玄》，“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不知扬雄正欲于经、史、子、集各有推阐。
扬雄为何选择了一条这样的文学与学术道路？从其早期未出蜀就刻意选择模仿屈原、司马相如看来，这应该与其所处的社会学术环境或政治制度无关，更多则与其个人的性格禀赋或人格追求有关。孔子、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相同或相似的人生遭遇与人格悲情，不可能对扬雄无所触动。据《汉书》本传，扬雄“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卷八七上，第3514页)。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对扬雄个性心理进行一番简单解剖。“简易佚荡”，晋灼注：“佚荡，缓也。”说明扬雄性格柔顺、行动舒缓，同时说明了他性格内向、心理压抑与不爱交际的一面，后文的“默而好深湛之思”，也是这个意思。
这一点，与扬雄的身体缺陷有关。《汉书》称其“口吃不能剧谈”，晋灼注：“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颜师古：“剧，亦疾也，无烦作遽也。”据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口吃主要是一种语言障碍，与人的心理状态的异常有关，而不是人的发音器官出现了毛病，但对人的性格影响不小。对于个性开朗的人来说，口吃对其心理影响不是很大，对其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影响也不明显。但对于相对内向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敏感、自卑、烦躁、消极，都是口吃给性格内向者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对个人人生观与世界观往往带来比较消极的认识与感悟。扬雄内向性格的偏执性，甚至造成了他自闭的倾向。尤其晚年，他“用心于内不求于外”到了一种被“时人皆忽之”的地步。作为中散大夫校书天禄阁，他竟然到投阁几死之时方为王莽所知，且竟使王莽有“何故在此”的疑问。无论王莽疑问是真是假，扬雄很少与外界交往应是事实。即使在他复官为大夫后，也出现了“人希至其门”的情况。扬雄投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自闭、自卑与烦躁，甚至还有恐惧的心理。
对于扬雄来说，他表面上展示了一种豁达与大度，对屈原的投江也一度表达了排斥与反对，但他骨子里的自卑与消极，则是无法掩饰的。《反离骚》与其说是他对屈原悲惨遭遇的同情，不如说是对自己人生宿命潜意识的积极反抗。扬雄的个人期许是很高的：“自有大度，非贤哲之书不好也。”但在他的主观意识里面，圣贤君子往往有“得时”与“不得时”之分。对于扬雄这样的心理状态来说，君子“不得时”的几率要大一些。扬雄本人，或者说任何具有抱负的人，都不想将其人生的轨迹定格在“不得时”的轨道上。扬雄在这里的议论，无疑体现着个人较高的自我期许与人生命运无常之间的矛盾心理。《反离骚》有这样的议论：“夫圣哲之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这是对圣贤命运蹇舛的同情与理解吗？倒不如说是他对本人命运无常的深深担忧。
扬雄生活的时代，“贤才不遇”的思想已将文人笼罩在宿命论的阴影之下，如与扬雄大致同时的桓谭就有“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之叹。⑥这种思想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思想基础。早在孔子之时，即曾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叹。西汉此论调更多，如贾谊《鹏鸟赋》：“天不可与期，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焉识其时？”《淮南子·齐俗》：“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刘邦有“命乃在天”之说，韩信有“天授”之论。这种“命定论”思想的深刻影响，催生了汉代文人特殊的人生悲情与宿命感慨。汉人“遇不遇”的命运讨论，就由此而生。李炳海先生曾认为：“早在汉代文人那里，对于人生的遇与不遇就有深刻的思索和痛切的感慨。”⑦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普遍性心理环境之中，加上扬雄个人性格的缺陷，很容易造成其悲观的心理状态与消极的人生态度。班固传赞称其“恬于荣利”、“乐道好古”。王充《论衡·命禄篇》引扬雄之言：“遇不遇，命也。”⑧由此看来，扬雄很早就对利禄、命运有其独到的理解与感悟。所以，他可以对屈原投江有其自己的理解：“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这是他对人生际遇的无奈感喟，是对战国、秦汉特别流行的“待时”观念的深刻体悟。
这种思想观念有其特定的社会思想基础，是对当时社会思想的深刻反映。《论语》中孔子对颜渊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与扬雄之论相同。孔子这种积极的“待时”思想，在《周易》中亦有所体现，如《系辞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⑨《孔丛子》记载孔子歌：“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欲何之？”“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孟子引齐人之言，曾有“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之语；《万章下》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尽心上》引古人“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之说。《左传》中更是屡见此语。荀子在《宥坐》中引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事，并就孔子“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之论进行了论析，最后总结道：“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身端行以俟其时。”⑩入汉以后，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亦作《悲士不遇赋》以效之，东方朔《答客难》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思想，皆是对孔子“待时”思想的深入诠释。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东方朔在这篇赋中，详细阐释了“时异事异”的思想。李炳海先生认为：“遇与不遇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人生课题，成为两汉文学的重要主题。”(11)而据其考察，汉代正统史学家往往具有“遇”的观念，而不遇则是性情文人的独特感受。
