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列论文,小说论文,泊秦淮论文,论叶兆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1987年—1990年叶兆言所创作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可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却又较难用一二句话概括出他这些小说的主体创作倾向。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叶兆言似乎不愿意让自己的小说最终归向价值判断，也决不愿意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被迫站在道德批判的法庭上接受读者的臧否。”由于创作主体在文本中的“苛意节制”，使得他所描绘的“生活景观”，变得“模糊而多义”[1]。但是，作家毕竟无法超然，虽然，叶兆言在创作中确实表现出极强的现代精神，可是，细心琢磨小说文本，还是可以触摸到他那颇为传统的民族的主体思维倾向。恰如苏童在读了这些小说后所说，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因此，如果从文化这一个特定的审美视角去读解他的这个系列小说，或许更易品味出他创作的一些初衷。
一
叶兆言在1991年为成书出版《夜泊秦淮》（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而撰写的《自序》之中介绍：这个“秦淮”系列，计划中共有五篇，本欲从每篇的末一字中凑成一个“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吉数，后缺一篇《桃叶渡》未写成，遂不硬凑。而成书的四篇，也是“断断续续苦了四年，魂牵梦绕”。可见作者在创作这一系列时的用心和苦心。事实上，当我们在阅读之时，较之他的其他小说，确乎更能读出其中精致、淳厚的文化品味来，读出作者对“秦淮”文化一份深沉的情思来。
叶兆言说，“秦淮”系列所写“都是老掉牙的故事”。的确，在成书的四篇小说中，取材都是“历史”的，是民国间的人事。《状元境》故事发生在民国初期，《十字铺》是北伐战争时期之事，《追月楼》叙述了抗战中的人事，《半边营》也发生在三四十年代前后。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作者虽然娓娓地叙写着有关秦淮之域的“历史”人事，可是他又似乎并不去关注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对于历史，在此只不过是一种模拟，他着意要描绘的，只是在历史视向之中的一些庸常人生而已。不仅不关注史实，对于人们长期固定下来的历史价值也不抱兴趣，而且叙述中总是采用消解的办法。由此可见，叶兆言在此选择了“历史”的视角确是别有所图。他实际上是借助于“历史”而去展示一种传统文化存在，从而进一步传达出他对于传统文化存在状态的一份深沉的情思。
《状元境》一开头，叶兆言就让一个反清的“英雄”出场。然而，正如有人早已看出：“英雄”并无名姓，“他的身份来历以及神情令人疑惑，他一出场就暗示了叙事变异的可能性。”[2]叶兆言让“英雄”在小说一开头就出场，只不过是叙述故事的一种策略，他的故事不会让“英雄”去主宰，也不会沿着“英雄的故事”模式去延续。事实也证明了他只是借助于“英雄”来创造一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从而把真正要精描细画的主人公——两个庸常的人物三姐和张二胡置于特定时空的独特依存形式之中。同样，《追月楼》通篇都关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可作者也没有从社会、政治、道德意义上去评价“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的臧否，并没有把丁老先生处理成为一个气节凛然、壮志凌云的民族英雄，而只是借此历史氛围去展现丁老先生那种迂阔、执拗，带有点酸腐气的独特的文化生存状态。显然，他是要把故事的发展变成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示。在另外两篇中，叶兆言对于“历史”的叙述态度还是一样的。《十字铺》写到北伐战争时期人事风云的变幻莫测，其实还是为了展露南方人通达随变的文化生态。而《半边营》描述了两代人在淞沪抗战时期的情感纠葛，其实也是在传达作者对地域文化生态的深沉思考。
