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誉值得性与价值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4)05-0020-06 “在当代认识论中，价值问题已移到舞台的中心。”([1]，pp.55-56)对于知识的价值问题，人们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途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约翰·格雷科(John Greco)、韦恩·里格斯(Wayne Riggs)及欧内斯特·索萨(Ernest Sosa)等人所倡导的信誉理论及其对价值问题的说明。本文力图讨论信誉论者的信誉值得性理论是否成立以及该理论是否很好地解决了知识的价值问题。 一、简介：信誉值得性理论 当今认识论者把知识的价值问题明确表述为：知识为什么比纯粹的真信念具有更大的价值？对这一问题，传统可靠主义者的解决方案陷入沼泽，因为知识的可靠性价值完全可以从其可靠过程的结果(真信念)中派生出来。不过，若把可靠主义的视野“适当地修正到反映信誉的概念”，就“能在解决价值问题的方面取得进步”([2]，p.342)。 信誉论者坚持，知识从根本上说是认识者运用认知能力而形成真信念的一种事情，或者，要认识命题p就意味着值得相信关于p的真理性的信誉。这种“信誉值得性”(credit-worthiness)可完全依据认识者的认知能力及其正确运用而得以解释。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成就，在价值上超过纯粹真信念本身的价值，因为纯粹真信念缺少认知成就形成过程中认识者的因素：认知能力、德性、技能及其运用。 1.格雷科的能力归属性 在格雷科看来，认识者S要认识命题p，S必须值得“相信p的真理性”的信誉，这需要“相信p的真理性”满足三种条件：具有理智性的价值；可归属于S；并揭示S可靠的认知能力和品性等。([3]，p.269)其中第三个条件体现出一种因果的“突显性”，即在知识的情形中，S的认知能力或品质(如，清晰的观察、准确的记忆、严密的推理等)是导致S相信p的真理性的最为突出和首要的因果性因素。认知者的认知成功既来自其认知能力，又来自于能力的运用和练习。 如果把知识看作是一种运用认知能力所获得的认知成功，其构成部分包括仅来自认知能力的行动、仅仅成功的行动、没有来自能力的成功以及来自能力的不成功等，那么来自认识者正确运用认知能力的成功的价值要大于所有构成部分的价值或这些价值的总和。譬如，一个田径运动员具有很优秀的运动天赋，并对其能力进行了运用和练习，在比赛中得到冠军。但她的获胜仅仅是因为与她同样优秀的其他选手在比赛前患了重感冒，或仅仅因为其他优秀选手被贿赂了，那么，该运动员可能拥有的真实价值(可归属于其实际能力的真实运用)要大于这两种情形下获胜的价值。([4]，p.99)在各种盖梯尔类型案例中，真信念的获得包含了能力的运用，但缺少知识，因为运气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2.里格斯的非偶然性 虽然格雷科的“突显性要求”决定了因果性因素对归属性的充分性，但“诉诸于突显性所带来的问题超过了它的优点，最直接的问题似乎是通过晦涩来解释晦涩”([5]，p.202)。与格雷科不同，里格斯依据非偶然性概念来讨论价值问题：靠理智能力获得真信念所形成的知识要比仅仅凭借偶然的运气所获得的真信念具有更大的价值。 里格斯提出，非偶然性是知识的一种“核心特征”，或者，“知识至少是一种非偶然的真信念”([5]，p.203)。仅当事态X可归属于认识者S，S就可因X而具有信誉的值得性。如果X是相关于S的运气的一件事情，那么X就不可归属于认识者S。一般地说，运气将破坏或削弱可归属性的基础，可归属性是运气的反命题：某种东西对S而言是幸运的程度与它可归属于S的程度成反比。有些事态虽具有可归属性，没有运气，但不一定获得信誉。譬如，一个成人棋王与一个9岁的初学儿童下棋时获胜，虽可归属于他(棋王)，没有运气，但却得不到赞誉。为确保知识的安全性，很多人关注如何排除掉运气。而里格斯认为运气“总不可避免地”包含在认知过程中，因为一些运气事件超出了认识者的控制，运气不是全或无的概念，它以不同的程度呈现。