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城市论文,条件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K25；F291
在18世纪以前的农业文明时代，一个国家同一时期出现2 个以上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的现象几乎不存在。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最大规模为百万人左右，而这种类型的城市很少，仅有几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空前提高，经济领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由此推动了城市不断产生和扩大，20世纪以来，人口聚集的趋势越来越突出，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越来越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像雨后春笋般涌现，1950年全世界百万人口的城市达到75个。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非常发达。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生分化，部分城市衰落，而另一部分城市则脱颖而出，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中等城市相继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这些新崛起的大城市主要是一些新兴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中心是经济区域构成要素的核心，经济中心的形成是区域由一般的自然区或行政区发展为经济区域的重要标志。因而探讨这些大城市兴起的原因是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根据经济中心形成理论，我们认为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近代兴起的大城市，之所以会优先发展成大城市，成为经济中心，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地位，主要具备了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开放是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重要条件
前近代时期，由于清王朝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经济主要在国内大循环，外部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城市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的诸种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规模也受到极大的限制。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圈中，国际的因素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许多方面是通过开埠通商城市来进行的。开埠通商城市在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中是一种新的形式，它是一种开放型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这是它区别于原始城市、传统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近代开埠通商城市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经济的开放性，以通商贸易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外界交往，与其他城市——国内的和国外的城市，以及它能够辐射到的广大乡村腹地经常地、大量地、不停顿地进行物资的、能量的、信息的以及各种精神成果的交流，保持城市的新陈代谢。同时近代开埠通商城市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它不断地吸收发达城市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的科研成果和各种技术人才，不断地从周围地域输入各种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同时它不断地发挥巨大的辐射作用，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设备、物资、人才、知识等各方面影响着其他城市和周围广大农村的发展。因此近代中国的城市一旦开埠之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开埠通商促进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崛起，到20世纪中前期，开埠通商城市成为中国新兴城市的主体，其中部分城市成为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初步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经济网络。开埠通商城市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开埠通商城市占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比例略见一斑。参见下表。
1915年中国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一览表
排名 城市
城市人口
是否开埠
1上海
1000000
开埠
2西安
1000000
3广州
900000开埠
4汉口
821280开埠
5天津
800000开埠
6北京
700000
7福州
624000开埠
8杭州
594000开埠
9重庆
517000开埠
10
苏州
500000开埠
11
兰州
500000
12
武昌
500000开埠
13
佛山
500000
14
绍兴
500000
15
宁波
465000开埠
16
成都
450000
17
昆明
450000开埠
18
汉阳
400000
19
南京
368800开埠
20
南昌
300000
21
湘潭
300000开埠
排名 城市
城市人口是否开埠
22
长沙
250000开埠
23
太原
230000
24
归化城 200000
25
天封
200000
26
兰奚县 200000
27
凉州府 200000
28
无锡
200000
29
奉天
174047开埠
30
济宁
150000
31
安东县 143000
32
镇江
128030开埠
33
厦门
114000开埠
34
沙市
105280开埠
35
济南
100000开埠
36
吉林
100000开埠
37
贵阳
100000
38
湖洲
100000
39
潍县
100000开埠
40
扬州
100000
41
温州
100000开埠
42
石龙
100000
43
毫州
100000
本表资料来源：《最近支那经济》第360—361页。
上表的统计虽然可能不很准确，有些城市的人口数据有误差，但基本上可以看到一种大的趋向。根据上表统计来看，1915年，中国10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共有43个，其中开埠城市为22个，占全部10万人口以上城市总数的51.1%。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2个，其中开埠城市占一个，（但从其他资料来看，1915年的西安城市人口不可能达到100 万人，实际上此一时期的西安正处于衰落状态）；50—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12个，其中开埠城市为8个；20—50万之间的城市共有11个， 其中开埠城市共有3个；10—20万人口的城市共有18个， 其中开埠城市为10个。由此可以得出开埠城市占近代中国大中城市的主体这一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城市得到较快的发展，而有的城市却出现衰落。得到发展的城市除了少部分是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外，多数是开放性的工商业城市。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12个最重要的大城市（院辖市）除北京和西安两个传统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外，上海、天津、广州、南京、重庆、青岛、哈尔滨、沈阳、汉口、大连等10个大城市均是开埠通商城市。
