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深化与扩大的阻力:经济因素还是政治认同?*
贾文华 季哲忱
【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常规欧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英国退欧之后欧盟公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及其影响因素予以了深入的考察。回归结果表明,国家主权及民族文化范畴内的政治认同问题是欧盟及欧元区公众目前不支持欧元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经济因素虽然也对公众的欧元支持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效度远不及政治因素强烈。籍此,欧盟的当务之急并不必然是以统一欧元区预算甚至建构财政联盟为核心的深化改革,坚持既有的一体化水平,抚慰欧盟及欧元区公众因多重危机导致的震荡甚至创伤可能更为迫切。
【关键词】 欧元区;公众立场;实用主义路径;身份认同路径
随着默克尔联合政府的成功组阁,“法德轴心”重塑欧洲的格局基本定型,包括统一欧元区预算等深化改革的方案逐步提上了欧盟的议事日程。① European Commission,“Further Steps towards Completing Europe's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ublications/completing-europes-economic-andmonetary-union-factsheets_en,访问日期:2018年4月5日。 与此同时,欧盟及欧元区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似乎也为拟议中的改革奠定了利好的基础。有必要指出的是,欧洲一体化已经由“许可性共识”(permissive consensus)的精英政治,逐步向公众参与并决定的“大众民主”政治转变。无论是《欧盟宪法条约》被否决,还是“五星运动”等反欧类政党“异军突起”,都是欧盟一体化政治属性转变的明证。就这一意义而言,马克龙建构欧元区财政联盟的倡议,以及容克设立“专项趋同资助”(dedicated convergence facility)以推动欧元区进一步扩容的改革构想,其可能性与可行性不仅取决于国家及超国家层面精英的支持,同时也更多地决定于公众的理解与认可。那么,欧盟公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倾向如何?其背后的核心影响因素究竟有哪些?
一、研究述评
2009年以来,欧盟犹如一列“下行”的过山车,相继跌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民粹主义泛滥的危机以及英国脱欧危机。② 参见王明进:《欧洲一体化之船驶向何方:当前欧盟的多重危机与重大不确定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第28—33页。 国内学术界对上述各类危机予以了高度关注,但从知网的有关数据来看,对欧元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关注度显然超过了其他问题。据粗略统计,2010—2017年国内的核心期刊先后刊发统一货币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论文及评论516篇,年均约64篇,2012年峰值时高达185篇,之后呈逐年递减趋势,但2017仍有8篇论文。从内容上看,国内学界的第一大关注焦点是危机的成因、趋势及应对问题,此类文章多达166篇,其他关注重点包括欧元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变革路径,危机对联盟的整体性影响及改革措施,国别意义上的危机解读与应对方略,以及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等。③ 上述统计结果可在知网高级检索的期刊检索项下采用下述检索条件获得:主题(模糊)为“欧元”并且“债务危机”,来源为“核心期刊”和“CSSCI”,时间为“2010—2017年”,http://www.cnki.net/,访问日期:2018年4月5日。 整体上来看,上述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关涉统一货币及其危机的理论与实证问题。唯一缺漏的是,国内学界基本没有涉及普通民众关于欧元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认知与立场倾向。
Acrobot的模型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mi（i=1，2），表示第i杆的质量，li是第i杆的长度，lci代表从i关节到i杆质心的距离，Ii表示为第i杆相对于质心的惯性，q1表示第一杆相对于垂直向上y轴的角度，q2表示第二杆相对第一杆的角度，τ2是作用在第二连杆上的控制力，g为重力加速度。
与国内的研究状况有所不同,欧美学术界关于公众涉欧认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了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 approach)、实用主义(utilitarian approach)、政府代理说(government proxy argument)以及身份认同(identity approach)等研究路径。① 关于后物质主义等研究路径,详见贾文华:《公众立场与欧盟的未来:基于“欧洲晴雨表”的数据分析》,《欧洲研究》2017年第4期,第76—98页。 有关公众对欧元及主权债务危机认知的研究,更多地延展于实用主义和身份认同研究路径的范畴。
(一)实用主义研究路径
秉持实用主义的学者普遍认为,一体化的经济绩效是影响公众立场的首要决定因素,其对欧盟的认知取向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测算的结果,收益越明显,个体的感知越积极,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② Matthew Loveless&Robert Rohrschneider,“Public Perceptions of the EU as a System of Governance,”Living Reviews in European Governance ,Vol.6,No.2,2011,pp.5-28;Fabio Serricchio,Myrto Tsakatika&Lucia Quaglia,“Euroscepticism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1,No.1,2013,pp.51-64;Danilo Di Mauro,“Is the Honeymoon Over?Explaining Italy's Mass Support and Opposition Towards Europe,”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15,No.2,2014,pp.143-164.在加特纳(Manfred Gärtner)看来,由于公众普遍对国家层面放任的财政政策持消极立场,因此倾向于接受更具稳定性的统一货币。成员国既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越是宽松,公众针对欧元的立场就越积极。③ Manfred Gärtner,“Who Wants the Euro and Why?Economic Explanation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a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Public Choice ,Vol.93,No.3-4,1997,pp.487-510.加贝尔(Matthew Gabel)与卡特哈勒(Karl Kaltenthaler)等也持有近似的观点,认为一国的负债率、通胀率、失业率上升,公众对本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不满程度就会随之增加,因此更倾向于通过货币一体化来克服国家层面的弊端。