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隐逸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逸论文,思想论文,潘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标榜闲适，崇尚清静，是魏晋之际士大夫的普遍习尚，当时许多文人都写了向往田园乡居、山林隐逸的作品，如陆机的《招隐诗》、《应嘉赋》，陆云的《逸民赋》，成公绥的《啸赋》等。而其中独树一帜的，当属潘岳的《闲居赋》。该赋词工句丽，宛转流畅，尤为突出的是通篇充满了飘然出世的高远之致。可是由于史书所载潘岳人格低下，热衷仕途〔1〕，后人十分怀疑这篇赋的真实感情， 特别是其中的隐逸思想，似乎更令人难以接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代的元好问，其《论诗》感叹道：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
毫无疑问，这是对《闲居赋》中流露出来的隐逸思想的讥诮，认为潘岳矫作高情，以掩饰他那热衷仕途、奴颜婢膝的丑行。可是矫情做作、自欺欺人的人能写出如此情文并茂、格调高雅的作品吗？为圆此一说，有人又把刘勰赞美潘岳才思敏捷的一句话——“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文心雕龙·体性篇》）——作为一条理由，来证明潘岳的表里不一，谓之“正以禀性轻敏，故能辞无不可”〔2〕。 仿佛潘岳仅凭那敏捷的才思，明净的文辞，流畅的气韵，便把满肚子利禄功名之恶念掩饰得不露形迹，而写出标榜清高，名动千古的《闲居赋》来。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一
仕与隐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别无选择的两条生路。尽管魏晋之际各种思想风起云涌，严重冲击了儒家的正统观念，但儒家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却始终普遍地蕴含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系统。作为自我实现的一条途径，求达，几乎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本能追求。而现实的严酷，又往往令其处处碰壁。官场受挫，心灰意冷之余，田园逍遥，山野游乐，便独具一番吸引力。现实不得便入虚无，虚无之后又归现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自我调节系统。陶渊明可谓隐中之尊者，可他也不是生而就隐的，而是在“大济苍生”之宏愿受挫后，才成为击壤自欢、自娱天乐之至人的。即便如此，其归隐后所作的《读山海经》、《咏荆轲》、《述酒》等诗，依然可见其对政事的关注。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3〕我们是不是因其留心政事就否定他的“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等飘然出尘的诗句〔4〕，而目之以矫情，斥之以虚假？ 归隐高致如陶渊明者，尚不能完全超于现实，对于功名心本来就很强的潘岳来说，又岂能免俗呢？
潘岳实在也是一个热衷功名利禄的人，求达的行为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可是结果如何呢？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5〕从这低沉惨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潘岳的政治生涯相当坎坷，几乎没有真正地春风得意过。特别是那些血腥残酷的政治倾轧，更让潘岳体会到宦海风云的可怕。《西征赋》中所谓“危素卵之累壳，甚玄燕之巢幕，心战惧以兢悚，如临深而履薄”，正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西征赋》是潘岳西任长安令的途中所写，距杨骏被杀之事已一年有余，可潘岳胆战心惊的情形犹跃然纸上，足见其事对他的刺激之深。而且，在西任长安令的旅程中，心爱的幼子夭亡，这一不幸，亦使潘岳受到相当的打击。政局的动荡，仕途的艰险，家门的不幸，这一切确实让潘岳心力交瘁。入世之情既薄，出世之念顿生，归隐的思想便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写成的《闲居赋》，当然溶入了潘岳的真情实感，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他矫情？
闲居洛阳这一年（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 确实是潘岳一生中思想最为消极的时期，此时产生隐逸思想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我们从和《闲居赋》作于同一年的《金谷集作诗》得到了印证。本年石崇被任命为征虏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大会文士于其别庐——金谷园，潘岳、刘琨等才学之士都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各赋诗以叙中怀。潘岳在会上作了一首《金谷集作诗》，其中有“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石分寄友，白首同所归”之句，本来是士大夫欢饮达旦的游乐盛会，潘岳却写不出那种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欢乐气氛，而不自觉地流露出好景不常、盛时难再的落寞与凄惶。这种“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式的预感，表明诗的气氛和诗人的心境是和谐统一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潘岳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隐逸的成分，那种“见其迹恬静而心躁竞也”的说法〔6〕， 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