与近代开放的新兴城市发展较快相反，中西部内陆地区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城市，甚至东部地区部分没有位于现代交通线上的城市，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未能与世界经济和国内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随着外国商品的倾销，新的工业技术的采用，交通路线和运输手段的改变，这些城市过去的发展优势逐渐失去，晚清的封建统治者和其后的北洋军阀政权对这些内地城市并不采取积极的发展措施，而这些城市所在省市的统治者也不采取主动的开放政策，创造更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求振兴内地经济，反而为了争权夺利不断发动战争，并设置种种障碍，使内地的自然封闭性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经济发展十分艰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加大了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使本来在经济方面就落伍的内陆城市，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得更远，这些城市由于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处于衰落状态之中。即使是过去有影响的城市，如果没有近代工业的发展，又不是物资集散地的交通枢纽或者是作为政治中心的省会城市，则毫无例外地免不了衰落的命运。如著名古都西安由于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现代经济的过程中不断落伍，虽然仍保持着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地位，但其衰落的状况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据统计1937年西安城市人口为15.5万人，与1843年时相比，城市人口减少了几乎近一半，只是一个经济活力非常小的中等城市。1937年，太原城市人口为13.9万人，兰州为10.6万人，贵阳11.7万人，都与1843年相差不多。至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据1937年的统计，西宁人口为16.4万人，拉萨12.6万人，迪化（今乌鲁木齐）为9.0万人， 归绥（今呼和浩特）为8.4万人， 这些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城市人口变化不大。 （注：参见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地理分布》《地理学报》第4 卷1937年。 ）另外在明朝和清中前期曾经很兴盛的大运河沿岸城市如临清、淮阴等，由于津浦铁路通车和大运河功能降低而迅速衰落。
二、门户位置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城市的优先发展
城市是货物和人员的集散地，需要有方便的交通，故交通运输的发展与否对于一个城市的兴衰至关重要。特别是近代工业兴起以后，能源、燃料、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量空前增加，人口的流动也加大，这对城市的运输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没有一个地理封闭、运输条件很差的城市能够在近代发展起来。相反，具有优越的运输地理位置和交通发达的城市都能得到较快的兴起。故近代中国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一般都是位于国家的或地区性的门户位置，具有优越的交通位置和自然地理条件。
交通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条件在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城市产生以来，作为地域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大都与交通枢纽相共生，一般说来，比较重要的城市大都是位于陆上枢纽、水陆枢纽、海陆联运枢纽，枢纽的区位价值主要受到交通形式和交通路线的影响，受到国家和区际经济主要联系方向上所形成的客流与货流的汇集与分流规模大小的制约。在宋朝以前，中国的南方经济还不发达，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主要是通过北方的陆路进行，与东亚、东南亚等国的海上联系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超过经济上的意义。汉、唐时期，北部地区的长安、洛阳成为国际性的城市，西北地区成为中国的门户，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一般规模都不大。宋以后，随着南方经济的的兴起，逐渐超过北方，海上贸易加强，中国的门户也逐渐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沿海的城市才得到较大的发展，一批贸易港口城市兴起。但清朝建立后，由于实行闭关政策，因而不仅中国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而且沿海的城市发展也受到影响，此一时期，中国的货流量特点是以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国内循环为主，因而沿海的城市除广州外，多数城市发展缓慢。
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改变，西方资产阶级以武力强迫在中国开拓市场，倾销商品，收购原料，从而将中国纳入到世界市场体系和世界交通网络中，同时轮船这种新的交通工具和交通形式引入中国，改变了的中国与外部的交通路线，由此导致了中国货流流向的改变，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的门户，因而位于沿海的海陆运输枢纽城市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成为开埠通商口岸；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向中国内陆的渗透，和铁路、公路等新的交通形式和交通路线的兴起，那些位于区域门户位置的城市也成为开埠通商口岸和交通枢纽。交通形式和交通路线的改变，使新的交通流量占主导地位的交通路线上的城市的区位价值发生变化，土地的利用价值也发生变化，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的开埠通商口岸较多，约开商埠为79个，自开商埠为30余个。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来考察，对外开放对于促进城市发展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在开放后得到很快的发展，实际上不少城市在开放后，发展仍然是缓慢曲折。例如与上海同期开埠的其他4 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宁波、福州，在开埠前或是比上海规模大，或是相差不远，但是开放带给这些城市的却不是如上海那样飞跃的发展，虽然这些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内陆的未开放城市来讲，其发展仍然是显著的，可是和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相比，则发展较为缓慢、迟滞。此外还有若干比较小的内陆沿边口岸，由于没有位于重要的交通路线上，其腹地较小，因而发展仍然有限。从近代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典型城市来看，大都是一些位于国家的门户位置或地区性的门户位置，具有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城市。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兴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地理位置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上海位于长江的入海口，长江三角洲朝海的顶端，同时也是位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的中部，是唯一的一个直接连接中国中西部的江海交汇的城市，明清时期即成为中国沿海航运的中枢。