反之,如果一国的货币相对坚挺且实施较为稳健的财政金融政策,公众对于欧元的认同与支持程度则相对较低,且经济越是繁荣的成员国,公众对经货联盟的接受程度相对越低。④ Matthew Gabel,“Divided Opinion,Common Curren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Support for EMU,”in B.Eichengreen&J.A.Frieden,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Monetary Unification ,2001,Boulder,CO:Westview Press,pp.28-53;Karl Kaltenthaler&Christopher Anderson,“Europeans and Their Money:Expl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Common European Currenc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0,No.2,2001,pp.139-170.
近年来,欧债危机对于公众涉欧认知的影响成为学界新的关注重点。布劳恩(Daniela Braun)等认为,危机明显加剧了经济因素对公众涉欧立场的影响,而欧元区以及经济相对发达国家公众的涉欧立场受影响的程度更加显著。① Daniela Braun&Markus Tausendpfund,“The Impact of the Euro Crisis on Citizens'Support for the European Union,”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6,No.3,2014,pp.231-245.霍伯特(Sara Hobolt)等则认为,危机对公众关涉欧元认知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欧债危机期间,非欧元区国家公众对欧元的支持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欧元区公众对统一货币的支持率并未因危机而减少。在霍伯特等人看来,公众对于统一货币的认可与支持,更多地是基于经济收益的理性测算而非关乎国家主权及身份认同等政治因素的考量。② Sara Hobolt&Christopher Wratil,“Public Opinion and the Crisis:The dynamics of support for the euro”,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2,No.2,2015,pp.238-256.
作为一项学科竞赛，他的实施主要依托于学校和学生这两个主体，其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学生的准备、训练场地主要在学校内部，与外部环境(例如企业)没有关系，这样学校和学生掌握主动权，可以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二是该竞赛以学生为主，学生的选拔首要就是学生根据兴趣自己报名参加，这就保证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在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指导人员全部是所在高校教师，这样就排除了外部人员因素的干扰，而且指导学生参加竞赛对教师的业务能力提高、职称评定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益处，因此，老师也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该项工作中去。
(二)身份认同研究路径
不少学者认为,共同体的一体化并非建立在拥有同一性自我认知的后国家公民(postnational citizens)的基础之上,身份认同因此并不仅仅关涉对欧盟的一般性认知,而是一个触及联盟属性与权能以及国家主权的政治与文化问题。③ Mathieu Deflem&Fred Pampel,“The Myth of Postnational Identity:Popular support for European unification,”Social Forces ,Vol.75,No.1,1996,pp.119-143;Hermann Schmitt&Jacques Thomassen,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Legitima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9,p.256.宏荷(Liesbet Hooghe)等认为,后者对于公众涉欧认知取向的影响更为显著。④ Liesbet Hooghe&Gary Marks,“Calculation,Community,and Cues:Public opinion on European integration,”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6,No.4,2005,pp.419-443;Liesbet Hooghe&Gary Marks,“Does Identity or Economic Rationality Drive Public Opinion on European Integration?”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7,No.3,2004,pp.415-420.安乐姆(Miriam Allam)等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认为公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取决于多重因素:一是经济绩效;二是二战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三是新成员国的部分公众将欧元视为走向成熟民主政治的象征,因此对欧元抱有更加积极的立场;四是公众关于欧元的认知也会受到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对国家主权认同感强烈的公众普遍对欧元持有明显的消极立场。① Miriam Allam&Achim Goerres,“Economics,Politics or Identities?Explaining Individual Support for the Euro in New EU Member Stat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Europe-Asia Studies ,Vol.63,No.8,October 2011,pp.1399-1424.班杜希(Susan Banducci)等则认为,公众对于欧元的立场与其对欧盟的总体支持(dif fuse support)呈正相关关系。一国公众对欧盟的总体支持程度越高,其对统一货币的认同与接受程度也会随之上升,反之亦然。② Susan Banducci,Jeffrey Karp&Peter Loedel,“The Euro,Economic Interests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Examining support for the common currenc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2,No.5,2003,pp.685-703;Susan Banducci,Jeffrey Karp&Peter Loedel,“Economic Interest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he Euro,”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6,No.4,June 2009,pp.564-581.