叶兆言在此的“别有所图”是明显的，那末，为何他一定要借助于“历史”的叙述视角呢？首先，众所周知，随着社会和现代都市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多方交流和相互碰撞，从而使长期以来由传统文化的积淀而相对凝固起来的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因受到冲击碰撞而不断削弱淡化，进而变得混杂难辨。这种发展变化虽然一方面带来了本土文化的更新、变异和发展，可同时也必然会给作家从地域的传统文化角度去思索和表现人生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在“历史”景观之中则不然，不仅风俗、习尚可以是原汁原味的，更主要的是人情世态、人格精神等均可还原成具有淳厚地域意味的原生状态。因此，在“秦淮”系列的创作中，对于“历史文化”视角的确定，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叶兆言借此描摹、思索文化变异的一种必要手段，是他从中寄托文化情思的一种经意的选择。
不仅如此，在这里把“秦淮”的历史作为一个特定的观照对象，其实也曲折地反映出了作家的一种情绪、一份隐情。
在小说中不难看出，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叶兆言，从理性上对于传统文化中那种酸腐、悖时、尴尬、错位的文化生存状态是有着颇为清醒的批判意识的。他清醒地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异，这种令人尴尬的文化生态、心态，已一步步地趋于终结，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文化之子，又是从传统文化的熏陶、教育中“过渡”过来的“文明人”，在他的血液之中也是浸润着不少本土传统文化因子的，因此，面对传统文化的趋于终结，作为温文尔雅、颇有儒家风度的叶兆言就难免不流露出某种留恋、缅怀，甚至欣赏的情绪。这种难以言说得清楚的深沉的依怀之情，只要看一看小说中对于秦淮历史风情细腻、准确而又有滋有味的描绘的章节段落，就不难可以体会得出来。同时，也正是有了一番番绘声绘色的描摹，当年令人沉醉的秦淮历史风情，才显得可视可触，更为亲近动人。但由此却也表露出了叶兆言在此所面临的理性与感性、情感和观念之间的两难尴尬处境。所以，“夜泊秦淮”系列，成了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完成作家在文化审美上处于两难尴尬之境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展示。在这种展示中，看似矛盾，实质是一种矛盾的统一。而其之所以能够统一的关键，就在于作这种文化展示的作者，一方面是一个从血液中就浸透了吴越文化因子的吴越之子，而同时他又是在接受着外来文化、时代文化教育熏陶的有教养的清醒的理性“文明人”，因此，他虽然在情感上对于本土传统文化不无留恋和欣赏，但却并没有妨碍他以清醒的现代理性目光去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之中的负面表现。在审美的两难选择之中而去描摹展示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使这一系列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独特色彩。而“历史”的视角是统一这种审美尴尬状况的最佳契融点。因此，历史文化视角的选择，无疑是叶兆言创作“秦淮”系列中的颇为聪明的一着棋。
二
如果检视一下“秦淮”系列中的诸多人物，可不难发现，这些人物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处在一种尴尬、错位的文化境遇之中。这里的所谓尴尬，主要是指生活在作家所特意设置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中的这些人众，其夫妻关系、男女关系、长幼关系，甚至邻里、朋友关系几乎没有一种是和谐互通、顺理成章的，他们似乎都是莫名其妙地生活在怨意和敌意、混乱和荒谬、离心离德又相互损害之中；可同时，他们各自纠缠不清，却又总是互相割舍不下，无力断然分开。作者不动声色地展示了这种文化的尴尬作为“秦淮”系列主要表现内容，从而使作品透露出酸楚、哀怨之中又无不柔情的调子，有所讥讽却并不辛辣，给人以一种具有“糖醋”感觉的轻喜剧的味道。