有人认为，潘岳虽然在《闲居赋》中说要守拙归田，但那一年他比以往更热衷于官场奔趋〔7〕， 这似乎也成了一条否定潘岳隐逸思想的力证。
所谓“更热衷于官场奔趋”，史书无从看出。但潘岳的确没有归隐，而且确实和贾谧往来，并作了《贾充妇宜城宣君诔》、《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次年（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为著作郎， 转散骑常侍，迁给事黄门郎，得到了十分清要的职位。表面看来，这是潘岳一生中政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正因为这样，后人才会认为他在此之前“热衷于官场奔趋”，否则怎么会得到如此清要的职位呢？这种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我们不妨作一番分析。
本年陆机由吴王郎中令入为尚书中兵郎，入朝后与贾谧有诗赠答。其《答贾长渊》一诗有“往践蕃朝，来步紫微。升降秘阁，我服载晖。孰云匪惧，仰肃威明”等句子，对贾谧可谓极尽吹捧之能事。陆机出身于东吴望族，祖、父皆为东吴名将，而贾谧则是灭亡东吴的主要人物之一贾充的后人，互为仇雠如此，陆机为什么要这样迎合贾谧？况且我们知道，虽然名列“二十四友”，陆机对贾谧是相当反感的，他后来还参与了诛灭贾谧的计划。左思志高才雄，思想也远比潘岳激烈，可是怎么样呢？一样名列“二十四友”，并和潘岳一样为贾谧坐讲汉书。左思不可谓没有识见，为什么甘为贾谧网罗？此外，“二十四友”中还不乏刚劲亮直之士，如刘琨、挚虞等，这些人为什么会齐集贾氏门下，“降节事谧”呢？道理很显然，如果不是贾谧确有令诸文士倾心相投的特殊魅力，便是诸文士迫于贾谧的淫威，而不得不虚与委蛇，我们当然倾向于后者。
潘岳作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之一，加之他那贾氏故吏的特殊身份，对于既想总揽朝政，又要附庸风雅的贾谧说来，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对于贾氏的延揽，当时是没有人敢不唯命是从的（即便是左思，也只能在贾谧死后，才得以归隐）。潘岳当然更不例外，但观其所作《贾充妇宜城宣君诔》和《为贾谧作赠陆机诗》等应制之作，似乎并不见得比陆机的《答贾长渊》更为媚主。人们如果不因《答贾长渊》一诗而谴责陆机，就没有理由因《贾充妇宜城宣君诔》和《为贾谧作赠陆机诗》而谴责潘岳。事实上，这两篇诗文也仅仅是应制而已，何曾注入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应制之作，古今皆见。阮籍是“竹林七贤”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似乎是决不愿和晋王朝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可是司马炎的受禅文照样是由他执笔的。和阮籍的这种应制相比，《贾充妇宜城宣君诔》、《为贾谧作赠陆机诗》等应制之作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因这种应制之作就认为潘岳“迹恬静而心躁竞”，从而否定他此时客观存在的隐逸思想，那么阮籍的隐逸思想又何尝存在？甚至可以说一直在弄虚作假。
所谓“风格即人”，也不应孤立地理解，特别是那些徒具形式的应制之作，绝不应成为评论作家人格的标准。要认识潘岳，不应看他的《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太宰鲁武公诔》、《赠王世胄》等毫无真情实感的应制之作，而应多看他的《悼亡诗》、《哀永逝文》、《西征赋》等蕴含着真挚感情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潘岳是多愁善感而又软弱怯懦的，这些从潘岳的平日行为也可得到印证。《晋书·闫缵传》载：“（杨）骏之诛也，缵弃官归，要骏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缵为主。”于此事足见潘岳并不是那种铁骨铮铮、敢作敢为的硬汉子，在邪恶暴力面前只能哀伤隐忍，苟且偷生。以贾后之狡诈凶残，以贾谧之权过人主，潘岳除了唯命是从之外，是别无选择的。如果因此而断定潘岳此时“更热衷于官场奔趋”，委实是让人感到冤枉的。
三
潘岳的隐逸思想在《闲居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最为彻底，但他这种思想的产生并不突然，而是由来已久的。
早在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潘岳为贾充的太尉掾时， 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秋兴赋》，在序中他写道：“摄官承乏，猥侧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可见此时他对周旋官场已感到极大的厌倦，对长期滞官不迁，更是牢骚满腹，那清冷凄凉的秋景，勾起他心中无限的怅惘，出世的思想便油然而生了。赋中写道：