欧债危机同样也成为秉持身份认同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库恩(Theresa Kuhn)等认为,欧盟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举措,完全超越了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的范畴,并改变了以往经济治理形成的利益结构:一是危机应对举措的受益者不再是传统的一体化红利的获得者;二是危机期间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范畴内的经济治理,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统一货币的支持模式。③ Theresa Kuhn&Florian Stoeckel,“When European Integration Becomes Costly:The euro crisi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economic governance,”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1,No.4,2014,pp.624-641.贝克特尔(Michael Bechtel)等也从危机处置的角度否定了实用主义的利益测算理论主张,认为德国倾全力救助欧债危机更多地立足于利他主义与世界主义(altruism and cosmopolitanism)理念,而德国国内围绕救助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并不局限于实际利益的考量,双方冲突的根源在于经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根本对立。④ Michael Bechtel,Jens Hainmueller&Yotam Margalit,“Preferences for International Redistribution:The divide over the Eurozone bailout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8,No.4,2014,pp.835-856.
欧洲一体化迄今为止的绩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构了保障资本、商品、人员、劳务等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二是形成了非特殊情况无内部边界检查与管控的申根机制;三是建立了实施单一货币的欧元区。统一大市场更多地属于消极一体化的范畴,即通过去规制化(deregulation)等打开相互封闭的国家市场,因此得到了精英与民众的普遍认同与支持。《申根协定》的有效性及合理性尽管在此轮难民危机中不断遭到质疑,但申根意义上的去边界化安排依然属于消极一体化的范畴,不仅国家领土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而且再边界化无论从法律规范还是可行性的角度来看均可随时得以实现。
由于地域风情的迥异，与家乡不同的自然与物质文化环境给留学生带来了最直接的地方感知，在相互作用下，形成了留学生对地方气候、设施、饮食等的满意度；良好的社交环境可以带来美好的回忆，留学生与社交环境的正向作用，可以使其产生对地方的依恋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对地方功能(高校的教育功能、城市的生活功能等)的体验加深，能够不断形成和增进留学生的地方认同。因此，地方满意度、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是留学生地方感的3个维度。
回溯上述两大流派的争论不难发现,双方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公众关涉欧元立场的决定因素究竟是物质意义上的利益考量还是观念意义上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应该说,两者的观点与结论虽然针锋相对,但都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源在于欧洲一体化本身即为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动态演进过程。就这一意义而言,今天证实的某一个理论归结与发现,并不排除在明天的一体化实践中证伪的可能性。需要补充的是,上述各种研究结论更多地立足于2013年以前的数据资料得出。那么,欧盟公众在经历了2015年以来几近失控的难民危机以及极具震荡效应的英国脱欧危机之后,其对欧元的认知与立场究竟呈现出何种新的变化?并受制于哪些影响因素?这些将是本文接下来要集中探究的问题。
二、研究假定、数据与变量
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进行数据核对。若有分歧，进行协商并达成共识。提取资料的内容包括：（1）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题目，第一作者，发表年限等；（2）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如性别、年龄范围等；（3）疾病特征：骨折部位、骨缺损的长度范围、是否合并感染、占位器放置时间、占位器中添加抗生素情况等；（4）骨缺损愈合情况：骨折最终是否愈合，愈合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
与此不同,统一货币的建构更多地属于积极一体化的范畴,在促进欧元区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稳定性以及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也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一方面,经货联盟成员国丧失了独立发行货币及确定汇率等经济意义上的主权权利;另一方面,成员国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主动或被动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但巨大的经济与制度成本客观上剥夺了退出的权利。欧元因此既是一个经济与金融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涉国家主权的政治与文化问题。欧债危机期间的各种救助举措,对成员国特别是受援国财政与金融的独立性造成了进一步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公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取向及其作用因素,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复杂化与多样化的流变趋势。