但运气总会消减信誉，与信誉对立。 “如果认识p总包含一个人值得具有获得某种真信念的信誉，那么这就引入了在真信念之外的某种有价值的东西。”([2]，p.342)设想一个儿童落入汹涌的河中，约翰跳入水中营救。有两种情形：(A)约翰努力游向这个孩子，把他安全地带到岸边；(B)在入水时，约翰把一树干扔到水中，尽管竭尽所能，也无法接近这个孩子。然而，激流把树干碰巧冲到儿童的身边，让他顺势抓住，结果这个树干把溺水儿童顺流带到岸边。上述两种情形都有好的结果：儿童得救了，但(A)情形中好的结果可归属于约翰，约翰的行为价值更大一些，因为案例(B)中存在着运气。同样，依靠认识者的认知能力获得真信念的结果，要比仅仅单纯的真信念具有更大的价值。 3.索萨的适当性 信念是一种认知表现，当表现是真的或准确的(accurate)，那么该表现就会获得第一层次的成功；当表现是胜任的或机敏熟练的(adroit)，那么该表现就处于第二层次的成功；当表现对目标的准确获得体现了相信者的胜任能力，即该表现是适当的(apt)，那么该表现就处于第三层次的成功。这就是表现的认知成功所具有的AAA结构，即准确性、机敏熟练性、适当性。相应地，索萨把知识分为本能知识(获得目标，仅仅适当的信念)与反思的知识。一种信念可能获得目标，但却不能胜任，反思性知识是表现者要对第一层次表现的风险进行评估，是充分适当的信念。信念的目标不仅在于准确性(真理)，而且在于适当性(知识)。一个获得真理性与适当性这双重目标的信念，似乎有理由要比仅仅获得单纯的真理性具有更多的价值，知识会比纯粹的真信念更好。([1]，p.1；61) 近来，信誉值得性理论备受质疑，如珍妮弗·拉基(Jennifer Lackey)提出信誉理论并未很好地说明证言知识的获得，乔纳森·克瓦韦格(Jonathan Kvanvig)认为固有知识对信誉理论形成挑战，邓肯·普里查德(Duncan Pritchard)忧虑知觉知识与信誉理论产生矛盾，即我们缺失对知觉信念的控制，这与运用认知能力的信誉值得性并不一致。这些不同种类的知识将会瓦解信誉理论的基础。 二、听者是否拥有获得证言知识的信誉？ 珍妮弗·拉基提出芝加哥访问者案例：到达芝加哥火车站后，莫里斯向一个成年过路者询问去西尔斯塔楼的方向。碰巧这位过路者在芝加哥生活多年，对该城市甚为熟悉，告诉了莫里斯西尔斯塔楼的准确位置：坐落在火车站向东过两条街的地方。莫里斯毫不犹豫地形成了相应的真信念。拉基认为，上述案例存在着两种论据，已构成对信誉值得性理论的反驳： 论据Ⅰ：莫里斯并不值得拥有塔楼位置真信念的信誉，或这种拥有真信念的信誉无法归属于莫里斯本人，尽管莫里斯从过路者那里获得了这种真信念。莫里斯在获得证言知识的过程中包含很少的认知成分，这种缺失与信誉论者对知识的认知要求并不一致。这表明信誉值得性的两大缺陷：一是信誉论者关于知识的必要条件及其论证是失败的；二是信誉论者的无解状态，即作为听者的莫里斯必须具有一些正面理由来接受过路者的证言报告，而这些理由可能是一些关于人类心理学、言说者证言习惯等的一般性信念，无法成为解释莫里斯为何具有一个真信念的真正理由。这样的理由仅仅解释了“为何接受”，而没有解释“为何接受的特定报告导致真信念的获得”。([6]，p.353)莫里斯接受证言(塔楼在那里)的正面理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具有了一种真信念。这是拉基的核心结论。 论据Ⅱ：案例中即便存在信誉归属的话，这种信誉将归于提供证言报告的言说者(过路者)，而非听者(莫里斯)。但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莫里斯的认知者角色，即他的证言知识(塔楼位置)的形成过程。因此，芝加哥访问者案例似乎对信誉理论而言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反例。 对于拉基的质疑，信誉论者是怎样回应的呢？按照里格斯的观点，拉基的剧本是虚拟的，芝加哥访问者案例“很糟糕的认知事件”，因为莫里斯不会那么容易相信陌生人(过路者)的证言。设想莫里斯有充足的时间在芝加哥旅游，对找到西尔斯塔楼并不迫切，这时他把陌生人的证言马上作为真信念接受下来，从认知的角度看并不合适。如何界定证言知识的标准？拉基的标准过低，我们应该提升关于证言性信念的标准。当莫里斯询问过路者后几分钟，还没有到达和看到塔楼，恰好有另一个陌生人错把莫里斯当本地人，问及西尔斯塔楼的位置。