比如，在《状元境》中，懦怯、卑俗、猥琐的张二胡自从娶进了美貌风流又豪气泼辣的沈姨太（三姐）之后，就没有像一个男人的样子威风地过一天日子，成天窝窝囊囊，一付被人欺侮的熊样。张二胡的软弱可欺、缺少阳刚之气，令三姐感到委屈、羞辱，同时产生忿恨。于是，作为一个敢恨、敢爱、敢作、敢为的泼辣女人，三姐倒是接二连三地做出了几番令男人为之侧目的凶悍泼辣之举。等到二胡在外面赚了大钱，大模大样像个男人样子地回来，夫妻的错位关系终于可望得到调整之时，三姐却染上脏病死去了。张二胡家夫妻关系中这种阴阳颠倒的尴尬错位关系，以及它的不可调整性，是对于传统的夫唱妇随关系的一个喜剧性的反拨。它的存在，实际上象征性地昭示了传统的“秦淮”文化正在错位之中一步步地走向衰败。由此可见，叶兆言在此展示这种文化生存的尴尬之境，其目的正是在于点示出传统文化的归向趋势。这也就暗示出了他主体创作倾向中的文化批判意向。虽然叶兆言在作这种展示时，并没有声色俱厉，然而在他不无调侃意味得地娓娓而谈之中，读者还是可以体味出这种错位尴尬之境中的文化批判意味来。 对于传统文化归趋终结的传达和展示，在《追月楼》和《半边营》中显然要展露得更加明确和迫切。
丁老先生在追月楼中迂阔、可笑、别扭的民族气节表现，华太太难于容人的坏脾气和“越把人搞得下不了台，越称心如意”的阴暗变态心理，都十分形象地揭示出了传统旧文化的迂腐、陈败和寒酸，以及它们面对新文化的对抗时所必然产生的尴尬和失措。丁家和华家所出现的长幼不和，相互龃龉和伤害，正是证明了新旧两种文化的相互对立和不可调和性。从作品看，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浅层原因，主要有二条：一是男性的软弱和无能；二是长者的迂腐和执拗。而男性和长者正是在传统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主要文化象征，因此，从本质上看，对于这种文化尴尬现象的不动声色的展现，实质上也反映了在时代的变异中，传统文化的出现颓败和走向终结，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可见，在这种对于传统文化走向终结的展示之中，叶兆言虽然表现得不动声色，但是从他不无调侃意味的笔触之中，其否定和批判的意味还是可以品尝得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传统文化越来越多地现出了尴尬衰败的颓势，走向终结已是一种大势所趋，那末，下一步该走向何处？我们发现，叶兆言在明确地宣告传统文化的走向终结是一种势所必然的同时，也还是透露出了一些迷惘和忧伤的意绪。尽管叶兆言已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迂腐陈旧是促使出现生存尴尬的主要原由，但是，传统文化中毕竟还有不少是值得留恋和欣赏的东西，在克服陈腐的同时，显然不应该把其中淳厚、优秀的文化积累也一起除去。因此，当呼唤新的文化重构成为一种必须之时，怎么样重构，已成为一个促人思索的难题。
三
仅仅展示了文化的尴尬，似乎还不足以体现“秦淮”系列的全部文化思考特色。而叶兆言的深刻和独到之处恰恰在于：在展示了文化尴尬的同时，还进一步展现了“秦淮”之域在走出尴尬过程中对文化重构的努力。对这种重构努力的发现和展示，体现了叶兆言对于本土文化情思的深沉和深刻。
笔者发现，在论及叶兆言的“秦淮”系列时，人们很少谈到他的《十字铺》。其实，如果说叶兆言在其他三篇中是从正面展示文化的尴尬之中来深层次地传达出他对于这一方域文化重构的呼唤的话，那末，在《十字铺》这篇小说中，恰恰是从“秦淮”人洒脱的生存状态之中，从尴尬中的自我解脱里发现了一剂重构的良方。
在此，叶兆言是以南方人通达的笔调叙述了一个以通达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一切变故的故事。通达的人生态度，似乎正是克服尴尬难堪的一种好办法。而这种处世之方，恰恰与对江南之域颇有影响的道家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在这个故事中，因常常不能成为果，通常的因果关系，常被生活的偶然打得粉碎，因而，结果常是出于意料之外的。季云和士新两人的生活，在各有所爱的爱情历程中就充满了因果的偶然性变异：南山先生原先喜欢季云，最终却喜欢了士新；季云和真珠恋爱，最终真珠却嫁给了士新；真珠以为是喜欢季云，最终却感到了离不开士新；季云追求苏珊，而苏珊却嫁给了雷师长；季云本可以不死，却还是被枪毙了；局长以为季云必定躲在地窖中，而季云却在搁楼上；本以为坐车快，结果却偏偏比船慢；夜宿客店原以为可免遭劫难，可偏偏就因为住店而遭遇兵船……一连串的预料难及，把人物的命运置于一个又一个的尴尬境遇之中。这种时候，浮躁和敌意（如丁老先生和华太太），显然已无济于事；甘受尴尬之苦而自悲自贱（如二胡和三姐），又显得太过窝囊。于是，通达潇洒地对待之，倒是可以化险为夷，置变故于坦然，真正地走出尴尬，求得解脱的一剂良方了。如果说，在《追月楼》、《状元境》、《半边营》中，叶兆言耿耿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较重的传统文化的某些迂腐、陈败，导致了文化生态中的尴尬境遇，从而不动声色却又急切含蓄地呼唤着文化生态的改造更新的话，那末，在《十字铺》中，他则显然是以赞同偏于道家文化倾向的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而提示出一种自我克服尴尬，并有效地通向于心态平衡的人生意向。