3.控制变量。上述自变量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原因。一方面,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及加贝尔等均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年富力强等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优厚的人群,对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立场。② Ronald Inglehart,“Changing Value Priori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10,No.1,1971,pp.1-36.诺里斯(Pippa Norris)则较为注重媒体的影响,认为当新闻媒体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时,便能够影响民众对某一议题的态度。① Pippa Norris,“Did the Media Matter?Agenda-Setting,Persuasion,and Mobilization Effects in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British Politics ,Vol.1,No.2,2006,pp.195-221.另一方面,有关公众涉欧认知的量化研究,一般均将性别也纳入考察的范畴。为免除以上因素的干扰,本文将教育水平、年龄、媒体因素及性别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了考察范畴。
其次,秉承身份认同研究路径得出的结论,同样也与经验层次的结果存在差距。① 鉴于关涉身份认同的问题始于2013年的“常规欧洲晴雨表”,本文仅能依据截止到2016年底每年两期问卷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2013年上半年,欧盟28国只认可国家身份者及反对欧元者的占比均为39%,到2016年下半年国家身份认同者的占比降至37%,但反对欧元者占比则降至33%。欧元区的差异化趋势更加显著。2013年上半年欧元区19国的国家身份认同者占比为37%,2016年下半年仅下降了1%,但欧元区同期内反对欧元者的占比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与前述的情况不同,差异化程度最小的流变趋势出现在非欧元区国家。2013—2016年间,9国内秉承国家身份认同者的比重始终维持在40%至44%之间,反对欧元者的占比也保持在51%至56%之间。② European Commission,“Standard Eurobarometer,”71-86(2009—2016).
媒体的使用也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来自于EB86.2中的问题(QE3.1):您能告诉我您在何种程度上________?该问题包括观看电视、阅读报刊及使用网络资源等多种媒体使用方式,根据受访者对每一种媒体的使用频率,形成了一个四梯度的媒体使用指数(media use index):(1)无;(2)低;(3)高;(4)非常高。③ 原始数据选项的排列顺序为:1.非常高;2.高;3.低;4.无。为便于理解数据回归结果,本文对选项的顺序进行了调整。
艏摇方向上，两种锚链断裂工况下，运动出现较大响应。在此运动响应将极大地影响风机的运行，对风机的对风效果产生较大影响，影响风机系统的正常运行。工况2下，平台艏摇方向发生最大值为11.08°的旋转。主要原因为单根锚链发生断裂，风机平台系统受到不对称约束力，在单方向荷载作用下，平台整体受力不对称，在艏摇方向发生转动。当3# & 1# 锚链断裂时，最大值为3.31°。较1# 锚链单独断裂响应幅值减少了70.1%。主要原因在于1# & 3# 锚链在与风浪荷载垂直方向对称分布，同时断开1# & 3# 锚链时，平台受到对称的荷载效应，减小了平台的运动响应。
(一)研究假定
里塞(Thomas Risse)认为,统一货币直接关涉公众基于国家主权的身份认同问题,忽视这一点等于无视欧元在欧盟政治及文化领域的重要影响与寓意。③ Thomas Risse,“The Euro between National and European Identity,”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0,No.4,2003,pp.487-505.马斯特(Sara De Master)等则认为,民众对于欧盟一体化所促动的政治转型的认知,更多地立足于对异族文化的拒斥,国家往往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载体。秉承排他性国家身份认同的人群,对外国人及异族文化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情绪,因此对欧盟持有相对抵触的立场。④ Sara De Master&Michael Le Roy,“Xenophob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2,No.4,2000,pp.419-436;Lauren McLaren,“Public Support for the European U-nion:Cost/benefit analysis or perceived cultural threat?”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4,No.2,2002,pp.551-566.塞迪斯(John Sides)等在进行跨国比较的基础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公众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更多地受到了超越现实利益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其排外情绪源自对自身文化及国民身份同一性的顾虑。