龟祀骨于宗祧兮，思反身于绿水。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涧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晋书·潘岳传》载：“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秋兴赋》正是这十年栖迟的产物。名高遭嫉，沉沦下僚，官场险恶，这些现象让人从内心厌恶当时的现实，归隐思想的产生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咸宁五年（公元278年），潘岳出为河阳令，依然郁郁不得志， 归隐之念，时有所现，其《在河阳县作诗二首》云：“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其自然本色几乎可以和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相媲美，归隐之意是很显然的。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潘岳转为怀县令，在怀县作诗二首， 其一有云：“器非廊庙姿，屡出固其宜。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其二有云：“信美非吾土，祗搅怀归志。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可见此时归隐之意在其思想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时隐时显的思想，由萌生到发展，终于集中地表现于《闲居赋》，归隐之情如井喷一般滚滚而出：
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涘，身齐逸民， 名缀下士……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尚奚拟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
隐逸的思想在潘岳的诗文中具有清楚的发展脉络，而这些诗文都是凝聚着作者真情实感的作品，只有这类作品，才是潘岳人格和思想的真实体现。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史书所载潘岳的几件丑行，就一口咬定潘岳是个道地的“禄蠹”，永远不可能产生隐逸思想，即使写出了体现隐逸思想的作品，也是矫情骗人，这是十分武断的。
至于潘岳参与谋害愍怀太子一事，这是非常可能的。有些学者撰文反驳，意欲为潘岳翻案〔8〕，这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但从潘岳性格上看，他还不至于坏到那个程度，大约是迫于贾谧的淫威，而不得不违心地参与了其事。这一人格上的污点，也不足以否定潘岳思想中的隐逸成分。
四
如前所述，潘岳的隐逸思想并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有一个渐渐的发展过程。这种客观存在的思想，深深地触动了他的情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成为反映这种思想的文章。《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没有真正的感情作基础，任潘岳如何“轻敏”，如何“和畅”，怕也写不出名动千古的《闲居赋》来。否认这一点，无异于否认了“内容决定形式”这一著名论断。“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心雕龙·情采篇》），否认《闲居赋》中的真情实感，将其成功归之于潘岳的才气和文学技巧，这是有失偏颇的。所谓“大奸能为大忠之言”〔9〕，在此充其量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假设。
魏晋作家中，潘岳和左思一样，都是用真正的感情在写作的，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迥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甚至连极端鄙视潘岳的沈德潜也说：“《悼亡》二诗，格虽不高，其情自深也。”潘岳诗文以情取胜，是古今公认的事实，如果皆为矫情，怎会如此深入人心，动人心魄？《闲居赋》是潘岳赋中精品，倘说没有真情，那就是滥得虚名了。可古往今来的批评大家，无论怎样鄙薄潘岳的为人，都不得不佩服《闲居赋》的意境高远。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吗？矫情之作真能取得这种效果吗？未免过于想当然了。我们不得不承认，《闲居赋》是真正以情动人的，隐逸思想客观存在。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批评一些文人“为文造情”，谓之“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但《闲居赋》是不在其中的，因为潘岳既不是“泛咏皋壤”，也不是“虚述人外”，而是投入了真正的感情。
然而我们也要看清楚，尽管潘岳作品中的隐逸思想客观存在，并且有时占支配地位，但总体上说，潘岳还是一个热衷仕途，崇尚功名利禄的人。一当仕途顺利，出世思想便让位于入世思想。这种思想的换位，是整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潘岳之前的阮籍，之后的陶渊明乃至李白，概莫能外，非独潘岳为然。
鲁迅先生说：“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10〕
真是一语中的。
注释：
〔1〕 房玄龄：《晋书》卷五五《潘岳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3〕 〔10〕鲁迅：《而己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 逮钦立辑校《陶渊明集·饮酒》，中华书局本。
〔5〕 李善注《文选·闲居赋》，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6〕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
〔7〕 傅璇琮：《潘岳系年考证》，《文史》第14辑， 中华书局出版。
〔8〕 张国兴：《潘岳其人与其文》，《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9〕 清魏禧：《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