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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论”让家族企业纷纷“从良”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家族企业一直被国人用“原罪”的眼光看待：家族企业的发家时期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有些手段未必是很光明正大，这是最不利于社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家族企业最方便做一些灰色的、需要内部保密的事情。很多非家族企业干不下去都是因为某些事情大家反目了，企业内部的秘密被公开，甚至这种秘密可能根本就不触犯法律，但是也像个定时炸弹，一旦秘密被公开之后对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但如果是家族企业，则很少会有兄弟、父子互相揭短的，因为冒着触犯整个家族利益的风险将这种不利的事情说出去实在得不偿失。血缘是最强有力的保持一致性的、保持团结的因素。因此，家族企业更容易干一些不易暴露的事情。
甚至，香港著名学者郎咸平把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到了家族企业身上。他说，1950年的菲律宾是亚洲最进步的国家，可现在家族势力联手席卷全国财富，致使现在世界各地都是菲佣。1997年的泰国，亚洲金融危机，家族企业欠花旗银行的私人债务最后全部转为国债，他们所欠的债务直接由全体大众来承担。
就连没有预见到自己的公司会消失的安达信公司首席总裁普罗地纳也较早断言“家族式企业迟早要消失，也许就在第三、第四代”。
权威的语言，不容质疑的定论，让习惯了迷信权威、还没摸透市场经济脾气的国人闻听了这些判断，在还未弄清或者说还未来得及学习什么叫“自己经济或自己操纵”时，就被吓呆了。再加上可以追溯的传统嫡出、庶出的惯性思维，家族企业以“私生儿”、“庶出”的身份不被国人同国企“一视同仁”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10年前家族企业的老板想的问题是如何做大生意，5年前家族企业的老板想的问题是如何争取到政治地位，今天家族企业的老板想的问题是如何让企业上市。正因为他们想努力淡化家族的味道，上市刚好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上市”就成了家族企业“从良”的路，承担了家族企业老板们太多的希望。
许多的家族企业在表达上市意愿的时候，除了实现融资，说得更多的是：“我们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的管理要更规范，我们的市场要国际化……”这些企业要抛掉家族企业在人们传统认识中“野路子”形象的迫切心情昭然若揭。
“庶出”的孩子当不了家？
尽管家族企业急忙忙要改变人们心目中“庶出”的印象，成为带“国字号”的、“公众的”，再也不让人们有“怀疑”的目光，能成吗？
现在，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更多的声音则是在发出疑问：从负面角度来分析这些被称为“家族”、“类家族”和“系”的企业。其流通股的市价高达几十亿元之巨，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因而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家族企业对市场的控制也值得警惕。
许多人仍不认为实现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企业就真的变成主流企业了。民营企业虽然解决了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但是所有者（经营者）的道德风险仍然存在。
有人言之凿凿地表示家族企业是另一类的一股独大，比国企的一股独大还可怕：在去年上市的几家家族企业中，家族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比例，已经远远超过目前国内11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这种过分集中的股权结构，本身就不符合现代企业所要求的股权分散的趋势。
家族企业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看来，“从良”与“脱胎换骨”还很难让人等同起来。
在中国仅仅生存发展了20多年的新家族企业，承接了几乎200年来各类型企业的弱点和罪状。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天这个程度，家族企业的种种弱势地位更多地是来自于它的“庶出”身份，它的话语权的缺失。这是与国有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先天不足”之处。
有了这个先天不足，家族企业当然就病处多多了。
但国有企业就不一样。它是“嫡出”，“嫡出”的身份就意味着长大后要接管“家业”、当家作主，发扬光大的责任就落在了它的身上，所以，它从小受到“大人们”的宠爱就理所当然了。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位列世界500强阵容中的中国企业名单，看一看中国在境内境外上市的超级大盘股名录就知道了。
因为这种“嫡出”的身份，这些国有大企业“防风抗灾”的能力当然是外国企业甚至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一些人就真的弄不明白，像安达信、世界通信等美国这样的大企业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这些企业不是美国经济的“脊梁”吗？
这就是国有企业与家族企业的中国特色。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周围的一些人有剪不断的国企情节，还有强烈挥之不去的家族阴影心理存在。
上市是惟一的出路吗？
就像50年代人们爱说自己是贫下中农，80年代人们爱说自己是大学生一样，在社会的不公正视线中，家族企业也在努力“改头换面”。
中国家族企业改革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争取让市场认可家族企业；二是让社会和政府认可家族企业。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专家学者们为这些家族企业指明前进方向，家族企业要继续生存发展，只有两条路：上市或被大企业并购，即“选择家族企业还是现代公司”。
不可否认，上市和被并购的发展途径，确实是一部分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的良方，但是不是说，家族企业真的只有上市或并购这两条路可走？
现代公司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对所有者来讲，自然会面临一个代理成本问题。
在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看来，一个企业选择家族模式还是选择现代企业制度，应该考虑五个因素。
一是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不是很大，凭家族的能力和经验完全可以驾驭，就没有必要实行两权分离，增加代理成本。
二是产业特点。企业产业集中，在这方面做起来轻车熟路，用家族式管理就完全可以。但如果企业的产业分散，呈现多元化，家族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就应该请外人。
三是对人力资源的依存度。如果依存度小就可以坚持家族式。
四是外部环境。一个地区内分工细，企业不需多元化做大，那么就可用家族式管理。
五是家族对市场的可控性。
“家族制模式已经严重制约着企业发展的，就不要死死守着家族制不放。有些企业采用家族制模式本来很好，企业不应强求升级，”钟朋荣强调，“没有必要为赶时髦而人为地把它变为所谓的现代化企业制度。”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东方更强调关系，这是中国的特点。家族在传统中国是文化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中国几千年的家文化，正是中国家族化企业生长的土壤。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家族企业不如现代企业是片面的。决策风险、道德风险和权利交接风险是传统产业性命攸关的三大风险。而在这三个方面，家族化企业往往解决得更好。
对于决策风险，家族企业做大后，如引进现代企业的董、监事会制度，坚持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高比例制，并推行积极股东运动，可以较好地化解决策风险，而至少在目前，上市公司董、监事会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决策风险就会是无限大。对于道德风险，家族化企业确实可能行贿，但受贿行为会在一定程度被自身遏制，因为那是私产，多年打拼来之不易的。至于权力交接风险，这对家族企业确是个老大难问题，但比起国企的行政命令，政府干预，风险还是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社会信用极其不发达的条件下，家族企业这种源于族亲关系的信任代替了不完善的社会信用，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家族信用文化。
因此，至少在中国现实的特殊条件下，家族企业这种低成本的企业结构的合理性是必然的。
编后：现代企业制度遮住了现代人的眼睛，这不应是如今年代的一个特征。但我们确实看到了，尽管人们一次次地被所谓的现代企业所刺痛，可仍有些人坚持蔑视古老、亲切的家族企业。在他们的眼中“家族”两字的背后总像藏着一个封建的荒冢……所以，走出家族制的企业越来越赢得了阵阵掌声。美国90%的企业是家族企业，英国70%的企业是家族企业，那么，为什么我们非要走出家族企业这座“堡垒”，看重家族企业“庶出”的身份，作出传“嫡”不传“庶”的决定，为什么就不能“一视同仁”？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