但19世纪中叶以前，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的条件下，上海所具有这种地理条件却没有显示出其优越性。由于实行闭关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只能通过广州进行，因而即使是长江流域的货物也只能翻山越岭运达广州，上海的地理位置优势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显示，区域性的商业贸易和交通虽然也较活跃，但它最多也只能是“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中小规模城市。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海洋经济凭借武力强行扩张到中国大陆，它不仅要对沿海进行经济扩张，而且是要凭借长江西进，去占领中国中西部内陆市场。因此位于长江和海洋交汇点的上海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门户，交通地理位置也随着外部的交通路线和交通网络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重要。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英国香港总督兼任驻华全权公使并商务监督之戴威（德庇时，J.Davis ）在第一次视查沪、甬、闽、厦四埠之后，在报告中写道：“上海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上最为重要的商港，因此吸引着国际方面很大的注意。我所熟悉的城市中，没有其他城市具备上海那样的优点。上海已成为通往中华帝国的大门，实际上就是主要的入口港。溯（黄浦江）而上，驶向上海县城时，但见帆樯林立，即刻就显出它是一个巨大的国内贸易中心。帆船从沿海各地开到上海来，不仅来自南方各省，而且还有从山东和北直隶来的；每年还有相当数目的帆船，从新加坡和马来群岛开来此地。上海内地运输的便利也是举世无匹的。这个地区既属长江流域，所以是一片广大的平原，有许多美丽的河流交错其间，而这些河流又被运河连贯起来。有些运河很像自然河流，而另一些则是人工的伟大工程。由于此地地势平坦，潮水的涨落深及内地，这样就帮助了当地人民把出口货运至上海，或者把进口货运往遥远的内地。上海这个口岸麇集着从事内地运输的各种大小船只，旅客在内地旅行时，随处都不断碰到这些船只，在岸上也常瞥见其帆影。自上海开埠以来，这些船只运输大量茶叶和生丝，供应已在上海开业的英商的需要，回程则载去欧美制造品。”（注：（R.Fortune: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Provinces of China,P112.《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册第562页。）戴威的观点反映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的看法，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海开埠后，通过长江与整个长江流域相联系；并面向大海与世界也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长江是中国最大的水系，许多源远流长的水道都汇集到长江，中国的海岸也在这里向公海伸展到最远处。长江是中国最长最大的江河，有着中国其他任何一条江河所不能相比的巨大的资源潜力和区位优势，其通航行船能力也是其他任何一条河流所无法相比的。 长江流域共有18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土地的1／5，在19世纪拥有将近2亿人口， 占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半。因而上海成为长江流域和中国沿海贸易的天然汇集的焦点。
此外上海的宏观地理位置也十分有利，它位于北美西海岸和日本、中国、东南亚之间往来轮船所遵循的世界环航线最近点之西不满100 英里。所有西太平洋主要的航道都在那里汇合，因而上海处于远东航运的焦点位置，与西欧和北美东部港口的距离几乎相等，经由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来的货物，可以以平等的地位进行竞争，这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在上海开展航运贸易极其有利。因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外贸易的中心也就不可避免地从广州转移到长江流域与海岸线交汇的天然焦点——上海来。19世纪50年代，上海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上海还拥有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土地广阔的腹地。“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础，就是附近农村地带要人口稠密，劳动力充沛，这就为粮食给养、工业制造和对外贸易提供物质资源。”（注：吉本：《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转引自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55页。）上海之所以成为大城市，就在于它位于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地区相比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顶点。正如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城市都位于三角洲地区，上海也具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在宋以后就是经济发达，人烟稠密的地区。19世纪时长江三角洲估计拥有人口4000万，全部土地面积的约80%为耕地。在这个肥沃的三角洲地带密集着许多商业中心，其中包括自南宋以来就是中国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的杭州和苏州。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人烟稠密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不仅可以为上海城市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粮食、蔬菜、副食品等，而且也是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生丝的主要产地之一。
近代以来，上海所具有的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中国其他城市所不能相比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是上海和其他开埠城市兴盛、繁荣的主要依据，这种地理优越性在中国与世界发生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的条件下作用是越来越突出。
在天津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经济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地理位置因素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倚燕山，宏观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天津也是一个位于海河沿岸距海岸线约40余公里的港口城市，华北平原的两条主要河流永定河和大清河正好在天津上游汇合流入海河，三条河相汇的水流使天津与海洋的水上联系变得十分便捷。清中叶以来，大运河在山东和河北有若干河段已不能通航，漕运衰落，作为中国政治行政中心的北京附近没有可通航的水路，故北京一直依靠天津的大沽作为它的港口，天津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成为直隶、山西和蒙古，以及河南、山东北部地区的天然出海口。天津开埠前，天津的自然地理区位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它是政治中心北京的门户，由于北京的防卫需要，天津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同时由于北京上百万人的生活用品大都来自南方，因而天津作为漕粮和盐及其他物品的重要转运站，具有重要的地位。天津虽然是作为北京的附属城市而存在，但天津的商业贸易在开埠前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天津开埠后，天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就成为华北传统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结的重要枢纽。其时北方的港口城市或是还未开放，或是规模不大，或是受内陆交通的限制，经济腹地不大，因而天津以其较佳的地理位置和广阔的腹地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港口。