那么，莫里斯要对这位新的陌生人说些什么才合理呢？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莫里斯很可能会说：“有人刚刚告诉我，塔楼就在那边……，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我从没有到过那里。”因此，“很清楚，证言的实际情形很少会按照拉基剧本所描述的方式发生”([5]，pp.210-211)。 传统的证言知识理论有两种：一是证言知识的核心在于证言的可靠来源；二是听者通过论证来相信来源是可靠的。与之不同，格雷科坚持，确实拥有证言知识的莫里斯必须是一个“可靠的接受者”([7]，p.106)，他具有区分好的证言与不好的证言、证言的可靠来源与不可靠来源的能力，由此成功地获得真信念(塔楼位置)。而另外一种情形是，莫里斯不是可靠的接受者，这种情形正是拉基所思考的。 索萨提出部分信誉的观点。在获得真信念的过程中，即便听者(莫里斯)的胜任能力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但这样的认识者仍然值得其信念正确性的部分信誉([8]，p.95)，这对信誉理论中的信誉值得性概念已经足够了。譬如，在排球比赛中，当接下对方的来球后，这时要求二传手必须将球准确地传到本队布置的最佳位置，以利于主攻手的最致命性扣球。其中二传手仅仅是整个球队胜任能力的一部分，值得攻球成功的部分信誉。很相似，在证言知识中，听者个体运用其胜任能力，来接受证言报告。这种个体表现是一个群体中胜任能力的一部分。如果部分信誉对信誉论是充足的，那么莫里斯就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证言知识并值得具有真信念的信誉。 拉基认为，格雷斯的可靠接受者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莫里斯区分可靠与不可靠知识来源的能力从根本上没有解释他为何结束于一个真信念。其实，正是过路者对芝加哥市及塔楼的熟悉才解释了这种真信念来源的可靠性。“莫里斯成功地获得知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认知能力，而是因为过路者的认知能力。”([9]，p.31)谁又能识别一个过路者是诚实的、能胜任的，还是不诚实的、说错方向的呢？因此，莫里斯并不具有获得证言知识的信誉值得性。 在笔者看来，信誉论者之间相互矛盾：一方面，莫里斯与拥有真信念的信誉不存在联结关系(里格斯)，即莫里斯并不值得西尔斯塔楼位置真信念的信誉；另一方面，存在联结关系，即莫里斯获得了证言知识，同时也值得关于西尔斯塔楼真信念的信誉(格雷科)；或莫里斯部分地拥有真信念(索萨)。 三、信誉、运气及能力是否是关联的？ 信誉值得性的核心在于认识者自身的努力、对其自身能力的运用，由此获得的知识在价值上高于仅仅通过运气所获得的真信念。但事实上，信誉、运气及能力运用的关系呈现出与该理论的不一致性。 不一致性1：认知能力与反运气并不相容。邓肯·普里查德提出，信誉理论包含了关于知识的两种基础性直觉([10]，p.51)：一是能力直觉，即知识是一个认识者认知能力的产物，为说明这种直觉所施加的任何条件称为能力条件；二是反运气直觉，即知识与运气不相容，这是对知识理论的一种限制，说明这种直觉的条件被称为反运气条件。一方面，对能力条件的阐述不会包含反运气直觉，真信念作为认知能力的结果对认知运气不具有免疫性，认知能力的运用不会排除运气；另一方面，对反运气条件的阐述不会包含能力直觉，反运气意味着拒绝对认知能力的运用。因此，这两种直觉彼此互不相容。 不一致性2：信誉与运气的相容性。所有包含运气的认知成功都不拥有信誉吗？索萨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盖梯尔案例：一种是传统的盖梯尔案例，如诺戈特/哈维特案例(拥有一辆福特车)、牧羊者案例；另一种是扩展型盖梯尔案例，如谷仓案例。索萨认为，在传统案例中，认识者(如牧羊者罗迪)的胜任能力完全体现为一种运气，仅仅解释一种信念的存在，不拥有信誉的值得性；而在扩展型案例中，认识者的胜任能力解释了一种信念的正确性及适当性，认识者值得拥有“部分的信誉”。 