对于扬雄来说，其内心恐怕一直被笼罩在“不遇”的悲观阴影中不能自拔。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其文章中找到证据。扬雄《解嘲》对“遇不遇”的认识，似乎与常人不同。他认为，乱世可以为士人之“遇”带来很大的人生机会，而当今盛世则是造成士人“不遇”的最大根源：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或倚夷门而笑，或横江潭而渔；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间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拥帚彗而先驱。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
这种独特的社会认识与人生体悟，必然造成他对个人前途命运的悲观基调，并进而造成他消极的人生追求。这种心理暗示的无处不在，这种特殊的定向思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文学客体的选择。由此看来，扬雄文学与学术道路的选择，与其人格悲情与消极人生有关。扬雄骚赋之作，首仿屈原，而屈原有蒙冤投江之死；仿《周易》，文王有拘于羑里之难；仿《论语》，孔子有困于陈蔡之厄；拟相如，相如有“无为”之志；(12)续《史记》，司马迁有宫刑之祸。而他对司马相如的刻意模仿，或者包含着对其“遇”的向往以及对前贤“不遇”的深切同情。扬雄或者并无将自己拟于圣贤的主观意识，但其对孔子、屈原、司马迁等人命运的同情之理解，则是明显的。他后来的跃身投阁，很难说不是这种悲情心理作用的结果。
另外，扬雄这种个性心理的形成，也有当时普遍文化心理与地方个性深刻影响的痕迹。《韩诗外传》卷七记载：“传曰：伯奇孝而弃于亲。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贤而杀于兄。比干忠而诛于君。《诗》曰：‘予慎无辜’。”(13)《汉书》记载诸葛丰上书言：“臣闻伯奇孝而弃于亲，子胥忠而诛于君，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贤而杀于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犹不能自显而被刑戮，岂不足以观哉！使臣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臣诚愿之。独恐未有云补，而为众邪所排，令谗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惧也。”(卷七七，第3250页)《汉书·冯奉世传》班固赞称：“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卷七九，第3308页)汉人在日常生活中屡次提及这些忠贞见谤的人物如伯奇、子胥、隐公、申生、叔武、孟子、申生、屈原等，显然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为忠臣被害、忠而见弃等社会丑恶现象强烈不满的文化心理。《诗经》中的“予慎无辜”等思想，则是这种文化心理产生的学术渊源。扬雄具有与先贤类似的政治与生活经历，他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未尝没有同情前贤的思想，这就使其具有了悲观、消极的心理意识。同时，扬雄长于巴蜀，此地虽经战国、秦、汉战乱，然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称：“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卷二八，第1645页)扬雄悲观、柔弱的个性，也是地方性格的反映。例如，《北史》泉屳本传记载：“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屳虽童幼，而好学恬静，百姓安之。”(14)地方风俗，历久不变，扬雄时代，也应大致如此。
二、扬雄文学观念转变历程及其社会学术动因
扬雄文学道路的转变历程，虽然主要与其悲情个性有关，但他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转变，又无不带有社会思想转型的深刻印记。帝王的改朝换代，必然带来社会制度与学术风尚的巨大转向。扬雄本人虽然具有不慕荣利的理想追求，但其身居显位，厕身权贵，帝王喜好的改变、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学术风尚的更辙，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不容小觑。
汉成帝时期，扬雄欲效相如讽谏事，创作了大量的赋作；然讽谏不止及“诸子各以其知舛驰”的原因，终至使他投身经学。《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15)司马光注称“少年之事”、“悔作之也”。宋咸注：“汉儒之赋，古诗之流，尚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矧乎今之赋也，犹倡言优戏之具尔，作之者作宜愧焉。”吴秘则曰：“其文雕刻，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其后，扬雄逐渐放弃了“壮夫不为”的汉赋创作，转而投入经学研究，《太玄》、《法言》、《方言》等相继问世。