武汉也是近代中国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开埠通商城市，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它地理位置。武汉是长江中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沿江港口城市，是联结中国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水系，长江流域则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长江则是联结中国东西部的黄金水道，而汉口则居于这一黄金水道的中部，从东海的长江出海口至汉口的900多公里江段，有四季航行的便利。吃水8英尺以下的轮船一年四季可以航行，吃水29英尺的轮船，在夏天涨水季节，也可以航行到汉口，这就给汉口带来商业上的价值。此外，汉口码头至武昌江岸的泊船区域长达8公里多，最大吃水量28英尺的海轮，在一年中有5—9个月的高水位季节，可以在汉口直接装载和起卸货物， 而在其余的月份中货物是由江轮载运往来于上海的。一般下水三天，上水四天。故汉口为长江上的一个优良港口。同时武汉的经济腹地也十分广阔，它所在的湖北省和邻近的湖南省是中国的两大省区，人口众多，物产富饶，成为武汉贸易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础。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 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从而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和发展轨迹。由于武汉的交通枢纽位置和华中地区的门户位置，使它的对外贸易得到飞跃的发展。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近代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从而成为推动武汉城市发展的新的动力。
近代重庆城市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交通运输地理位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地处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左挟右带，控驭便捷”。明清时期，随着四川地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发展，重庆作为四川的门户，通过长江航运的省际贸易有所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商业中心，“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易迁。”（注：乾隆：《巴县志》卷3。 ）因而近代以来，随着重庆的开埠和外国资产阶级对西南的经济渗透，重庆的地理位置对它的发展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从小位置考察，重庆是四川与外部联系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重庆者，四川之咽喉，而扬子江上流之锁钥”。（注：金沙《四川贸易谭》，《四川》第2号。 ）四川的地理环境很特殊，四周高山峻岭环绕，与外部的陆路交通十分不便，自古便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因此，近代四川与外部的交往和经济联系，主要是依赖于长江水道，而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也就成为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由此衍生的主要经济活动有：1.四川的商业贸易中心。2.四川的工业基地。3.四川的金融中心。从大位置考察，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成为西南与华中、华北、华东及国外联系的枢纽。由于重庆居于东西部结合点，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外部的洋货、国货要进入西南，大都需要经过重庆，而西南地区的农副产品要运往东南沿海地区，也大都要经过重庆，重庆成为西南的门户，由此衍生的经济活动主要有：1.长江上游最大的洋货分销中心。2.长江上游最大的土货购运中心。重庆在四川的小位置和在全国的大位置都有利于它的发展，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推动了重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三、以贸易为先导，因商而兴是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重要原因
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中心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空间聚集的结果。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运动，首先表现为商品交换活动的空间聚集，交换活动的空间聚集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经济中心也就随之而产生。可以说没有交换的空间聚集，也就不可能有区域经济中心。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指向于城市，主要是由于城市具有聚集经济效益的缘故。所谓聚集经济效益，是生产要素的地域集中和交换行为的空间重叠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商品交换来而言，城市集中的大量居民和工厂产生了在同一空间重叠的市场，由此导致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容量不断增加，多样商品和多样对象的交换行为的空间重叠所产生的多方位效益，是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在交换方面的表现。生产要素的地域集中和交换要素的空间重叠，同时对于聚集人才、聚集技术和公用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产生了多元效益的辐射，从多方面提高城市的聚集效益。