江南方域，是一个受到道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方域。在这块土地的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互生互补，相通相融，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和发展。因此，克服尴尬的良方，无须他觅，方剂就在人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叶兆言的这一提示从两个维度上给人以启示：一、文化要发展，尴尬的文化状态需要重构；二、走出尴尬的重构要靠自己，重构的良方就在每个人自己的身上。至此，我们似乎终于明白了叶兆言创作“秦淮”系列小说的主体倾向。这里，自然首先是揭示出了人生的尴尬境遇，然而，其目的却在于提高人们要勇于和善于走出这尴尬，在这一点上，能否走出，不在虚妄的幻想之中，而恰恰就在人们的自身之上。
四
在此，带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出现在“夜泊秦淮”之中所有的人物，无论其陷于尴尬的生存状态，或是洒脱通达的处世态度，都是带上了“秦淮”之域浓厚的地域色彩的。请看，二胡之怯，三姐之泼，丁老先生之迂，华太太之阴，还有季云、士新们的通达，等等，无一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江南地域所特有的地域生态特色。若是换在北方之域，同样这种性格类型的生态表现，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种状态。这就使我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茅盾笔下的林老板、老通宝等人物。他们和如今叶兆言笔下二胡、三姐、丁老先生、华太太等人物一样，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国民性的一面，都是通过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性格和生态表露出来的。由此可见，对于地域生态的开掘，不仅不会妨碍作家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相反，还可以使这种思索被体现得更加深入而且更有特色。
都说鲁迅的小说善于解剖国民性，茅盾的小说则意在分析国民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叶兆言正是在继承先辈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他的展示国民性的优长。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则都是善于通过对于南方吴越地域人文生态、心态的开发，从而深层次地去揭示和思索国民性。把改造国民性的愿望，首先具体地寄托在改造地域的人文生态之上。
由此，可以说叶兆言面对地域人文尴尬状态的思索，其实质正是为了深层次地改造国民性。而且这种愿望不仅仅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层面之中，对于地域人生来说，叶兆言的方案是具体的，可触可摸的，行之有效的。
都说叶兆言不愿把自己的小说最终归向于价值判断，其实，从“夜泊秦淮”系列中可见，他创作中的价值思考不是没有，而只是他不愿在单元意义上去思考价值罢了。他是在展示生活的原生状态之中，在叙述中有意识地隐匿了其中的主体意识，以此把价值思索归向于多元。这样，读者在阅读之中，在对于人物的主体识别之中，自可以去品味出其中的各种味道来。不过，这多种味道中间，必有一种是其主味，关键是要看你能否品尝得出来？我以为，这恐怕也可称是叶兆言在对于传统的开掘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代精神。
五
如果从文化视角去考察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创作，除了可以看到他对于“秦淮”地域文化生态的独到开掘和展示以外，同时，还能看到作为一个从小就受着吴越文化熏陶的本土作家，地域文化对其创作成因的深刻影响。