扬雄何以产生如此的思想转变呢？扬雄经学研究的方向性变化，最早始于《太玄》的撰述，这也是他文学观念发生转变的开始。据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的考证，扬雄作《太玄》于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16)这个时期，汉代社会制度与学术思想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汉成帝时期，扬雄创作了大量的赋作，某种程度上与司马相如赋极为相似。在命运观的理解上，他可能还不十分消极，所以才有讽劝帝王之志。但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学术大事，就是汉成帝命刘向等人校书东观，学风大开。成帝末年，又开始论礼制，行尊孔之事，封孔子之后孔吉为殷绍嘉侯。汉哀帝时期，学风一变，建平元年，刘歆领《五经》，集六艺群书著《七略》。刘歆欲立《左传》、《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于学官。这些经学著作，皆属古文经学。客观上说，此前皆为今文经学的天下。即使当时汉哀帝欲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古文经义，然“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立古文经学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毫无疑问，古文经学在当时已经得到了汉哀帝的支持。如儒者师丹奏议刘歆“非毁先帝所立”，而哀帝称：“刘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毁哉！”这种学术风气虽然首先起于刘歆等人，但汉哀帝的推崇，也会造成士人对古文经学的重视。尤其是，古文经学虽未立学官，但民间喜好者不在少数。据《连丛子》记载，孔子立少游京师与刘歆友善，而扬雄对子立之子孔子元十分器重。刘歆有《与扬雄书从取方言》，并曾观其《太玄》等著作，且歆子刘棻曾从扬雄学奇字，二人应该有频繁的学术交往。扬雄经学，与刘歆接近而古文为多，如其本传称其“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章句训诂”在汉代又称“章句内学”，《连丛子》孔季彦“治古义则不能不非章句内学”，即指季彦好古文而不好今文。由此可见，扬雄撰《太玄》有其特定的学术条件。
早在扬雄自蜀来游京师之初，西汉已经出现了古文经学抬头的迹象。汉成帝好儒术，永始二年擢翟方进为丞相。翟方进习古文，《左传》流传也与之有关。翟方进为相，是西汉后期学术风气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17)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来，汉哀帝建平四年却又奸佞当道：“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扬雄《解嘲》即作于本年。上文说过，《解嘲》体现了扬雄对“不遇”人生的特殊感受。汉赋讽谏与帝王垂青及士人“遇”之命运息息相关，在汉哀帝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士人“不遇”的悲观失望思想迅速蔓延。这是扬雄文学与学术观念转变的社会与个人思想根源。
日本学者冈村繁对这个问题也有所考察。他认为，扬雄文学、儒学立场的转变，与汉成帝死去、王氏家族倾颓、刘歆等人失势有关，因为扬雄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与关照。(18)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个人学术转向的主要动力，应该来自于个人内心的主观诉求，而不是客观形势的外在逼迫。因为按照中国文人的实际情况，困境与逆境会促使他们的创作冲动更趋激情而不是相反。故司马迁有“发愤”之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9)
所以，“政治失势”说值得商榷。
其实，扬雄主要的儒学著作，恰恰作于王莽、刘歆得势之时，说明扬雄学术转向发生于王、刘失势之前，应主要与当时的学术风尚有关。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为安汉公，刘歆逐渐得以重用。元始三年，刘歆协助王莽恢复古制，扬雄《法言》即作于本年。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汉文帝时所置博士有《诗》、《书》、《春秋》，后又置《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而《论语》于汉武帝时期被罢。此时扬雄作《法言》，说明《论语》在当时已经开始复兴。另外，刘歆政治上的得势，部分诠解了士人得“遇”的命运主题。像扬雄这样对“遇不遇”具有深刻体察的人来说，当然会对逐渐兴起的古文经学有着特殊的感情。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立明堂、辟雍、《乐经》博士；元始五年，王莽、刘歆等复古旧制，征天下通小学、《五经》、《论语》、《孝经》、《尔雅》者，扬雄《训纂》即作于本年。扬雄小学类书籍的编纂，也与经学有关。有人怀疑，扬雄作《训纂》等小学书，是为了训诂汉赋中繁复、华丽辞藻之故。然扬雄著小学在赋作观念发生转变之后，则毋宁将其小学之书视作向经学转变的开始。这是因为，扬雄作《训纂》，是取司马相如《凡将》“有用者”而作之，并“顺续《仓颉》”。司马相如初通经学，如《三国志》秦宓本传有“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记载。《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本传对“相如东受七经”之事皆无记载，故后人一直怀疑此说真伪。关于七经的具体内容，有人以为是就《诗》、《书》、《礼记》、《易经》、《春秋》、《论语》和《孝经》而言。(20)但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考证，汉武帝时后四经同时并罢。(21)考察《汉书·艺文志》，司马相如于汉武帝时曾作《凡将》一篇，扬雄亦曾作《仓颉训纂》一篇，由此推知，西汉时蜀郡学士曾习《尔雅》一类的小学著作。这样看来，当时的七经即应指汉文帝时所置的《诗》、《书》、《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和《尔雅》无疑。司马相如也应该是通《尔雅》的，而秦宓说他曾被文翁派遣“东受七经”应确有其事。从这里分析，司马相如《凡将》有经学成分，扬雄《训纂》也不应该纯粹为赋作而言。二人的小学来源，应该与当时盛行一时的蜀学，尤其是蜀郡的经学关系密切。至于扬雄所作《方言》，尤为经学附庸，故刘歆称：