⑤ John Sides&Jack Citrin,“European Opinion about Immigration:The role of identities,interests and information,”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7,No.3,2007,pp.477-504.籍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来验证身份认同因素对民众涉及欧元立场的影响:假设1a:国家主权因素对欧元的认可与支持存在影响,国家身份认同感强的公众对欧元持有更加消极的立场;假设1b:文化认同因素对欧元的认同程度存在影响,更加认可其他成员国文化与价值观的民众对欧元的支持度相对更高;假设1c:移民因素对欧元支持度存在影响,对移民越少排斥的民众对欧元的认可度越高,反之亦然。前述的班杜希认为,尽管公众对欧盟的总体支持作用相对更加显著,但经济因素在研究公众涉及欧元的立场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① Susan Banducci,Jeffrey Karp&Peter Loedel,“Economic Interests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he Euro,” 加贝尔等的研究结论则更加突出了经济因素的作用,认为欧洲一体化的经济绩效是影响公众立场的首要决定因素,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认知取向,更多地决定于个体所拥有的不同收入水平、从业技能等因素。收益越高,对欧盟及一体化的立场越积极,反之亦然。② Matthew Gabel&Harvey Palmer,“Understanding Variation in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27,No.1,1995,pp.3-19;Matthew Gabel,“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ass Politics:Market Liberalis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in the European Un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2,No.3,1998,pp.936-953.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曾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的最主要的两大趋同标准,因此成为研究经货联盟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前述的加特纳及加贝尔等均发现,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与公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存在相关性。历史上财政政策相对宽松以及债务规模较大的国家,其公众涉及欧元的立场倾向更加积极,而且公共债务规模越大的国家,支持欧元的公众所占比重相对越高,本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来检验经济因素对公众关于欧元认知的影响:
假设2a:个人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对欧元的支持度相对更高,反之亦然;假设2b:职业状况较好的人群对欧元的支持度相对更高,从事简单劳动及失业者对欧元持有更加消极的立场。假设2c:认为削减债务非常重要的民众对欧元的支持程度相对更高。学者们普遍认为,宏观经济因素与公众个体的涉欧认知存在相关性,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公共债务以及区域内贸易依赖度等,③ Richard Eichenberg&Russell Daltion,“European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e Dynamics of Public Support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No.4,1993,pp.507-534;Christopher Anderson&Karl Kaltenthaler,“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European Integration,1973-1993,”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No.2,1996,pp.175-199.而且这些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公众涉及欧元的立场产生影响,④ Karl Kaltenthaler&Christopher Anderson,“Europeans and Their Money:Expl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Common European Currency”. 本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以检测宏观经济因素的作用:假设3:宏观经济形势趋好、通货膨胀率降低以及欧盟内贸易依赖度提高,公众对于欧元的立场相对更加积极,反之亦然。
3.1.3 直肠指检 引入前列腺指检模型，模拟感受前列腺中央沟消失、肿瘤变硬。通过超声弹性成像图可显示前列腺内的硬度变化。
(二)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包括个人/微观和国家/宏观两个层面。有关个人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常规欧洲晴雨表”第86.2期(以下简称EB86.2)的调查问卷。“常规欧洲晴雨表”是“欧洲晴雨表”框架内持续性与稳定性最高的一类民意调查,由欧盟委员会主导,自1974年开启以来每年进行两次,从未中断过。