邓肯·普里查德提出，索萨的疏忽之处在于，这两种类型案例中，认知运气都发挥作用，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传统案例中，认知运气在活动者的能力与成功之间发挥了干预性作用，正是这种干预性运气(而非能力)导致认知成功，如罗迪看到酷似绵羊的岩石，根本没有看到绵羊，碰巧在岩石后面有一只绵羊，才使其信念(田野里存在一只绵羊)成为真的。但在扩展型案例中，能力与成功之间的“干预性运气是缺失的”，而呈现出一种“环境性运气”([10]，p.36)。对此，普里查德进一步以两种情形来说明：在弓箭手戴安娜射箭后的瞬间突来狂风，使箭偏离方向，但刮来第二阵风使箭意外击中目标；引力场案例(Force-Fields Case)，弓箭手阿奇随意在一系列目标中选择其一射击，其中没有任何外部因素(风雨等)的影响，而且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结果成功射中箭靶。不为他所知的是，他所选目标以外的其它箭靶都包含了一种力场，这样的力场会阻止任何东西接近目标。普里查德认为，在前一情形中，干预性运气发挥作用；而后一情形中，射击过程始终是弓箭手运用能力的结果，并没有出错，但目标的选择是幸运的，“这种环境运气一点也没有削弱破坏射中的适当性”([11]，p.411)。因此，信誉值得性仅仅能排除掉干预性运气，却不能排除掉环境性运气，因为环境性运气并没有在过程中削弱成就。 不一致性3：信誉的归属与认识者的能力无关，具体地，信誉归属于认识者之外的新技术。克里斯特·韦森(Krist Vaeson)认为，信誉值得性的目前途径并没有很好地说明关于扩展性认知知识(思维主体的认知过程可以扩展或延伸到人的皮肤界限之外)的获得。设想美国“9/11”之后新系统包含了“虚假信号”的搜索引擎，这些虚假信号是一些叠加在行李箱图形上面的不合法危险品影像。检查员点击这一影像后，系统做进一步检测，如果出现提示：“假的警示：你正在被测试！”那么危险品是假的。如果没有任何提示出现，那么检查员就认识到危险是真的。下面是西斯案例([12]，p.523)：西斯(Sissi)毕生从事行李安检工作。她过去用老式系统1，但9/11以后飞机场采用了新系统2。她的监管者约瑟夫是一位认知工程师，实际上参与了新设备及系统的设计。现在，西斯正在检测一件行李，凭借新系统她形成该行李包含炸弹的真信念。由此，炸弹被截获，阻止了灾难的发生。 运用旧的系统1，西斯无法检查出行李中的炸弹，而新的系统2做到了。新旧系统的差异解释了真假信念的不同，因此，西斯真信念的形成可归属于新的检测技术，而非西斯本人的能力。解释西斯真信念的最为突出的因果性特征是什么？韦森认为，这种最突出的特征是“外在于西斯的”，决不是西斯本人的认知识别能力。作为西斯的指导者和管理者，约瑟夫并没有对西斯获得真信念产生任何影响。西斯认识到行李箱中存在一颗炸弹，但并不值得建立这种真信念的信誉，因为正是这种外在的新技术“才使得她的真信念(‘存在一颗炸弹’)与她的假信念(‘那里面没有炸弹’)区别开来”([12]，pp.523-524)。 四、对信誉论论证的质疑：寄生命题和缺失命题 贾森·贝尔(Jason Baehr)认为，信誉理论不能够解决价值问题，因为当信誉理论与下面两个命题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出否定“知识具有比纯粹真信念更大的价值”的理由或论据([13]，p.3)：一是寄生命题，当把信誉的值得性赋予给认识者的能力及其运用，由此形成特定目的的价值，那么实现认知成就的过程的价值就寄生于该特定目的本身的价值；二是缺失命题，某些真信念缺少正面的价值。某些真信念从自身的角度看不具有正面的规范的认知地位，因为这些信念本身是无价值的。 什么是认知上有价值呢？从主观层面，S相信一个真命题p是认知上有价值的，当且仅当S对关于p的题材好奇或感兴趣。从客观层面，相关信念是认知上有价值的，意指该信念对人们的理智生活的质量具有正面的影响，或能促进理智认知的繁荣。有些题材或事实虽然可构成真的信念，但从认知的角度并没有意义。譬如，邻居前草坪的草片的数量、撒哈拉沙漠每立方尺的沙子的数量等。“某些知识在认知上并不具有价值，或者在某些情形中一种知识缺少这样的认知价值。我将称这样的知识为‘垃圾知识’。”([13]，p.22)譬如，肥皂剧文摘、政客的性丑闻、好莱坞明星吸毒报道等，这些知识当然包含了享乐或快感的价值，但不具有认知价值。