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资产阶级跑遍全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推销他们的商品。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也就是要占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他们在中国主要是以通商口岸为基地，因而产生了交换要素的空间聚集。以贸易为先导，因商而兴，或者说是由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空间聚集，成为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古代社会不同，此一时期的贸易不仅是以天然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的初级贸易，而且更主要的是越区贸易和越项贸易，这有利于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商品的社会容量，而相关的城市也就成为国内甚至国际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主要是从东亚海岸线通过海上运输进行，故处在东亚海岸线的中心位置的上海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19世纪中期，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叶和蚕丝，这两种农副产品的主要产地是在长江流域和福建等地，在中国未开放以前，这些农副产品须翻山越岭，经过漫长的陆路运输到广州出口，花费的时间长，成本也高。上海开放后，由上海出口生丝比从广州出口要节省费用约35%—40%，因此大量丝、茶不再运输到广州，而直接运输到上海出口。1852年上海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已是同期广州输往英国货值的1.7倍，到1853年上海从英国进口的货值也超过广州，占全国进出口货值的59.7%。（注：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这与广州仅占中国进出口货值总额的13%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的天然有利条件使它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内外贸易中心，从而取代了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
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不仅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商品大量聚集，而且中国人、中国资本、商品也在上海大量聚集，并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世纪末，有外国人评论说：“每年中国商人愈来愈倾向于想使上海成为北华贸易的中心城市，把北方沿海和沿江的口岸仅仅当作供给本地即时需要必不可少的货物的卸货地。规模最大的华商号都在这里设立代理机构。……大量中国的股本不但投资在纯粹中国商行……而且也投资在外商设立的、在国外管理控制下的洋行。……某些洋行的股份，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系中国人所有……上海的未来，要以中国和中国人，连同中国人的权益为转移；外国人唯有跟中国跑，才是明智的。”（注：上海英文《文汇报》（Shanghai Mercuey）.1893年第95页。）20世纪以来，上海的年进出口贸易也保持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0%以上的比例。进出口贸易是上海经济的支柱，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直接推动了上海的航运业、船舶修造业和进出口加工业的大发展，同时也吸引大量的内外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上海大量集中，上海成为中国和远东的商品集散地和金融中心，对外贸易、埠际贸易和金融业的发展，成为推动上海城市繁荣的动力。
上海除了巨额的进出口批发业，为本城市服务的零售商业也十分发达集中，从而形成了若干商业街区，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南京东路、金陵路、四川北路、西藏中路、福州路、淮海中路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商业大街，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等全国著名的四大公司集中在不到200公尺的路段上，绚丽的橱窗，闪烁的霓虹灯，先进的设施， 丰富的商品，吸引了大量的中外人士，成为城市活动的热点，推动着上海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发展。
天津之所以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商业中心，也与它在开埠后优先发展商业贸易关系密切。天津开埠后，吸引了一批外国商人，他们“希望这个港口能在重要性上压倒上海或其他敌手，或者至少把这些地区的商业吸引过来。”（注：《天津—插图本史纲》第25页，转引自《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69页。 ）尽管洋商们企求天津在商业贸易上压倒上海的希望未成为现实，但开埠后确实每年都有大批洋货通过天津输往华北各地，除一部分分销直隶各地外，山西的太原、太谷、平阳、蒲州、潞安、汾州、大同、朔平，陕西的西安、同州、兴安，河南的彰德、怀庆、卫辉，山东的济南、临清、东昌等中级市场或初级市场的进口商品都是通过天津转运过去的。（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67 页。）天津开埠初期，由于华北地区的市场限制，对外贸易增长的幅度并不大。其时，华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的购买力也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故为天津对外贸易所提供的出口商品远远低于进口商品增长的速度。
天津开埠后，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开埠通商口岸，天津的经济辐射和聚集功能大大增强。由于天津通往内陆腹地的交通日益方便，同时内陆腹地关卡少，所征关税也不多，以至经天津运到太原的洋布仅比距上海100 余公里的苏州普遍流行的价格略贵一点，（注：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71页，第171页。）因此天津的腹地不断扩大，天津成为全国洋布洋纱进口的最大口岸，19世纪下半叶，天津进口的洋布占全部进口商品总额的50%以上，占全国洋布进口总数的1／4强，洋布的输入量超过了上海和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口岸。进口的洋纱量也成倍地增长，占全国洋纱进口总量的10%。（注：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71页，第171页。）同时大量其他洋货也经由天津进入直、豫、冀、晋、鲁、奉、吉、黑、陕、甘、蒙、新等省区。天津不仅为华北、东北地区的商品进出口基地，同时也成为商人作为南华地区与西伯利亚之间转运茶叶和呢绒的一个重要转口贸易港。
19世纪末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其腹地几乎囊括黄河以北半个中国。19世纪后期，随着天津对外交通运输的发展，天津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进出口贸易总额较前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如1900年天津进出口贸易额比开埠初期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约5倍。天津海关称19世纪末“这十年间（1892—1901 ）历史确定的主调是本埠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不顾一切阻碍，持续地向前突进，这种力量的表现没有比1892年再为强烈的了。”（注：《天津1892—1901海关十年报告书》《天津历史资料》第4期。 ）另一方面天津对外直接贸易也逐渐增多，20世纪以来，随着天津对外水陆交通运输网络的变革，天津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直接对外贸易数量超过了间接对外贸易数量。如果说开埠使天津在经济上逐渐摆脱对北京的依附，那么20世纪初年以天津为中心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则使天津在经济上逐渐摆脱了对上海的依附。随着天津对外贸易特别是直接贸易的增长，天津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天津市场的商品也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参加世界市场的流通。天津对外贸易的增长为其后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城市和全国第二大城市奠下了基础。1895年天津城市人口为587666人，比开埠前的1840年城市人口198716人净加了388950人，几乎净增加了两倍。除了少部分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致外，主要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天津开埠后的前半个世纪，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和交通的发展所造成的，天津开埠后，吸引了大批的中外商人和手工业者、劳动苦力纷纷来到天津，同时，对外贸易的发展还促进了为本城市服务的城市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天津开埠后，无论是华界还是租界内的各种商店、旅店、饭馆、茶园、妓园开始大量出现。