共享价值观的认同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来源于EB86.2中的问题(QD8):在您看来,欧盟成员国在价值共享方面________?受访者可选择的答案为:(1)非常接近;(2)较为接近;(3)差距较大;(4)差距非常大。
宏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主要包括欧盟28国GDP年度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联盟内贸易依赖度等宏观经济指标。鉴于EB86.2中包含了关于失业、财政赤字及债务的问题,且问卷的结果更加贴近受访者个人的立场倾向,宏观层面因此未包括失业率、预算赤字及公共债务方面的数据。
1.因变量。统计分析的因变量是公众对欧元所持的立场,这是一个微观层次的二分变量,来自EB86.2中的问题(QA17.1):请问您支持还是反对拥有单一货币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即欧元?备选答案有三种:支持;反对;不知道。为便于分析,本文对“不知道”做了删除处理,将“反对”标识为(0),“支持”标识为(1)。① 下文的有关答案均作了类似的标识,且涉及到“不知道”或“拒绝回答”的选项时,本文全部做了删除处理。
此外，“益友会亦于岁首（1907年）中旬，假座张园演剧，并商请开明会助演，益足增进观者兴味。所入约三百金，悉数助赈”[2]54。
身份认同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EB86.2中的问题(QD3)是:您认为您自己是________?供选答案分别为:(1)欧洲公民;(2)欧洲公民和国家公民;(3)国家公民和欧洲公民;(4)国家公民。② 原始数据选项的排列顺序为:1.国家公民;2.国家公民和欧洲公民;3.欧洲公民和国家公民;4.欧洲公民。为便于理解数据回归结果,本文对选项的顺序进行了调整。
2.自变量。个人/微观层面自变量的数据,全部来源于EB86.2中的有关问题,具体包括身份认同、共享价值观的认知、对移民的态度、经济处境、从业状况、对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的立场等六个类别。
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以及英国脱欧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不仅使欧盟一度陷入了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危机之中,同时也对公众的涉欧认知与信任造成了激烈的冲击。EB86.2是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在“常规欧洲晴雨表”框架下开展的首期问卷调查,具体的调查时间为2016年11月,主要问卷对象为欧盟28国的公众,个体层面的样本总数为32896个,经过处理后的有效样本总数为19287个,其中欧元区19国的有效样本数为12962个。
对移民的认同也属于有序分类变量的范畴,EB86.2中的问题(QB4.1)是:提及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移民时,您的感受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备选答案为:(1)非常积极;(2)比较积极;(3)比较消极;(4)非常消极。
经济处境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来源于EB86.2中的问题(QD60):过去一年里,您是否觉得在月末支付每月账单时面临困难?受访者有三个选择:(1)几乎没有/没有;(2)有时候;(3)经常。① 原始数据选项的排列顺序为:1.经常;2.有时;3.几乎没有/没有。为便于理解数据回归结果,本文对选项的顺序进行了调整。
从业状况属于无序分类变量的范畴,源于EB86.2中的问题(D15a):您现在的职业是什么?可供受访者选择的从业类别较为详细,从料理家务到非技术类体力从业者多达17个种类。为便于分析,本文将问卷中的从业种类合并为六大类:(1)主动失业人群;(2)被动失业人群;(3)农业从业人群;(4)专业与经理人群;(5)行政服务人群;(6)非技术从业人群。对于无序分类变量,首先需要进行哑变量(dummy variable)处理。并且为避免哑变量间的完全线性关系,同时也考虑到本文着重探究的问题,在具体的模型操作中仅纳入了(2)、(3)、(4)、(5)、(6)五种从业类别。
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是一个有序分类变量,EB86.2中的问题(QC2.1)是:请告诉我您对以下表述完全赞同、倾向于赞同、倾向于不赞同、完全不赞同:采取措施削减(我国)的公共赤字与债务刻不容缓。备选答案为:(1)完全赞同;(2)趋向于赞同;(3)趋向于不赞同;(4)完全不赞同。
国家/宏观层面的自变量包括:2016年欧盟28国GDP年度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物价年度增长率HICP:%);联盟内贸易依赖度(成员国欧盟内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比重:%)。前两个变量的数据直接取自欧盟统计局,欧盟内贸易依赖度的数据是将成员国的欧盟内进口与出口占该国总进口与总出口的百分比进行平均后得出。
首先,实用主义者既有的研究结论并不能得到经验层次的完全验证。以“常规欧洲晴雨表”(Standard Eurobarometer)中经济困难者所占比重为例,2009年欧盟28国经济困难者人口中的占比为11%,欧债危机重度发酵的2012年、2013年间曾上升至14%,2016年又回落至11%,但反对欧元者的比重却由2009年的28%上升至2016年的33%,增加了5个百分点。两者的差异化流变趋势在非欧元区体现得更加明显。2009年经济困难者占比为10%,2016年回落至8%,但反对欧元的占比则由2009年的37%一路攀升至2016年的55%,上升了18%。尽管两者在欧元区的差异化流变程度最小,但仍然体现出一定的非同向性。① European Commission,“Standard Eurobarometer,”71-86(2009-2016),http://ec.europa.eu/commfrontoffice/publicopinion/index.cfm/Survey/index#p=1&yearFrom=1974&year To=2016&search=standard eurobarometer,访问日期:2018年4月5日。