贝尔提出，信誉值得性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其推理如下： 如果(a)一种成就的价值取决于目的的价值(寄生命题)，(b)某些真信念缺少价值(缺失命题)，(c)知识在根本上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成就的信誉可归属于认识者能力的运用(信誉值得性命题)，那么(d)知识有时是缺失价值的，即知识的价值并不总是在任何情形中比纯粹真信念的价值都要大。 笔者认为，贝尔凭借两大命题提出的质疑并不准确。首先是寄生命题中的“目的”含糊不清，是认识者的预设目标，还是认知过程所实现的？或真信念本身？其次，贝尔宣称真信念中缺失正面价值，又断言知识中存在认知垃圾，由此如何推断出知识的价值小于纯粹真信念？我们如何衡量这种垃圾知识与琐屑真理在价值上的差异呢？ 贝尔设想A与B共同具有一些被认为是认知上重要的有价值的真信念。A仅仅具有这些信念，而B除了具有这些信念，还具有其他大量的被认为是认知上有问题的真信念(如肥皂剧、明星的喜好等的信念)。从认知上说，A与B哪一个更好呢？贝尔认为，尽管B具有更多的真信念，但是人们宁愿选A而非B，这可能在于B附加的真信念实际上降低了B总价值的质。([13]，p.10)但贝尔的这种说明是对“真信念”与“真信念加垃圾知识”的比较，而无法运用于某种知识与其真信念在价值上的比较。 在笔者看来，第一，信誉值得性论证的困境不在于认知成就对认知目的的单向寄生关系，而在于在认知能力的运用与认知成就之间的相互寄生关系，即两者互为解释的因果，陷入循环论证：拥有真信念的信誉或认知的成功通过认知能力的运用才获得，而对认知能力的运用从认知成就体现出来。如索萨提出，认知成就可以“理解为使那种胜任能力显现出来的成功”([8]，p.80)，同时认知成功一定是因为这种胜任能力或依靠这种胜任能力而获得。格雷科也陷入一种相互归属关系：认知成就(知识)可归属于认知能力，同时认知能力也可归属于认知成就。 第二，相较于知识，真信念缺失了有效性和实践性价值。如何选择去拉里萨(Larissa)的路？假定路径1是依靠真信念；路径2是依靠关于正确路径的知识。在第一选择中，尽管知道拉里萨在哪里的真信念，但仅凭个人直觉选路，会走很多弯路；而第二种选择中，依靠一种可靠的地图或卫星导航系统获得行程路线等知识，就会得出正确的路线，这就是知识的价值。由此，知识要比真信念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知识所包含的不仅是真信念，而且还有选择路径的有效性及实践性价值。 五、科学知识形成的信誉归属性 认识论应该解释什么会使我们现行的认知理解变得更好，或者对知识的价值问题的更充分说明会包含哪些适当因素。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信誉值得性的概念，为此需要我们澄清信誉论者与其批评者的反论据之间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无论信誉论者，还是其批评者，其结论的得出都基于对正统或扩展型盖梯尔案例的分析，但这些案例具有很多的局限性。 首先，这些认识论案例大多局限于日常的直接经验，譬如，办公室里某人拥有一辆福特车、牧羊者罗迪看到田野中的绵羊、亨利从车里观察田野中的谷仓、莫里斯询问过路者塔楼的地点、弓箭手阿奇的射击、西斯的机场安检等。从认知的层次分布而言，日常观察的直接经验知识与抽象的哲学原理处于认知链条的两个极端，而居于两者之间的科学知识如果被忽视，就会使整个认知链条残缺或断裂，陷入误导的认识论思考。这些日常的直接经验案例能为认识论的进步提供多大的帮助令人疑虑，因为这些案例往往给出的是一个关于思想、信念及证明的简单化图景。其次，这些认识论案例的偏离现实或过度想象性的非事实性特征，使得哲学实验的分析失去了与知识性质的关联。选择不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实在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譬如，弓箭手戴安娜在射击过程中遇到两阵不同方向的风，使弓箭最终射中目标。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垃圾知识呢？