歆先君数为孝成皇帝言：当使诸儒共集训诂，《尔雅》所及，五经所诂，不合《尔雅》者，诂鞫为病；及诸经氏之属，皆无证验，博士至以穷世之博学者。偶有所见，非徒无主而生是也。会成帝未以为意，先君又不能独集，至于歆身，修轨不暇，何偟更创？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22)
起码在刘歆看来，《方言》足与《尔雅》并列，这同时也会引起王莽对扬雄才华的注意。而扬雄“乱世得遇”思想的存在，必然不能不使其对王莽的逐渐篡汉之举产生复杂的感受。汉孺子刘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扬雄、刘歆、冯衍皆续《史记》。扬雄续《史记》，《论衡·须颂》称：“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23)此种史学观念，体现着扬雄本人特殊的朝代更迭思想。他对新朝的呼之欲出，代表着当时士人特殊而复杂的心态，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王莽政治与学术革新的高度期望。扬雄在王莽新朝作《剧秦美新》，是有其思想基础在里面的。
由此看来，扬雄文学向经学的转变，绝不是他一蹴而就或心血来潮的事情，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与特定的学术发展动因。西汉王朝的衰亡，王莽新朝的创建，古文经学的兴起，都是促成扬雄文学与学术思想转变的外在动力。
三、扬雄在汉代的学术地位及其对后世的文学影响
扬雄在当时以赋闻名，其经学著作并未受到士人重视。刘歆即曾评其《太玄》：“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司空王邑等人亦怀疑扬雄书不能传世，如其对桓谭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其他诸儒亦认为扬雄非圣人而作经，当有诛绝之罪。可见在当时西汉人眼里，扬雄赋作水平自无争议，其儒学撰述却被儒者视作讥毁圣人之举。
《汉书·艺文志》中入《训纂》在《六艺略》之《小学》；《太玄》、《法言》、《官箴》等在《诸子略》之《儒家》；“扬雄赋十二篇”在《诗赋略》之“陆贾赋之属”。这是班固的分类标准，说明东汉时期，史学家对扬雄在学术与文学上的贡献，有着较为公允的评价。将扬雄《训纂》入《六艺略》，《太玄》、《法言》归儒家，赋作与汉初陆贾、司马迁等并列，评价似乎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宋人并不这样看。郑樵以为，《汉书·艺文志》将《太玄》、《法言》归入儒家，说明班固缺乏明晰的部类观念。他认为，《法言》可入《诸子》，而《太玄》应归《易》类。章学诚对此非常赞同：“(班固)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24)但是章学诚进一步考证，班固这种分类方法，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学于刘歆《七略》。(25)另《汉书·艺文志》并未收录扬雄《方言》，可见班固对扬雄此书尚有偏见。《隋书·经籍志》亦将《太玄》、《法言》入诸子儒家，说明唐人沿袭了班固的分类标准。但是，《太玄》已被称为“经”：《扬子太玄经》。后世史学家，恐怕还是将扬雄视为继承孔子衣钵的“西道孔子”看待的。
其实，汉人对扬雄的学术成就，褒奖有加者仍不乏其人。当时刘歆未必能全面认识扬雄《太玄》的学术价值，但他对扬雄是非常尊敬的。《汉书》即称，扬雄“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另外，班固之父、祖与扬雄来往密切，班彪曾称扬雄为“父党”。(26)尤其是桓谭、王充等人，对扬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甚至有“西道孔子”、“东道孔子”、“通人”、“当世文武周公”之美誉。如唐马总《意林》卷三引《新论》：“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太平御览》卷二引《新论》：“通人扬子云，因众儒之说。”《论衡·超奇》引桓谭称扬雄：“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则曰：“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王充《论衡》对其事迹记载殊多，如《超奇》：“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对于扬雄的著作，王充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其《佚文》称：“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27)至于当时为何出现排斥扬雄学术著作的现象，王充《齐世》篇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扬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壹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使子云在伯松前，伯松以为《金匮》矣。”(28)文人相轻，自古而皆然，但那些与扬雄“不能并肩”者，对其著作却反而有很高的评价，如王充《论衡·佚文》记载：“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29)虽然扬雄拒绝了蜀富人之请，但其著作的学术价值在当时还是被认同的，尤其是其巴蜀故乡。对于扬雄著述之功，班固在《楚元王传》中将其与孟、荀、董、马、刘并列：“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卷三六，第1972页)这显然代表了东汉史学家对扬雄的客观认识。自桓谭以下，开始有意识神异扬雄，如《太平御览》卷三九九引桓谭《新论》有扬雄赋《甘泉》而“五藏出在地”的记载；《西京杂记》有“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倾而灭”的记载。说明扬雄的学术影响，在儒者中开始逐渐扩大。这与当时古文经学的逐渐确立不无关系。南北朝时期，更是将其提升到“通儒”的地位。如《太平御览》卷五八五引《金楼子》曰：“王仲任言：夫说一经者，为儒生也；博古今者，为通人也；上书奏事者，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也。若刘子政、扬子云之列是也。”自汉代以降，《太玄》、《法言》等书注疏颇多，如《太玄》有汉宋衷注，三国陆绩注、蔡文邵注、虞翻注，晋王肃注，北魏陆凯注，等等；《法言》有汉宋衷注，晋李轨注，梁侯苞注，等等；《方言》有晋郭璞注。汉代以后，扬雄的历史地位及学术影响，较其生活的时代已经大为改观。