个人/微观层面控制变量的数据,全部来源于EB86.2中的有关问题和选项。教育水平总体上属于无序分类变量的范畴,源于EB86.2中的问题(D8):您多少岁时停止接受全日制教育?备选答案为:(1)15岁以下;(2)16—19岁;(3)20岁以上;(4)在读;(5)未接受过全日制教育。在对数据进行哑变量处理后,同时也考虑到本文着重探究的问题,在具体的模型操作中仅纳入了(1)、(2)、(3)、(5)四类受教育情况。
年龄属于有序分类变量的范畴,源于EB86.2中的问题(D11):您多大岁数了?受访者的答案被划分为六个类别:(1)15—24岁;(2)25—34岁;(3)35—44岁;(4)45—54岁;(5)55—64岁;(6)65岁以上。
1.3.3 确定靶区 GTV为影像学上显示的转移肿瘤大小，临床靶体积(CTV)是GTV左右、前后分别外放0.4～0.7 cm，上下分别外放3～5 cm，在依据解剖屏障来调节；PTV为CTV外放0.6 cm；勾画两侧肾脏、脊髓、肝脏、双肺和心脏等保护脏器。
对媒体的信任属于有序分类变量,来自于EB86.2中的问题(QA8a):请告诉我您对下述的媒体及机构倾向于信任还是不信任?该问题涉及的媒体形式包括纸媒、网络、电视、收音机等,并根据受访者对每一种媒体的立场取向,形成了一个三梯度的媒体信任指数(media trust index):(1)低度信任;(2)中度信任;(3)高度信任。② 原始数据选项的排列顺序为:1.对媒体高度信任;2.对媒体中度信任;3.对媒体低度信任。为便于理解数据回归结果,本文对选项的顺序进行了调整。
要提高生产技术，优化生产结构，以更先进的技术来降低成本，提高原料的利用率以及废料的二次回收率，降低成本的同时注重更高的经济收入，由此企业的积极性就会提高，这也就进一步促进了机械自动化的发展。
从上述考察不难看出,实用主义与身份认同研究路径各有其局限性。前者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针对欧元区的研究,而后者的精准性更多地反应于非欧元区民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籍此,本文将在统筹两种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定及选取数据与变量,以便更加趋近难民危机与脱欧危机之后公众关涉欧元的立场取向。
性别属于二分变量,源于EB86.2中的性别选项(D10):(1)男;(2)女。另外,宏观/国家层次也设定了一个哑变量范畴内的控制变量:(0)非欧元区成员国;(1)欧元区成员国。
三、研究方法与经验发现
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计量回归研究方法,计量软件为HLM6.08,模型包括微观/个体和宏观/国家两个层次,其一般形态如下:
本文依据多层模型的一般研究路径,首先进行零模型(null model)的评估。经验上,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越大,说明2层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当这一数值大于0.05时,有必要进行多层模型分析。① Ronald Heck,Scott Thomas&Lynn Tabata,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Modeling with IBM and SPSS (second edition),Routledge,New York,2014,pp.89-90.本文零模型计算得出的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欧元区19国0.08;欧盟28国0.225。有鉴于此,本文使用多层模型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1: 本文设置了四个多层模型,其中模型1和3为剔除了控制变量的模型,模型2和4为包含了个体与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完全模型。如表1所示,媒体、年龄以及是否为欧元区国家等因素,对公众关涉欧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影响,对其控制后的数据结果显然能更精准地反映核心自变量的作用效度,下文的回归分析因此将聚焦于包含控制变量的完全数据模型。
表1 2016年11月欧盟及欧元区公众针对欧元的立场及其影响因素
(续表)
比较模型2和4不难发现,前者较后者含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模型2宏观层面的自变量均不显著。尽管模型2的零模型检验值超过了0.05,但0.08的组内相关系数,实际上反映出层2组别的变异对结果变量总变异所具有的影响远不及模型4,可能的原因是欧元区国家在宏观层面对欧元支持度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与此同时,欧元区宏观层面的样本量仅为19,这显然也成为模型2宏观层次三大变量均不显著的重要原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模型2与模型4微观层次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总体作用方向,以及依据影响系数大小形成的作用次序都是一致的。差别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型2中显著的非技术类从业人群在模型4中不再显著,但影响方向并未发生变化;二是模型2中微观层次自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均略高于模型4,但鉴于绝大多数变量的影响方向及作用次序在两个模型中都是一致的,据此推导出的研究结论也必然不会有实质性差异。籍此,下文关于回归结果的分析将主要围绕模型4展开。
由表1可见,前文假设1中的三个子假设均得到了回归结果的证实。国家主权与民族文化认同感强以及对移民持抵制立场的人群,均与欧元的支持度存在负相关关系。从变量的影响系数来看,对国家主权的依赖与认同是排斥欧元的首要影响因素。但是,回归结果总体上也证实了假设2中的三个子假设。表1的结果表明,经济处境困难人群、失业者以及对公共债务与赤字相对冷漠的人群,更倾向于排斥欧元。另一方面,宏观层次GDP及贸易依赖度的显著性也证明了经济因素的作用效度。经济形势趋好及联盟内贸易依赖度上升,可能会对公众涉及欧元的认知与立场产生积极的影响。