再者，案例知识往往是个体主义的知识，同时认识者的认知能力或技能大都指视觉、听觉等感觉能力，如弓箭手所表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感觉技能。 如何克服上述认识论案例的局限呢？在《美诺》中，柏拉图强调心灵回忆对构思知识价值的重要性，感觉会使人们“失去理智的眼睛”，即，绝不是从“经验中得知”，而是指“对‘真’的直接盯视”，或对一种“不可触摸的本质”的探求。其实，知识的概念最初仅仅包含了两层涵义：在拉丁文中是scientia，表示科学知识，需要建立方法论、一系列实验、证据及理论的逻辑推断，才可获得命题的真实性；在古希腊语中是gnosis，指神圣领域中上帝的超验知识，没有证据就可接受。([14]，p.951)凯瑟琳·埃尔金(Catherine Elgin)提出，如果认识论中的知识概念包含科学的知识，那么，认识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15]，p.324)同样笔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及认知成功将对当下认识论的理解方向做出很好的修正。 这里笔者以19世纪中后期获得“阴极射线”性质的真信念为案例进行分析。 体系1：德国的物理学家(普吕克尔、戈尔茨坦、赫兹)运用“盖斯勒低压气体放电管”发现并探寻阴极射线的性质，坚持阴极射线是一种电磁波动的射线，是与普通光线相同性质的以太波。赫兹的学生勒纳德试图把阴极射线引到放电管的外面。 体系2：基于“克鲁克斯管”很高的真空度，法国科学家佩林成功进行法拉第筒(电接收器)内置实验，发现并坚持阴极射线是带负电的粒子流。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对“佩林管”进行重新设计，克服了佩林管无法确定电荷来自于阴极的弱点。 体系3：在体系2的基础上，汤姆生设计出完全的真空管，并进行阴极射线的偏转实验：一是采用真空技术彻底抽空放电管内气体，排除过去放电管内残余气体的屏蔽作用，二是在与阴极射线垂直方向上添加静电场，最后得到阴极射线在静电场中稳定的电偏转，并准确地推出“荷质比”。 这里的认知者是物理学家，要求他们具有相关微观物理学理论、仪器设计和制作的能力、实验构思和操作的能力、运用实验数据及数学方法的推理能力等。这完全不同于前面案例所说的处于直接经验中的认识者，诸如，牧羊者罗迪、谷仓的观察者亨利、问路的莫里斯及弓箭手阿奇等。 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家拥有获得阴极射线性质这一真信念的信誉？是科学家的认知能力，还是科学家之外的因素？关于阴极射线性质的真信念是克鲁克斯、佩林及汤姆生的负电粒子说，而不是德国物理学家的以太说。因此，汤姆生等值得拥有阴极射线性质真信念的信誉，但无论克鲁克斯、佩林及汤姆生，还是戈尔茨坦、赫兹、勒纳德，都出色地运用了他们各自的认知能力。他们双方的差异在于研究阴极射线的仪器及实验的不同设计方向：赫兹等采用的是“盖斯勒管”等低压放电管，甚至试图把阴极射线引到放电管的外面；而“克鲁克斯管”、佩林管及汤姆生真空管及相关实验具有根本不同的方向：尽可能提高放电管的真空度，其真空度越高，实验设计越合理，就会拥有更加深入的关于阴极射线性质的真信念。设想赫兹在设计出并运用汤姆生真空管进行实验的情形下，也会得出与汤姆生相同的结论。似乎只有认知能力及其运用并不能实现认识阴极射线性质的认知成功。 因此，在科学知识的情形中，高层次的认知能力，如仪器和实验(包括思想实验，如爱因斯坦的“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实验)的构思、设计和制作能力、运用逻辑和数学方法的推理能力等非常重要，但制作出适当的仪器或实验有时是认识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这里的结论是，科学知识的形成中拥有真信念的信誉不仅仅归属于科学家高层次的认知能力，而且还应归属于合理的仪器或实验。所以，信誉论者关于拥有某种真信念的信誉仅仅归属于认识者的认知能力的观点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