另外，对于扬雄的小学贡献还需要做一说明。汉代律令规定，官吏必须通小学，奏章有舛讹者甚至有杀头之祸。扬雄著《训纂》，显然也有自命为学者师或官吏师的潜意识。这当然与其特殊的学术水平有关。《汉书》著录的西汉小学著作者，仅限于司马相如、扬雄二人。扬雄小学，当在其他儒者之上。(30)扬雄小学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其本人的好学多问有关。(31)可见扬雄的小学成绩，绝不是单纯得自书本，而是其刻苦学习与实地考察的结果。对于扬雄的小学贡献，冯班曾有较高评价。(32)所以，明人将其列入“蜀四贤”，(33)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扬雄著作的代圣贤立言及其小学方面的突出才能，不能不使其儒学作品充满了繁复、绮华甚至佶屈聱牙的词汇，从而使其著作缺乏自然的灵动与活力。刘熙载即称：“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扬子《法言》有些憨意。盖专己创言，人虽怪且厌之，弗为少动也”。“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语类》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34)
汉人对扬雄的文学成就评价也很高。《汉书·艺文志》将其赋归入“陆贾赋之属”，与枚皋、严助、司马迁赋并列。当然，与司马相如一样，扬雄的文学创作，离不开侍从帝王的出游与讽谏。(35)扬雄赋作刻意模仿司马相如，但班固未将其与司马相如一样归入“屈原赋之属”，史学家或者有将其赋视作近臣之作的意思。桓谭对扬雄的赋作创作方法有所记录。(36)后人对扬雄辞赋观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魏晋人吸收了扬雄“辞赋小道”的文学思想，曹植《与杨德祖书》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37)至南朝，辞赋观念的认识又有变化，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称：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鸮》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
毫无疑问，扬雄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自然流动的文学趣味。洪迈《容斋随笔》卷七称：“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38)
在后人看来，扬雄代表了两汉文学的一个时代。扬雄之前，西汉文学的开创性代表人物是贾谊与司马相如。西汉后期，扬雄是文学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尤其是在文学的“阐理”方面，汉代文人无有出其右者。(39)在刘勰看来，扬雄的文学地位足与贾、马并列。他认为，汉代自王褒《九怀》以下，学《楚辞》者众，然莫能有超越屈、宋之人，唯“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40)这种认识比较符合汉赋发展的历程。另外，在汉赋发展史上，扬雄具有推动汉赋进展的特殊贡献。
在汉代文学史上，扬雄还具有继承先秦并开拓汉代文体的特殊作用。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称：“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41)扬雄的《元后诔》，也是汉代第一篇继承先秦的变体形式之一，故《文心雕龙》有“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的说法。扬雄之前，经学与诸子著作引用《诗》、《书》典故较为平常，但文学作品引用者并不频繁。自扬雄《百官箴》才有所改变。《文心雕龙·事类》称：“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惟贾谊《鹏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42)扬雄的《剧秦美新》虽然是模仿司马相如《封禅文》而来，但这种文体在整个西汉凤毛麟角，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扬雄的文学创作与人格特点，对唐人诗歌创作影响不小。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称：“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况乎扬子云之故地，岩壑依然；宓子贱之芳猷，弦歌在属。”《上绛州上官司马书》有“扬子云之澹泊心窃慕之”之说。杨炯《从弟去溢墓志铭》赞“扬子云吐凤之才”。李白《东武吟》有“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之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有“吾友扬子云，弦歌播清芬”之赞。扬雄的文采风流、个性悲情与澹然超逸，对后世文人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
扬雄学术与文学道路的选择与转向，不仅是其学术思想、个性心理内在作用的结果，也与社会政治的重大变化及学术风尚的急遽转型有关。早在西汉时期，扬雄的学术与文学成就，就得到了时人的赞许，但尚未形成风气。魏晋以降，对扬雄及其著作的研究蔚然兴起，扬雄的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逐渐得到了认可。毫无疑问，扬雄是西汉文学与学术发展进程中最有典型性的个案，对其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如《剧秦美新》的真伪与学术价值问题、关于《太玄》的创作缘由与意图问题、关于扬雄思想发展与变化的历程问题、关于其所言“讽”、“劝”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及文学功用问题，甚至关于其由文学入经学的其他因素的影响问题，等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注释：