相关文件中提到，企业内部审计的支持可以达到强化组织道德文化建设的目的，开展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能够帮助企业构建起同企业法律法规相契合的文化制度。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并提供企业内部成员的专业技能，需要对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形成全面认识，不仅需要进一步构造具有经济等专业知识的内部审计队伍，还需要进一步构造具有遵守职业道德的内部审计队伍，进而满足企业有序开展审计工作的需要。
上述多样化的作用因素,尽管相对客观地反应了公众关涉欧元认知的复杂性,但模型4的回归结果同时又体现了公众立场倾向一定意义上的有序性。从微观层面核心自变量的影响强度来看,排名前三位的是政治范畴内的国家身份认同、共享价值观以及移民因素,影响系数分别为-0.532、-0.466、-0.337。微观层面经济范畴内核心自变量的作用按影响系数依次为经济处境-0.287,被动失业人群-0.172,债务与赤字-0.080。由此不难看出,公众关涉欧元的消极立场尽管不能排除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核心作用因素仍然是政治范畴内的国家身份与价值观认同。
另一方面,微观层面其他变量的影响状况同样体现了实用主义有效性的相对下降。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见,专业及经理人群、教育等实用主义传统上所倚重的核心因素均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丰厚的人群,对欧元及经货联盟的支持程度不再像以往那么高。年龄因素的影响方向则进一步凸显了实用主义解释力的有限性。由模型4可见,公众的年龄与其关涉欧元的立场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青年群体对欧元的支持程度相对更低。当然,实用主义也并非完全失去了解释力。GDP及贸易依赖度的显著性及其影响方向均表明,宏观经济因素依然会对公众涉及欧元的立场产生影响,而且欧元区公众对于欧元的立场,较非欧元区整体上更加积极。
结束语
英国脱欧尽管一度使欧盟面临解体的风险,但同时也为一体化“上行”进程的重启创造了条件。历史地看,法国、德国、英国作为长期主导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三驾马车”,大体上代表了左、中、右三种发展路向。英国的退出因此不可避免地增强了法国的权重以及欧盟一体化深化的左倾化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东道国军队、警察、司法机关及其他相关机关做出的加害行为，经国家授权行使国家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由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官方当局不存在或缺席的紧急情况下实际行使国家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获得成功的叛乱运动或其他运动的行为，经一国确认并当作其自身行为的行为，等，可视为国家实施的加害行为，由东道国国家承担责任。具有个人行为性质的社会骚乱、恐怖主义和当地恶性治安事件，国家不承担责任，除非国家机关未尽到“合理谨慎”的防范义务或者存在“拒绝司法”的情形。
然而,欧盟内崇尚政府间主义路径的显然并不局限于英国。坎普斯(Nauro Campos)等依据所建构的国家聚合指数(country core-ness index)将欧盟国家划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同质化逐步提高的核心国家群;二是同质化逐步下降的边缘国家群;三是介于两者间由英国、丹麦、瑞典、西班牙构成的混合国家群。坎普斯的检测结果表明,西班牙发生了趋向于核心的渐进式转变,瑞典则经历了趋向于外围的边缘化演变,英国更多地体现出动态性与模糊化的流变趋势,长期游离于核心和边缘国家群之间。① Nauro Campos&Corrado Macchiarelli,“Core and Peripher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Bayoumi and Eichengreen 25 Years Later,”Economics Letters ,Vol.147,Oct.2016,pp.127-130.如果说坎普斯等的上述三分结构,相对客观地反映了欧盟向心力与离心力同步强化的现状,那么当务之急并不必然是满足核心群体诉求的深化改革,抚慰边缘与混合国家群因多重危机导致的震荡甚至创伤可能更为迫切。
本文的经验研究实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英国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欧盟从此可以不受制约地强化左倾化的一体化进程,疑欧主义情怀亦然将是欧盟及欧元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主要挑战。一方面,非欧元区公众反对欧元的占比长期保持在约50%以上;另一方面,欧元区国家反对欧元的占比虽然相对较低,但2009—2016年间的平均值仍然高达26%。更为重要的是,关涉公众反对欧元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不易发生改变的国家主权与民族文化范畴内的政治认同。由此不难推断,马克龙立足于欧元区的深化改革倡议,尽管得到了默克尔等的认可,并且也获得了图斯克及容克等依托于联盟制度资源的鼎力支持,但财政联盟的建构抑或一位名实相符的欧盟财长的到来,并不必然能够完全杜绝其他成员国特别是处在边缘的成员国步英国的后尘。
【作者简介】 贾文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季哲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88)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1.001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1-0003-15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的欧洲一体化研究”(批准号:12BGJ021)的相关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9-12】
【责任编辑: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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