汉口尽管是一个内陆港埠，但是由于它位于中国的中心地区，长江的中部，水陆交通方便，其贸易圈十分广阔，逆长江而上可达四川，顺江而下可直通上海和海外，溯汉水而上可进入陕西和河南，经洞庭湖则进入湖南和贵州。因而当封建的内向封闭性一旦被打破，它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商品销售场和内外贸易的中转站所蕴藏的潜能逐渐得到发挥，贸易额增长迅速。汉口开埠前，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破坏和影响，商业一度衰落。但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经济则日趋繁荣。60年代，汉口对外贸易额大约为每年3000万海关两左右，其后，由于内地市场对“洋贷的需求量仍然是有增无减。木棉日用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故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呈不断增长趋势，1882—1891年的“十年中汉口贸易净值相当可观，达到358000000汉口海关两。 ”平均每年为3800万海关两。到20世纪初年，汉口对外贸易额已达到17000 万海关两左右，始终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汉口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外贸易额增长了约8倍。1865年—1895年， 汉口港的进出口贸易仅次于上海，位列全国第二位，汉口由一个区域性的经济贸易中心向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贸易中心发展。20世纪初年，中外人士已经普遍认识到“汉口作为一个大的商业都会和迅速发展的贸易中心这个事实。”（注：穆德和等著：《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36页、第3页，第30页。）1895—1931年，进出汉口港的国际货轮每年平均在2300—2400艘之间，年进口总吨位最高时超过800万吨。1905年京汉铁路通车， 汉口的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贸易圈和经济腹地空前增大。由此，时人认为汉口“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人艳称之为东方芝加哥。”（注：《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穆和德等著：《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31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
美国学者罗威认为1861年汉口开埠后，西方的影响虽然存在，但却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汉口的商业格局并未产生重大的变化，商业的主体仍是国内贸易，他说：“我们注意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汉口在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就已是全国性的市场了，并且在成为条约口岸仍然如此。汉口从地方交换体系中分离出来，主要是国内的影响，而不是西方的影响，这种分离是明清中国国内商品经济形成一个整体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注：罗威：《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罗威强调中国国内商品经济对汉口的作用， 但却予以过高的估计。相反他对于开埠对汉口的影响却估计过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1796—1889年这一段时间内，而没有从一个更长的时段内对汉口城市发展轨迹加以全面考察，没有看到汉口正是由于与国际市场发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其经济辐射能力和聚集能力才较开放前出现巨大飞跃，从而才有可能成为近代中国少数几个特大城市之一。我们强调开埠的作用，并不是要否定国内商品经济的影响和汉口城市对于西方影响采取积极的回应。近代汉口的发展与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发展有共同之处，即都是因开埠通商而使城市的地理位置优越性首先在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来，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则成为城市发展的巨大动力。
除了以上的三个大城市外，重庆等少数新兴的大城市也是以贸易为先导，因商而兴。
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工业、通讯业、运输业、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业不受时空的限制，对经济的渗透力最强，辐射面最广，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影响久远。在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兴起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所起的作用也十分关键。
四、近代工业的兴起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主要动力
近代工业的兴起发展是近代中国少数经济中心城市急遽扩张，并优先发展成为大城市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制造业的崛起，更容易突出城市的贸易功能，不仅刺激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创造，而且使城市聚人才和科技的优势。
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之所以能够从一个中等城市上升为特大城市，除了以上的诸种原因外，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则是这些城市近代工业的兴起成为推动它们发展成为特大城市的动力。
上海作为一个大城市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1843年—1895年，此一阶段是上海作为一个传统的中等商埠城市向国际性的现代贸易中心城市的转变时期；第二阶段，从1895年—1936年，是上海从一个商业贸易城市向工业城市转变的时期，其城市经济发展逐步导入了工业化的过程。
1895年前，上海已经建立了少数近代企业，但总体规模不大。1895年春，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建立工厂，这使上海刚出现不久的工业发展运动变得生气勃勃，“从那时以来，上海就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张的局面。”（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棉纺织工业由于大量的中外资本注入而成为新兴的行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此外，同期“新出现的工业包括卷烟厂、火柴厂、棉籽榨油厂和造纸厂，造船和船坞工业尤其兴隆。”（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因而到20世纪初年， “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中心。……主要的工业可包括机器和造船工业、棉纺业和缫丝业。”（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给中国发展工业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推动力，世界的多难给了上海工业的一个发展的良机，上海工业得到大幅度的发展。“各类工厂象雨后春笋开设起来，厂址大多在公共租界西北区，沿苏州河的两岸。