①《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3—351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卷数及页码。
②《甘泉赋序》：“奏《甘泉赋》以风。”《河东赋序》：“上《河东赋》以劝。”《羽猎赋序》：“故聊因《校猎赋》以风。”《长杨赋序》：“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③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页。
④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5页。
⑤萧统：《文选》卷七《甘泉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1页。
⑥《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册，第957页。
⑦(11)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⑧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4页。
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572页。
⑩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27页。
(12)《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司马相如之赋“其指讽谏，归于无为”。
(13)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7页。
(14)《北史》卷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331页。
(15)汪荣宝：《法言义疏》，第45页。
(16)(17)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99、277页。
(18)参见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19)《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册，第3300页。
(20)参见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21)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7—178页。
(22)周祖谟：《方言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1—92页。
(23)黄晖：《论衡校释》，第854页。
(24)章学诚：《校雠通义》，见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03页。
(25)章学诚《校雠通义》：“刘向所叙六十七篇，部于儒家，则《世说》《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四种书也。此刘歆《七略》所收，全无伦类。班固从而效之，因有扬雄所叙三十八篇，不分《太玄》《法言》《粤》《箴》四种之弊也。郑樵讥班固之混收扬雄一家为无伦类，而谓班氏不能学《七略》之征；不知班氏固效刘歆也。”叶瑛：《文史通义校注》，第1039页。
(26)《汉书·叙传》：“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
(27)(28)(29)黄晖：《论衡校释》，第864、811、869页。
(30)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一云：“西汉诸儒，扬子云独称识字。”
(31)《太平御览》卷六○六引《西京杂记》记载：“扬子云好事，尝怀铅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俗四方之语。”
(32)《钝吟杂录》卷八：“汉初文字驳杂，至扬子云，压之以《五经》，驱天下之文，尽归之于孔孟。后之文人，不敢乱说，扬子之功也。”
(33)何良俊《语林》卷一一云：“自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四贤，皆有高才，而无显位，乃托意赞之。”
(34)刘熙载：《艺概》，第14—15页。
(35)王充《论衡·佚文》称：“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扬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
(36)《太平御览》卷五八七引桓谭《新论》：“余少好文，见扬子云工赋颂，欲从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之矣。’”
(37)萧统编：《文选》卷四二《与杨德祖书》，第594页。
(38)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39)梁任昉《文章缘起》云：“两汉而下，独贾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骚律，非一时诸人所及。它如相如，长于叙事，而或昧于情；扬雄长于说理，而或略于辞；至于班固，辞理俱失。”
(40)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
(41)(4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94、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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