诚然，每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都有理由可以去作各个方面的自由选择，但是，从文化生成的角度去看，他们的选择范围实在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王干所指出，受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氛围的从小熏陶，不仅很大程度地限制着作家创作中对文化视界的选择（不仅是题材），而且还总是反过来在影响和改造、补充着他们的文化结构、感觉结构和语言结构[3]。与此相关，王干还曾提出过一个文化杂交优势的问题。笔者认为，即便有这种杂交，但其中本土文化的影响必定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的。这似乎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原的西藏小说中总可以读出其中的汉文化意味；在众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描摹展示本土文化的高手的深层文化原因。
在这里，也许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夜泊秦淮”系列中，叶兆言对于历史文化视角格外钟情的原因了。从文化生成的角度看，除了我们在本文第一节所提及的二条理由外，南京的历史文化氛围对于作家的深层影响不可忽略。曾作为六朝古都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贵族文化的庄重典雅和江南水乡的灵秀繁华兼而有之。对于这种对往昔不无留恋和依怀的文化思考，似乎也只有在历史的展现之中，才能作出充分的展开和描摹。所以，历史文化视角的采用，是作为像叶兆言这样的作家在展开文化思索时的一种必然。只有在这样的特定视角中，作家的文化游思才能伸展自如。这是文化的限制，又是文化的补充。
叶兆言从小就生长在南京这块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土地上，而这块土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在深层次上造就和决定了他的特定文化品格的生成和发展。尽管以后的读书、工作开阔了他的文化视野，但根深蒂固的地域文化精神积淀总会不时跑出来与外域文化的影响相颉抗，并常能以其深厚的积淀战而胜之。这也就是一旦涉及对于地域文化层面的生活的展示和反映，外来作家总要比本土作家稍逊一筹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在本土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作家，在涉及到对于本土文化的评价时，常常易于表现出某种困惑的主要原因。
但是，以地域之心去观照地域的人生，倒常能创作出别致的富于真正的地域文化意味的文学作品来。“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可以说就是这种尝试中的成功之作。
冲淡、平和是吴越地域文化人格精神中的一个主要表现方面。体现在人生态度上，则常常是表现得比较豁达，善于自我化解因矛盾、尴尬而产生的种种苦恼。因此，虽是身处于尴尬之中，却也常能自得其乐，或自我解脱。于是，在悲剧生存之中反而常能现出几许喜剧形态的“糖醋”之味来。作为也是生活于这一地域的人生世界之中，且透熟于地域人心的叶兆言，对此自然是有着深刻感受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张二胡的怯懦、软弱又甘于被欺，看到了沈姨太风流泼辣、看似自在快乐，其实不过是面对软弱男性痛苦烦恼从而以自我作贱来求得一种变相的解脱，最终仍免不了死于脏病的悲哀（《状元境》）；看到了丁老先生面对日寇的刚烈气节，却又因其不彻底而显得酸迂可笑（《追月楼》）；看到了华太太面对世人的阴冷难处，实质正是表现出她无力改变人生局面的苦恼心境（《半边营》）。叶兆言对此以一个南方作家的委婉细腻娓娓道来，不愠不火又引人入胜地揭示出在传统文化影响下，这一方域之地平庸人生的尴尬和残破。虽然，在对传统文化走向变异的传达中不无凝重和苦涩之味，但是，经过相谐于地域人文生态的平和、冲淡的文字风格的巧妙处理，使读者又感受到一种在衰落和残破的人生之中挣扎、寻觅，以求解脱的滑稽和可笑的意味。
把握住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深层意蕴，使叶兆言找到了一种不同一般的独特的叙述视野、审美风格、语言形态和结构方式，从而使“夜泊秦淮”系列理所当然地成为以地域人心而去传达、展示、思索地域人文形态的一部出色的佳构。
注释：
[1]姜丰：《叶兆言小说文本意义论》，载《文学评论家》1992年第2期。
[2]费振钟：《1985—1990：作为技术性小说作家的叶兆言》，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3]王干：《叶兆言苏童异同论》，载《上海文学》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