……可以说，哪里有宽阔的通往江河的水道就会有工厂。”（注：《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海关十年报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上海由一个商业贸易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据统计，1933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已达11亿元以上，超过了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315页。 ）抗战前夕，上海共有工厂5525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373家；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的40%，工人数占全国的43%，技术工人占全国的40%，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册，第97页；1937年《上海市年鉴》。）抗战初期， 上海部分工厂内迁西南等地区，但大部分工厂仍留在上海，相当部分迁到租界。抗战胜利，上海的工厂数进一步增加，据统计1947年上海共有工厂7738家，占全国工厂总数14076家的54.9%，上海工人共计有367433人， 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3.8%。（注：谭熙鸿等：《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1948年版，第26页。）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也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
工业时代的大城市和工业时代之前的区别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的发展对于上海城市规模的扩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墨菲评论说：“直到1895年，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从上海开埠到此期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经商机构的结果， 上海人口增加了一倍。 但是如果与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制度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人口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1895年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市场海外竞争的消除，对于上海工业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上海人口很快增加到300万左右。 由于当时上海的工业主要是规模较小、投资不足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因此为了维持这种工业的发展比维持早期的商业活动，需要更多数的劳动力。”（注：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24页。）尽管墨菲关于上海人口的统计有些不准确，但他所表达的思想则是无误的。工业的发展确实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大量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拉力，吸引着为数众多的外地人口到上海来谋生，其结果是一方面使城市人口的迅猛增加，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同时，上海城市飞速发展的制造业也直接推动了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商业、金融业及其他各种服务业和文化娱乐业变得活跃。可以说没有工业的飞跃发展，上海仅靠商业贸易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世界级的特大城市。上海开放后所出现的国际性商业贸易和大规模的轮船运输不仅使上海城市迅速发展，而且也使它处于中国社会巨大的结构性转换的首位，它率先冲出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其近代工业在就业和产出上迅速上升，特别是由于20世纪的工业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使1840年还是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上海能够上升为具有世界地位的大城市，到1936年前已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具有同等地位。
天津成为特大城市也与近代工业的发展有关。天津的近代工业在全国各城市中的起步较早，始于洋务运动时期，1866年建立的天津机器局，是当时仅次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全国第二大兵工厂。天津机器局“巨栋层栌，广场列厅，迤丽相属，参错相望。东则帆樯沓来，木栅启闭；西则轮车转运，铁辙纵横。与天津郡域遥相对峙，隐然海疆一重焉。”（注：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八·公廨。）因而天津机器局的建立对于天津城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天津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增加，并带动了交通、通讯和教育的发展。但总的说来，19世纪下半叶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缓慢，除天津机器局外，其他所建工厂甚少，特别是到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仅有的少数工厂也毁于战火。在天津近代工业大规模兴建之前，天津的城市规模虽然较前有较大发展，但到1895年天津城市人口仍只有587666人，并未形成特大城市。20世纪以后，天津的近代工业出现了飞跃发展。据统计1902年—1913年间，天津新设的工厂就有49家，其中华资工厂28家，资本总额373万元，外资工厂21家，资本总额101.8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外国资本势力对中国的经济压迫减轻，于是中国的民族工厂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由于天津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交通方便，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备，资金、技术、人才也都较集中，故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因而当上海成为南方工业城市的时候，天津也迅速发展成为北方的工业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1928年，天津新设的工厂达1286家，平均每年新设工厂92家，其中1915年和1924年新设工厂数分别为219家和297家。（注：宋美云：《北洋时期官僚私人投资与天津近代工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另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调查， 天津中国城区（租界未包括在内）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各类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为3300万元；此外，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余家。民国前期，天津城市工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天津城市工业行业较为齐全，门类众多，形成了以轻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体的近代工业体系。从总的方面看，天津城市的工厂多数仍是小型工厂，但大、中型工厂的数量也不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天津开始出现工厂大型化的趋势，投资数十万和数百万的棉纱、化工、面粉工厂不断出现。天津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工业的发展成为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首先增强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实力，使城市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天津由一个单纯的商业贸易城市发展成为以工业为基础，以商业、金融为主导，具有先进的交通通讯设施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这样，天津与北京在城市功能上有了重要的分工，政治、文化功能成为北京城市的主要功能，而经济功能则是天津城市的主要功能，华北地区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双中心城市体系。其次，工业的发展也直接推动了天津城市地域的扩展，由于建设工厂需要大片的生产和生活用地，而城区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大多数工厂都设立在城区和租界边缘地带，随着工厂数量的增加，工厂更向远郊发展，如河北市区火车站外的小于庄，德租界南的小刘庄、挂甲寺、郑庄子，河北堤头、陈塘庄、塘沽等地都先后建设了一些大型的工厂。这些大型工厂，工人数量多而且十分集中，因而在这些工厂附近往往形成了新的居民聚居区，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些工厂区和居住区也相应的建设了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从而改变了这些地区原有的乡村性质，使天津城市的外沿不断扩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以来，工业的发展直接加速了天津城市人口的聚集，天津工业发展的高潮时期也正是天津城市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如天津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1906年至1910年，天津城市人口每年都净增加4万余人，1910年比1906年增加了44.66%； 天津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战后，天津城市人口也是以每年净增加近5 万人的速度发展，1925年天津的城市人口达1072691人，比1917年增加了49.01%，其后天津城市人口仍然继续增加，到1936年则达到130万人。 （注：以上数据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
武汉之所以优先成为大城市也与它发展工业分不开，近代以来，武汉不仅是华中地区土产贸易和进出口贸易的聚散中心，而且也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的工业中心。“汉口作为一个商品聚散中心拥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自然优势，同时四周拱卫着丰富的煤、铁等矿产资源以及其他工业必需的原料，诸如棉花、丝绸和苎麻等。”因而汉口具有发展近代工业的有利条件。汉口的近代工业发韧于开埠后外国商人在汉口开设砖茶加工厂，到20世纪初年，汉口的外资企业即有30余家，涉及卷烟、制革、面粉、蛋品加工、打包、机械修理等行业。（注：穆德和等著：《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95页，第45页，第43页。）
19世纪末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开始在武汉推进工业化。张之洞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大力发展近代工业，因而他制定了轻重工业并举的程序，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和奖励发展工业的措施。张之洞在武汉先后创建了湖北枪炮厂、湖北炼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官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湖北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湖北官砖厂、武昌制革厂、武昌模范工厂。19世纪末，“当旅行者接近汉口城时，第一眼你就能看到林立的烟囱，它充分展示了一个工业城的面貌；在汉口和武昌两岸你还能看到许多其它重要设施的标志。”（注：穆德和等著：《近代武汉社会与经济—海关十年报告》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95页，第45页，第43页。）
除铁、棉和丝织工业外，武汉还陆续建设了能制造全部铁路使用的客货车的车辆工厂、铁路桥梁厂；煤炭工业也是汉口的重要工业之一，还有制革厂、制麻厂、面粉厂等。据统计，1911年，汉口有民族资本的近代企业已达120家左右，其中有资本可查的企业有30多家， 资本总额约为1000万元，工人约8000多人，涉及火柴、面粉、榨油、玻璃、卷烟、肥皂、砖瓦、机械修理等行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武汉的近代工业如同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近代工业一样，由于欧洲各国忙于大战，无暇东顾，故获得较大的发展。到20年代，武汉的近代工业不仅较前数量增多，而且规模扩大，初步形成了轻、重工业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此一时期武汉三镇的主要工业可以归纳为：棉纺厂、制袜厂、机器厂、钢铁厂、蛋黄厂、压包厂、砖茶厂、肥皂厂、蜡烛厂、火柴厂、卷烟厂、面粉厂、桐油作坊、电厂、油库等。武汉的工业经过30余年的发展，到抗战前，初步形成了轻、重工业并举，相互支援协作的格局，从而构成了武汉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此外，重庆之所以形成为特大城市也与重庆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国大后方的工业基地有着直接的关系。
结语
推动近代中国特大城市形成的条件除了以上几方面外，还可以举出政治、战争、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如太平天国运动对于上海城市的聚集曾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迫使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对重庆在抗战期间大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些都只能看作是一些偶然因素，而这些偶然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受到必然因素的支配。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没有对苏州、杭州的聚集起到推动作用？抗战爆发为什么没有使万县成为特大城市？如此种种问题都是值得思考。此外，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在近代仍然在起着作用，上海虽然不是中国的政治行政中心，但却是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政治中心，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十分巨大，所产生的聚集效益非常突出。重庆在抗战时期大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行政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益。因而进一步从多层面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特大城市兴起的条件是一件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学术工作。
收稿时间：199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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